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五四时期：青木正儿与《支那学》

中国的文学革命运动发生三年之后，有一个研究中国古典文学的人，开始注意到已经处于蓬勃发展阶段上的中国新文学，并对鲁迅的创作做出了评价，这个人就是青木正儿。

青木正儿（1887～1964）是日本著名的中国文学研究家，曾师事桃李满天下的京都帝国大学教授狩野直喜（中国文学研究家），与王国维、鲁迅在不同时期都有过学术事务上的联系。1919年前后，他到中国游学，在北京亲身感受到五四文学革命的热烈气氛。归国后，曾在同志社、立命馆等大学任教。1920年9月，青木正儿等人发起专门介绍中国文学问题的月刊《支那学》^[3]，由支那学社编辑，东京弘文堂书店刊行，1947年停刊。

1920年9月至11月，青木正儿在他主编的《支那学》第1～3期上，发表了介绍中国文学革命的文章《以胡适为中心潮涌浪旋着的文学革命》。这篇文章比较准确地把握了中国新文学的革新意义。例如青木正儿在《支那学》第3期上揭载的部分里说：

民国七年（1918）六月，《新青年》突然出了《易卜生号》。这是文学底革命军进攻旧剧的城的鸣镝。那阵势，是以胡将军的《易卜生主义》为先锋，胡适罗家伦共译的《娜拉》（至第三幕），陶履恭的《国民之敌》和吴弱男的《小爱友夫》（各第一幕）为中军，袁振英的《易卜生传》为殿军，勇壮地出阵。他们进攻这城的行动，原是战斗的次序，非向这里不可的，但他们至于如此迅速地成为奇兵的原因，却似乎是这样——因为其时恰恰昆曲在北京突然盛行，所以就有对此叫出反抗之声的必要了。那真相，征之同志的翌月号上钱玄同君之所说（随感录十八），漏着反抗底口吻，是明明白白的。^[4]

在这里，青木正儿虽然有从形式上看问题的倾向，把胡适视为文学革命运动的中心人物，但也涉及其他作家，对他们做了较公正的评价。譬如在第2期里，他又谈到了白话新诗：

现在一个新的事实是，有了白话诗的同行，刘半农、沈尹默、唐俟等也踊跃参加。这些人中，胡适稍有癖好，即以闪现西学的新知识而辟新味；沈则可以看出站在本国的立场而努力摆脱旧习，但往往因了古人而踏入旧诗的意境中；刘是最有新式文人气质的，却往往难免遭人诽议为肤浅；唐则诗味淡薄，未能入境，就象扒拉茶泡饭一样，往坏了说是索然无味。^[5]

这样的评价，也都是切中肯綮的，尽管对唐俟（鲁迅）的白话诗评价不高。青木正儿当时是否知道这“唐俟”便是鲁迅的另一笔名不得而知。但平心而论，鲁迅在五四初期尝试创作的白话新诗，虽然思想意义无可厚非，艺术表现方面却不免乏味。旧体诗创作，鲁迅虽然擅长，但由于深知唐诗的高峰，后人难以超越，所以也是浅尝辄止。鲁迅的睿智表现不在诗歌而在小说和杂文方面。青木正儿准确地看到了这一点。他在该杂志第3期的这篇文章里，就对鲁迅的小说做出了很公正的评价。他说：“在小说方面，鲁迅是位有远大前程的作家，如他的《狂人日记》，描写一个患迫害狂的人的恐怖和幻觉，达到了迄今为止中国作家尚未达到的境地。”^[6]青木正儿这篇文章末尾写的脱稿日期是1920年10月10日，假定他那时读了鲁迅已发表的全部小说，也不过是《狂人日记》《孔乙己》《药》《明天》和《一件小事》。但他却能独具慧眼，看到“鲁迅是位有远大前程的作家”，这是很难得的。应该说，青木正儿不仅是最早向日本介绍中国新文学的日本人，而且也是最早发现鲁迅价值的日本人。

这一年底，鲁迅读过这篇文章后，曾给青木正儿回过信。信中说：“先前，我在胡适君处的《中国学》上，拜读过你写的关于中国文学革命的论文。衷心感谢你怀着同情和希望所作的公正评论。我写的小说极为幼稚，只因哀本国如隆冬，没有歌唱，也没有花朵，为冲破这寂寞才写的，对于日本读书界，恐无一读的生命与价值。今后写还是要写的，但前途暗淡，处此境遇，也许会更陷于讽刺和诅咒罢。”^[7]可见，鲁迅也是很看重这篇文章的。

青木正儿满蕴着对中国新文学无限热爱的文章和《支那学》对中国新文学作品的译介，在当时的日本国内似乎没有发生多大影响，甚至一些旅居过中国的日本作家，诸如木下杢太郎、芥川龙之介等，也仍然对中国的文学革命运动冷漠无知^[8]。但是，青木正儿和《支那学》对中国新文学及鲁迅的翻译介绍，却是双向的中日两国近代文学交流的新开端，历史会永志不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