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苏轼诗画论流变研究

在宋代艺术史上有个争论不休的问题，即苏轼是否“扬王抑吴”。“王”指王维，“吴”指吴道子。主张此说者，以苏轼早年所作《王维吴道子画》为证据；反驳此说者，又能举出苏轼二十余年后所作《书吴道子画后》为例。对此矛盾，钱锺书先生创造性地发现，“画品居次的吴道子的画风相当于最高的诗风，而诗品居首的杜甫的诗风相当于次高的画风”，由此得出结论，在中国文艺批评的传统里，诗与画存在着“标准分歧”，从而导致“相当于南宗画风的诗不是诗中高品或正宗，而相当于神韵派诗风的画却是画中高品或正宗”^[2]。钱先生的结论暂且不说^[3]，其对苏轼诗文的解读出于机械推理，是建立在苏轼诗画论毫无变迁、铁板一块的基础上的^[4]。事实并非如此。衣若芬先生《论王维与吴道子》就注意到苏轼对吴道子评价的变化：“苏轼对吴道子的逐渐推崇并不影响王维在他的心目中的地位，他也不曾再比较二人的长短，所以我们不必认为‘扬王抑吴’即是定论。”^[5]对吴道子的评价背后，实质上折射出苏轼诗画论的流变，但衣若芬先生没有深究下去。本文拟论述苏轼诗画论的流变、转向、回归和超越，其中包括审美标准侧重点的差异、差异造成的阶段性特点和造成差异的原因，并在此动态考察的基础上重新认识苏轼诗画论的“清新”美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