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 移民与城市社会问题的关系
随着美国城市化的发展，各地的排外主义浪潮迅速兴起，并促使美国政府从1882年起颁布了一系列歧视性的移民法。因为多数美国人相信，外来移民是美国贫困、犯罪和政治腐化等问题的根源，威胁了美国社会制度的存在与发展。实际上，社会问题不是美国城市化时期独有的弊端，而是资本主义社会共有的痼疾。
马克思在分析资本主义制度与社会问题的关系时就一针见血地指出，资本主义社会中的不平等是其一切社会问题的根源。不同的是，“一个国家的资产阶级在经济上愈发展，因而国家的权力愈具备资本主义性质，那么社会问题就愈尖锐：法国比德国尖锐，英国比法国尖锐，君主立宪的国家比君主专制的国家尖锐，共和制的国家比君主立宪的国家尖锐。”[29]美国作为近代史上发展最快的资本主义国家，其社会问题必然会随着经济的发展而滋长起来。
就移民的贫困问题而言，确有少数群体或个人曾依靠救济度日。特别是19世纪中期，前所未有的马铃薯饥荒席卷了爱尔兰之后，百余万走投无路的饥民蜂拥美国，对东北部城市的社会救济造成了较大的压力。1850年，爱尔兰移民占波士顿市医院患者的50%，乞丐的58%，囚犯的63%，接受救济者的97%[30]。
然而，类似这种不正常的现象在美国历史上并不多见，而且，如前所述，许多经济贫困的移民在不同程度上得到了本民族社区的帮助。此外，随着移民进入就业市场后，接受救济的移民不断减少，其比例已接近或低于美国人的平均水平。譬如，19世纪80年代末期，在纽约市的乞丐中，爱尔兰移民的比例为15%，美国人的比例为12%，德国人为8%，意大利人为2%。1893年经济危机时期，芝加哥市各移民群体领取救济金的比例与美国人大致相当[31]。但是，如果从整体上和长远上评价移民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那么就不难发现，外来移民所享受的福利远远不及他们对美国社会的贡献[32]。
城市贫民窟的急剧膨胀既是美国城市化的必然产物，也是当时政治腐败的结果。随着城市就业机会的增多，大批劳动力涌向城市，而城市的房地产商为牟取暴利，将破旧房屋稍加改造后就出售或租让，或者兴建简陋住房待价而沽。虽然各州和市政府曾试图改善市区居住条件，但市政老板常常与投资者达成幕后交易。这样，前者既稳固了自己的政治地位，也捞到了经济上的好处；后者在投资项目获得减税和经营等特权等优惠条件，结果使许多市建项目进展迟缓，质量低劣。
由于住房、供水、排水和污水处理设施等问题长期得不到解决，贫民窟常常是烟雾弥漫，空气污浊，臭气熏天，到处肮脏不堪。虽然贫民窟中居住着大批外来移民，但其多数克勤克俭，洁身自好，居住条件无可厚非。1911年，美国移民委员会对全国城市考察之后在给国会的报告中指出：“虽然发现了许多恶劣的状况，但已确认的事实是，大城市的大多数外来移民过着努力工作的生活，他们的家庭相当整洁，他们所在市区的恶劣条件不是他们造成的，与他们无关，而是因为市政府没有提供足够的供水设施和合理的排水与污水处理系统”。[33]
一些排外主义者指责外来移民“犯罪率极高，是城市事端的祸根”[34]。实际上，从美国学者的研究成果来看，当时的实际情况是，外来移民较少的农村地区的犯罪率远远高于移民较多的城市。在各大城市中，社会犯罪普遍存在，而“外来移民的犯罪率低于土生美国人”[35]。在多数情况下涉及外来移民的案件都是美国人利用了移民初来乍到的那种胆怯忍让的心理而肆意作恶的结果。
据1901年波士顿警察局统计，当年在该市北区被捕的3124名罪犯中，只有450人是该区居民，其中除6名意大利人外，没有其他族裔的移民[36]。另据一些美国学者对1900～1927年加州地区亚洲移民犯罪问题的研究，在被捕的亚洲移民中，真正属于罪犯的寥寥可数。“同整体的犯罪总数相比，亚洲裔重罪犯是较少的，低于加州的平均水平。在加州各民族群体的犯罪总数中，亚洲裔重罪犯的绝对人数只是其中的一小部分。”[37]然而，恰恰是亚洲和东南欧移民受到排斥的时间最长，程度也最为惨烈。这与当时泛滥于美国社会的种族主义不无密切的关系。
关于市政腐败问题，我国的一些学者已作了有益探讨，准确地指出了其根源和实质[38]。就外来移民而言，由于各群体曾受到不同程度的排斥，他们维护自身利益的最有效方式就是集体参与政治生活。在各级选举中，他们合力推举本民族或关心本民族疾苦的候选人。而一些职业政客为了争权夺利，常常以欺骗或蒙蔽的手段，阳奉阴违，慷慨许诺，千方百计地拉拢移民的选票，结果使排外主义者错误地把反对政治腐败的矛头指向外来移民。当然，一些城市的党魁和市政老板中不乏外来移民或其后裔。
譬如，爱尔兰移民曾把持着纽约、波士顿、芝加哥、布法罗、密尔沃基和旧金山等城市的政治大权。[39]他们徇私舞弊、任人唯亲的不端行为等于为日渐泛滥的政治腐化火上浇油。爱尔兰移民酷爱政治，主要是因为他们长期遭受了英国的殖民压迫，到美国后又受到了歧视和排斥，因而在心理上具有极强的民族凝聚力。为了维护自己的利益，爱尔兰移民凭借通晓英语和熟悉美国政治的优势，较早地参与了政治生活，试图利用政治权力来提高本民族的社会地位。
值得注意的是，在分析移民与政治腐化的关系时不应过分夸大移民在其中的作用，更不应该忽略联邦政府所负有的主要责任。因为在19世纪末期以垄断资本为核心的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各部门传统的管理手段相互脱节以后，联邦政府在较长的时期内作壁上观，无动于衷，继续奉行了传统的自由放任政策，结果使地方政权处于真空状态。在这种情况下，各种利益集团和族裔体对政治权力趋之若鹜，以期最大限度地满足自己的利益要求。正是这个原因，以土生美国人口为主体的南部城市也出现了“无形政府”操纵政治生活、市政老板充斥城市的腐败问题，“其腐化现象与北部城市相比毫不逊色”[40]。
总之，种种事实表明，美国城市化进程中的贫困、犯罪和政治腐化等问题的主要根源在于美国社会制度和政府政策本身。而外来移民的负面影响远远不足以抵销他们对美国社会的积极贡献。因此，只有公正而客观地评价外来移民的正负面影响才能对历史做出科学的解释。
（原载于《东北师范大学学报》1997年第5期）
[1] Eric Lampard，“Urbanization，” in Glean Porter，ed.，Encyclopedia of American Economic History，Vol.3，New York，1980，p.1030.
[2] U.S. Department of Commerce，Statistical Abstract of the United States，Washington D.C.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1992，p.10.
[3] John Higham，Send these to me，Immigrants in Urban America，Th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1984，p.22.
[4] U.S. Department of Commerce，Historical Statistics of the United States，From Colonial Times to 1970，Washington D.C.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1975，pp.105-106.
[5] John Higham，Send these to me，pp.14-15.
[6] Raymond A Mohl and James Richardson，The Urban Experience：Themes in American History，California，1973，pp.61-63.
[7] 列宁：《关于农业资本主义发展规律的新材料》，《列宁全集》，人民出版社，1958，第22卷，第9～10页。
[8] David Ward：“Cities and Immigrants，” p.7.
[9] 列宁：《关于农业资本主义发展规律的新材料》，第13页。
[10] 裘德·马特拉斯：《人口社会学导论》，中山大学出版社，1988，第213页。
[11] Lawrence H. Larsen，The Rise of Urban South，The University Press of Kentucky，1985，p.84.
[12] 马特拉斯：《人口社会学导论》，第83页。
[13] 王旭：《美国西海岸大城市研究》，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1994，第4页。
[14] U.S. Department of Commerce，Historical Statistics of the United States，pp.112，127.
[15] 田方、陈一筠：《国外人口迁移》，知识出版社，1986，第153页。
[16] Lawrence Larsen，The Rise of Urban South，pp.144-145，83.
[17] The Rise of Urban South，pp.110-111.
[18] U.S. Department of Commerce，Historical Statistics of the United States，pp.958-959.
[19] Thomas Kessner，The Golden Door：The Immigration and Mobility of Italians and Jews of New York City，New York：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77，p.63.
[20] John Bodnar，The Transplanted：A History of Immigrants in Urban America，Indiana University Press，1987，pp.67-68.
[21] John Highan，Send these to me，pp.26-28.
[22] Herbert J. Gans，The Urban Villagers：Group and Class in the life of Italian Americans，New York：The Free Press of Glencoe（Collier Macmillan），1962，pp.6-15.
[23] Nathan Glazer and Daniel Moynihan，Beyond the Melting Pot：The Negroes，Puerto Ricans，Jews，Italians and Irish of New York City，MIT，1989，p.194；John Higham，Ethnic Leadership in America，The Johns Hopkins Univ.Press，1978，pp.159-160.
[24] Qscar Handlin，Immigrants as a Factor in American History，New Jersey：Prentice Hall，1959，p.88.
[25] John Daniels，Ammerica via the Neighborhood，New Jersey：Ulan Press，1971，pp.100-128.
[26] John Daniels，Ammerica via the Neighborhood，pp.100-128.
[27] Oscar Handlin，Immigrants，p.84.
[28] John Daniels，America Via the Neighhood，p.100.
[29] 马克思：《道德化的批判与批判化的道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人民出版社，1976，第1卷，第175页。
[30] David Ward，Poverty，Ethnicity and the American City：1840-1925，New York：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89，p.26.
[31] Loretta Matulich，A Cross-Disciplinary Study of the European Immigrants of 1870-1925，New York：Arno Press，1980，pp.18-19.
[32] 拙作《外来移民对美国经济和就业市场的历史影响》，《世界历史》1996年第3期，第25～33页。
[33] David Ward，Poverty，Ethnicity and the American City，p.116.
[34] Robert Parmet，Labor and Immigrants in Industrial America，Florida，1987，p.65.
[35] Eric H. Monkkonen，America Becomes Urban：The Urban Development of Cities and Towns：1780-1980，University Press of California，1988，pp.96-97；Richard Hoffstetter，American Immigration Policy，Duke University Press，1984，p.153.
[36] Maxine Seller，To Seek America，A History of Ethnic Life in the United States，New Jersey，1988，p.113.
[37] S. W. Kong，Chinese in American Life，Connecticut，1962，pp.45-46.
[38] 丁则民：《美国内战与镀金时代》，人民出版社，1990，第292～296页。
[39] 托马斯·索威尔：《美国种族简史》，沈宗美译，南京大学出版社，1992，第36～39页。
[40] Eric H. Monkkonen，America becomes Urban，pp.120-12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