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屈原与洞庭湖乡的关系
韩隆福
“古今明月沧浪水，新旧桃花西竺山。”
龙阳才人黎丙寿的这幅佳联说明，只因有了“古今明月沧浪水”，才有“新旧桃花西竺山”的县城美景。而沧浪之水则是在“廿四史”第一部正史《史记·屈原列传》中找得到的记载。这告诉我们：地处沅水之尾，洞庭平原中心的汉寿县，确实历史悠久，山川秀美，人杰地灵。沧浪水、西竺山应成为今天汉寿县振兴文化、旅游建设的亮点，也应是我们研究屈原的又一出发点。
刚出版不久的《常德市志》，洋洋240万言。其《人物篇》收录了常德古今名人l14位，仅汉寿县就收录了屈原、杨幺、丁易东、黎学锦、易顺鼎、詹乐贫、易瑜、许之桢、易君左、帅孟奇等10人。《常德市志》选择的114人中，最早的是使德山有德、常德有德的善卷先生和千古民族之魂的屈原。善卷是远古传说中撒播道德的高人，屈原却是2000多年前战国时代的伟人，而且与孔子一样被列为世界文化名人。屈原创造的《楚辞》，源于洞庭沅湘，有很多是对故乡的绝唱，因而不仅是中华民族的骄傲，而且更是汉寿人的骄傲。海内外的有识之士，几乎都受过屈原高尚情操的影响，接受过他震撼寰宇、爱国爱乡作品的熏陶。
屈原是洞庭平原水乡沃土哺育出来的世界级人物，充满着浓郁的传奇色彩。由于秦朝焚书坑儒的反动政策，先秦典籍大多葬身火海，有关屈原的记载极少。连司马迁在撰写《屈原列传》时也无法弄清他准确的生卒年，其出生地更是一个空白。但屈原的身世和悲剧，却使太史公司马迁找到了知音，屈原也只因得到了司马迁这样的遭遇相同的知音，才使自己的人格得到空前的升华。因而，《屈原列传》不仅是千古辉煌的纪传文学作品，也是极为珍贵的历史资料。
《常德市志》对屈原作过简介：“屈原（约前340—约前278），名平，祖籍常德汉寿县，其祖先屈瑕被封为‘武王之督’，封地在汉寿县，近为‘武王之督’铜戈原物的发现所证实；《橘颂》是屈原早年的作品，就是以沅澧流域尤其是以汉寿县盛产柑橘为背景而创作的。屈原是我国最早的伟大爱国主义诗人，他首创‘楚辞’这种崭新的文体，在发展民族文化上做出了卓越的贡献。屈原初辅怀王，做过左徒、三闾大夫，学识渊博，主张修明法度，举贤授能，东联齐国，西抗强秦。在同令尹子兰和大夫靳尚等人的斗争中，遭谗去职，一生大部分时间遭流放。开始在汉北，即今湖北襄樊地区；最后10年在江南，主要在今常德一带。屈原一生著述甚丰，其中大部分著作如《离骚》、《天问》、《九歌》、《九章》等都是他行吟沅澧江滨时创作的作品，其中提到的今天可考证的常德地名有澧县的澧浦（‘遗余佩兮澧浦’），古今澧州城外八景之一；有安乡的涔阳古镇（‘望涔阳兮极浦’）；有德山（‘朝发枉渚兮’）：有汉寿江潭坪（‘溯江潭兮，狂顾南行’）和沧港（‘沧浪之水清兮’）。屈原上溯沅江，到过桃源的采菱城。可见屈源长期居住、往来于沅水、澧水地区，向民间吸取养料，创作了大量不朽的诗篇。顷襄王二十一年（前278），楚都郢为秦将白起攻破，屈原以死殉国，自沉汨罗江。常德人民建三闾大夫祠、招屈亭祭祀他，并且每年举办龙舟竞渡活动，以示纪念。刘禹锡在《竞渡曲》诗序中说‘竞渡，始于武陵。至今举楫而相和之，音成呼云：何在，斯招屈之义。’”
这里最新的提法是屈原祖先屈瑕“封地在汉寿县”，因而屈原的祖籍是“汉寿县”。从古至今，屈原的作品熏陶了一代又一代的学者和仁人志士，关注和研究屈原的人也越来越多。20世纪中国廖季平、胡适、何天行都否定屈原的存在。新中国成立初期一些人又批判了屈原否定论。70年代以后，日本学者稻烟耕一郎、三泽玲尔、玲木修次等又发表了《屈原否定论系谱》《屈原问题考辨》《“楚辞”屈原传说》等。认为屈原的作品是古代很多诗人不断“加工而流传下来的一种民族歌谣”。再次掀起了否定屈原的谬说。90年代更有人化名在《上海风采》发表《屈原谋杀说》，胡说楚顷襄王很可能是郑袖与屈原所生，屈原的政敌派杀手乘龙舟追杀屈原，最终将屈原捆沉江心。这种虚构的谋杀说当然不值一驳。但有位学者在《湖南师大学报》发表的《屈原——爱国诗人之我见》，认为先秦并“不存在‘热爱祖国’的观念，屈原不离开楚国外仕他邦，甚至其作品也不能反映出屈原爱国的思想观念”，却颇有影响。张中一先生又出版专著认为屈原是受楚王派遣南征沅湘，并取得了收复洞庭湖五渚、黔中郡和江旁15邑的胜利。认定《天问》《招魂》《离骚》《九歌》《九章》等都是屈原南征抗秦救国的史诗。
1953年屈原作为纪念世界四大文化名人之一，《人民日报》评论员文章也认为中国因有这样的名人而骄傲。屈氏家族是楚国的大族，名人辈出。至楚怀王初期楚国已达极盛。由于屈原“博闻强志，明于治乱，娴于辞令”的才能，开初还是受到了楚怀王的信任。屈原“入则与王议国事，以出号令；出则接遇宾客，应对诸侯”，“竭智尽忠以事其君”。面对“宗室太重”，“民生之多艰”的楚国，屈原“对内提出了明修法度、举贤授能、注重民生、改革政治以变法图强的主张，对外提出了联齐抗秦的合纵方针以求振兴楚国，最后统一中国”。屈原为楚国，为洞庭故乡“独立不迁”，秉德无私，“独清、独醒”的品格情操，使他从不计较个人得失。“岂余身之惮怏兮，恐皇舆之败绩”，他关心的是国家的成败。“鸟飞反（返）故乡兮，狐死必首丘”，他至死都爱生养他的山川故土。问题是改革触犯了一些权贵的利益，遭到了保守势力的一再谗害。屈原生于洞庭沅湘、长于洞庭沅湘，最后仍死在洞庭故乡，屈原选择龙节“怀石”沉江，力图用龙的精神唤醒人民为祖国、为故乡努力拼搏。于是龙舟竞渡的竞争精神在故乡、在南楚、在祖国得以发扬光大。屈原爱国的英魂，已深深扎根于人民的心中。屈原的作品，是永恒的千古绝唱！屈原的品德情操和精神，光照千秋，万古长存！
随着屈原研究的发展，屈原的出生地又被提上了日程，而且逐渐为人所认可。这里，起决定性作用的是“武王之督”铜戈在汉寿县的出土。1985～1987年间，常德地区文物工作队和汉寿县文物干部，在县城南郊株木山乡全赋村张家窝发掘战国楚墓84座，出土器物608件，不少墓都有剑、戈、矛、箭镞等铜兵器，其中一件有“武王之督”铭文的铜戈，揭开了屈原出生地就在汉寿县的秘密。
首先，屈氏家族是楚武王的后代，也是楚国宗室的旺族。《史记·屈原列传》一开头就说：“屈原者，楚之同姓也。”其注言“屈、景、昭皆楚之族”。王逸云楚武王“生子瑕，受屈为卿，因以为氏”。楚武王与邓曼生下屈瑕，屈氏家族与楚王同姓共祖，说明屈原的直系祖先屈瑕是楚武王的儿子，整个家族都是楚武王的后代，而且一直是楚国的旺族。春秋战国几百年间，屈氏家族被封为“莫敖”的就有屈瑕、屈重、屈荡、屈完、屈到、屈建、屈申、屈生、屈宜若、屈宜恤等10人，这在楚国历史上是仅见的，其他家族几乎没有一个能享受如此高的地位和荣耀，至少没有一个家族能有如此多的人能享有“莫敖”的桂冠。由此可见，屈氏家族在楚国地位的显赫和兴旺。在楚国的文臣武将中，屈氏家族涌现了一批具有重大影响的人才精英，如屈完、屈御寇、屈荡、屈朱、屈巫、屈固、屈罢、屈春、屈庐、屈臼、屈匄、屈盖、屈原、屈署，等等，一直到战国末期，屈氏家族仍是楚国屈、景、昭“三闾”中的第一大旺族。因此，屈氏家族的命运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楚国的兴衰，屈原的悲剧不仅是楚国的悲剧，而且也是屈氏家族的悲剧。屈氏兴，楚国兴；屈氏衰，楚国衰。
其次，屈氏家族是楚国受封最多最大的“著封”大族。《庄子·庚桑楚》对于楚国宗室昭、景、屈三个家族的评价是，“昭、景也，著戴也；甲氏也，著封也”。甲氏当指第一族也，马叙伦在《庄子浅释》中将“甲氏”考证为屈氏，符合实际。昭、景、屈三家中昭、景二族是“著戴”，唯独屈氏家族是“著封”，即以授封土地、人口最多而著称。可见屈氏家族在皇室中占有特殊的地位。从楚武王与邓曼生屈瑕，父子共谋“开濮地”、屈瑕“受屈”地起，几百年间屈氏家族屡出名人，人口不断繁衍，受封土地必然很大，而且不断增多。屈氏家族拥有受封的土地、人口至少比昭、景两大家族大得多，更何况昭、景两个家族只是“著戴”而非“著封”。这么一个大族，也不会比“战国四君”各养士三千之一的楚国令尹春申君黄歇受封“淮北十二县”小。屈原在楚怀王时任左徒，黄歇在楚顷襄王时任左徒、楚考烈王时任令尹，是使楚国回光返照“复强”的一位继屈原之后的“出色的外交家”“突出的军事家”“任贤的政治家”[1]，但最后为奸人李园割首灭家。屈氏家族从屈瑕到屈原几百年，受封之地比春申君大，应是可信的。结合屈原“楚辞”中多次提到和活动的“著封”地，主要是洞庭、湘沅，特别是“著封”屈瑕核心“濮地”的橘、荷、菱等，说明“濮地”更有可能成为屈原的出生之地。而古之“濮地”中心地带应是今天的汉寿县，要不熊通在公元前704年称王后的第二年就选择在“沅澧之冲，湘沅之会，碧波万顷，洞庭半焉”的汉寿修筑皇城，并以此为中心大开濮地，并就近在武峰山、株木山分别出土了护卫郢城王室长官鸟纹铜玺“郢室畏户之玺”和楚“武王之督”的铜戈也不可能在汉寿县的楚墓出土。从而揭开了长江中游南楚洞庭湖湘沅澧继远古城头山、鸡叫城第一轮双城文明以来东周皇城开始的第二轮楚城群的序幕，“加速了民族融合的进程”，发展了“惟楚有材”的基础，“开拓了南楚屈原故里整合的新局面”[2]。
最后，“武王之督”铜戈在汉寿出土，初步揭开了屈原祖籍是最早“受屈”濮地为汉寿一带的谜底。“郢室畏户之玺”和“武王之督”铜戈在沅湘地区的汉寿出土，决非偶然。为什么对故乡洞庭湘沅地区创作的作品倾注那么深刻、真挚、厚重的感情？“去故乡而就沅兮……上洞庭而下江”，“且余济乎江湘……乘舲余上沅兮……”“长濑湍流，诉江潭兮”，“制芰荷以为衣兮，集芙蓉以为裳”，“济沅湘以南征兮”，“朝发枉渚（德山）”，“登高吾（与常德市西郊河洑山相接的高吾山）不悦兮”，“浩浩沅湘分流汩兮”，“临沅湘之玄渊兮”，“朝发轫于天津（洞庭渡口），夕余到乎西极”，“忽临睨夫旧乡”，“采薜荔兮水中，搴芙蓉兮木末”，“望涔阳兮极浦”，“夕弭节兮北渚（洞庭君山）”，“遗余佩兮澧浦”，“洞庭波兮木叶下”，“沅有芷兮澧有兰”，“遗余襟（内衣）澧浦”，“春兰兮秋菊”，“去故乡而就远兮，遵江夏以流亡”，“当陵阳之焉至兮，淼南渡之焉如”，“鸟飞返故乡兮，狐死必首丘”，“浩浩沅湘”，“橘徕服兮，受命不迁，生南国兮”，“苏世独立，横而不流兮”，“秉德无私，参天地兮，沧浪之水清兮”……屈原绝大部分作品是在沅湘及澧水地区创作的，最后系石沉江也在沅湘地区，因而他对故乡一草一木都有深厚的感情，可以说生为故乡，行为故乡，写为故乡，死为故乡，汉寿“郢室畏户之玺”和“武王之督”铜戈的出土，揭开了屈原出生汉寿的谜底。黄露生教授认为只有能攻善战的楚武王本人和他的儿子屈瑕才有统率军队出征的大权，“武王之督”或“武王之童督”的铜戈就是名符其实的尚方宝剑。对屈瑕来说，无疑是权力和功勋的凭证和象征。对屈瑕子孙来说，这一“先王之器”，供在祖库，无疑是家族的护身符，是家庭在楚国王族中地位的根基，在王族不断进行权力和财富再分配过程中，无疑具有稳定和保护作用。因此“武王之督”青铜戈在汉寿出土，既是庄子说的“著封”的又一明证，更证明春秋战国时期汉寿一带，是屈氏家族“受屈”的屈地中心，是屈原出生地的有力佐证。“武王之督”是屈氏子孙后代的护身符，也是屈氏家族的宝器。据《左传》《史记》等有关资料，楚武王开发“楚西南”的“濮地”即西洞庭湖地区特别是扼沅水入洞庭的咽喉汉寿县，显然是为了建立楚国北上的粮食、兵源的后方战略基地。其实，汉寿县古称龙阳的地域本就是较广的濮地，先秦楚置的黔中郡，西汉属索县，东汉后期阳嘉三年（134）改为汉寿县，三国东吴又改吴寿县，析东南县境新置龙阳县，北宋一度将龙阳县改名辰阳县，南宋初年复名龙阳县。元升为州，辖沅江县。明代仍为龙阳县。辛亥革命后，改为汉寿县至今。先秦屈氏家族封地，以汉寿为中心的地带应包括洞庭湖周围十几个县至少包括今天桃江县和南县之半以及安乡县的一部分，北辖今天鼎城区的太阳山和德山，南与益阳县、桃江县接壤。后来，南宋洞庭杨幺起义所控制“陆耕水战”地区，大体相当于屈氏家族封地的范围。实际上，洞庭沅澧一带一直是楚国重要的产粮区。春秋时，楚平王在常德建采菱城，已透出常德的重心开始由澧水移向沅水的信息。战国时，楚威王设黔中郡，治所为临沅（今常德市），“表明常德重心已由澧水移向沅水，并成为楚国后方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3]。作为沅水之尾和洞庭平原中心的汉寿县的地位就更显重要，因此屈原为抗秦救国去到受封中心出生地汉寿县是必然的，作品中提到汉寿的“沧浪水”，汉寿辰阳，渔父对话等也是必然的，屈瑕所“受屈”地和武王所“开濮地”即是汉寿县也就是必然的了。从汉寿县出土“武王之督”铜戈也就是必然的了。因而，屈原祖籍汉寿县也就大体上可信了。
为了振兴常德汉寿县的文化，并把旅游业与历史文化结合起来，汉寿以屈原为中心，制订规划，有步骤地把恢复有关纪念屈原的文物与因屈原影响的汉寿人才群体的人文文化建设相融合，从发掘“武王之督”的陈列室到屈原纪念馆。可以从“古今明月沧浪水”这个神奇的地方开始。“沧浪之水清兮，可以濯吾缨；沧浪之水浊兮，可以濯吾足”。重建濯缨桥，渔父与屈原问答的水边舟亭，沧溪寺、三闾大夫祠和钓鱼台，以增加汉寿沧港的历史文化底蕴和特色。《龙阳县志·山川》载：“沧水源出武陵沧山，流四十里合浪水；浪水源出龙阳浪山，二水合谓之沧浪水。清人蒋骥《山带阁注楚辞》亦云惟武陵沧山浪山，及沧浪之水，又有沧港市、沧港乡、三闾巷。”《龙阳县志》还载三闾大夫祠在沧港屈原与渔父的对答处，“后人立祠祀之，侧有钓鱼台，为三闾遗迹”。三闾大夫祠、招屈亭都是屈原死后常汉故乡人民在战国末年为纪念屈原修建的。《义陵记》亦有“项羽杀义帝，武陵人缟素，哭于招屈亭”的记载。至于屈氏后人所建“武王之督”屈瑕的祖祠在什么地方？株木山楚墓出土“武王之督”的铜戈，那墓主人是否就是屈瑕；如果不是屈瑕又是谁？有待考证清楚后再建。从沧港到县城西竺山寺庙、放生池、来鹤亭、山前白鹭飞，花姑堤下的藕田、荷花，西门的“犹呼渡河”碑，南湖的渔场，东南的宝塔河，东门的龙池书院，宝塔河的宝塔，二中的镇龙阁，北郊扬旗咀，围堤的美杨，古代太子庙等，都应是一道道人文景观。沅澧泽国尽多兰与芷，水乡沃土孕育了汉寿一批为故乡增光的人才精英。屈原以后，三国时东吴军政要员潘睿，西晋“良吏”潘京，一生“拒仕”的“江南奇才”伍朝，东晋宁死不做官的名士龚玄之，南朝萧梁时的方志家伍安贫，宋代农民领袖杨幺，元初教育家丁易东，明末官至兵部侍郎的进士印司奇，清代著有《梅影集》《香雪阁遗篆》的陈海仙，为官清廉的教育家黎学锦，明清两代有进士9人以及近代以来易顺鼎、易君左、易瑜、詹乐贫、许之桢、帅孟奇、罗祥生等，都是汉寿人的骄傲。
两千多年前的屈氏大族，由于经过秦始皇、汉高祖的北徙，今天已几乎在汉寿绝迹了。但屈原精神仍在发扬光大，加入屈原学会的人越来越多。以研究地方史著名的陈致远教授更在考证中认定“朝发枉渚兮，夕宿辰阳”的辰阳也在汉寿县，推翻了传统的怀化辰溪说。《龙阳县志·序》云：“洞庭之西，邑曰龙阳；为古辰阳县，盖泽国也。”其《艺文志·地理志》也说汉寿城关镇“古称辰阳”，“又名辰阳镇”。境内在古代有辰水、辰阳村、辰阳港、辰阳障的地名。宋代曾将龙阳县一度改为辰阳县。可见汉寿辰阳说更符合屈诗的原意。一切与屈原故乡有关的内容都可以在当地考古挖掘中提高汉寿历史文化旅游的特色和品位。
今天沧浪文化研究，应是屈原爱国爱乡爱民精神的发扬，要与汉寿被列入《常德市志》市级文物的马栏嘴遗址（远古）、老渡口石桥（宋代）、黄诚港皇城遗址（东周、汉朝、宋代）、古雕群像（明代）、西竺山宝塔（清代）、詹乐贫烈士墓（民国）和县级文物保护单位结合起来，从水上、陆上、山上发挥历史文化的整体作用，形成汉寿县山水相依的旅游网络，让屈原故乡洞庭湖平原中心的汉寿县放出自己的异样光彩，并带着自己独有的个性，迎接汉寿县更加美好的明天。如果汉寿人也能像石门人一样，运用考古发掘和文献资料，将大半生在临澧和宋玉城度过并死葬这儿的赋圣宋玉定为临澧人，把李自成的归宿在争鸣中论证为夹山寺一样，将屈原的出生地论证为汉寿县，其意义不仅是常德精神的体现，而且更将使汉寿县随同屈原进一步走向全国、走向世界。
（原载施隆庭主编《汉寿历史典故与传说·论屈原与洞庭湖乡的关系》，中国文史出版社，2004，第6～12页）
[1]韩隆福：《试谈楚国末年的春申君》，载《安徽史学》1985年第4期。
[2]江年国、韩隆福：《楚武王在汉寿筑皇城开濮地》，载《常德日报》2018年3月17日。
[3]韩隆福：《常德楚史文化研究》，中国文联出版社，2000，第177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