西欧社会民主党基本价值观述评
张有军[1]
摘要：西欧社会民主党基本价值观主要包括自由、公正、互助，在民主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中处于核心地位，是社会民主党人团结一致的基础，是评价政治现实、未来制度以及党员行动的标准。社会民主党基本价值观的产生具有一定历史必然性与合理性，但社会民主党人把社会主义解释为某种伦理道德或价值观念的产物，把伦理道德说成是超阶级的，这表明社会民主党基本价值观的哲学基础是唯心主义的，在政治立场上是反马克思主义的。
关键词：社会民主党 民主社会主义 基本价值观
在西欧社会民主党的文件和理论文章中，使用频率最高的词，除了“民主”和“社会主义”外，就是“价值”或“基本价值”。基本价值在社会民主党的思想体系民主社会主义中一直占有非常重要的位置，不了解社会民主党的基本价值观，不了解基本价值在民主社会主义思想体系中的地位和作用，就不能真正了解社会民主党及其思想体系。
一 基本价值的确立及其原因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西欧社会民主党在指导思想上明确放弃马克思主义，伦理社会主义逐渐成为各国社会民主党的官方理论。1951年社会党国际的成立宣言，即《法兰克福声明》明确指出：“社会党人之所以反对资本主义，……最主要的是因为它违背了社会党人的正义感。社会党人反对任何形式的极权主义，因为它侵犯了人的尊严。”[2]以伦理社会主义为理论基础，宣言初步阐明了一些后来成为民主社会主义基本价值的观念，它宣称社会主义的目的是“建立一个自由人能以平等地位共同工作的社会”，[3]社会党人共同奋斗的目标是“社会公正、生活美好、自由与世界和平的制度”，[4]强调“没有自由，就不可能有社会主义”。[5]“民主社会主义的目的，是在实现经济与社会保障和社会日益繁荣的基础上扩大个人自由。”[6]《法兰克福声明》尽管讲到了自由、平等、公正、和平等概念，但不是专门性地阐述，显得零散而不系统。以后随着各国社会民主党的不断探索，其理论认识也不断深化。其中，德国社会民主党率先把从伦理社会主义中引发的一些基本道德观念写入1959年《哥德斯堡纲领》，强调“自由、公正和团结互助，……这些都是民主社会主义意愿的基本价值”[7]。其后，这些基本价值先后被社会党国际和中欧、北欧的社会民主党接受。1989年，社会党国际十八大通过的《社会党国际原则宣言》对基本价值作了比较完整的阐述，明确指出“实现自由、社会公正与团结”是“社会主义的本质”，[8]从而使这些基本价值成为各国社会民主党所遵循的思想指南。
社会党国际强调：“自由是个人与合作努力两者的产物——这两个方面是同一个进程的组成部分。人人都有权免受政治胁迫，有权得到追求个人目标和发挥个人潜力的最大机会。但只有全体人类在争取成为历史的主人并为确保任何人、任何阶级、任何种姓、任何宗教和任何种族都不会成为他人（或旁类）的仆从而进行的长期斗争中取得胜利，这才有可能实现。”“公正意味着结束一切对个人的歧视，以及平等的权利和机会。它要求对体力、智力与社会的不平等进行补偿，要求实现既免于依赖生产资料所有者，又免于依赖持政治权柄者的自由。”“平等是一切人类都具有同等的价值的表现，是人的个性自由发展的先决条件。基本的经济、社会与文化平等为人的多样性与社会进步所必不可少。”“团结一致的内容无所不包，是全球性的。它表达了共同的人性和对不公正的受害者的同情意识。团结一致得到了一切人道主义重要传统的正确的强调与弘扬。在个人之间与各国之间空前相互依存的现时代，由于团结一致为人类生存所迫切需要，其意义就更为重要。”[9]
社会党国际认为，自由、公正和团结三者的价值同等重要，彼此相互依存，互为前提，这是认识和把握民主社会主义实质的关键。“与此相反，自由主义者和保守主义者主要强调个人自由，无视公正和团结一致；共产党人则声称实现了平等，而无视自由。”[10]在社会民主党人看来，无论是自由主义、保守主义还是共产主义都犯了各种片面性的错误，只有民主社会主义对自由、公正和团结的理解，才是全面的理解，因而才是人类最佳的选择。社会民主党关于三个主要基本价值之间协调的原则体现了一种道德的约束性，一种人类所特有的道德自律和意志自律，充分表达了社会民主党的伦理要求。
二战后社会民主党在指导思想上之所以接受伦理社会主义并把自由、公正（平等）、相助等基本价值作为其行动指南，是多种因素合力的结果。
第一，伦理社会主义的长期影响。19世纪末20世纪初，新康德主义马堡学派的代表人物赫尔曼·柯亨提出伦理社会主义。他从康德的“善恶说”的道德观念出发，认为社会主义首先关心的不应是经济问题，而应是道德问题，社会主义应当在伦理学的概念基础上建立起来。除柯亨外，鼓吹伦理社会主义的新康德主义的代表人物还有19世纪70年代曾任苏黎世大学和马堡大学教授的朗格。郎格断言未来的社会主义与客观物质生活条件无关，而与人心中的伦理观念紧密相连。因为人的伦理观念或康德的“绝对命令”是先验地根植于人的心理——生理组织内部的。由此出发，朗格反对社会革命，鼓吹改良主义，声言社会变革只会“破坏”“毁灭”社会文化，使人类历史沦于“黑暗”和“停顿”，主张通过改善人类的伦理观念来促进“人类的团结”，建立“理想社会”。与马堡学派齐名的另一个新康德主义学派是弗莱堡学派。该学派从“普遍意识”和“普遍价值”等观念出发，认为人的内心理念是评价社会历史事件的普遍标准，因此，为了改变现实社会，人们无需改造经济关系，无需消灭生产资料私有制，废除剥削，而只要根据伦理原则建立起作为“道德人的交往团体”的法权国家就够了。法权一经改造，加上人们的“善良意志”“至善”“良心”，社会变革即可成功。上述这些伦理社会主义观念成为后来德国民主社会主义具有强烈的伦理色彩的思想渊源。
第二，对战争和现实社会主义的反思。二战以前，尽管社会民主党受伯恩斯坦改良主义思想的影响，接受资产阶级议会民主制，但他们仍然把社会主义取代资本主义的必然性当作社会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二战以后，社会民主党对20世纪上半叶发生的两次世界大战特别是对希特勒法西斯暴政所造成的大规模人道主义灾难进行了深刻的反思，再加上苏联在20世纪30年代以及东欧社会主义国家在二战后初期所进行的大清洗、大肃反等“侵犯人权和人的尊严的事件”不断被揭露，这些都让社会民主党得出了“向非人道状态倒退的情况始终是有可能发生的”和“不能信赖历史的规律”[11]的结论。这种情况促使德国社会民主党率先进行变革。在党的理论家埃希勒的推动下，德国社会民主党制定了在民主社会主义历史上具有重大影响的《哥德斯堡纲领》，公开接受伦理社会主义。由于德国社会民主党是各国社会民主党中理论水平最高的党，在它的带动下，伦理社会主义相继被各国社会民主党接受。
第三，社会民主党对制度替代方案的抛弃。长期以来，社会民主党一直“谋求用一种制度来代替资本主义，在这种制度下，公共利益优先于私人利润的利益。”[12]同科学社会主义不同的是，社会民主党所强调的是制度替代的和平性与渐进性。二战后，从社会党国际成立（1951年）并发表《法兰克福声明》开始，社会民主党的纲领、政策呈现出制度目标和价值目标共存的二元性特征。社会民主党的思想体系也从原来标榜的社会民主主义改成民主社会主义，以此表明它们所奉行的是“民主的”社会主义，而苏联、东欧国家共产党奉行的社会主义是“专制的”社会主义。《哥德斯堡纲领》标志着社会民主党“向社会主义发端时期的过分热情的希望告别”，社会民主党意识到对社会的改造不可能毕其功于一役，它是一项持久的改良任务，必须“坚持按照自由、公正和互助这三个基本价值的精神彻底改造社会”，[13]从而突出了社会主义基本价值的重要地位。
第四，适应阶级结构变化的需要。二战后，受第三次科技革命的影响，西欧的社会阶级结构发生了重大变化。一方面，新中间阶级人数不断增长。新中间阶级主要包括政府部门的中级行政人员、国营和私营垄断企业中的中级管理人员、专业技术人员等社会群体。他们对诸如就业、社会治安、福利、生态等与切身利益有关的问题特别关注，希望用和平的、改良的方式消除社会弊端，反对激进的、暴力的革命主张和行动。另一方面，传统产业工人日渐衰落。不仅人数大大减少，如德国目前传统意义上的工人只占从业人员的 5%，[14]而且工人阶级内部不断产生分化，在质量上呈现滑坡之势。越来越多的生活水平较高的工人阶级把自己的身份定位于中产阶级，这样就极大地弱化了工人阶级的阶级意识以及对传统信仰的认同，这种情况造成社会民主党的传统阶级基础不断弱化。为了吸引新的社会阶层，以达成最大限度的政治共识，社会民主党必须在世界观方面进行改革，以一种开放性的姿态应对社会的挑战。自由、公正、相助基本价值观的提出，就是世界观多元化的产物。
二 基本价值的地位和作用
基本价值在西方社会民主党的思想体系中处于核心地位并起着重要作用。正如德国社会民主党1989年纲领所指出的：“自由、公正、团结互助是民主社会主义的基本价值。它们是我们判断政治现实的标准，是衡量一种新的和更美好的社会制度的尺度，同时也是每个男女社会民主党人的行动指南。”[15]
第一，基本价值是社会民主党人团结一致的基础。德国社会民主党的《哥德斯堡纲领》指出，它“是一个思想自由的党。它是由来自不同信仰和思想流派的人组成的一个共同体。他们的一致性建立在共同道德的基本价值和相同的政治目标基础之上”[16]。该党1975年通过的《1975—1985年经济政治大纲》进一步强调社会民主党人的一致性是“建立在共同的道德的基本价值之上的同一政治目标”。[17]社会党国际十七大通过的《利马委托书》也指出：“社会主义没有单一的模式，只有社会党国际所有成员党的共同基本价值观念以及在政治、经济与社会权利方面的基本思想。”[18]社会党国际十八大的宣言中写道：“除一切民主社会主义的指导原则外，社会党人还对基本价值有明确的一致认识。尽管存在着多样化，民主和人权不仅是实现社会主义目的的政治手段，而且是这些目的即建立一个民主经济和民主社会的实质内容，这是共同的立场”，基本价值使“具有不同传统但追求共同目标——民主社会主义——的政党和组织集结在一起。在其全部历史中，社会党、社会民主党和工党一直代表同样的价值观念和原则”。[19]基本价值的提出，使来自不同社会阶层、不同文化背景、不同宗教信仰、不同意识形态的人们有了共同的道义准则。德国社会民主党理论家托马斯·迈尔指出：“大家同意基本价值和基本目标，这是社会民主党人共同行动的前提。”[20]
第二，基本价值是评价政治现实、未来制度以及党员行动的标准。德国社会民主党前领导人勃兰特曾经指出：“在党的具体目标的制定中，将基本价值作为必要的依据和‘实际的’即及时的、政治上可能的指导。”[21]德国社会民主党柏林纲领更将基本价值具体化为党“判断政治现实的标准，是衡量一种新的和更好的社会制度的尺度，同时也是每个男女社会民主党人的行动指南”[22]。这里表明了三层含义。一是评价现实的标准。在社会民主党人看来，现实的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各方面的制度和行为，只要有悖于自由、公正和互助这些基本价值，就应当受到批判，就应当谋求改进；反之，只要符合这些基本价值，就应当得到肯定和弘扬。二是建立新社会制度的标准。在社会民主党人看来，未来的社会形态难以预测，无论什么类型的社会制度，只要符合自由、平等、互助这些基本价值，就是美好的社会，就是值得人们为之奋斗的社会。三是衡量每个社会党人行动方向的标准。德国社会民主党《哥德斯堡纲领》，对党员的要求只有一条：社会民主党欢迎每一个承认民主社会主义基本价值和基本要求的人加入它的行列。
第三，基本价值是社会民主党人的理念追求。法国前总理若斯潘认为，“本世纪的一个教训是：已不能再把社会民主主义界定为一种制度。我认为，现在按照制度的概念——资本主义制度、计划经济制度——来行动已不是绝对必要的了。我们自己也没有必要界定一种制度。我不知道作为制度的社会主义将会是什么样子的，但是我知道作为价值观总和、作为社会运动、作为政治实践的社会主义可能是什么样子的，它是一种思想启示、一种生活方式、一种行动方法。它要坚定不移地参照那些既是民主的、又是社会的价值。”[23]德国社会民主党更是将基本价值的意义提升到很高的程度，认为它“远远超出了经济政治关系的形态。它们关系到人类的整个社会生活现实，并且建立在人道主义和基督教的传统基础之上”[24]。社会党人之所以强调基本价值的重要意义，是因为价值是永恒的，而现实的社会经济关系以及建立在这种社会经济关系基础之上的政治理论、经济理论都是暂时的；另外，价值可以形成人类改造世界的准则和动力，是主动的，而现实的社会经济关系是被动的。换言之，在社会民主党人看来，只要人们普遍地确立了这些价值观念，就可以以此为目标改变现存的社会经济关系，使社会不断地朝着美好的方向发展。
三 社会民主党基本价值观简评
从纯粹思想史的角度看，社会民主党基本价值观的提出，具有历史的必然性，也具有一定的合理性。作为社会民主党基本价值观形成的背景至少有三点值得我们注意。一是欧洲文明的发展与人的价值实现的不同步性。近代西方资产阶级高举人文主义大旗，提倡人性以反对神性，提倡人权以反对神权，提倡个性自由以反对中世纪的封建等级制度和宗教桎梏。然而自由资本主义时期日益膨胀的物性、工具理性也同样在吞噬着人性。在这种情况下，社会民主党人坚持价值原则，倡导价值理性，体现了对物质主义、技术主义的反思或反叛。二是现实社会主义国家出现的重大失误。社会主义国家由于没有现成的经验可循，只能在实践中不断地摸索，社会主义建设中出现一些失误在所难免。不可否认的是，这些失误，尤其像斯大林时期大清洗运动这样的重大失误，让有些人错误地在共产主义与“极权”“独裁”之间画上了等号，在共产主义与人类基本价值的实现之间挖掘了一道壕沟。三是在马克思主义的研究和宣传中，有时存在一种不正确的导向，如把历史决定论说成俨然如自然科学一样精确的预示，从中失却了马克思主义的价值尺度和价值原则，更不要说在坚持两种尺度、两种理性统一的基础上推陈出新。
如此而言，社会民主党人所提出的价值目标，无疑起到一定的纠偏作用，我们不能断然否认其存在的合理性。但是，对庸俗经济决定论的拒斥和纠偏，绝不能成为指责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是“经济决定论”，甚至说马克思主义具有“反伦理倾向”的理由。马克思主义不是经济决定论，也不是建立在人道主义的基础上，马克思主义是合规律性和合目的性的统一。
马克思主义并不否认社会主义的道德论证，但价值方法只是认识客观现实的一个方面，绝不能把这种道德论证作为解决社会发展和社会主义问题的灵丹妙方。换言之，道德论证是必要的，但不是唯一的、起决定作用的。“道德决定论”是不符合历史发展规律的。恩格斯曾经指出：“人们自觉地或不自觉地，归根到底总是从他们阶级地位所依据的实际关系中——从他们进行生产和交换的经济关系中，吸取自己的道德观念。”[25]伦理价值与产生它的社会关系比较，始终只能是第二位的、从属的，任何不受时间限制的、独立的精神价值世界都是不存在的。而社会民主党人却把基本价值的伦理性质说成是第一性的、首要的，以此为出发点，把社会主义解释为某种伦理道德或价值观念的产物。社会民主党的有些理论家曾说：“思想不是从经济状况中产生的。相反，经济状况对于这种思想来说是第二性的，人类的理想是通过经济状况在历史进程中逐步实现的”。[26]可见，社会民主党人不是从生产方式和交换方式的历史变迁中，而是从对所谓永恒真理和正义的认识中寻找人类社会变迁的终极原因，这样就完全颠倒了物质和意识之间的关系，陷入唯心主义的泥潭。
马克思主义还认为，在阶级社会中，道德具有鲜明的阶级性。阶级社会是一定社会经济关系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这种经济关系必然影响和制约整个上层建筑和意识形态，其中包括道德。各阶级在生产中所处的地位不同，就会导致产生不同的阶级利益。这种阶级地位和阶级利益的不同决定了人们生活实践的差别和对立，从而形成不同的甚至截然对立的道德观念。各个阶级为了维护本阶级的利益，一方面把道德作为阶级斗争的工具，另一方面也在塑造为本阶级服务的特定的道德体系。因此，阶级社会中的各个阶级都有各自不同的道德，阶级社会中一切道德理论体系都是具有阶级性的。恩格斯曾经指出：“道德始终是阶级的道德……只有在不仅消灭了阶级对立，而且在实际生活中也忘却了这种对立的社会发展阶段上，超越阶级对立和超越对这种对立的回忆的、真正人的道德才成为可能。”[27]社会民主党人则以超阶级的“人”立论，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了超阶级的基本伦理价值。不可否认，战后由于面临着一系列危及人类自身的危险，如核战争、生态破坏、能源危机等，全人类的共同利益和价值观达到了相对于以往历史发展过程中前所未有的一致。但这并不意味着世界由此变成了大同世界。阶级、阶级对立以及剥削制度的存在使道德具有阶级性的判断依然有效。有什么样的生产方式就有什么样的道德与之相适应。因此，人类只有在消灭了阶级、消灭了剥削制度以后，才能达到社会道德的真正统一。
（此文原载于张有军著《西欧社会民主党执政理论与实践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6）
[1] 张有军（1966～ ），男，山东东阿人，聊城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硕士生导师，聊城大学中外社会主义比较研究基地研究员，山东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研究中心特约研究员。
[2] 社会党国际文件集编辑组编《社会党国际文件集（1951-1987）》，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9，第7～8页。
[3] 社会党国际文件集编辑组编《社会党国际文件集（1951-1987）》，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9，第2页。
[4] 社会党国际文件集编辑组编《社会党国际文件集（1951-1987）》，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9，第3页。
[5] 社会党国际文件集编辑组编《社会党国际文件集（1951-1987）》，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9，第4页。
[6] 社会党国际文件集编辑组编《社会党国际文件集（1951-1987）》，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9，第6页。
[7] 《德国社会民主党纲领汇编》，张世鹏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第70页。
[8] 中联部编译小组编《社会党国际重要文件选编》，当代世界出版社，2005，第5～8页。
[9] 中联部编译小组编《社会党国际重要文件选编》，当代世界出版社，2005，第5～6页。
[10] 中联部编译小组编《社会党国际重要文件选编》，当代世界出版社，2005，第6页。
[11] 〔德〕托马斯·迈尔：《社会民主主义导论》，殷叙彝译，三联书店，1995，第77页。
[12] 社会党国际文件集编辑组编《社会党国际文件集（1951-1987）》，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9，第5页。
[13] 〔德〕托马斯·迈尔：《社会民主主义导论》，殷叙彝译，三联书店，1995，第98页。
[14] 罗云力：《西方国家的一种新治理模式——社会民主主义第三条道路研究》，重庆出版社，2003，第96页。
[15] 《德国社会民主党纲领汇编》，张世鹏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第96页。
[16] 《德国社会民主党纲领汇编》，张世鹏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第70页。
[17] 李兴耕编《当代西欧社会党的理论与实践》，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9，第125页。
[18] 社会党国际文件集编辑组编《社会党国际文件集（1951-1987）》，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9，第505页。
[19] 中联部编译小组编《社会党国际重要文件选编》当代世界出版社，2005，第5页。
[20] 〔德〕托马斯·迈尔：《论民主社会主义》，刘芸影译，东方出版社，1987，第87页。
[21] 〔德〕维·勃兰特、〔奥〕布·克赖斯基、〔瑞典〕欧·帕尔梅等：《社会民主与未来》，丁冬红、白伟译，重庆出版社，1990，第3页。
[22] 《德国社会民主党纲领汇编》，张世鹏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第96页。
[23] 殷叙彝：《法国社会党对社会民主主义理论革新的贡献》，《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2001年第3期。
[24] 中共中央党校科学社会主义教研室等编《社会党重要文件选编》，中共中央党校科研办公室，1985，第169～170页。
[25]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0卷，人民出版社，1971，第102页。
[26] 〔苏〕B.A.尼基京：《“民主社会主义思想体系”批判》，常玢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5，第25页。
[27]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第435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