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

近日，杨可告诉我，她在自己博士学位论文基础上增补改写的专著《同舟：职业共同体建设与社会群力培育》即将出版，请我为该书撰写序言。自己的学生已经可以出版学术专著了，这是一件值得庆贺的事情，所以我毫不迟疑地应承下来。

杨可是2003年秋进入北大社会学系跟着我攻读硕士学位的，当时的研究方向是女性学。由此算来，我们已经相识16年。杨可天资聪颖，悟性很高。她本科就读的是北京大学中文系的古典文献专业，硕士转到社会学的专业方向，肯定需要面对一个学科转换的问题。但是她适应很快，在研究生学习期间不仅学习成绩突出，还成为我田野调查的得力助手，协助我做了很多团队管理方面的事情，大大减轻了我的工作压力。2006年秋毕业之后，2008年她又报考了北京大学社会学系的博士研究生，以总分第一的成绩被录取，跟着我重新开始求学生涯。

博士求学期间，杨可多次跟我讨论博士论文的选题。她跟着我做了多年的田野调查，找一个村庄提炼一个主题，以我们丰厚的资料积累，完成一篇博士论文不是难事。但是杨可却把眼光投向了20世纪30到40年代重庆民生轮船公司这段历史，开始关注卢作孚和他的社会建设事业。这显然是想进入历史社会学的领域。杨可这样做的目的是挑战自己，希望拓宽自己的研究领域。考虑到杨可自2003年转行以来在社会学研究方面取得的长足进步，加上我对她的能力的了解，所以我也给予了大力支持。

2012年她以《同舟：民生公司的现代集团生活建设（1925—1945）》为题完成了自己的博士学位论文。我在导师评语中给予了这样的评价：“民生公司在抗战期间于宜昌撤退时不怕疲劳不怕牺牲抢运物资的壮烈事迹及其在整个抗战时为国家、为民族所做的贡献早已铭刻在中华民族的史册之上。对于民生公司亦有多种专题研究，但基本是史学的角度，围绕当年公司主要负责人卢作孚在民生公司发展中所起的作用（尤其是抗战中的作为）来展开。”该论文“另辟蹊径，试图以历史社会学的视角，将卢作孚及在其影响下的民生公司职工的思想和行动放在救亡图存的宏观背景下来考察，揭示以卢作孚为代表的一代‘民生’人，为救国救民苦苦求索，力图在迷茫中通过‘现代集团生活’这样一种方式来训练职工，从而改变人的素质，在制度和成员两个方面为新的社会之建成开辟道路的创造性实践及这种实践背后的可贵理想，这使论文选题有了厚重的历史内涵。另一方面，论文又将民生公司这样的实践放在中国的文化传统之中来考察，指出现代集团生活与中国传统文化的契合，使我们对卢作孚的思想和实践有了更全面的认识，也使我们看到了现代集团生活的现实可行性，所以论文选题亦有很强的现实意义。”

与博士论文相比，杨可在这本学术专著的写作过程中在理论方面做了进一步提升。她将中国知识精英在20世纪20到30年代面对救亡图存的总体性社会危机，为了实现富国强国、抵御外侮的理想而提出的培育社会之“群力”的方案和实践作为考察民生公司及其领导人卢作孚等所倡导的建设“现代集团生活”的历史实践之思想源头，探寻其构建职业共同体的过程对于在职业纽带之上培育社会“群力”、打造社会团结与建设现代国家之积极意义。在某种意义上，我们可以认为卢作孚先生这样的做法是一种实现局部社会改造的实践，因而亦具有一定的开创性意义。

本书亦将民生公司当年的实践与涂尔干的法人团体理论进行了比较，作者指出，从职业共同体研究的角度来看，民生公司“在很大程度上可以看作涂尔干所设想的围绕着共同职业、共同生活在共同的情感基础上建立起来的法人团体的中国版本”。“抗日战争以前，其职工就从经济上、生活上、情感上依附于公司，公司为职工提供照顾与训练。在战时情态之下，组织表现出应变机制，以职业共同体为基础的社会保护进一步形成与强化，职工与公司之间、公司与国家之间的关系变得更紧密了：一方面，职工、公司、国家之间的共同的利益关系日益密切，职工响应公司动员，积极投入公司组织的抗战军运和物资抢运，在紧张的交通运输与大后方建设中，公司亦与入川后的政府形成更多更深的合作；另一方面，国家以民生公司为中介，实现了对战时特殊行业、特殊技术员工的人力管制和动员，同时，与国家形成合作关系的民生公司也利用自己的组织地位为员工主张权利，提供庇护。借着民族主义精神对”同舟“意识的强化，民生公司真正建立了一种职业共同体，实现了以职业整合人群的目标。正是在这种”群力“的支撑下，民生公司才得以完成战争中赋予交通运输的特殊使命”。

作者在这方面所做的分析，可以帮助我们在相对更深入的层面去考察在抗战这一特定的历史时期中国家、民生公司这样的私企与公司职工三者之间的关系，看清当时在经济领域中国家与社会的关系及社会的运作特点，这在历史社会学的研究中显然具有填补空白的意义。

概而言之，杨可在这本专著的写作过程中做了不少有益的探索，进一步提升了该书的学术价值。这也反映了杨可在学术研究中精益求精和不断进取的精神，我衷心希望，该书的出版能成为杨可在学术道路上的一个里程碑，激励她继续奋进。

杨善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