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继承、吸纳与创新

孟庆枢^[1]

读过贤强博士的《民国初期中学国文教科书外国翻译作品研究》书稿，给我的感觉是欣喜、厚重。这两种感受同时油然而生，这是因为：从他攻读博士学位开始，我就开始关注他的这一研究方向，后来他在博士生导师指导下，编选了《民国经典国文课》（商务印书馆出版），出版社让我撰写推荐语，我得以全面地阅读并学习了这些文章。虽然不少篇章为我常年所爱，但是再次阅读还是带给我很大的惊喜。我越发感到贤强选择了一个既有重要学术价值又有现实意义的课题。

中国文学研究者都知道，相当长时间里关于民国时期文学文化的研究十分薄弱，近些年来学界的“民国热”该是一个弥补（当然，在评判上各有千秋）。当今，我们迎来了一个呼唤创新的时代，创新离不开传统文化，它是我们共同的记忆。一个民族、国家的崛起，必以民族文化的复兴、崛起为先导。“温故而知新”，“新”是对“旧”的承继与超越，民国这一阶段是一个重要的转折期，多种思潮交织、争斗；同时，创新也必须开放地广博吸纳域外一切优秀的文化精品，为我所用，这两者不可偏废。民国阶段恰恰在这方面又是一个开创期。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民国经典国文课》让人瞩目也是必然。当时我每每阅读所选文章，就不由得思考：无论是人生哲理、国家兴衰的历史经验，还是人生百态的体悟，这些文本都会给当下的我们一些新的启迪。它既有历史的凝重，让我们重温中国人在屈辱年代的苦闷、拼搏与自信；又提供了和前人进行心灵沟通的渠道。由于多种原因，相当长时间这段历史与文化渐行渐远，我们和传统血脉似乎衔接不畅，折射出当前一些精神上的缺憾。细读文本附卷沉思，不时叩问当今视角的促狭，头脑里残存着从未被质疑的“自明”。接上血脉之后，有种心连寰宇的豁达，或是品尝五味俱全的人生感慨，当然也不乏直通心扉的愉悦。当时我就想如果贤强能继续循此前行，推出一部研究著作该有多好？贤强满足了我的阅读期望，时隔两年，又推出了这本《民国初期中学国文教科书外国翻译作品研究》，这正是他多年心无旁骛、孜孜以求、“跟踪”探讨的硕果。他以“咬定青山不放松”的劲头，推出了这本新作，这当然令人欣喜。读完全书，在欣喜中又颇感厚重。因为它是集多种力量打造而成的。本书具有史家的锐敏眼光，这是宏观把握的基础。同时，贤强多年中学语文教学（特别是教学中的改革探索与实践）经验的沉淀犹如发酵的陈酿。他的问题意识处处能够接上地气，不是空泛的议论。更可喜的是此书直达当今正在进行中的教育（中学语文教育为中心）和文化创新的前沿，是在风口浪尖上弄潮。对于书稿，我另一个突出的印象是：在“互联网+”时代，贤强发挥强项，利用高科技手段，用大数据作为佐证，展现在读者面前的资料充分、全面，让事实说话的特点自然而生。我国古代以来形成的文论传统是重实证，在注释古诗文时孤证是不被认可的。当今在信息化时代，科学的态度和高科技结合会使古代文论优秀的传统如虎添翼。本书稿附有16幅图表，让读者一目了然，各表要指明的某种倾向不需多言，都是很有说服力的。譬如，列出翻译的不同国别的文章一览表，使我感到眼睛一亮的是，在那个时代居然有在今天还未被注意的国家赫然纸上。这些都是贤强博士在“尊重多样文化，吸收人类优秀文化营养，提高文化品位”的目标下所做的实实在在的工作。虽然是学术著作，但是听得见作者的心声，诚挚地邀请他者对话，使得文本活起来、动起来。为此这里没有“片面的深刻”，多的是平实与厚重，引发的是读者的深度思考。

教科书里面的文章是选文，也是文本，教科书的文本是有着特殊负载的文本。我觉得本书对于文本论和叙述学研究也颇有新见。撰写者没有教条式地贴标签和作结论，而是采取细致分析，从文本论的各个方面条分缕析，得出使人信服的看法。这本著作不是一本旨在讲述文本论或叙述学的著作，但是，它的价值恰恰在于结合转型期的文学，又选定在中学语文课本的领域，结合具体篇章说出了大道理，颇多新意。撰写者明确指出：“对教科书的研究既要关注宏大叙事”，也要“洞幽知微”，探寻教科书编者的实践智慧。这些论文将选文的过程视为文本的再生产、再创造的过程。贤强受过比较文学的科班训练，对于文本论和叙述学一直孜孜以求。近年来我建议他读读前苏联的人文符号学、文本论理论大师洛特曼（1922-1993）的著述，我把我们洛特曼学习小组的有关资料不时提供给他，或许对他也有所帮助。虽然他在书稿里没有直接引用，但是许多论述颇得洛氏神髓。为此想结合文本论多说几句，选文的生产和创造是人类文化的传播形态，是一个时代的科学技术、社会思潮、政治制度等巨大变化的产物。洛特曼在《结构诗学讲义》（1964）开篇就讲：“现阶段的学问思考越来越显现出以下特点，即不是作为人生的个别、孤立的现象，而是作为一个统一体来探讨的趋势越发彰显”，“从对个别现象的观察和记述到多种体系的分析的趋势，越发向自然科学与人文科学浸透。辩证思维深入到研究方针与研究机构之中。”^[2]这就是以后频频出现结构的、网络的、跨学科研究的实质。人文学科与社会学科的融通已经势在必行，在民国时代这一趋势也露出端倪。

当然，选文的生产也离不开文本观和文本论。早在上世纪六七十年代，洛特曼就构建了辩证的、开放的文本论的新体系，他认为：文本不是一个物质层面的、静态的、僵死的存在之物，而是“围绕这一‘物’的诸种关系的结构”。写作者和阅读者一起展开对话，进入共同创造的“场”。表面看任何文本都是有限界的（犹如舞台设置、绘画的框额）。“但是，这是让人从物质性来接受，同时又让你通过视听而发生想象关联，进入动态之场”，可以说这是以人为本的文学文本论。这里不是讲民国年间我国优秀作家、学者、编辑者已经知道洛特曼的文本论，但是洛特曼的理论的核心是倡导“人的文学”，是动态的文本论，这和我国民国时期的优秀作家、理论家是相通的。在“人的文学”这一认识的指导下，他们对于传统文学有着新的诠释，选和编上便有了人本观点，这也重构了文学的审美风貌。他们倡导艺术文本阐释的多元化，正如常说的一千个读者就有一千个哈姆莱特。洛特曼在著作里反复强调艺术文本里面有两个以上的体系，告诫人们如果光以理性概括思维来分析文艺作品，必然带来很大的缺失，必须进行多维、全方位的体悟。“这样的阐释越多，艺术文本所具有的意味就越来越深厚，它的生命即得以延伸。”其实，这是从本质上谈文学，人也进入文本，他的生命意识就是如此体现的。民国初期的编者不同程度地具有这样的问题意识，难能可贵。今天要继承的也在于此。洛特曼指出：“从古至今，无论是一般读者还是研究者，对于文本都有两种理解思路：一是强调‘理解’，二是强调‘美的享受’。有的研究者着眼于概念的构建（越是抽象越有价值），另一种研究是消除一切概念和艺术之本质之类，因为他们认为这些导致作品贫乏无味和走上歪曲之路。”^[3]毫无疑问，对于文学文本理论概括式的解读有其存在的道理，简单地剔除并非上策。在民国时期，那时的编选者已经通过自己的体会和借鉴日本的经验在不断突破这一模式。只有多维的（其中“审美的”占有重要地位）接受，才符合“人的文学”的本意。洛特曼说：“这样的阐释越多，文本所蕴含的艺术意味就越来越浓厚，它的生命也会得以延伸。”“只允许有限的阐释的文本，就会接近非艺术的语言，固有的艺术生命就会丧失。（当然如果是这样，文本的、伦理的、哲学的、政治的寿命虽然不会受到妨害，但是其寿命已经由别的理由所决定了。）”^[4]民国时代的编选者为了打造新的国民，在文学文本的选、编与阐释上是引领潮流的。

文本的核心是语言问题，文字作为人类独有的符号（汉字作为一种独特符号）是文本选编者着眼的基础，为此，民国时期在时代发展过程中也把握住了这一要害。贤强博士提出翻译的外国作品应为中国文学的补充这一观点很有见地。把通过某种外文书写的作品译成的中文作品简单地叫作“外国文学”是不严谨的，不管多么优秀的翻译家的译作，只能是在既定舞台上的一次再创造。任何民族的文学作品（尤其是诗歌、韵文等民族特色浓厚的作品）在译介过程中已经发生变化。洛特曼接受俄国形式主义大师们的成果，在结合语言研究文学的领域更上一个新高度，他结合普希金等俄国文学大师的文本进行的细致入微的分析，令人心服口服。因为只有通过语言的表达（通过接受），人才会感受到心与心的互动。自从人成为“文化人”以来，人就必然生活在虚与实两个世界里。为此作为符号动物的人类就与之结为一个共同的场，演绎生命的多彩，折射宇宙的奥秘。从语言学研究来说，索绪尔的开山之功在于颠覆了关于语言的形而上的思维模式，能指与所指揭示了人内心世界创造力的无限活力，也昭示出人类在用符号表达上的复杂与多样性，其实这和人自身是一致的。西方的哲人和文艺理论家们早就说过：“词不只是钥匙，它也可以是桎梏。”（萨丕尔语）川端康成说过：“人过分信赖语言，产生不了新的表现。”洛特曼旁征博引俄罗斯和前苏联作家作品，切中肯綮地深入发掘，使我们更加清楚地认识到：离开对人的本质的理解，孤立地看取文本、解释词句，往往会南辕北辙。一切文本的律动都围绕着人的“生命意识、求新意识（含欲望）、对立统一意识、回归意识”（笔者多处阐发），与时俱进地展示多彩的景观，绘制出让人惊叹的画卷。所谓“陌生化”其实不必硬造一个词，人的求新本性就在时时求变、求发展。从《民国初期中学国文教科书外国翻译作品研究》可看出那个时代人们的心路历程。当年的“翻译”是不存在什么版权问题的，日本明治年代的一些翻译名篇是被当作国文典范来读的。例如，二叶亭四迷翻译的屠格涅夫的名作《邂逅》一直被看作他的作品。翻译恰恰体现人类的“我中有你，你中有我”，“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哲学基础盖在于此。循此路线直达对“文学”的再认识，这该是最有价值的思考了。

此外，在包括民国在内的一些文化转型期，我们都会深刻体会到文学作品在“结构”上的变异。对此洛特曼作了深入浅出的剖析，他认为：“我们不管如何正确地规定规则，接着又会立即指出从这规则产生脱逸的问题。……从规则脱逸不仅仅是艺术结构的法则，甚至可以作为反论，在由素材而出现的物质性所体现的层面里，作为结构来说都不过是理想的结构产物的一个变种而已。”这恰如俗语所说的一母生九子，九子不一般。世界上无完全相同的手纹这一说法也可以帮助理解这个含义。为此，当时的教科书编选者适应时代发展而提供“新的”东西就很好理解了。从根本上说是人的创新意识的本能这一源动力的驱使，当然方向是由编选者来确定的。

选文编写固然需要关注民国初期中学国文教科书外国作品的启示，但是也不能忽视当前选文生产遭遇的严峻挑战。当下文化中一个十分突出的现象，是人们对于文字表述的不信任和反拨。从科技上看，网络的发达、影视化的便利、人的原声的留存、行为的展示，都各显神通。尤其青少年迷恋网络也属于此范畴。前苏联人文符号学家洛特曼振聋发聩地作了一些重要论述。他指出：“具有意义（所指）和被具有意味的（能指）二者之间的关系，只有在赋予一定模式之条件状态下才能被理解的自然语言之符号，容易成为不可理解之物，被模式化的意义体系，被社会生活组合建构，也可以成为欺骗之物。作为信息源的符号，同样可以成为扰乱社会信息之手段产生和语言斗争之倾向，就是对语言具有欺骗性的本质认识之自觉。”对语言敬畏的同时，这也成为人类文化延续的一个要因。多元文化里最高理解形态是不著文字而彻悟。境界，超过语言的交流，比如音乐、爱、非语言学化的语言学，感情言语让人产生联想。”^[5]我国的禅学是这一理论的早期实践、开拓。文化生产的路未来怎么走？细思量。

是序亦是对话，和贤强与广大的读者对话，有朋自心中交谈，不亦乐乎？

己亥正月于北京常青藤宅

[1] 孟庆枢：长春大学孟庆枢学术中心教授、博士生导师。

[2] 同时参考日本学者矶谷孝的日译《文学理论与结构主义——探讨文本论的符号论途径》，1978，东京，劲草书房。因国内至今无俄文译本，引用时请核对原文。

[3] 以上引文均参照日本学者矶谷孝的日译《文学理论与结构主义——探讨文本论的符号论途径》，1978，东京：劲草书房。

[4] 同时参考日本学者矶谷孝的日译《文学理论与结构主义——探讨文本论的符号论途径》，1978，东京：劲草书房。

[5] 参考日本学者矶谷孝的日译《文学理论与结构主义——探讨文本论的符号论途径》，1978，东京：劲草书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