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研究路径的拓展与创新
研究路径的丰富拓展，是一个学科成熟与发达的标志。中国鲁迅研究很早就形成了作品意义发掘、评传式研究、思想研究等研究样式，20世纪80年代以后，回忆录正误、外来影响溯源、人物形象解读等研究路径也都取得了典范性的成果。而在日本，由于研究语境、研究目的和学术传统的差异，也产生了一些不同于中国的研究方式，并代有创新。除了最有代表性的实证主义研究之外，其中，“鲁迅像”可以说是较为引人注目的研究路径的创新，无论是竹内好的“竹内鲁迅”像，还是丸山昇的“丸山鲁迅”像，抑或伊藤虎丸的“伊藤鲁迅”像，都有其自身独特的研究方法和价值观与思想意义。这些“鲁迅像”本书后边的章节将做细致的探讨，此处不赘述。还有一些研究路径的拓展创新也已成为中国学者加以借鉴研究的起点，比如以第三方为中介比较鲁迅与一个作家的方法，都可以让我们感受到日本鲁迅研究在丰富与创新鲁迅研究方式方法方面的意义是值得重视的。这里顺便介绍两种日本研究者探索的鲁迅研究样式。
1.《野草》的“笺注”
所谓“笺注”，原本是中国传统的一种学术文体，其写作方式是围绕着研究的文本，记录下相关的背景知识和阐释话语。这里说的背景知识，包括从词语含义（实词的“训诂”）、句法（虚词的“训诂”）、语源这些语言学知识，到典故、本事、制度这些文献知识。成功的笺注，阐释话语应该是从对背景知识的发现、搜集、表述中自然生发出来的，而且讲究不放过一句一字的训诂与典故，若任何有出典或特殊字义的地方被笺注者忽略了，都会被看作失误。
在我国的现代文学研究领域中，笺注的形式是非常少见的。从一个词语或句子的重新理解，或一个典故的重新“发现”，来重新阐释一个文本的论文是有的，但是以整个文本为对象来系统进行此类的工作则很难见到。这可能是源于研究者的一种不言自明的共识，即现代文学的语言是“白话文”，所以不像“文言文”那样需要字句解说。而在日本，汉语作为研究者们的外语，在研究现代汉语文学经典时使用笺注的方式却成为他们研究的一种有效途径，他们由此不但得以克服语言造成的障碍，而且也从字句的探究中找到了一些理解鲁迅作品文本的线索，并且通过这种方式体现了日本鲁迅研究在“文献”和“实证”方面的优长。日本知名的鲁迅研究专家木山英雄（1934年生）、片山智行（1932年生）和丸尾常喜（1937～2008）都有以笺注形式写作的《野草》研究专著。
日本的笺注者要以日语翻译鲁迅作品，这本身就是一种词语释读的工作，可是单纯地以一个日语词来对应一个汉语词，只能是相似的释义。在一定的语境中，这种相似的释义也可以比较准确地传达原文的意思，然而对于一些特别的表达、含义丰富的词句，则有必要超越一个词对应一个词的方式，更细致地追究原文意思，并用更详细的解释来进行传达。在这个意义上的“词语释读”，形成了这些“笺注式研究”的一大特点。
他们的词语释读方式可以分为这样几种：（1）以汉语权威工具书释读；（2）以鲁迅其他文本中的用法释读；（3）以相近时代文本中的用法释读；（4）以古代文献中的用法释读；（5）以语境释读。所有这些方法的运用，在前面提到的三位研究者的笺注中都是一丝不苟的，表现了三位笺注者广博的学识和严谨的态度。最后一种“以语境释读”，就是古人所谓的“理训法”，依学术规范来说不可单独运用，必须与其他“训诂”法结合才能运用。我们在此考察的三位笺注者正是这样的。
比如，木山英雄释读《影的告别》中“无地”一词，是这样进行的：
原文中的“无地”作为汉语也是少见的词语用法。一般是作为比喻表示无处容身的状态或心情（如“无地自容”、“羞愧无地”），或者如字面所示指陆地尽头的水边（如杜甫的诗句“草阁临无地”）。而在诗中具体用起来却如说“无地之地”一样产生一种有悖常理之感，不过，这正与“影”离开“形”等在现实上是不可能有的事情一样，在感觉上是合拍的。这种感觉与开头所说的“不知道时候的时候”相似，到底是一种抽象性的东西。[8]
这里，木山英雄首先以汉语权威工具书中的语例和古代文献中的用法，列举了“无地”在汉语中所有有据可查的含义，然后，因为这些含义在语境中都不成立，所以符合逻辑地推测，其真正含义只能以“无”和“地”两个语素的含义与汉语构词法为基础，在文本的语境中确定。“影”离开“形”的情节和“不知道时候的时候”这种表达，就是确定这个词语含义的语境，从“不知道时候的时候”更是可以证实“无地之地”这个含义。将“无地”释读为“无地之地”，这就是“理训法”，但是在此之前，必须先确定所有已有的含义都不能在这个文本的语境中成立，否则，就成了因学识不够而臆测猜想，有违学术规范。木山英雄的释读，完全符合学术规范，他对语例的熟练运用，更是体现了他在汉语和中国文学方面扎实的学术素养。
“孤证不立说”是梁启超从明末清初以来中国学者的学术实践中总结出来的一个原则，即如果某一个发现只有一个证据，则这个发现不作为确定的结论提出。我们考察的这三位《野草》笺注者中，丸尾常喜在这方面表现得是最突出的，他所做的大多数词语释读都要找到至少两个依据，比如一个辞书的释义，加一个鲁迅其他作品中的语例，再比如两个古代文献中的语例，等等。这体现了一种“无疑处生疑”的研究态度，即对每一个似乎已经不必再仔细追究的“常识”，都要先假设它是错误的，然后找证据来证明，只有证据足够，才承认它是正确的。所以我们读他们的词语释读，不会看到其中有“虽然没有理由，但肯定是这么回事”这种态度，也不会看到有随便找来一个义项就说这个词在这里一定是这个含义的现象。只有经过抉择、经过论证的释读，才会写进他们的笺注之中。
2.比较文学方法下的“文学资源”研究
藤井省三，1952年生，在20世纪80年代崛起的一代日本鲁迅研究者中，是较多致力于比较研究方法的运用，并取得很大成绩的一位学者。他的比较研究不但视野广阔、文献运用严谨、目光敏锐，而且有着独具特色的比较思路，即追寻情感表达的“文学资源”。笔者以为，他的这种思路并不单单是一种方法上的努力，其背后是有着特定文学观念支撑的。一个文学研究者的学术气象，最终要看他怎么回答“文学是什么”这个最根本的问题。许多从事“比较文学研究”的人，虽然也做了很丰富、很细致的文献工作，但是却误将文献比对当成了文学研究，或者以“学术评议”的眼光来看文学作品，他们比较的结果往往是，一篇作品中的哪些东西是从前人那里来的，哪些东西是“创新”的，而且只有“创新”的东西有价值，从前人那里学来的东西则只证明了这个作者的学问。于是，每一个伟大作家在这些人的“比较研究”中都可以分为“学问”和“创新”两部分，整个文学史就是一些有学问的人在殚精竭虑地“创新”。这种单向度的思维方式是很难在文学研究领域做出真正有价值的工作的，因为他们的文学观是与文学的真相相悖的。实际上，文学的最终意义不在于学问和技术，其价值也不能分为“文献综述”和“创新点”来衡量。藤井省三所做的工作，就文献的丰赡与比读的细致来说，与前边说的那类研究有相似之处，或者说，其研究的“基本功”丝毫不逊色于他们，但是他的研究并没有走上“文学名作=学问+创新”的套路，他知道他在艰苦的文献爬梳中整理出来的东西，是因为创作者情感的力量，才成为“文学”的，从一篇优秀作品中能够发现的任何“前人影响”，都只是构成一种“资源”，怎样运用这种资源，才显示了文学家的伟大之处。正因为有了这样的思路，藤井省三的鲁迅作品比较研究才精彩纷呈，即以比较文学研究的方法，以鲁迅作品中体现的思想与情感脉络为主轴，追溯作品中意象的来源，让我们得以从鲁迅作品的伟大，体会到文学传承的价值与意义，也从文学传承的事实中，进一步理解了鲁迅作品的伟大。这无疑是我们的鲁迅研究可以借鉴的一种研究样式。
总之，日本的鲁迅研究在其百年的发展之路上，形成了许多独有的特点，这与日本的“问题场”有关，也与日本的学术传统有关。过分推崇日本鲁迅研究的成就，认为它整体上超过了中国鲁迅研究的水平，自然不妥。但日本鲁迅研究本身构成了中日文化交流的一种独特样态，其中的许多研究样式可以为我们所借鉴和发挥，[9]而以鲁迅文学为反思“近代化”的资源这一思路可以给我们的研究带来很有益的启发，相关的成果也可以成为我们“接下去说”的基础。这些都是今天我们了解、分析日本鲁迅研究史的直接价值。
[1]袁良骏：《鲁迅研究史》上卷，陕西人民出版社，1986，第1～3页。
[2]吕元明：《日本文学论释——兼及中日比较文学》，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1992。
[3]吕元明：《日本文学论释——兼及中日比较文学》，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1992，第346页。
[4]原题日文为：『日本における魯迅』，中文译文初刊于《鲁迅研究月刊》2000年第11期；收入靳丛林编译《东瀛文撷——20世纪中国文学论》，吉林大学出版社，2003；译文修订后收入丸山昇著《鲁迅·革命·历史——丸山昇现代中国文学论集》，王俊文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
[5]本书第一章第一节有详细论述。
[6]参见本书附录2。
[7]刘柏青：《鲁迅与日本文学》，吉林大学出版社，1985。
[8]木山英雄：《读〈野草〉》，赵京华译，《文学复古与文学革命：木山英雄中国现代文学思想论集》，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第315页。
[9]吴福辉先生的《插图本中国现代文学发展史》（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第二章第十六节专谈《阿Q正传》的传播接受史，这也许是受到日本鲁迅研究者的启迪，譬如藤井省三先生写过《鲁迅〈故乡〉阅读史——现代中国的文学空间》（『魯迅「故郷」の読書史：近代中国の文学空間』，創文社，1997），董炳月译，南京大学出版社，2013。“阅读史”其实也可写作“阅读传播史”。又如靳新来先生的《“人”与“兽”的纠葛——鲁迅笔下的动物意象》（上海三联书店，2010），书名与解读角度很可能是受到过丸尾常喜的《“人”与“鬼”的纠葛——鲁迅小说论析》[（『魯迅：「人」「鬼」の葛藤』，岩波書店1993），秦弓译，人民文学出版社，1995]的启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