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2 嵌入和脱嵌

资本主义发展的困境以及由此导致的世界性问题，使得卡尔·波兰尼的学说产生了越来越大的影响。诚如《新西方论》封里所介绍的那样：“在2012年的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上，有一个灵魂游荡在这个精英聚集的大会上，他就是著名社会学家和经济历史学家——卡尔·波兰尼。他的经典著作《大转型》（即《巨变》一书——作者注）记录了市场经济的兴起对西方现代文明的深远影响，描述了20世纪30年代那场经济、政治及社会危机所造成的毁灭性后果。如今，在一个新的经济大萧条剧痛期，波兰尼的作品又被赋予了新的意义。”^[7]

卡尔·波兰尼在《巨变》^[8]这本经典著作中的核心观点是：纯粹的自律性市场是一个乌托邦。其所蕴涵的社会体制是全然空想的。“假如不放弃社会之人性本质及自然的本质，像这样的一种制度将无法存在于任何时期，它会摧毁人类，并将其环境变成荒野。而无可避免的是，社会将采取手段来保护它自己，但不论社会采取哪一种手段都会损伤到市场的自律，扰乱到工业生活，进而以另一种方式危害社会。正是这种进退两难的困境使得市场制度发展成一种一定的模式，并且最终瓦解了建立在其上的社会组织。”^[9]

波兰尼认为社会有其固有的经济属性，但是当经济被当作最为根本的、最核心的属性时就造成了社会的崩溃。“所有形态的社会都受其经济因素的限制。19世纪文明却是一个不同的、有独特意义的经济，这是因为它选择了一种特殊的动机作为本身的基础，而这种动机在人类社会历史上从未被认为是正当的，而且从未被提高到成为日常行为准则的程度，这就是图利。”这种“图利”动机所推动的机制在效能上来说，“只有历史上宗教狂热所激发出来的最剧烈暴乱可以与之比拟。”经济自由主义企图建立一个自律性市场制度的空幻努力失败了，但对社会的影响却还在，正如波兰尼在书的开篇中所提出的那样，“19世纪的文明已经崩溃”。

基于社会的经济属性，波兰尼认为，市场社会包含了两种对立的力量，即自由放任的动向以扩张市场，以及反向而生的保护主义以防止经济脱嵌，将经济从社会脱嵌的努力必然会遭遇抗拒。过度的市场化一定会导致过度的保护主义，当双向运动互不让步也无法单方面解决困境时，社会压力就会上升。

波兰尼认为，坊间流行的“涓滴经济学”即经济增长对于包括贫民在内的全民有利，实则没有历史根据。自律性经济的另一个缺陷是经济与社会之间的关系，强调经济的自律性导致原有社会关系的破裂，进而破裂的社会关系又对经济产生负面影响，尤其是在那些还未能建立必要的法制及制度架构前就盲目引入自律性市场经济机制的国家。从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将市场从社会中脱嵌的努力，就如拉扯一条巨大的橡皮筋，市场的自主性越大，社会压力就越大。如果继续拉扯，不是使之断裂造成社会解体，就是逼使经济回归社会嵌入的位置。正如波兰尼所说：“自由放任其实是有计划的。”这就是所谓的“双向运动”：当市场想脱嵌时，社会必将通过保护性立法或其他干预手段将其拉回。

时至今日，估计没有任何一个经济学家会再次认为自律性市场必然自然而然地导向高效率且公平的结果的观点。除非是死鸭子嘴硬派或自说自话者。“其中，有些学者虚伪且易辨识，就像那些依照意识形态或特殊利益的需求，而自诩为真正的经济科学者及优良的政策者的那些人。最近由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及美国财政部在发展中国家所推动的金融及资本市场自由化，正是这种例子。”^[10]但政府、市场、社会之间的界限如何、彼此之间如何进行相互介入仍然处于激烈的争论之中。

如果经济发展仅仅被当作是资本积累以及提升资源分配的效率，那么这些真的仅仅是技术问题，与人类社会发展的庞大体系比较起来，显得如此孤立与渺小。“假若共产主义在苏联和东欧的失败，证明市场制的优越性胜过社会主义，那么东亚的成就也充分证明，一个政府积极参与介入的经济体，绝对优于自律性市场。”^[11]正如邓小平同志所言，不论黑猫、白猫，逮住老鼠就是好猫。如果经济发展如自由主义者所定义的那样，那么就严格地把它限定在技术问题范围，而人类社会的发展需要关注更为根本的价值。一旦摆脱了“陈腐的市场心态”，就可以将各国经济体与全球经济都置于民主政治之下，社会通过民主方式来保障个人和自然免于经济危机。不能将人类的需求完全放置在非人性的市场机制逻辑下。

波兰尼提出：“市场经济的隐退，可成为一个前所未有的自由时代的开端。法制与实际的自由能更扩大及普及化，管制与调控不但给少数人带来自由，且泽被群众。”从1945年联合国成立，到20世纪80年代全球结社革命的兴起，以及全球治理的不断改革，“利用跨国社会运动以重建全球经济已被证实并非纸上谈兵”。同时，需要扩张公民自由，“在一个成熟的社会中，个人不服从社会的权利，必须获得制度性保障。个人能够自由追随其良知形式，而不必担心在社会生活中总会面临某种行政管理制度的干预力量。”

约翰·穆法兰在1782年写道，最大多数的穷人并不在贫穷或野蛮的国家，而是出现在那些最富庶与最文明的国家。奥特斯在1774年宣布一个公理：一个国家的富裕程度与其人口相对应，而其痛苦程度也与财富相对应。“假如说劳工们是身体上被非人化了的话，那么有财产者则是在道德上沉沦了。……富人们否认对其他同胞们的生活条件负有责任。……前所未闻的财富变成与前所未闻的贫穷无法分开。……怜悯从人的感情中消除，并以坚毅的决心，凭着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利益——这已赢得世俗宗教的地位——之名去抛弃人类的团结。”^[12]边沁所持有的贫穷是富庶的一部分的观点直到现在仍然在秉持自由市场经济的学者那里存在市场。对于穷人的慈善于是也就成为个人发展、经济发展的枷锁。

在波兰尼看来，最好的做法是，“不加抱怨地接受社会现实，将赋予人类不屈不挠的勇气与力量来除去所有可以除去的不义和束缚。只要人们仍忠于为全人类创造更多自由的任务，他就无须担心权力或计划会变成自由的障碍，并因其工具性而摧毁他所建构的自由。这就是在复杂社会中自由的意义，它赋予我们渴望的安定感。”如果人类社会的“进步”就是经济的发展，那么完全可以借由“进步”这个迷信诱人牺牲：不再注重家庭，不再注重彼此之间的关系，也不再注重除了图利以外的价值，以原子化的方式建立并陶醉（沉沦）于新的生活方式。就这样，关于人类最宏大的美好社会就建立在了自私、欲望的基础之上。那时，保龄球只能独自来打。

尤努斯说过，“人类是多维度的，即使经济学家也并无理论来解释这种多维度。他们抽出人类习性的一个维度，就试图来解释我们的各个维度是不恰当的。因此，我们基于一个前提就创造出了一整个系统以及一系列系统性问题也是错误的。这无视人所以为人的核心。”^[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