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宫女诗史学价值
宫女诗在中国诗歌史上为人忽视，是文学史被遗忘的角落。王建是唐代最具代表性的宫女诗作家之一，作品《宫词一百首》的文学艺术价值历来褒贬不一。游国恩《中国文学史》对此一笔带过：“王建的《宫词一百首》，也很有名，但价值不高。”[35]刘大杰《中国文学发展史》仅有这么一句：“王建虽以宫词著称，然实长于乐府。”[36]清潘德舆《养一斋诗话》言：“建诗唯乐府可贵，宫词已浮冗，律诗尤浅俚不入格。”[37]清宋顾乐《唐人万首绝句选评》评：“仲初此百首，为宫词之祖，然宫词非比宫怨，皆就事直书，无庸比兴，故寄托不深，终嫌味短。”[38]
中国文学批评史中有学者给予较高的艺术评价。严羽《沧浪诗话》云：“张籍、王建之乐府，我所深取耳。”[39]高棅赞其诗：“或旧曲新声，或新题古意，词旨通畅，悲欢穷泰，慨然有古歌谣之遗”，“亦唐世流风之变，而得其正也欤”[40]。袁行霈《中国文学史》称：“王建又有反映宫女生活、以白描见长的《宫词》百首，其中不乏构思巧妙、清新可诵的篇章。”[41]
王建《宫词一百首》之九十有云：
树头树底觅残红，一片西飞一片东。
自是桃花贪结子，错教人恨五更风。[42]
程千帆赞许此诗写作方法：“非直接描写，是比兴之体”，“有了这样一首，就打破了其余几十首都是赋体的统一局面，耳目一新，显示了‘万绿丛中一点红’之美和手法上一多对立之妙。”[43]
中国古代文学传统是“三百篇→骚→赋→乐府→律诗→词曲→小说”，重在抒情[44]，“诗言志”是一以贯之诗歌传统，王国维《人间词话》言“一切景语皆情语”。[45]然而以王建、王涯、和凝以及花蕊夫人等所创作大型联章组诗《宫词》为代表的“宫女诗”呈现出不一样的演绎方式，具有理性多、感性少；具体多、抽象少；记事多、抒情少的特征，实独立于中国古代诗歌传统之外。[46]这是宫女诗被文学史所忽视的缘由。正因为如此，这类诗作自然而然具备较高的史学价值。宫女诗提供了唐代宫女宫中生活的丰富素材，为深入了解这一女性群体打开了一扇窗户，从而展现了后宫这个特殊社会形形色色的人和事情与景。
唐代宫女诗的史学价值，前人已有所重视。欧阳修《六一诗话》认为：“王建《宫词》一百首，多言唐宫禁中事，皆史传小说所不载者，往往见于其诗，如‘内中数日无呼唤，传得滕王《蛱蝶图》。’滕王元婴，高祖子，新、旧《唐书》皆不著其所能，惟《名画录》略言其善画，亦不云其工蛱蝶也。又，《画断》云：‘工于蛱蝶。’及见于建诗尔。或闻今人家亦有得其图者。”[47]葛立方《韵语阳秋》亦称：
唐王建以宫词名家。本朝王岐公亦作宫词百篇，不过述郊祀、御试、经筵、翰苑、朝见等事，至于宫掖戏剧之事，则秘不可传，故诗词中亦罕及。若建者，乃内侍王守澄之宗侄，得宫中之事为详。如“丛丛洗手绕金盆，旋拭红巾入殿门。众里遥抛新橘子，在前收得便承恩。”又云“避暑昭阳不掷卢，井边含水喷鸦雏。内中数日无呼唤，拓得滕王蛱蝶图。”如此之类，非守澄说似，则建岂能知哉。初，守澄读建宫词，谓之曰：“宫掖之事，而子昌言之，傥得罪，将奚赎？”建与之诗曰：“三朝行坐镇相随，今上春宫见小时。脱下御衣先赐著，进来龙马每教骑。长承密旨归家少，独奏边机出殿迟。不是当家亲说向，九重争遣外人知。”自是守澄不敢有言。[48]
另，胡仔《苕溪渔隐丛话·前集》卷22“王建”载：
建《宫词》云：“鱼藻宫中锁翠娥，先皇行处不曾过。如今池底休铺锦，菱角鸡头积渐多。”事见李石《开成承诏录》。文宗论德宗奢靡云：“闻得禁中老宫人每引流泉，先于池底铺锦。”则知建诗皆摭实，非凿空语也。[49]
可知王建《宫词一百首》虽非样样皆亲身所历，但作品内容之可信度仍旧甚高。
宋人洪迈对张祜宫女诗有肯定的评价。《容斋随笔》卷9“张祜诗”云：
唐开元、天宝之盛，见于传记、歌诗多矣，而张祜所咏尤多，皆他诗人所未尝及者。如《正月十五夜灯》云：“千门开锁万灯明，正月中旬动帝京。三百内人连袖舞，一时天上著词声。”《上巳乐》云：“猩猩血染系头标，天上齐声举画桡。却是内人争意切，六宫红袖一时招。”《春莺啭》云：“兴庆池南柳未开，太真先把一枝梅。内人已唱《春莺啭》，花下傞傞软舞来。”又有《大酺乐》《邠王小管》《李谟笛》《宁哥来》《邠娘羯鼓》《退宫人》《耍娘歌》《悖拏儿舞》《阿
汤》《雨霖铃》《香囊子》等诗，皆可补《开天遗事》，弦之乐府也。[50]
关于王昌龄，沈祖棻认为其“七绝诗中，反映宫廷妇女生活的作品是极值得重视的一个方面。他非常深刻地了解与同情她们的痛苦，代她们发泄了苦闷的心声”。王氏是“首先以七绝诗成功地揭露了当时宫廷妇女的悲怨生活的作家，后来以宫词著名的王建、王涯，就是在这一方面的继承者”[51]。
李白宫女诗十余首，任翰林学士时奉诏应制之作。《旧唐书》卷190下《文苑下·李白传》云：
白既嗜酒，日与饮徒醉于酒肆。玄宗度曲，欲造乐府新词，亟召白，白已卧于酒肆矣。召入，以水洒面，即令秉笔，顷之成十余章，帝颇嘉之。[52]
李濬《松窗杂录》记载详细：
开元中，禁中初重木芍药，即今牡丹也。得四本红、紫、浅红、通白者，上因移植于兴庆池东沉香亭前。会花方繁开，上乘月夜召太真妃以步辇从。诏特选梨园子弟中尤者，得乐十六色。李龟年以歌擅一时之名，手捧檀板，押众乐前欲歌之。上曰：“赏名花，对妃子，焉用旧乐词为？”遂命龟年持金花笺宣赐翰林学士李白，进《清平调》词三章。白欣承诏旨，犹苦宿酲未解，因援笔赋之。“云想衣裳花想容，春风拂晓露华浓。若非群玉山头见，会向瑶台月下逢。”“一枝红艳露凝香，云雨巫山枉断肠。借问汉宫谁得似，可怜飞燕倚新妆。”“名花倾国两相欢，长得君王带笑看。解释春风无限恨，沉香亭北倚阑干。”龟年遽以词进，上命梨园子弟约略调抚丝竹，遂促龟年以歌。太真妃持颇黎七宝杯，酌西凉州蒲萄酒，笑领意甚厚。上因调玉笛以倚曲，每曲遍将换，则迟其声以媚之。[53]
李白宫女诗即是宫中现实生活的就地取材，真实描绘出宫中生活享乐的种种：宫女服饰之精巧、宫廷歌舞之华丽、宫中饮膳之珍奇、宫女生活之多彩及宫廷游宴之奢华。
花蕊夫人乃五代后蜀主孟昶妃费氏，作品深受王建《宫词一百首》影响。王象之《舆地纪胜》有“熙宁五年，臣安国奉诏定蜀民所献书可入三馆者，得花蕊夫人诗。乃出于花蕊手而辞甚奇，与王建宫辞无异。建自唐至今，诵者不绝于口，而此独遗弃不见取，甚为可惜也。臣仅缮写入三馆而归。口诵数篇于丞相安石，明日与中书语及之。而王珪、冯京愿传其本，于是盛行于时”[54]。又，魏庆之《诗人玉屑》云：“熙宁间，奉诏定蜀、楚、秦民三家所献书，得一弊纸所书花蕊夫人诗三十二首，乃夫人亲笔，而词甚奇，与王建宫词无异。”[55]再，刘攽《中山诗话》称：“孟蜀时，花蕊夫人号能诗，而世不传。王平父因治馆中废书，得一轴八九十首，而存者才三十余篇。大约似王建句。”[56]
王建《宫词》内容由族叔处辗转得知而非亲身见闻。而花蕊夫人则是以发生在身边的真人真事作为创作素材。金开诚在《文艺心理学概论》中说：
任何文艺创作都要以生动具体、富于感性的艺术形象来反映社会生活，发挥现实作用。这种形象的创造，显然必须以作者对客观事物的实际感受为前提；而那种直接来自生活经验的感受无疑是最具体而深切的，是其它途径的有关传述所不能替代的。[57]
花蕊夫人这方面无疑具有相当优势，《宫词》所涉宫廷生活面貌之宽广细腻，远非那些男性宫女诗作者所能比拟，“足可补充正史缺载的史实”[5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