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人力车业的运营发展

上海最早的人力车来自日本，因此市民最初谓之“东洋车”。1873年（同治十二年），法国人米拉由日本运入上海人力车一辆，并向法租界公董局提出“手拉车”营业专利10年的申请，企图独家经营人力车。1874年3月24日，“法租界公董局核发第一号人力车执照，上海之有人力车自此始”。^[137]当日公董局发牌照20张（每张牌照经营人力车25辆），米拉优先捐取12张，购置人力车300辆到租界使用，成为上海第一家人力车公司。1876年，公共租界、法租界当局同意将人力车发照数放宽到1500辆。此后，中外车商竞争激烈，不断开设人力车公司（车行），增加车辆。^[138]

人力车传入上海后，车价低廉、行车方便，很受欢迎。公共租界当局感到街道上车满为患。1873年，对外商开征人力车捐，并对中外商加征出租马车执照捐。1874年批准对人力车发放执照，5月1日起征收捐税。1879年3月，工部局纳税外人会议决定征收华人人力车捐，每辆1元。因人力车夫反对而无效。当年执照捐收入达46015两。^[139]到1883年2月，“东洋车则多至二千五百辆”。是年，经纳税人会批准，工部局人力车捐增为每月1.5元。这一举措十分奏效，次年人力车下降到每月不超过2000辆。^[140]1884年，公共租界人力车捐照的月均数为2000辆，到1909年捐照月均数达8471辆。在25年时间内车数翻两番，年均递增20%。1898年，华界的南市马路工程善后局开征车捐，人力车月捐7角。到1908年电车投入营运，在主要道路上电车几乎垄断交通。当年夏天人力车数略有减少，最后三个月又有回升，10月达到8462辆。^[141]从1874年人力车在上海出现至1911年，历经38年，逐渐取代轿子、小车和马车，同电车、汽车并驾齐驱，成为上海客运主要工具之一。

其时贫苦农民纷纷流入上海租界，以拉车糊口。人力车大量发展后，车资也随之下降，雇乘者渐渐增多，最后取代了小车客运，成为城市道路客运的主要力量。如1900年向公共租界工部局领照的营业人力车增至4647辆，1907年续增至8204辆，仅在1905年，外商开业的人力车行就有18家，拥有较新式的人力车652辆，而1907年在公共租界内领照的自备人力车已有5625辆。1912年，公共租界已有营业人力车8445辆，自备包车4817辆。^[142]即时，上海“向来西人住宅，多密迩于其营业之所，为卜居近市计以图近便。然至此则住宅之增造者日多，而其距离商业中心点亦日远，随财力较厚者，多自备有车马。而中户以下，亦可雇人力车以代步”。^[143]

然不难发现，自“电车开通以后，苦力营业者当感受莫大之影响，而人力车夫尤甚”。比如，1907年公共租界工部局发给人力车照会数约13800张，当1908年电车开始后即减至12900张，迄1911年次第减少，1912年“复有增加之倾向”。^[144]“私有包车亦有增盛之势，人力车之激增大概因电车之过于拥挤及交易所之骤增。”^[145]再比如，法租界1912年登记的人力车每月平均6000辆，私人包车每季度平均900辆。到1921年，两种车辆分别增加到9000辆、2650辆。^[146]然据其时专家研究，每辆电车输送力约敌人力车73辆，而电车每辆所占面积仅合73辆人力车所占面积的1/26。“倘此说果确，则电车为交通发达上必要之机关明甚。”再据英商电车公司呈工部局计划书谓，无轨电车车辆所占面积为158平方尺，倘人力车运载同数乘客，则占2500平方尺（见表1-16），且无轨电车所需面积仅为运行空间，若人力车，则28辆已占全街面积，“其他运送机关殆无容身之地”。而无轨电车每辆价格平均为12850元，铺道每英里需26022元，“除各项费用外，可赚一分五厘左右利益”。^[147]

表1-16 电车与人力车运输能力比较

至1925年12月，公共租界有公用人力车照万张，包车照12000张；法租界有公用人力车照2000张，包车照4330张；华界，闸北公私人力车照约计4000张；总共约32330张。无论车夫疾病死亡，车辆增减率无甚出入，上海全市人力车32000余辆。^[148]

1927年，上海市政府开始对人力车进行全面管理。据公用局统计，当年共有捐照人力车22768辆，其中营业车17304辆，自备车5464辆，主要分布在租界及沪南、沪北、沪西、吴淞、洋塘、高陆等处。^[149]斯时，“上海的地域很大，假使要到距离略远一些的地方去，绝非两腿所能胜任，而且在时间上也太不经济，所以不得不借重于车子。倘是自己没有车子，可乘电车或公共汽车，比较来的便宜又快。倘是不通电车、公共汽车之处，可叫人力车，代价比电车略贵”。^[150]

当时上海“车辆之数渐增，通衢当然亦日渐拥挤，然就大体而言，交通颇为流畅。在上海一埠，除他项实体上之阻碍外，尚有人力车与有轨电车及其长拖车以妨碍车辆之速行，故欲疾驰，几为不可能之事”。^[151]如公共租界1931年10月某星期五11：45至12：15（进膳时间）调查，各马路间车马最为众多，四川路、南京路交叉路口，当时行经机器车辆计有756辆，此系包括汽车、公共汽车、电车、机器脚踏车等，人力车经过此路口者计2397辆。执此以观之，可知每分钟在其地经过的汽车等为25辆，而人力车为80辆。^[152]至1933年，华界的沪南、沪北、沪西、洋塘、高陆、吴淞等六区，共有人力车主3360户，拥有车13316辆，加上租界境内人力车主1148户，拥有车9990辆，全市共有人力车主4814户、车23335辆、人力车工人78630人。当时全市人口约350万人，平均150人有一辆人力车。^[153]1934年上海人力车夫每年实缴车租如表1-17所示。人力车夫的数量在1920年就有3.5万人，1934年有8万人，1938年更达10万人。这些车夫绝大多数是来自苏北农村的贫困农民，他们平均每六七人轮流合拉一辆黄包车，每人每日的收入只有几角钱。^[154]

表1-17 1934年上海市公用局人力车租金调查统计

再据1934年浦东洋泾区营业人力车状况显示（见表1-18），车辆数共1011辆（不含自用54辆）。出租时间：自清晨至晚间（并无准确时间规定）。租金：各车行租价不同，每日每辆租金约铜元50枚（小洋2角），但最高者不超大洋2角。营业人力车价：自东昌路至洋泾路程约5.5公里，天气晴朗时均需铜元72枚（小洋3角），每公里约需铜元15枚；再自东昌路至塘桥镇路程约3公里，乘人力车价目约合铜元48枚，倘遇天阴或风雨天气，其价目增高2～3倍不等。^[155]至1936年，上海捐照的人力车总数达31551辆，其中营业车23335辆，自备车8216辆。是年，华界营业人力车工人有四五万人，连其家属在内，上海依靠人力车维持生活者达14万人之多。^[156]

表1-18 1934年浦东大道上营业人力车来往人次记录

客观而论，人力车对上海客运交通起到了一定作用。但在它的发展过程中，凡遇道路上人车拥挤和发生交通阻塞时，当局往往归咎其车满为患。从1915年起，公共租界工部局曾屡次提及对人力车限制发照，裁减车辆，但因客观需要，限而不止。至1921年，该局认为“注册给照之营业人力车共有八千辆，已超过居民之需要，徒足扰乱运输事业，使此项车照诚能减少，当可省许多之困难”。^[157]租界当局唯恐人力车增加过多，造成道路拥挤，影响交通，因此对其限制甚严。如在1924年前，公共租界的营业人力车发照数一直限制在8000辆。1924年限额解除，营业人力车数量逐步上升，至同年8月，即达13910辆。然增发车照以后，市面上人力车一度过剩，出现道路拥挤、交通混乱等问题。从9月1日起，租界当局再次实行限额，保有量定在10000辆。^[158]其间，工部局制定新的交通规则，不得再在主要干道或电车轨道边拉客，激起人力车夫的反抗。“他们怀疑电车公司是这一新规则的幕后指使人，愤怒的车夫们在承包人的指使下，把石头泥块扔向电车，打碎车窗玻璃。”^[159]至1933年，虽租界内人力车保持在1万辆左右，但全市已发展到23335辆，一直保持到1937年未有大的变动。^[160]1937年，当局加征人力车夫捐，6月租界内又限减至9500辆，全市为18453辆（见表1-19）。全面抗战爆发后，人力车行业逐步趋向衰落。

表1-19 全面抗战前后上海车辆数比较

问题之实质在于，“选择交通工具为建设都市之重要政策，关于现在及将来之需要及如何方为合理化，诚不得不加以慎重考虑与研究者”。然由历史考之，古代“机械之学未兴，已有各种运输方法，如利用人力、兽力、风力等，可见运输事业由来已久”。^[161]至民国时期，“中国是处处都落后的国家，（东）洋车不但未曾遭受天演淘汰，而且还异样、普遍的发展起来”。^[162]虽有学者认为，“盖吾国街道仅能容轿舆之往来，较大者亦仅够人力车之通行，而每当平频繁之地，已觉其喧嚣万状；如设置电车、电话、电灯之支柱尚需特别设计，其他更可想及。虽二三重要都市已有新式马路之建筑，然欲在较僻之区设置电车，则必需以巨大之工程，根本改造街道，拆城拆屋之举，又须有绝大之权利，故国内电车事业似无发展之希望”。^[163]但城市交通问题还是随交通方式发展而不断变化。世界各国城市交通发展历程并不完全相同，然大都经历如下阶段：第一阶段，以兽力（马车、牛车等）或人力交通为主的阶段；第二阶段，机动化的公共交通阶段。^[164]由见，“交通工具，随人类智识文化之进步，而发展”，^[165]近代“我国交通事业蒸蒸日上，各处交通机关大多采用新式运输利器，旧式舟车渐趋淘汰”。^[166]进而，在城市交通近代化进程中，人力车最终会被推到历史的悲剧地位，“一面是人力与牲畜运输竞争的结果，一面又在抵抗机械运输的应用之中挣扎着”；无论车夫如何抗争，“机械运输依旧随时在将人力车夫抛到失业的苦海中”。^[167]

综上以观，全面抗战前，“虽然世界各国的大都市遭遇到交通拥塞的难题，可是上海却比世界任何大都市遭遇到更深一层的难题，就是车辆种类的繁复，从最新式的汽车到最原始的独轮车，可说是洋洋大观。各种车辆各有不同的速率，于是管制交通的人更感困难。可是在目前，似又不能立时废除这些车辆，因为我们没有充分的电车与公共汽车，更同时立刻废除，将引起很严重的失业问题，表面上这仅是一个技术问题，其时却包含着经济与社会各方面的问题，使我们不能不平心静气的来处理”。^[168]并且，“电车原为交通利器，沪津各处久已设施，北京近亦设厂仿行，其所以得臻如此发达者实有数种原因：其一厥为价廉。故电车一设，乘客之素雇东洋车者多改乘电车，其素徒步者亦不惜微资搭乘电车。其二厥为迅速，故人乐于搭乘”。^[169]所以然者，战前上海人力车虽未如马车一样被逐步淘汰，但也仅是因为政府恐惧人力车夫大量失业引发社会革命和动荡。然这种权宜之策，终究未能改变机械战胜人力、马达征服血汗的历史时势，电车等新式工具最终成为战前上海城市公共交通的力源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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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上海市档案馆编《上海租界志》，第2页。

[2]马长林等：《上海公共租界城市管理研究》，中西书局，2011，“序言”第1页。

[3]孙中山：《建国大纲·修道路》，国民书局，1927，第115页。

[4]国都设计技术专员办事处编《首都计划》，1929年编印，第64页。

[5]《上海公路运输史》第1册《近代部分》，第18页。

[6]上海市档案馆编《上海租界志》，第436～437页。

[7]蒯世勋：《上海公共租界史稿》，上海人民出版社，1980，第316～317页。

[8]上海市档案馆编《上海租界志》，第3页。

[9]徐公肃、丘瑾璋：《上海公共租界制度》，上海人民出版社，1980，第45页。

[10]上海市档案馆编《上海租界志》，第437页。

[11]杨文渊等：《上海公路史》第1册，人民交通出版社，1989，第24页。

[12]上海市档案馆编《上海租界志》，第5页。

[13]上海市档案馆编《工部局董事会会议记录》第1册，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第620、585～588页。

[14]上海市档案馆编《上海租界志》，第437、12页。

[15]上海市档案馆编《工部局董事会会议记录》第4册，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第850页；第7册，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第760页。

[16]上海市档案馆编《上海租界志》，第438～439页。

[17]董修甲：《京沪杭汉四大都市之市政》，第48页。

[18]上海市档案馆编《上海租界志》，第590页。

[19]华文处译述：《上海公共租界工部局年报》（中文），1931年，上海公共租界工部局档案，档号：U1-1-957。

[20]华文处译述：《上海公共租界工部局年报》（中文），1933年，上海公共租界工部局档案，档号：U1-1-959。

[21]《苏州河北一瞥电车通达行人绝少弹痕累累满目荒凉》，《申报》1937年11月25日，第2版。

[22]上海市档案馆编《上海租界志》，第102页。

[23]徐公肃、丘瑾璋：《上海公共租界制度》，上海人民出版社，1980，第93页。

[24]上海市档案馆编《上海租界志》，第4、12页。

[25]华文处译述：《上海公共租界工部局年报》（中文），1935年，上海公共租界工部局档案，档号：U1-1-961。

[26]徐国桢：《上海生活》，第65页。

[27]上海市档案馆编《上海租界志》，第13页。

[28]上海市档案馆编《上海租界志》，第454～456页。

[29]《租界电车之大计划》，《申报》1922年3月9日，第14版。

[30]上海市档案馆编《上海租界志》，第3～4页。

[31]上海市档案馆编《上海租界志》，第7页。

[32]上海市档案馆编《上海租界志》，第437～438页。

[33]上海市档案馆编《上海租界志》，第12～13页。

[34]上海市档案馆编《上海租界志》，第103、4页。

[35]董修甲：《京沪杭汉四大都市之市政》，第46～47页。

[36]上海市档案馆编《上海租界志》，第439页。

[37]杨逸等：《上海滩与上海人丛书》，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第176页。

[38]（清）葛元煦撰《沪游杂记》，郑祖安标点，上海书店出版社，2006，第8页。

[39]玉光：《闸北行驶公共汽车之路政问题》，《申报》1924年7月5日，第25版。

[40]唐振常、沈恒春主编《上海史研究》二编，学林出版社，1988，第32页。

[41]黄苇、夏林根编《近代上海地区方志经济史料选辑》，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第262页。

[42]《上海市公用局关于新西区通行电车》，1931年3月～1932年5月，上海市公用局档案，档号：Q5-2-834。

[43]《沪南展宽路面之进行》，《申报》1921年12月30日，第10版。

[44]吴景平等：《抗战时期的上海经济》，第125～126页。

[45]赵曾珏：《上海之公用事业》，第172页。

[46]吴景平等：《抗战时期的上海经济》，第126～128页。

[47]忻平：《从上海发现历史：现代化进程中的上海人及其社会生活（1927～1937）》，上海大学出版社，2009，第299页。

[48]吴景平等：《抗战时期的上海经济》，第128页。

[49]《上海市公用局关于华商公共汽车公司增加股本》，1932年6月～1933年4月，上海市公用局档案，档号：Q5-2-596。

[50]董修甲：《京沪杭汉四大都市之市政》，第47页。

[51]《本市汽车道路长度统计》，《申报》1930年4月9日，第15版。

[52]《市工务局最近规划之路线》，《申报》1930年4月9日，第15版。

[53]《变更闸北道路系统》，《申报》1933年1月17日，第9版。

[54]毕卓君：《市办闸北公共汽车之刍议》，《申报》1928年4月7日，第25版。

[55]上海市工务局编《上海市工务局之十年》，1937年编印，第8页。

[56]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宣传部编《造路运动宣传纲要》，1929年编印，第26页。

[57]董修甲：《京沪杭汉四大都市之市政》，第49～51页。

[58]沙公超：《中国各埠电车交通概况》，《东方杂志》第23卷第14号，1926年7月25日，第47页。

[59]《上海交通问题》（1947年1月16日在扶轮社演词），赵曾珏《上海之公用事业》，第175页。

[60]〔美〕霍塞：《出卖上海滩》，越裔译，上海书店出版社，2000，第9页。

[61]上海市档案馆编《上海租界志》，第5页。

[62]上海市档案馆编《工部局董事会会议记录》第7册，第760页。

[63]上海市档案馆编《工部局董事会会议记录》第4册，第843页。

[64]上海市档案馆编《上海租界志》，第430页。

[65]上海市档案馆编《上海租界志》，第10、440～441页。

[66]颐安主人：《沪江商业市景词》，顾炳权《上海洋场竹枝词》，上海书店出版社，1996，第100页。

[67]上海市档案馆编《上海租界志》，第441页。

[68]董修甲：《京沪杭汉四大都市之市政》，第51页。

[69]上海市档案馆编《上海租界志》，第441页。

[70]虞：《三十年来上海车辆消长录》，《申报》1932年4月6日，第15版。

[71]华文处译述：《上海公共租界工部局年报》（中文），1931年，上海公共租界工部局档案，档号：U1-1-957。

[72]颐安主人：《沪江商业市景词》，顾炳权《上海洋场竹枝词》，第157页。

[73]华文处译述：《上海公共租界工部局年报》（中文），1932年，上海公共租界工部局档案，档号：U1-1-958。

[74]华文处译述：《上海公共租界工部局年报》（中文），1933年，上海公共租界工部局档案，档号：U1-1-959。

[75]华文处译述：《上海公共租界工部局年报》（中文），1934年，上海公共租界工部局档案，档号：U1-1-960。

[76]华文处译述：《上海公共租界工部局年报》（中文），1935年，上海公共租界工部局档案，档号：U1-1-961。

[77]上海市档案馆编《上海租界志》，第441页。

[78]〔法〕白吉尔：《上海史：走向现代之路》，王菊等译，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14，第90页。

[79]上海市档案馆编《上海租界志》，第434页。

[80]上海市档案馆编《上海租界志》，第442页。

[81]董修甲：《京沪杭汉四大都市之市政》，第49页。

[82]徐雪筠：《上海近代社会经济发展概况（1882～1931）——海关十年报告译编》，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85，第216页。

[83]徐国桢：《上海生活》，第56页。

[84]徐雪筠：《上海近代社会经济发展概况（1882～1931）——海关十年报告译编》，第216页。

[85]董修甲：《京沪杭汉四大都市之市政》，第38、55页。

[86]《上海市公用局关于市党部请交涉取消外商电车驶入华界》，1929年3～9月，上海市公用局档案，档号：Q5-2-912。

[87]潘君祥：《略论旧上海租界经济》，《档案与史学》1987年第4期。

[88]马长林等：《上海公共租界城市管理研究》，第297页。

[89]《上海市公用局兴办浦东公共汽车》，1933年12月～1934年8月，上海市公用局档案，档号：Q5-2-371。

[90]董修甲：《京沪杭汉四大都市之市政》，第50～52页。

[91]上海市工务局编《上海市工务局之十年》，第8页。

[92]董修甲：《京沪杭汉四大都市之市政》，第49页。

[93]嵩生：《马路上来往车辆之比较》，《申报》1923年4月14日，第21版。

[94]上海市政工程志编纂委员会编《上海市政工程志》，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8，第96页。

[95]《工部局对推广电车路之准驳》，《申报》1920年3月30日，第10版。

[96]甘作霖：《上海三电车公司之组织》，《东方杂志》第12卷第1号，1915年1月15日，第15页。

[97]《上海市公用局关于华法商电车第一次请求加价》，1928年2～5月，上海市公用局档案，档号：Q5-2-873。

[98]《上海市第四区党部请办闸北电车》，1930年7～8月，上海市公用局档案，档号：Q5-2-836。

[99]陈树棠：《道路建筑学》，中华道路建设协会，1934，第1页。

[100]赵曾珏：《上海之公用事业》，第159页。

[101]傅祖荫：《公共汽车感言》，《申报》1932年8月10日，第27版。

[102]沛：《八月份公共租界车辆肇祸案统计》，《申报》1932年11月2日，第27版。

[103]中国公路交通史编审委员会编《中国公路运输史》，人民交通出版社，1990，第146页。

[104]《上海公路运输史》第1册《近代部分》，第19～20页。

[105]《上海公路运输史》第1册《近代部分》，第20～21页。

[106]上海市档案馆编《上海租界志》，第327～328页。

[107]《上海公路运输史》第1册《近代部分》，第21～23页。

[108]张忠民主编《近代上海城市发展与城市综合竞争力》，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5，第64页。

[109]《上海公路运输史》第1册《近代部分》，第22～23页。

[110]徐雪筠：《上海近代社会经济发展概况（1882～1931）——海关十年报告译编》，第217页。

[111]《工部局车辆报告与采取政策》，《申报》1922年3月8日，第14版。

[112]《上海公共租界工部局总办处关于交通运输委员会第1至14次会议记录（卷1）》，1924～1925年，上海公共租界工部局档案，档号：U1-5-27。

[113]《上海市公用局兴办浦东公共汽车》，1933年12月～1934年8月，上海市公用局档案，档号：Q5-2-371。

[114]《上海公路运输史》第1册《近代部分》，第116页。

[115]甘作霖：《上海三电车公司之组织》，《东方杂志》第12卷第1号，1915年1月1日，第9页。

[116]上海市档案馆编《上海租界志》，第329页。

[117]忻平：《从上海发现历史——现代化进程中的上海人及其社会生活（1927～1937）》，第225页。

[118]《上海公共租界工部局捕房总巡关于禁赌、交通、犯人逃跑及上海县审讯会审公堂人犯程序等文书》，1909年3～6月，上海公共租界工部局档案，档号：U1-2-642。

[119]上海市公用事业管理局编《上海公用事业（1840～1986）》，第245页。

[120]上海市档案馆编《工部局董事会会议记录》第2册，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第518页。

[121]上海市公用事业管理局编《上海公用事业（1840～1986）》，第246页。

[122]上海市档案馆编《工部局董事会会议记录》第9册，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第588页。

[123]《上海公路运输史》第1册《近代部分》，第27页。

[124]上海市公用事业管理局编《上海公用事业（1840～1986）》，第245～246页。

[125]（清）葛元煦撰《沪游杂记》，郑祖安标点，第8、49页。

[126]上海市公用事业管理局编《上海公用事业（1840～1986）》，第247页。

[127]《上海公路运输史》第1册《近代部分》，第27页。

[128]《上海公路运输史》第1册《近代部分》，第67页。

[129]虞：《三十年来上海车辆消长录》，《申报》1932年4月6日，第15版。

[130]周源和：《上海交通话当年》，第52页。

[131]华文处译述：《上海公共租界工部局年报》（中文），1935年，上海公共租界工部局档案，档号：U1-1-961。

[132]《上海马车淘汰》，《申报》1937年6月4日，第13版。

[133]甘作霖：《上海三电车公司之组织》，《东方杂志》第12卷第1号，1915年1月15日，第9页。

[134]吴琢之：《都市合理化的交通工具》，《交通月刊》第1卷第1期，第40页。

[135]韦以黻：《现代交通政策国防化》，《交通月刊》第1卷第1期，第19页。

[136]刘贤腾：《交通方式竞争：论我国城市公共交通的发展》，第138页。

[137]赵曾珏：《上海之公用事业》，第52页。

[138]上海市公用事业管理局编《上海公用事业（1840～1986）》，第248～249页。

[139]上海市档案馆编《上海租界志》，第327～328页。

[140]《上海公共租界工部局年报》，1893年，上海公共租界工部局档案，档号：U1-1-906。

[141]上海市公用事业管理局编《上海公用事业（1840～1986）》，第249～250页。

[142]《上海公路运输史》第1册《近代部分》，第32、65页。

[143]甘作霖：《上海三电车公司之组织》，《东方杂志》第12卷第1号，1915年1月15日，第10页。

[144]沙公超：《中国各埠电车交通概况》，《东方杂志》第23卷第14号，1926年7月25日，第49页。

[145]《工部局车辆报告与采取政策》，《申报》1922年3月8日，第14版。

[146]徐雪筠：《上海近代社会经济发展概况（1882～1931）——海关十年报告译编》，第216页。

[147]沙公超：《中国各埠电车交通概况》，《东方杂志》第23卷第14号，1926年7月25日，第49～51页。

[148]《上海人力车之确数》，《申报》1925年12月23日，第14版。

[149]《上海公路运输史》第1册《近代部分》，第116页。

[150]徐国桢：《上海生活》，第61页。

[151]华文处译述：《上海公共租界工部局年报》（中文），1931年，上海公共租界工部局档案，档号：U1-1-957。

[152]虞：《三十年来上海车辆消长录（续）》，《申报》1932年4月13日，第15版。

[153]上海市公用事业管理局编《上海公用事业（1840～1986）》，第250页。

[154]〔美〕裴宜理：《上海罢工——中国工人政治研究》，刘平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01，第310页。

[155]《上海市公用局兴办浦东公共汽车》，1933年12月～1934年8月，上海市公用局档案，档号：Q5-2-371。

[156]《上海公路运输史》第1册《近代部分》，第116页。

[157]《工部局车辆报告与采取政策》，《申报》1922年3月8日，第14版。

[158]《上海公路运输史》第1册《近代部分》，第66页。

[159]〔美〕裴宜理：《上海罢工——中国工人政治研究》，第313页。

[160]上海市公用事业管理局编《上海公用事业（1840～1986）》，第252～523页。

[161]龚学遂：《中国战时交通史》，商务印书馆，1947，第1页。

[162]石玟：《故都洋车夫生活》，《市政评论》第2卷第8期，1934年9月。

[163]沙公超：《中国各埠电车交通概况》，《东方杂志》第23卷第14号，1926年7月25日，第47页。

[164]冯云廷主编《城市经济学》，第365页。

[165]吴琢之：《都市合理化的交通工具》，第40页。

[166]《新都之交通新事业》，《申报》1928年7月14日，第9版。

[167]蔡斌咸：《从农村破产所挤出来的人力车夫问题》，《东方杂志》第32卷第16号，1935年8月15日，第12页。

[168]《上海交通问题》（1947年1月16日在扶轮社演词），赵曾珏《上海之公用事业》，第176页。

[169]姜筠：《电车应改良之我见》，《申报》1923年5月5日，第23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