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楚国的屈氏家族和屈原的故乡
韩隆福
楚国经营南方数百年，形成“惟楚有材”的格局，产生了屈原这样的“世界文化名人”，造就了洞庭沅澧流域的又一黄金时代。
屈原《离骚》言：“帝高阳之苗裔兮，朕皇考曰伯庸。”高阳氏为五帝之一的颛顼。《史记·楚世家》亦认定“楚之先祖，出自帝颛顼高阳”。伯庸即祝融，是光融天下的火官，祝融是远古以来楚人最早的祖先。也有屈伯庸为屈原父亲的直解。其弟吴回在祝融死后继续担任火官，仍称祝融氏。吴回之子陆终，生八子而为“祝融八姓”。其六子季连开始以芈为姓，标志着楚族的形成。夏商时代楚人已逐渐从北方南迁至湖北荆山一带。《诗经·殷武》载商王武丁“奋伐荆楚”，说明楚人在南方已很强大。楚之国君彭咸就是在这次抗战中死于长江的。商末周初，“季连之苗裔曰鬻熊”，统一芈姓诸部，“辟在荆山”，建立楚国，为西周有功之臣，著有《鬻子》一书。从鬻熊开始，楚之国君都以熊为氏。至熊绎时，“举文、武勤劳之后嗣”，为周成王封为子爵，“以子男之田”，参加了周天子在岐阳举行的盟会，再迁于湖北荆山，进一步发展了楚国。为解除楚国对周王的威胁，周朝多次南征，最后一次竟全军覆没。楚国熊渠时更“甚得江汉民和”，征服了鄂国，三迁于鄂城，一度封自己的儿子为王，与周天子分庭抗礼。
春秋以后，楚人开始大量进入常德地区，进一步开发洞庭“江南”，国力日益强大。春秋争霸，主要是楚国和晋国的争霸。楚国不仅是春秋时的重要霸主，而且是弭兵之会的决定性力量。公元前546年，楚、晋、齐、鲁、郑、卫、宋、许、陈、蔡、滕、邾、曹和同意弭兵未派代表参加的秦国共14国，在宋都西门签署了休战的盟约。和约“给各国带来了相对的和平环境，造成了相安的心理趋势”，为晋楚等许多国家赢得了“140多年的和平时期”，更“减轻了战争给人民带来的痛苦和灾难，加速了各国内部新兴势力变革社会的进程”和民族融合的进程，扩大了区域性的统一“为战国封建社会的确立和天下统一打下了基础”。[1]战国争雄时期，常德特别是汉寿已成为楚国后方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楚国在七国争雄、合纵连横、百家争鸣、全国统一中，都做出了巨大的贡献。楚国经济的飞速发展，为中国经济重心的南移创造了条件。[2]
春秋战国时期楚国屈氏家族和屈原的地位
公元前704年，崛起的熊通在诸侯各国还不敢称王时，就自号为楚武王。楚武王迁都至湖北枝江。三伐随国，打败邓国，吞灭权国、罗国，与儿子屈瑕开发以汉寿为中心的濮地，基本上降服了南方诸国，拓地千里，为楚国中央集权的发展壮大打下了基础。楚武王的儿子屈瑕被封为“莫敖”，成为屈氏家族的直系祖先。《史记·屈原列传》言“屈原为楚之同姓”。楚武王死后，其子熊赀继立为楚文王，消灭了申国、息国，建立了楚国北进中原的桥头堡。文王卒，其子熊恽即位为楚成王。令尹斗子文力佐楚成王以法治楚争霸，联曹、援鲁，争取弱小，孤立敌国，并三任三让令尹。屈氏与楚之大族联合支撑着楚国的发展。屈瑕之孙屈完以杰出的外交才能，成功地挫伤了齐桓公对楚国的武力威胁，签订“召陵之盟”。齐桓公死后，宋襄公自不量力，欲伐齐称霸，结果在泌水被楚国打得大败。楚成王乘势北进，伐宋伐齐，对中原各国采取亲善和兵戎并用的政策，一时控制了中原的局势，几乎成为霸主。晋文公领导诸侯各国以捍卫中原的名义，在公元前632年城濮一战中打败楚成王。楚成王霸业受挫，内部又祸起萧墙，为儿子商臣逼杀，商臣即位为楚穆王。楚穆王吞并了江、六、蓼等一些小国，也使北方的郑、陈等中小国家一度归附楚国，进一步开拓了楚国的疆土。楚穆王在位12年，其子楚庄王任用孙叔敖为令尹，纳谏用贤，改革图强，平定叛乱，团结群臣，联秦制晋，平服百濮、群蛮，伐陆浑戎，问鼎中原，伐郑伐宋灭舒灭蓼，大败晋军，乘势灭萧，使鲁、宋、郑、陈等北方侯国归服。楚庄王时屈巫勇冠全军，屈时（申叔时）更是庄王的“智囊星”。公元前589年，楚国在蜀地（今山东泰安西）主盟，有鲁、蔡、许、秦、宋、陈、卫、郑、齐、曹、邾、薛、鄯等国参加，这表明楚庄王的霸业已达顶峰，总计“灭国二十六，开地三千里”。楚平王在东部设置防卫基地，以防止吴国的进攻，又在常德白马湖畔筑采菱城，在沅水“为舟师伐濮”，可能“以临沅为中心设置了黔中郡”，开始向沅江中上游发展。公元前557年晋楚湛阪之战，楚又大败，楚国失去了对中原的攻势，楚之霸业开始由盛转衰。公元前546年，弭兵休战和平的条件已经成熟，令尹子木（屈建）为弭兵之会的成功发挥了重要作用。但楚国政治腐败，公元前506年甚至出现了吴国大举攻入楚国郢都的事件。楚国大臣申包胥借秦兵打败吴国，很快复国。楚昭王任用子西等大臣，休养生息，并抓住吴、越对立和晋国内乱之机，向东、向北扩张，使国力得以恢复。屈固更有救助楚昭王、楚惠王的大功，先后晋升太傅和令尹。
战国时期，楚昭王的儿子楚惠王打败巴军，灭陈、灭蔡、灭杞、灭莒，继续扩展楚国的势力。但统治阶级的内部矛盾、统治阶级与人民的阶级矛盾尖锐，公元前402年还发生了楚声王被杀的事件，楚国亟须改革。在新兴地主阶级支持下即位的楚悼王，任用吴起变法，裁汰冗员，强迫“贵人往实广虚之地”[3]，明法审令，禁止朋党，整顿吏治，建设郢都，推行武卒制，使楚国“南收扬越，北并陈蔡”[4]，却三晋、西伐秦，南并蛮越，占有洞庭、苍梧，打败魏国，马饮黄河，兵震天下，威服诸侯，使“诸侯皆患楚之强”[5]，楚国无敌天下。当时，屈宜若是朝廷的重臣之一。
楚宣王、楚威王父子经过几十年的经营，楚国不断强大。屈宜恤就是这个时期威震诸侯的军事家。楚宣王在位30年，利用魏国与秦、齐的矛盾，实行与民休息和积极开疆拓土的政策，西包巴、蜀，还派屈宜恤伐蔡克蔡。战国时，有一部分蔡人已逃至西洞庭一带建国。饶宗颐《楚辞地理考》认为蔡国“在今湖南西北澧沅之间”。[6]史为乐主编《中国历史地名大辞典》亦说“蔡都，在湖南常德市一带”。[7]今常德城西郊有蔡家岗乡。楚威王置黔中郡、治所在临沅（今常德市），表明常德的重心已由澧水移向沅水，使楚地西有黔中巫郡、东有夏州、海阳，南有洞庭、苍梧，北有汾陉、郇阳，地方五千里，带甲百万，车千乘，骑万匹，粟支十年，成为天下莫当的强国。湘西里耶竹简的出土，亦说明楚国这时已控制了湘西地区和黔中郡。后来楚怀王、楚顷襄王相继治楚，屈原就生活在这个时候。
屈氏家族是楚武王的后代，既是楚国宗室的旺族，又是楚国“著封”的大族，因而屈氏家族的命运确实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楚国的兴衰，在几百年间为楚国做出了巨大贡献。从楚武王的儿子屈瑕受封为屈侯、食邑于屈地、享受莫敖的荣耀开始，屈氏家族世代为莫敖。“敖”是部族的首领奠豪的通称，楚武王未称王前也称“敖”。“莫”者，大也，敖、豪音通。“敖”为部族的首领未称王前最尊之官的称号。楚武王把莫敖的尊号封给儿子屈瑕，世代相袭。当时最重要的官职是令尹和莫敖。楚成王时增设主管军政的司马，说明文、武开始分职。令尹是百官之长，是最高的执政官。莫敖管理王族及其各支族的事务，既可升为令尹，又相当于左徒，在春秋战国一直是楚国重臣。故令尹、司马、莫敖实为“楚廷三公”[8]。屈氏家族享受此项殊荣的莫敖有屈瑕、屈重、屈完、屈荡、屈到、屈申、屈建、屈生、屈宜若、屈宜恤等10人，其中屈完、屈荡、屈到、屈建、屈申为令尹，加屈固则有6位令尹。如加上《楚客铜量》刻载的“连敖屈匄”“连敖屈”，则有12位敖级人物。这在楚国历史上是罕见的，至少没一个家族能有这么多的人和这么长的时间能享有“莫敖”、令尹、“连敖”的桂冠，可见屈氏家族在楚国地位之显赫、贡献之突出。屈氏家族在500余年楚国历史的发展中，涌现了一批具有重大贡献的精英或文武大臣，据何光岳《楚源流史》的“屈氏世系表”[9]，屈瑕的儿子屈重，屈重的儿子屈完、屈御寇（息公子边），屈御寇的儿子屈朱（息公子朱），其孙屈荡（叔沱），屈荡的儿子屈到（令尹）、屈乘、屈巫以及屈时，屈到的儿子屈建（令尹子木），其子屈申为令尹，其孙屈生，屈生的儿子屈罢，其孙屈春，屈春的儿子屈固（太傅、令尹）、屈庐，还有屈宜若、屈宜恤、屈臼以及屈匄（大将军），其子屈署（子良、上柱国），其弟屈盖，其兄屈伯庸，屈伯庸之子屈原（左徒、三闾大夫），以及屈南氏，等等。一直到战国晚期，屈氏家族仍是楚国屈、景、昭“三闾”中的第一旺族，屈、景、昭三大家族是楚廷的支柱。《庄子·庚桑楚》认为昭、景、屈是三大王室宗族，“昭、景也，著戴也；甲氏也，著封也”。马叙伦在《庄子浅释》《庄子义证》中将“甲氏”考证为屈氏，郭沫若在《屈原研究》中言“屈是楚武王的儿子屈瑕所封的采邑”，认为“甲氏”为屈氏。“昭是楚昭王的支庶，所以说是‘著戴’，戴是代的假借”。“昭、景二族是‘著戴’，惟屈氏家族为‘著封’，在宗室中占有更特殊的地位”。[10]
《国语·郑语》载蚡冒熊徇“始启濮”，《史记·楚世家》言蚡冒弟熊通“弑蚡冒子”而代立为“楚武王”，占有蚡冒开拓的百濮的一些部落。20年后，楚武王与汉东最大的随国大战取胜后，又“始开濮地而有之”，进一步把“百濮”的一些部落方国打败。《左传·哀公十七年》亦云楚武王“大启群蛮”。这说明楚武王、屈瑕父子开拓了“江汉之南”的群蛮百濮部落土地，威震江汉和洞庭沅澧之滨。从楚武王、屈瑕父子共“开濮地”，屈瑕在洞庭平原中心地汉寿“屈地”受封起，几百年间屈氏家族名人辈出、人口繁衍、“屈地”肯定很大，决不会比“战国四君”之一的楚国令尹春申君黄歇受封的“淮北十二县”小，故享受“千里”封地和“千乘”军队的屈氏家族所得授封土地必然比12县还多。十几个县的“屈地”至少应包括常德沅澧流域的几个县，包括洞庭湖边资水畔的益阳、湘水边的长沙、湘阴及岳阳、君山、汨罗等楚辞中提到的地方。澧县、临澧和德山及汉寿出土的大量的战国楚墓及其出土的文物，也明显地透露出了这样的信息。屈氏家族的兴衰可以反映出楚国的兴衰。“屈氏兴，楚国兴；屈氏衰，楚国衰”[11]，战国末年屈原悲剧，不仅是屈氏家族的悲剧，而且是楚国的悲剧，是泱泱楚国由兴盛走向衰亡的界标。
屈原出生在楚宣王二十九年（前340），其时宣王子熊商立为楚威王。屈原一生的政治活动处于怀王、顷襄王时期，主要活动区域是常德汉寿一带。常德汉寿其时“冠盖商旅，络绎往来”，政治、经济、文化、军事的战略地位颇为重要。楚怀王初期，楚国走向极盛。由于屈原具有“明于治乱”的杰出才能，年轻的屈原就担任了左徒的要职。《史记·屈原列传》“入则与王议国事，以出号令；出则接遇宾客，应对诸侯”，屈原是出色的改革家和外交家。面对守旧权贵“变白以为黑兮，倒上以为下”的行径，以及“民生之多艰”的惨况，屈原提出了明修法度、“举贤授能”、注重民生、实行法治的主张，并受令起草“宪令”，力图改变楚国社会的腐败和弊端。在战国“七雄”中，面对后来居上、迅速强大的秦国，屈原主张采取联齐抗秦的“合纵”方针，最后完成统一中国大业。齐、楚两个大国是六国“合纵”抗秦的核心。公元前318年，以楚怀王为纵约长的楚、燕、韩、赵、魏、齐六国“合纵”“共攻秦”[12]，迫使秦昭王“废帝请服”，取消自称西帝的称号。秦国采用张仪“连横”，范雎“远交近攻”的政策，破坏六国“合纵”抗秦的方略，派张仪使楚，贿赂楚怀王。怀王不听屈原忠谏，决定同齐国绝交，而秦国却趁机与齐国结成了共同对付楚国的联盟。在丹阳、蓝田两大战役中楚国大败于秦国，丧城失地，大将屈匄和八万将卒被杀。楚怀王最后在亲秦派逼迫下“客死于秦”。
屈原创造了光辉灿烂的《楚辞》，在文学史上开辟了一个伟大时代。屈原创作《楚辞》，无形之中凝聚着楚国人的思想，他的悲愤的文辞也就是楚人的悲愤之情。楚人特别爱他的辞，特别哀他的死，更由他的辞与死而增长了民族义愤。屈原创作的《楚辞》，是楚人的史诗，中国的诗魂，是划时代的绝唱，是中华民族的瑰宝。后代有识之士几乎都受过他“上下求索”精神的影响和他爱国爱乡的作品的熏陶。屈原不仅是中国的，而且是世界的。屈原是中华民族的骄傲，更是洞庭水乡人民的骄傲。
屈原的出生地不在秭归
秦始皇焚书坑儒的反动政策，使丰富的先秦典籍几乎全都葬身火海，连司马迁在撰写《屈原列传》时也无法弄清楚屈原生卒年的准确日子，其出生地更是一个难解之谜。后世学者提出了各种不同的说法。关于屈原故乡的说法，最早的是秭归说，以后有湖北郢都说、荆州说、沙市说、监利说、归州说、四川奉节说、湖南巴陵说、汨罗说、湘阴说、汉寿说，等等，多种说法并存的现实动摇了秭归说的权威性。由于郭沫若等从秭归说，因而大多数楚辞学者均以秭归为屈原故乡。但这一看法又无法解决楚辞研究中的全部问题，故又有学者提出郢都江陵说。特别是改革开放后，随着屈原研究的深入，出现更多的说法。随着地下文物的出土，又有学者提出了汉寿说，而且汉寿还成立了研究会。其实，郭沫若1942年撰著的《屈原研究》对于湖北秭归说也只说“大约是正确的，但女媭庙便是后人因《离骚》及其旧解而附会出来的东西”，秭归说并不是定论。理由如次。
一是《离骚》中的“女媭”并非屈原之姊。北魏郦道元《水经注》引袁山松的话云：“屈原有贤姊，闻（屈）原放逐，亦来归，喻令自宽，全乡人冀其见从，因名曰秭归。”这完全是臆想之辞。郦道元认为：“袁山松此言，可谓因事而立证，恐非名县之本旨矣。”“女媭”亦有解释为妹或贱妾或侍女或女伴或须女星的，还有学者把“媭”考证为家族中的女性宗老，以屈原《天问》中的“女岐”“女娲”等之“女”皆指母，故“女媭”当指母亲。湖南汉寿沧港就有屈原纪念沧溪母亲建的女媭庙。无论何种说法都说明袁山松依“女媭之婵媛兮，申申其詈予”而把“秭归”说成是屈原的故乡是没有根据的。即使秦始皇和汉高祖把屈氏家族强行迁往陕西，当代屈姓仍以陕西、湖南最多。
二是熊绎所居丹阳并非秭归。熊绎是楚国继鬻熊以后又一杰出的先祖，为周成王封于楚蛮，“以子男之田”，“居丹阳”。《水经注》引《宜都记》言：“秭归，盖楚子熊绎之始国，屈原之乡里也。”此丹阳在哪里，有东汉班固的当涂说，北魏郦道元的湖北秭归说，唐朝张守节的湖北枝江说，清末河南丹（江）淅（水）会合处丹阳说及当代石泉等支持的淅川说等。近人还有宜城说、商县说、南漳说等。考古发掘表明，熊绎时的楚国在豫西南和鄂北一带，在今河南西南的淅川下寺龙城发现当年熊绎国都丹阳故城。当时楚国的势力还不可能到达秭归，即使到达了也还不能控制秭归，更不要说建都城了。史学界认同丹、淅二水会合处的淅川郢都丹阳说。这说明楚都丹阳不是秭归，后来楚武王也绝不可能由秭归迁郢都的。故以楚之先祖“居丹阳”而把秭归作为屈原故乡难以成立。
三是伯庸所封屈地也不是秭归。《离骚》首句云：“帝高阳之苗裔兮，朕皇考曰伯庸。”这是屈原在以灵均神化先祖世系时，把自己说成五帝之一高阳氏的后裔，甚至以伯庸为自己的父亲。其实，作品里的“名余曰正则兮，字余曰灵均”之句，郭沫若“以为正则和灵均是屈原的化名”[13]。伯庸的居地即灵均的故乡，也就是屈原的故乡。至于鄂后，将长子庸封为句亶王，伯庸始封地又与甲水“句筮”地名有关。《庄子义证》认为“甲借为屈，音同见纽”，甲氏即屈氏，伯庸始封地就是屈地。显然有些牵强。即使王逸认为“父死称考”，把西周的这个伯庸作为屈原之父的这种解释也与秭归无关。何况西周熊伯庸到屈原父亲屈伯庸有六七百年，确与屈氏直系祖先屈瑕及屈原没有多少关系。
四是“夔子归”并不等同于秭归。夔是一个古老的部落，殷商时为归国所在地，曾遭商王武丁讨伐。“夔即归”，甲骨文、金文云“归乃古之归子国”。一部分不愿臣服于商的夔人南迁于今川鄂交界处的三峡地区，后被楚王熊渠所灭，封其孙熊挚为夔子建国。夔子国后迁秭归东的夔子城，直至春秋时秭归仍是楚国的夔子国。由于楚成王欲北上争霸，必须解除后顾之忧，防止巴、蜀通过夔国侵楚，便以夔子不祀楚之先祖祝融、鬻熊为由，派令尹子玉、司马子西“帅师灭夔，以夔子归”[14]，并派“令尹子玉守城夔”[15]，以加强西部边防，防止巴、蜀的入侵。直至战国，夔地都是楚国西部边陲的军事要地，特别是秦灭蜀后，楚国巫郡的夔地和黔中郡更成了秦、楚必争的战略要地。“夔子归”或“归子归”并不是秭归，先秦更没有秭归之名，汉代才置秭归县，故秭归既不可能是屈原先祖授封的屈地，也不可能是屈原出生地。
五是“乐平里”更不可能是屈原故里。北魏郦道元《水经注》引东晋《宜都山川记》认定秭归“县东北数十里有屈原旧田宅，虽畦堰縻漫，犹保屈田之称也。县北一百六十里有屈原故宅，累世为室基，名其地曰乐平里。宅之东北六十里有女媭庙，捣衣石犹存”。乐平里（屈坪）不可能是屈原故乡：夔子或归子国是夔子或归子国封地，楚成王灭夔子或归子国以后也是派令尹子玉坐镇夔地的，楚王不可能把已封给夔子或归子的秭归再封给屈瑕及其子孙。再者，秭归成为边防重地后，更不可能成为楚国王室最后“著封”大族屈氏的封地。而且，乐平里（屈坪）是一个扁圆形谷地，长只有500米、最窄处只有100米左右，四面是高山，交通极为不便。考古勘探没有发现唐宋以前的文化遗存和遗址，先秦典籍上更查不到乐平里的地名，把乐平里作为世任莫敖的屈氏大族或至少是三闾大夫屈原的故里，显然不符合实际。至于秭归县的屈子祠、女媭庙、乐平里、屈原故宅遗址及其他与屈原有关的名胜古迹，显系后人纪念所为。而且，仅八千多人口的乐平里屈姓极少（且与屈原不沾边），多为谭姓。而湖南沅澧一带特别是汉寿丰家铺乡的熊姓自言先祖避秦时乱聚族而居，与战国末期的屈原有密切关系。
屈原的故乡在洞庭平原的中心
据《左传》《战国策》《淮南子》《史记》《资治通鉴》及王逸《楚辞章句》等相关资料，楚武王与邓曼生屈瑕，赐封莫敖。屈瑕与父王“始开濮地”，封于屈邑。唐宪宗元和年间林宝所撰而为后人所辑的《元和姓纂》认为，屈瑕“食邑于屈，因氏焉”，明确指出屈原直系祖先屈瑕的封地就是屈原的故乡。根据春秋以后楚人开始大量进入沅澧流域的事实，特别是汉寿“武王之童督”铜戈等文物的出土，汉寿之濮地应是屈瑕授封屈邑的中心区域。分封制度实际上在奴隶社会已经开始，为了避免争夺王位的血腥斗争，西周确立了嫡长子继承制，虽经春秋战国时社会急剧变革的冲击，产生了封建社会的郡县制，但直至西汉仍是郡国并行制，结果酿成“七国之乱”。楚国尽管最先实行了郡县制，但分封制仍未取消。屈氏家族从屈瑕开始，与楚王同姓而成为最显赫的家族。从春秋至战国，屈氏家族有“极目千里”的封地和“千乘”军队，范围涵盖洞庭周围的常德沅澧流域各县和资江益阳、湘江长沙、湘阴、汨罗以及岳阳等广大地区。从“始封莫敖”到“武王之童督”等文物在汉寿楚墓的出土，说明屈瑕在青少年时代特受楚武王的宠爱，享有“千里”封地和“千乘”军队。公元前703年，楚武王、屈瑕父子率楚、巴联军围鄾（今湖北襄樊市），大败邓国之师，鄾国人“宵溃”。[16]楚国在汉北的地位得到进一步巩固。公元前701年，屈瑕又在蒲骚把郧国之师打得大败，失败的郧国企图与随、绞、州、寥四国联军攻打楚国的阴谋，与贰、轸等国结盟而归，对汉东诸小国的进攻取得了初步胜利。公元前700年，屈瑕又大败绞国。但是公元前699年，骄傲轻敌的屈瑕在伐罗战役中，却被罗国与卢国联军打得大败，屈瑕“缢于荒谷”[17]。然罗国也因惧楚而降服于楚武王。公元前699年，屈瑕为国献身后，其子屈重继任莫敖。作为楚武王的孙子，屈重倍受重用。莫敖屈重伐随，途中武王患心疾而卒，屈重秘不发丧，挥师猛进，迫使随国在恐惧中乞和，征服了汉东诸国。春秋战国时期，屈氏家族至少有10位能够征战的莫敖和2位连敖，6位令尹，数十位文武兼备的大臣，成为楚国强大的支柱。
汉寿县战国楚墓出土的文物，说明汉寿是屈氏封地的核心和屈原的故乡。汉寿县屈氏家族世任莫敖的屈地中心，直至战国时仍有莫敖府存在。春秋战国时常德的重心已由澧水移向沅水。《鄂君启节》铭文记载有150艘庞大的商贸船队往来于洞庭澧沅流域沿岸城镇之间，形成了极为繁荣的贸易网络系统。常德地区的农业经济和商贸工交在战国时都得到了空前的发展，常德已成为楚国后方的政治、经济、文化乃至军事的战略重心。当时，澧水和沅水都可直通长江。沅水之尾西洞庭湖边楚武王汉寿开濮地所筑的皇城和沧港古镇、汉寿古邑在当时无疑是商贸船队经常来往的地方。其铭文中的“木关”到底在哪里？学者们认为，“莫者，大也”。木、莫同音通用，故木关就是莫关。木关是雄伟壮阔的府关，即屈氏家族世代相袭的莫敖府，也就是今天的汉寿县。汉寿县是屈原的祖籍和故乡。汉寿县有战国时期的楚墓2000座，已发掘500座，出土了几千件珍贵的文物，有国家一级文物青铜鼎，有填补中国考古学界空白的“郢室畏户之玺”青铜官印和“青铜鹿角纹镜”及填补湖南考古空白的“龙凤青铜镜”，还有形如编钟祭神的铙和楚式鬲、豆、勺、盂、盆、罐、壶、敦等生活用品以及青铜剑、戈、箭镞等兵器、礼器、玉器、漆器等，特别是震动考古界的“武王之童督”在株木山楚墓的出土，更可证明汉寿县是屈原的祖籍和故乡。
沧浪水畔株木山楚墓出土的“武王之童督”、连嚣之印、王字虎纹古印章和聂家桥乡出土的“郢室畏户之玺”铜印尤为重要。虎纹王字印、连嚣之印、武王之童督戈都在株木山全赋村楚墓出土。虎符是古时调动军队的凭印，虎纹王字印是与军事调用有关的凭证。连嚣之印就是连敖之印，应是楚国掌握军事官员的军玺。屈匄就是连敖大将军，拥有此军印。“武王之童督”铜戈更是不同于其他兵器的稀有珍宝，是楚武王赐给儿子屈瑕的重器，也就是整个屈氏旺族的宝器。它在内容和形式上都不同于楚国其他的兵器，也不同于秦国使用的兵器。因此它不是将士普遍使用的兵器，更不可能是秦武王的兵器。如果是任何将士都可用的铜戈，就必然有很多件，绝不会只有三四把。先不说秦“武王之督”戈不可能在汉寿楚墓里出现，而且秦武王从公元前310年即位后，公元前308年虽派冯章到楚国活动，愿“许楚汉中而拔宜阳”[18]，争取楚国中立以孤立韩国，但楚怀王最后采纳了大臣昭睢的意见，拒绝与秦媾和，采取了“亲齐善韩”的政策，并派柱国景翠率师前往宜阳救韩。公元前307年秦武王攻下韩国重镇宜阳，亲到周室，因尚武勇与大力士孟说举龙纹铜鼎，“举鼎绝膑”，折断胫骨而死。秦武王在位不到4年，既没有到过南楚，更没有到汉寿与楚交战，其象征权力和荣耀的“童督”或“督”戈之重器，又怎么可能会出现在战国屈氏楚墓里呢？有人认为“童督”指“此戈的督造者”。“重作童”，于是有了“城重泉”，“重泉故城即今陕西蒲城县东南”之说法，“重泉”一下就变成了“童泉”而成为古代铜器铸造之地，而“督”又成为“督造”之意，“童督”就成为陕西“重泉”所造了。这种推断不仅过于牵强，而且自相矛盾。这位学者又说，以前长沙墓也出土过一把“武王之童督”。他本想证明汉寿“武王之童督”不止一把，但恰好又可证明春秋时楚武王的儿子屈瑕接受了“武王之童督”，此铭之铜戈为屈氏家族代代相传，而在战国“楚衰屈衰”的晚期出土，不是更顺理成章吗？至于这位学者硬要把此戈说成秦武王的铜戈，是公元前276年楚“西取秦拔江旁十五邑”而“秦国兵器作为战利品，出现在楚人墓中”[19]，那时为何汉寿只出土一把呢？即便是普通将士用的兵器，为何全国也只几把出土呢？如果只有封为莫敖级的人物才有享用“武王之童督”资格，而屈氏家族最后一位莫敖为屈宜恤，因而“武王之童督”很可能成为屈宜恤的陪葬品。株木山出土“武王之童督”的大墓的墓主为屈宜恤，标志着屈氏家族辉煌了几百年的莫敖地位已经结束。如联系汉寿出土的“郢室畏户之玺”铜印，就更可说明“武王之童督”是屈氏家族之宝器。“郢室畏户之玺”铜印中的“郢室”应是郢都皇室，即中央之意，“畏户”应是楚武王筑皇城开濮地时管理保卫皇城吃住安危之意，也就是负责皇城郢都皇室祭祀、开发的护城官员的铜玺。楚武王以皇城为中心，大开洞庭濮地后，将皇城中心及铜玺和濮地赐封儿子屈瑕，以便莫敖屈氏家族管理濮地户口财赋。这枚铜印就成了中央授予屈氏莫敖府管理所封“屈地”户口财赋的权力凭证。联系到《招魂》中屈氏家族“极目千里”的封地“屈地”和《离骚》中“屯余车千乘”的屈家军队，这枚铜印的价值就更是汉寿屈氏家族木关莫敖府的重器。其他青铜鹿角纹镜、龙凤青铜镜的出土，同样显示了汉寿屈氏家族显赫的地位。青铜编铙同编钟一样，也是只有王侯才能使用的乐器。汉寿出土西周末年的编铙，与“武王之童督”的内涵是一致的。澧水流域有26万余座楚墓，出土了几千件楚文物，仅临澧九里茶场1号墓就是封君级大墓，临澧楚城1号有可能就是类似于战国后期楚秦争夺黔中郡时封君级权贵人物办公之府城。临澧特大郢都澧阳城，则是公元前278年江陵郢都失陷后，楚顷襄王后期迁至的楚国最大的郢都之城。还有澧县、德山、汉寿等数千座沅水流域楚墓群，应该都是洞庭沅澧一带为屈氏家族封邑范围的体现。从出土的文物看，以汉寿为中心的洞庭平原作为屈原祖籍和故乡确有可信的证据。
汉寿县沧港古镇的遗迹与屈原的关系极为密切。沧水、浪水汇合处为沧浪水的沧港。而“沧浪之水”的地望，古来说法不一。明末清初的大学者王夫之在《楚辞通释》中认为，“汉水之东为沧浪之水”，在湖北“武当山东南”，“初夏涨则浊，秋冬水落则清”。清代学者蒋骥的《山带阁注楚辞》认为，沧浪水“在今常德府的龙阳（汉寿）”县，“旧解以沧浪为汉水下游。余按今均州沔阳，皆有沧浪，在大江之北。（屈）原迁江南，故不能复至其地。且与篇首游于江潭，不相属矣”。江潭坪在沧港之西，“惟武陵、龙阳有沧山、浪山及沧浪之水。又有沧港市、沧港乡、三闾巷、屈原巷，参而复之，最为有据”。《常德府志》《龙阳县志》根据当时的实际云：“沧水源出武陵沧山，流四十里合浪水；浪水源出龙阳浪山，二水合谓之沧浪水。”《潘氏族谱》里的一幅《古沧港全图》亦说明了这一点。今沧港乡、沧港镇有供奉楚人先祖楚王和纪念屈原的天乙宫及屈原巷等遗迹。殷商时所建供奉商楚先祖和商亡后只供奉楚人先祖先贤的天乙宫，新中国成立初期汉寿县土改文工团曾在天乙宫演出《白毛女》《血泪仇》《九件衣》。屈原巷在楚亡后改名芮家巷，明代尚在。这些遗存表明屈原在这儿出生和青少年时代及晚年在这儿长期居住和活动。屈原自沉汨罗后，沧港人民建三闾大夫祠（后人又称屈原庙），祠内有屈子行吟图、屈子与渔父答问图、三闾大夫神位，近年已复建。在屈原儿时玩水处原建有清斯亭、钓鱼台、沧水驿楼，在屈原与渔父对答处有濯缨桥。东晋所建沧溪寺，今已复建落成。南北朝时建的女媭庙，迎接湘夫人的迎水桥，祭祀山鬼的七星堆等遗存遗迹今天仍在。
龙阳尤其是沧港端午龙舟竞渡自古闻名，经久不衰。屈原青少年时代写下的《橘颂》，既源于沧港一带善长柑橘，又影响了沧港的文化。三国东吴太守李衡在家乡沧港大泛洲种橘，“宝台望橘”和“橘林晚霁”都指橘林垸的龙阳八景之一。民国时沧港改为望橘乡，创办望橘乡中心小学。屈原倾注深厚的感情描写汉寿的一草一木和家乡的地名，如春兰、秋菊、沅芷、菱荷、芙蓉、江潭、辰阳、沅湘、洞庭等，均与沧港相合。由此，我们有理由认为屈原的故乡最有可能为洞庭汉寿县的沧港大镇。
屈原的一些作品及其相关资料，因秦始皇焚书坑儒而毁于火中。《史记》有关屈原的生平资料太简略，学者的理解各有不同，结论也有出入。研究屈原的作品，涉及屈原是否流放，目前有两次说、一次说、没有流放说三种看法。西汉刘向据《屈原列传》最先提出两次流放说。清初王夫之又据《九章·抽思》中“有鸟自南兮，来集汉北”之句认定屈原第一次流放的地点在汉北，往后不少学者都支持此说。第二次流放“江南”洞庭沅澧基本没有异议。由此屈原两次流放说似乎成了定论。改革开放后，有学者认为屈原只被楚顷襄王流放过一次；也有学者认为没有流放，是顷襄王派屈原到洞庭湘沅南征抗秦。其实，“鸟自南兮”是屈原自喻为鸟，指他从“江南”故乡“屈地”而来，“汉北实为洞庭湖汉寿古滩之北”。[20]
笔者认为，屈原任楚怀王左徒实施改革，上官大夫“欲夺”“宪令”“草稿”不成，向楚怀王谗毁屈原，怀王“怒而疏屈平”，但疏远不等于流放，最多是回到故乡屈地老家。这应是《屈原列传》中“屈原既嫉之，虽放流”之本意。屈原“信而见疑，忠而被谤”，经汉北（汉寿古滩之北）而回老家。在怨忧中而作《离骚》，写出了他回家的心情、回到老家的情况，女媭的劝诫，他复杂的思想感情和矛盾。“济沅湘以南征兮，就重华而陈词”。
溯沅水而上，南访重华（舜帝），实际上与两三千年前善卷西行的路线是一致的。屈原以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结合的手法上求天帝，实写楚王朝“溷浊不分”，仍想实现国泰民安的“美政”。但楚怀王“贪而信张仪”，“愿献商于六百里”，背叛齐楚联盟，结果受骗。秦、楚丹阳大战，楚军折兵八万，大将屈匄被俘，为国捐躯，丧失“楚之汉中地”。楚怀王“悉发国中兵”与秦再战于蓝田，又是惨败。楚怀王在失败教训中，才召回屈原，派他出使齐国恢复楚齐联盟。张仪又以归还“汉中地”使楚，贿赂靳尚、郑袖，楚怀王竟再次放了张仪。待屈原好不容易恢复齐楚联盟赶回，讲清利害，直谏“杀张仪”，使楚怀王失悔醒悟，派人“追张仪不及”。楚怀王在亲秦派的怂恿威胁下，娶秦女，答应与秦昭王相会。屈原认为“秦虎狼之国，不可信”，力谏楚怀王不要与会。但怀王在子兰劝说下还是到了武关，结果死于秦国。可见楚怀王并没有流放屈原。楚顷襄王立，子兰为令尹，迎楚怀王“归葬”，楚人不满于子兰“劝”怀王“入秦不返”的过错。在这种背景下，楚顷襄王是不可能流放屈原的。后来，屈原指责朝廷党人偷乐、腐败，又“系心怀王，不忘欲返”。《离骚》载传至令尹子兰耳朵里，子兰“闻之大怒”，遂“使上官大夫短屈原于顷襄王，顷襄王怒而迁之”。这里也没有讲流放，“迁”也不等于流放，最多也就是被“迁”离郢都回洞庭屈氏家乡，保留了三闾大夫的虚职。当然，我们更不能以楚辞中的某些章句而臆断，屈原被迁是顷襄王派屈原回洞庭故乡，组织抗秦斗争，或者臆断为顷襄王与屈原合兵收复江陵郢都的谋约。笔者认为，从《史记·屈原列传》中看不出屈原有流放的记载，只是撤销了左徒的高官遣回洞庭故乡罢了。楚国作为“千乘”诸侯，只能有八万军队，这些军队已被屈匄在丹阳丧失殆尽。屈氏家族很难再组织八万劲旅，担当起与顷襄王合兵复楚的任务。抗秦说与屈原回乡后的实际不符。但这并不与屈原回乡后进行爱国抗秦的斗争相冲突。作为忠心楚国、关心人民疾苦的爱国诗人，屈原在洞庭故乡的漫长岁月里，被发行吟江畔，为故乡、为祖国、为世界创造了划时代的楚辞，写出了“与日月争辉”的诗章。
尽管屈原的作品带着楚巫的特色，然而这也正好是故乡洞庭汉寿的特色。《离骚》本是一曲长篇祭祀歌辞，其主人公就是屈原精心设计的天降的神灵。《招魂》虽有“讽谏怀王冀其觉悟”的内涵，但仍是屈原沿用汉寿一带的招魂词，而为叔父屈匄写的一篇招魂曲。《九歌》更是祭天神、地祇、人祖的歌辞；甚至屈原“怀石”自沉也是巫术的升华。《哀郢》中的“何须臾而忘返”故乡，“鸟飞返故乡兮”等句子都强烈地表达了他热爱故乡的刻骨情思。他在德山吮吸了善卷道德的乳汁，早晨乘舟顺沅江而下，“朝发枉渚，夕宿辰阳”，晚上到达故乡汉寿，在沧浪之水畔同渔父吟唱。陈致远先生曾论证过屈赋中的“辰阳”“溆浦”均在今天的汉寿县。[21]笔者认为陈氏考证可证可信，故从“辰阳”为汉寿说。沧港是汉寿沧浪二水汇合处的古镇。爱乡必须爱国，爱国与爱乡是永远连在一起的。屈原尽管命运坎坷，“路漫漫其修远兮”，仍“九死而不悔”，“上下而求索”正义和真理，坚持自己“美政”的理想和复兴楚国的希望及橘的品格，以伟大的诗人气质，在洞庭水乡、沅澧之畔、沧浪之水吟出了爱国爱乡爱民的绝唱。屈氏家族及屈原与楚国皇室血脉相连，“岂余身之惮殃兮，恐皇舆之败绩”，屈原关心的是国家的兴衰成败，即使遭谗回乡，也是“鸟飞返故乡兮，狐死必首丘”，至死热爱祖国，热爱故乡屈地的山川故土，“魂兮归来哀江南”。他同情洞庭“江南”故乡人民的疾苦，“长太息以掩涕兮，哀民生之多艰”，“民离散而相失兮”。为了复兴楚国，他主张“举贤授能”，注重百姓疾苦，“明法度”，行法治，联齐等六国合纵抗秦，一统中国。为此，他“秉德无私”“参天地”，一如既往地推行自己的主张，但却遭到“淫逸侈靡”权贵的诋毁。他揭露了这些奸侫权贵的“贪婪”“忌妒”“偷乐”“鄙固”和无法无天的可耻行径，谴责了楚王“初既与余成言兮，后悔遁而有他”的出尔反尔的行为。《天问》中屈原问天、问地、问史，一连提出了那么多的问题，仍希望楚王能像楚昭王一样“悔过改更”。《橘颂》《东皇太一》《云中君》《湘君》《湘夫人》《大司命》《少司命》《东君》《河伯》《山鬼》《抽思》《思美人》《离骚》《国殇》《招魂》《天问》《惜诵》《怀沙》《涉江》《卜居》《悲回风》《渔父》《哀郢》《远游》《惜往日》等25首诗涉及的地域、草木、人物及习俗，主要集中在洞庭湖湘沅澧之域，亦可作为屈氏家族的封地及屈原的祖籍和故乡就在洞庭平原中心的汉寿一带的佐证。毛炳汉研究员代表湖南省社科院到汉寿实地考察后发表文章认为：“屈原作品20篇中无一处与秭归有关，在中国只有汉寿同时才有澧水和沅水经过，因此屈原的故乡在湖南汉寿是很可能的。”[22]
屈原是洞庭湖乡哺育出来的伟大诗人，他的作品大多写于他失意时“受命不迁，生南国兮”的屈地沅湘。郭沫若认为，屈原的“失意正是时代对于他的玉成”，“屈原是深深地把握了他的时代精神的人，他注重民生，尊崇贤能，企图以德政作中国之大一统，这正是他的仁；而他是一位身体力行的人，这就是他的义”。[23]无论屈原前期的作品，还是后期的作品，都是故乡洞庭屈地哺育的产物。故乡沅湘的水滋润了屈原爱乡爱国的情怀和诗人的气质，屈氏家族的责任基因使他年轻时就踏上了改革的仕途。因统治者腐败他被贬回“江南”洞庭沅湘的故乡。他以诗人“上下求索”的魅力，在沅澧一带创造出震撼世界文坛的楚辞。屈原的一生离不开楚国，更离不开洞庭平原中心“极目千里”的汉寿和沅澧流域的故乡。
（原载《湖南文理学院学报》2006年第4期）
[1]韩隆福：《论弭兵之会》，载《贵州史学丛刊》1986年第1期。
[2]韩隆福：《楚国历史地位再探》，载《武陵学刊》1991年第1期。
[3]《吕氏春秋·贵卒篇》。
[4]《战国策·秦策三》。
[5]《史记·吴起列传》。
[6]饶宗颐：《楚辞地理考》，商务印书馆，1946。
[7]史为乐主编《中国历史地名大辞典》，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5。
[8]罗运环：《楚国八百年》，武汉大学出版社，1992，第127页。
[9]何光岳：《楚源流史》，湖南人民出版社，1998，第348页。
[10]郭沫若：《历史人物·屈原研究》，人民文学出版社，1979，第60～61页。
[11]韩隆福：《屈原与洞庭水乡》，载施隆庭主编《汉寿历史典故与传说》，中国文史出版社，2004，第6～12页。
[12]《史记·楚世家》。
[13]郭沫若：《历史人物·屈原研究》，人民文学出版社，1979，第97页。
[14]《左传·僖公二十六年》。
[15]郦道元：《水经注·江水》。
[16]《左传·桓公九年》。
[17]《左传·恒公十三年》。
[18]《战国策·秦策二》。
[19]杨启乾：《汉寿出土“武王之童督”戈考》，载《常德日报》2005年7月6日。
[20]张中一：《屈原新传》，贵州人民出版社，1993，第37页。
[21]陈致远：《常德古代历史研究》，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9。
[22]毛炳汉：《屈原故乡可能在汉寿》，载《湖南日报》2005年12月12日。
[23]郭沫若：《历史人物·屈原研究》，人民文学出版社，1979，第73～78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