相当性标准的诠释学分析[1]
张敏[2]
内容提要：经伽达默尔、哈贝马斯等大师传承的诠释学原理，可以帮助人们深入理解不确定法律概念，更好地把握相当因果关系理论的要求。判断通常性，可从识别习惯及经验入手。只要借助常识，人们就可以把握住通常观念。在“公共领域”中检验通常观念，按照“生活世界”的逻辑加以确认，有助于准确认定通常性。与传统的“最佳的观察者说”相比，“有经验的观察者说”正视判断者的自身局限，重视沟通与谅解，并不苛求结论的精确无误，更契合诠释学的主张，因此更为可取。
关键词：相当性 诠释学 通常性 经验
一 导言
因果关系判断标准的发展，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法学方法的创新。在民法中，因果关系的认定主要仰仗相当因果关系理论。根据该理论，若某一行为通常会造成某种损害，那么这种行为与该损害结果之间就存在相当因果关系。[3]在大多数案件中，具有相当性的因果关系足以成就责任构成中的因果关系要件。因此，相当性标准堪称处理因果关系问题的首要标准。[4]
相当性标准的学术史可以追溯至19世纪80年代德国弗莱堡大学生理学家冯·克里斯（Von Kries）的交叉学科研究。他尝试运用统计学中的概率论原理，来处理刑法上的归责难题。[5]他提倡的相当性标准很快受到刑法学界的推崇，进而占据了民法因果关系理论中的翘楚地位。[6]在德国，相当性标准不仅是学说法，而且属于判例法。德国联邦最高法院于1951年在一则经典判例中对相当性标准所作的解释，一直为人们所津津乐道。
甲船的船员误报船体宽度，致使甲船和乙船卡在船闸里。船闸工作人员处置失误，结果乙船进水沉没，于是乙船的船主要求甲船的船主赔偿损失。德国联邦最高法院认为，误报船体宽度与乙船沉没之间不存在相当因果关系。因为误报仅与两船卡在船闸的结果有相当因果关系，而船闸工作人员处置事故失当才是乙船沉没的直接原因。法院指出，当一项条件通常会实质性地提高一种情况出现的客观可能性时，该条件才能被视为那种情况的有相当性的原因。判断相当性的时候，应从最佳的观察者的角度，运用经验知识，注意相关情形。[7]这番解释可视为德国联邦最高法院早期对相当性标准的系统解释，为在实务界巩固相当因果关系理论奠定了基础。
长期以来，在责任认定中相当性测试都是必不可少的。德国联邦最高法院2005年审结的游客摔伤案即是一例。
某女士与一家旅行社签订了旅游合同，由后者负责预订往返旅游目的地的航班机票。因返程航班机票超售，该女士无法登机。于是航空公司工作人员为她更换了另一个快要起飞的航班。该旅客带着行李，急忙跟着工作人员跑向新的登机口，途中不幸摔倒受伤。事后旅客起诉要求旅行社赔偿损失。德国联邦最高法院判决旅行社承担赔偿责任，理由是航空公司为旅行社履行旅游合同时，安排了时间过于紧迫的换乘航班，致使旅客因匆忙奔跑而摔倒受伤，违反了注意义务，应由旅行社承担违约责任。在认定因果关系时，法院着重分析了相当性，确认航空公司提供快要起飞的替代航班，有可能会造成旅客摔伤的后果，这种联系并不属于罕见的因果关系，也不违背事态发展的一般规律。根据法院对相当性标准的重述，假如前一事件按照通常的事态发展有可能带来一定的损害后果，那么该事件与这种损害后果之间存在相当因果关系。如果损害是由该事件以极不寻常或超乎常理的方式造成的，相当性不成立。[8]这项判决反映了德国联邦最高法院近期对相当性标准的理解。
虽然相当性标准历经一个多世纪的检验，仍被奉为圭臬，并保持了其基本含义，但是它不断受到批评者的质疑和新说的挑战。[9]相当性标准的一大缺点是不确定性较大。[10]原因是该标准由不确定法律概念构成。对不确定法律概念的追问，既是对这一传统学说的挑战，又是它的发展机遇。如，“通常”的要求如何理解？又如，法官应当采用哪一种“观察者”的立场？
创新法学研究方法，有助于揭示不确定法律概念的深层含义[11]，回答人们对相当性标准抱有的疑惑。及时借鉴哲学的发展成果，重新认识传统的因果关系理论，可以展现该理论的巨大潜力。1960年德国哲学家伽达默尔（Gadamer）出版的专著《真理与方法》，标志着哲学诠释学的诞生。作为海德堡学派的领军人物，伽达默尔从古已有之的诠释方法中提炼出一种普适深刻的诠释哲学。在《真理与方法》中，伽达默尔从历史解释和目的解释等法学方法论中汲取了养料。[12]他所首倡的哲学诠释学对提升法学方法论多有启发[13]，可以用来指导对相当因果关系理论的理解。
二 哲学诠释学及其影响
（一）伽达默尔的哲学诠释学
在伽达默尔看来，他的诠释学应当被视为哲学的一个分支，可以广泛应用于各种人文社会科学。[14]按照哲学诠释学的思想，理解一项过去的知识，是一个动态的传承过程。[15]前人的观点及其背景观念，未必能够通过文本完整传达。今人面对同一个文本，难免借助当代的经验知识来领会文本所承载的含义。每一次传承都是再次创造。因此既不能奢求真正还原，又不应苛求毫不失真。阅读文本，无异于与作者进行交流。这种交流虽然无声，但不妨碍领会意旨。意旨可以交流，参与交流即意味着接受再造。所以人们只能接收重新塑造后的意旨。
经由文本媒介的交流，也可看作一场对话。对话即是典型的交流。理解与诠释，不外乎道法对话。[16]参与对话的一方不仅应当知道自己在说什么，而且要善于反思左右自己的时代潮流；不但须听清对方的话语，更要认清对方在当时社会中的处境。[17]可见，话语只是对话的媒介，对话旨在会意，难在领悟话外之音。
领悟的关键在于理解话语或文本的前提条件。[18]文本生成的历史的、社会的限制因素，都属于文本的前提条件。理解的境界取决于认识文本前提的程度。[19]多发现一个前提条件，意味着将理解的境界拓宽一次。文本受到的限制是无限的，所以理解是一个永无止境的过程。探索相当因果关系理论的前提条件，将有助于提升理解相当性标准的境界。
语言是诠释学十分关注的对象。在伽达默尔看来，“可被理解的存在即是语言”。[20]当语言具有越来越独立的地位，它背后的运行机理就更加令人着迷。像分析哲学大师维特根斯坦一样，伽达默尔也乐于将语言比作游戏。[21]游戏的真谛在于自由，用孔子的话来形容，就是“从心所欲，不逾矩”。洞悉了语言蕴含的自由，并能运用自如，才算得上精通语言。语言也好，游戏也好，能够引人入胜，即把人引入一个自由世界，给人一种美的享受。
（二）诠释学的新境界
伽达默尔的诠释学是二战后德国哲学的一座高峰。《真理与方法》面世以后，影响极大。受其启发，哲学及人文社会科学吸收诠释学的思想[22]，全面推进理论创新，成果颇丰，造就了诠释学的新繁荣。
1.交往行为理论
当代著名思想家哈贝马斯（Habermas）深受哲学诠释学的影响。在其代表作《交往行为理论》中，哈贝马斯声明，他的理论与伽达默尔的诠释学一脉相承。[23]根据交往行为理论，语言是达成理解的媒介，理解的水平则取决于对话双方在生活世界中达到的境界。[24]
对生活世界的系统阐述，属于交往行为理论的一大亮点。“生活世界”原本是个日常用语[25]，经哈贝马斯阐发，成为一个明星学说的核心范畴。生活世界有三大要素，即文化、社会和个人。[26]三者协调互动，才能实现个体社会化，社会安定有活力，文化具有凝聚力。在生活世界中，主流媒体的导向作用非常重要。个体的交往行为接受媒体的引导，便会遵循共同的行为准则，大大降低交往成本。[27]
生活世界面临发展失衡的挑战。一方面，私人空间不断萎缩；另一方面，公共领域强势膨胀。公共领域过度侵入私人空间，就会危及个体的健康的、和谐的和正常的发展。[28]此外，生活世界与政经制度的冲突正在加剧。[29]政经制度不断蚕食生活世界，急剧改变着人们赖以安身立命的社会关系。哈贝马斯注意到，有人将此归咎于工具理性的泛滥。工具理性的信徒不尊重他人，不屑于平等看待他人的需求，仅仅把别人看作服务自我目的的材料。哈贝马斯深刻地指出：“工具理性脱胎于主客体关系的概念。”[30]工具理性的不当导向会造成政治权力滥用加剧，市场经济罔顾公益，社会成员的生活世界备受摧残，以及众人的生存处境趋于恶化。然而，哈贝马斯并不愿将生活世界的困境过分归因于工具理性。[31]他更希望借助法治国家的力量来补强个体的生活世界，维护其与政经制度的平衡关系。[32]
2.客观诠释学
德国教育社会学家欧文曼（Oevermann）擅长分析访谈记录，总结了客观诠释学的方法论。
根据客观诠释学，研究人员采集到访谈内容后，要找出藏在话语背后的客观的义理脉络。[33]受访者的谈吐属于主观的语言表达，其中带有规律性的意旨往往并未直接流露出来，却是真正有价值的内容，需要通过诠释来发掘。[34]
这种客观诠释需要关注三大影响因素。一是受访者的身份。当事人的社会角色会深刻影响他的谈话风格。同一句话由身份不同的人来说，意思会大不相同。把家长对孩子说的话，与老师说的话作一样的分析，并不足取。[35]二是主流价值观。[36]受访者谈话时所处的社会环境与时代背景不可不察，因为意思总会受到当时当地意识形态的无形过滤，才会获得表达。个人的意识难以不去浸染公共意识，难以抗拒后者的制约。两者之间的张力一旦过度，个人的精神状态就会堪忧。三是受访者的习惯。养成行为定式，可以节省行为的成本。人们喜欢用省心省力的方式来表达意愿。掌握受访者的习惯，正是破解话语背后的深意的捷径。[37]
客观诠释的方法包括以下四项内容。第一，研究人员要对自己的判断力抱有信心。[38]单纯的事例记述不是诠释，成功的诠释少不了研究人员敏锐的直觉和丰富的社会经验。第二，善于发现适用的社会规则。[39]规则不可胜数，关键是要找出对受访者发言施加了实质影响的社会规则。找到这样的规则，便能理解受访者的动机。第三，把诠释视作一个接近真相的过程。[40]解释无异于构建，发现义理类似于重述实情。诠释的结论难以精确，不必求全责备。第四，切忌过分执着于诠释的结论。[41]诠释是一个开放的过程，许多前提假设无法检验，所以结论随时会被修正。
3.文化诠释学
运用诠释学思想研究文化差异的价值，也是可行的。德国学者柯西勒（Köchler）成功开辟了文化诠释学的新天地。
在柯西勒看来，不同文化之间的关系，应按照诠释学的主张来处理。[42]自己的文化与他人的文化互相依存，互有裨益。对于自己的文化而言，他人的文化是不可或缺的参照物。正是他人的文化的存在，才可能真正理解自己的文化。这既是黑格尔辩证法的道理[43]，也是诠释学的要义。尊重文化差异，即是文化自觉与文化自信的表现。文化间的对话不仅可能，而且必要。倾听他人的声音，有助于更好地认识自己。[44]忽视对他人的文化的理解，容易滑入循环诠释自己文化的怪圈，即仅仅满足于用自己的经验历史诠释自己文化的内涵。[45]
（三）评论
哈贝马斯将对话提升至交往行为的层次，但并不改变达成理解的宗旨。交往行为理论为认识个人与社会的发展机制提供了一个开放的思想体系，博采哲学和人文社会科学各家所长，包括伽达默尔的诠释学。其中，生活世界学说进一步揭示了当代公共领域的新动态，丰富了研究语境的理论模型，展现了诠释学对研究社会现实问题的学术价值。客观诠释学的研究兴趣在于探究对话背后的深意，无意于通过诠释进行意义重构。由于重视对访谈记录的实证分析，客观诠释学发展出一套完整的研究方法和分析步骤，丰富了诠释学的方法论。文化诠释学把文化体视作对话的参与方，擅长运用辩证法论证对话的必要性和可行性，将诠释学的思想推广到国际关系研究领域。由此可见，诠释学具有强大的影响力，在促进社会科学创新方面，成效卓著。借用诠释学的视角，来重新认识法学上的相当因果关系理论，能有新的收获。
三 对“通常性”的新理解
（一）法学上的传统理解
相当性标准的一大特点是强调通常性。“通常性”这一要求，对于相当因果关系理论而言，可谓与生俱来。早在1889年冯·克里斯倡导该理论时，就已指出仅当一项条件通常会招致某种损害后果，前者才属于后者的相当性原因。[46]假如侵害行为已显示致害的态势，相当因果关系可告成立。[47]换个角度看，如果前一事件会增大后一事件发生的可能性，后者即可视为前者造成的具有相当性的结果。相当因果关系是原因条件与结果事件之间一般的联系，而非偶然成立的关系。判断相当性，还需要考虑社会的因素。[48]
经过法学家特雷格（Traeger）重述的相当因果关系理论多了一些新意。他提出：“当一项属于后果发生的必要条件的行为或其他事实，是一般会促成这种后果的情形，即它一般会实质性增加出现这种后果的客观可能性，那么它正是该后果的有相当性的条件。”[49]至于这种原因是否属于该损害的典型成因，在所不问。[50]而偶然性可以排除相当性，相当因果关系一般表现为绝非偶然的联系。[51]认定相当性，需要借助生活经验，属于价值判断。不可否认，相当性标准的适用会体现较为突出的不确定性。[52]
判断是否存在相当因果关系，须依照社会的通常观念进行。[53]按照史尚宽先生的观点，相当性标准的适用要符合“吾人智识经验”的一般水平。[54]通说认为，社会经验、普遍观念以及常识是认定相当因果关系的重要依据。[55]
（二）诠释学解读
诠释学可成为法律解释学的有益补充。[56]运用诠释学的原理，人们可以加深对通常性的认识。首先，通常性源于思维习惯。思维习惯塑造观念，是黑格尔辩证法的精髓。[57]遵循通常观念，无非是采用人们习以为常的逻辑。[58]个别奇思怪想，或者出人意料的见解，都不属于通常观念。伽达默尔深受黑格尔的影响，他的诠释学吸纳了辩证法的养分。[59]
其次，通常观念可以凭经验来把握。在伽达默尔看来，经验的形成要经历一个辩证的过程，在传承之中完成再造。[60]伽达默尔深谙现象学，而现象学大师胡塞尔认为，经验正是评判观念合理性的根本依据。[61]通常观念契合社会经验，而违反经验法则的因果观念难以具备通常性。例如一名司机不慎驾车撞翻一辆运钞车，警方将事故现场的运钞箱转移至附近警局，次日清点发现少了两箱。[62]假如运钞箱于警局遭窃，肇事司机的行为与这一损害之间的因果联系不符合生活经验，所以不具有通常性。反之，如果不存在警局失窃的情形，按照经验法则可以推定部分运钞箱会在事故现场遭到过往路人窃取，因此肇事行为引发两箱现金失窃，符合通常观念。
再次，应依靠常识认定通常性。根据伽达默尔的认识，常识属于达成理解的前提条件。[63]在哈贝马斯的交往行为理论中，常识的作用同样受到关注。凭借常识的特性，交往才得以顺利进行。[64]常识为众人所知，属于大众掌握的、具有广泛共性的信息，适于充当合意所需的共识。公众熟知的惯例可以成为常识的一部分。借助常识来认定因果关系，不仅可行，而且可靠。[65]符合常识的因果关系容易被大众所接受，是否合乎常识可由法官独立检验。
又次，可在公共领域的层次上把握通常性。公共领域中不以个体意志为转移的公共意识，可视为客观的精神存在。[66]它可以表现为风俗[67]，或以传统的名义呈现。[68]哈贝马斯形象地把它称为“凌驾于我之物”（über-Ich）。[69]人们稍做留意，就可以在大众媒体上感知它的存在。[70]客观诠释学孜孜以求的交谈背后的深意，正是公共领域中的规则。[71]通常观念处于公共领域的浅显部位，属于典型的公共领域。法官无须关注当事人的个体特性，径直前往公共领域选取通常性的依据即可。
最后，优先按照生活世界的逻辑来确认通常观念。早在1904年，特雷格就提出要参照生活的规则来判断因果关系。[72]根据哈贝马斯的理论，大众的生活世界由个人的私人领域与群体的公共领域交织而成，对个体身心健康和人格发展关系重大，却日益面临政经制度的侵蚀。政经制度的急剧膨胀必然伴随着政经理念的迅速滋长，但是这些新贵难免夹杂了借势蹿红的部分，缺乏长期实践的检验，不宜轻率纳入通常观念。相反，生活世界的逻辑广为人知，稳定可靠，值得信赖，最适合用于认定通常性。
四 对判断者定位的再认识
关于相当性标准的适用，存在一个讨论热烈的问题：法官判断相当因果关系时，应当采取怎样的立场。
（一）最佳的观察者说
有一种有力说，认为法官要充当最佳的观察者，悉数知晓与讼争案件相关的所有情况。虽然相当因果关系理论的创立者冯·克里斯没有论及判断者的定位问题，但是不久以后，特雷格表达了这种观点，主张判断因果关系的法官应当是“最有洞察力的人”。[73]他还强调，既要了解行为人熟知的情况[74]，又要掌握法官应有的经验知识。[75]在上述1951年的船闸案中，德国联邦最高法院采用了“最佳的观察者”的表述，对司法界影响很大。根据该案的裁判要旨，在认定相当性时，需要考虑侵害事件发生时一位最佳的观察者所知晓的一切情况，以及侵害行为人进一步掌握的情况，这一判断应参照审理时已知可用的全部经验知识进行。[76]至今主流的德国民法典评注依然坚持这一传统。[77]
（二）有经验的观察者说
另一种观点主张降低对判断者的要求，即法官仅需达到有经验的观察者的水准。拉伦茨（Larenz）是这种观点的代表人物。[78]法规目的说的支持者冯·凯默勒（Caemmerer）将最佳的观察者说视为相当因果关系理论的一大缺陷。在他看来，要求法官掌握全部的经验知识，意味着一切皆有可能，即没有不可能之事；换言之，条件与实际结果之间恒有相当性。如此一来，相当性判断形同虚设，无非是臆想出来结论之后，走个过场。[79]鉴于此，拉伦茨站在奉行相当因果关系理论的基本立场上，扬弃最佳的观察者说，主张法官应将自己定位为阅历丰富之人。[80]有经验的观察者会按照常理判断，即使不具备专门知识，也能得出符合常识的结论。经验可以积累，合格的法官自然可以成为有经验的观察者。
（三）诠释学视角下的评价
根据诠释学的原理，有经验的观察者说优于最佳的观察者说。理由如下。
第一，主体形象较为现实。按照伽达默尔的观点，有经验的人清楚自己的局限性。他知道自己不能成为时间与未来的主人，明白预判有其界限。[81]成熟的参与者往往可以胜任有经验的观察者。而最佳的观察者说要求法官通晓一切。这样的观察者令人想起一种全能知识分子的形象：受过良好教育的知识分子掌握了普遍适用的基本原理，善于学习，通过学习，便能掌握并熟练运用任何一门技能。也就是说，只要他肯学习，就可以变得无所不能，无所不会。[82]虽然全能知识分子观可以为最佳的观察者说提供理论支持，但是随着百科全书式的哲学早早成为哲学史上的绝唱，最佳的观察者说很难在当代哲学中找到有力依据。
第二，谅解式的观察方式更可取。按照诠释学的要求，有经验的人在交往中会平等对待对方，尊重并理解对方的需求。诠释学的精神在于对话参与者互认对方为主体。通过沟通，依靠体悟，有经验的人就可理解对方的意图。借助这种谅解式的观察方式，法官在判断相当性时，能更好地认清行为人实施侵害的原因，以及受害人介入的程度与缘由。相反，假如观察者自以为全知全能，难免产生居高临下的心态，将当事人简单看作审视的客体。
第三，不苛求判断结论精确无误。客观诠释学强调，诠释的结论如能接近真相，就可接受；而且应当保持开放性，无须排除修正的可能性。[83]哈贝马斯指出，交往涉及的背景知识往往难以捉摸。[84]与此相应，让有经验的人认定相当性，表明法律秩序承认相当性判断需要留有余地，即需要容留结论出现偏差。法官也是人，再敬业也不能保证查明因果关系的所有基础条件，或总是把准新时期通常观念的脉相。然而要求观察者无所不知，只会不切实际地给法官增压，事实上却无助于提升相当性判断的水准。认定相当因果关系，不能指望结论精确；过于严格的复查检验不符合定性分析的特点，缺乏合理性。虽然借助专家证言或鉴定结论，法官似乎可以获取任何需要的知识，但是法官不可能消化专家证言及鉴定结论中的所有内容；站在有经验的观察者的立场上，依靠常识，清楚局限，反倒可以保持相对于专家证言及鉴定结论的独立性，真正发挥司法的最后一道正义防线的作用。
五 结语
诠释学分析可以成为法学研究的一种新方法。相当性标准虽然在德国法和中国法上没有得到明文规定，但公认它属于学说法，可作为习惯法适用。相当性标准可视为一项有特色的法律规则，既有法律的专业性，又高度依赖难以说清的不确定法律概念，适于运用诠释学思想来深究。对法律规范进行哲学分析，是反思法律自身局限、促进法学进步的良途。选择诠释学分析来探路，既是因为伽达默尔与法学方法论早有渊源，又是诠释学风靡人文社会科学各领域的合理结果。
根据诠释学的分析，相当因果关系理论所要求的通常性，意味着须尊重大众的既有观念。法官不应听凭自己个性化的好恶与看法，而是要遵循公共领域里的经验法则与常理，依据公认的知识与价值，来判断侵害行为与损害结果之间是否存在相当性。顺着传统观念进行判断，可保无虞；秉持开明的态度来看待传统，更为理想。
法官不必充当最佳的观察者，只需做好有经验的观察者。尽管这两种定位主张在理论界各有有力的拥护者，但诠释学的解释显示，后者更合乎时宜。有经验的人更善于倾听他人的意见，更具有自知之明。在行使相当性标准的自由裁量权时，这种社会经验比具体的专业性知识更要紧。
[1]本文系司法部2017年度国家法治与法学理论研究项目中青年课题“群众性活动组织者的侵权责任研究”（17SFB3032）的阶段性成果。
[2]安徽大学法学院讲师，德国哥廷根大学法学博士。
[3]Vgl.MünchKommBGB/Oetker，6.Aufl.，München： C.H.Beck，2012，§ 249 BGB Rn.110.
[4]相当性标准在侵权法和合同法上的适用最具代表性，下文中如无特别说明，均指债法上的相当性标准。
[5]Vgl.Johannes von Kries，über die Begriffe der Wahrscheinlichkeit und Möglichkeit und ihre Bedeutung im Strafrechte ，ZStrW 9 （1889），528，536 f.
[6]Vgl.Ludwig Traeger，Der Kausalbegriff im Straf-und Zivilrecht.Zugleich ein Beitrag zur Auslegung des BGB ，Marburg： Elwert，1904，149 ff.
[7]BGHZ 3，261.
[8]BGH NJW 2005，1420.
[9]Vgl.Ernst von Caemmerer，Das Problem des Kausalzusammenhangs im Privatrecht ，Freiburg im Breisgau： H.F.Schulz，1956，12； Ulrich Huber，Verschulden，Gefährdung und Adäquanz，in： K.Müller/H.Soell （Hrsg.），Rechtswissenschaft und Gesetzgebung.Festschrift für Eduard Wahl ，Heidelberg： Carl Winter Universitätsverlag，1973，332 ff.
[10]参见叶金强《相当因果关系理论的展开》，《中国法学》2008年第1期。
[11]参见郑永流《出释入造——法律诠释学及其与法律解释学的关系》，《法学研究》2002年第3期。
[12]Hans-G.Gadamer，Wahrheit und Methode.Grundzüge einer philosophischen Hermeneutik，7.Aufl.，Tübingen： Mohr，2010，331 f.哲学诠释学与法律解释学之间的关系，曾引起德国法学界的关注，参见〔德〕马丁·阿芬那留斯《一般解释学与法律历史学家和法学家的实践》，郝丽燕译，载梁慧星主编《民商法论丛》（第63卷），法律出版社，2017，第94～96页。
[13]Vgl.Karl Larenz/Claus-W.Canaris，Methodenlehre der Rechtswissenschaft ，3.Aufl.，Berlin： Springer，1995，30 f.
[14]Vgl.Hans-G.Gadamer，Wahrheit und Methode.Grundzüge einer philosophischen Hermeneutik，7.Aufl.，Tübingen： Mohr，2010，479.
[15]Vgl.Hans-G.Gadamer，Wahrheit und Methode.Grundzüge einer philosophischen Hermeneutik，7.Aufl.，Tübingen： Mohr，2010，374.
[16]Vgl.Hans-G.Gadamer，Wahrheit und Methode.Grundzüge einer philosophischen Hermeneutik，7.Aufl.，Tübingen： Mohr，2010.
[17]《孙子兵法·谋攻篇》说：“知彼知己者，百战不殆。”参见（春秋）孙武《十一家注孙子校理》，（三国）曹操等注，杨丙安校理，中华书局，1999，第62页。成功的对话也讲究知己知彼，而且要求知悉有关联的公共领域。Vgl.Hans-G.Gadamer，Wahrheit und Methode.Grundzüge einer philosophischen Hermeneutik，7.Aufl.，Tübingen： Mohr，2010，297.
[18]Vgl.Hans-G.Gadamer，Wahrheit und Methode.Grundzüge einer philosophischen Hermeneutik，7.Aufl.，Tübingen： Mohr，2010，381.
[19]Vgl.Hans-G.Gadamer，Wahrheit und Methode.Grundzüge einer philosophischen Hermeneutik，7.Aufl.，Tübingen： Mohr，2010，383.
[20]Hans-G.Gadamer，Wahrheit und Methode.Grundzüge einer philosophischen Hermeneutik，7.Aufl.，Tübingen： Mohr，2010，478.
[21]Hans-G.Gadamer，Wahrheit und Methode.Grundzüge einer philosophischen Hermeneutik，7.Aufl.，Tübingen： Mohr，2010，494.
[22]质疑哲学诠释学合理性和普适性的，不乏其人。例如姜福东《反思法学对哲学诠释学的继受》，《法商研究》2010年第5期。
[23]Jürgen Habermas，Theorie des kommunikativen Handelns，Band I.Handlungsrationalitätund gesellschaftliche Rationalisierung，9.Aufl.，Frankfurt am Main： Suhrkamp，2014，143.
[24]Jürgen Habermas，Theorie des kommunikativen Handelns，Band I.Handlungsrationalitätund gesellschaftliche Rationalisierung，9.Aufl.，Frankfurt am Main： Suhrkamp，2014，142.
[25]Jürgen Habermas，Theorie des kommunikativen Handelns，Band II.Zur Kritik der funktionalistischen Vernunft，9.Aufl.，Frankfurt am Main： Suhrkamp，2014，206.
[26]Jürgen Habermas，Theorie des kommunikativen Handelns，Band II.Zur Kritik der funktionalistischen Vernunft，9.Aufl.，Frankfurt am Main： Suhrkamp，2014，209.
[27]Jürgen Habermas，Theorie des kommunikativen Handelns，Band II.Zur Kritik der funktionalistischen Vernunft，9.Aufl.，Frankfurt am Main： Suhrkamp，2014，第273页以下。
[28]Jürgen Habermas，Theorie des kommunikativen Handelns，Band II.Zur Kritik der funktionalistischen Vernunft，9.Aufl.，Frankfurt am Main： Suhrkamp，2014，215-216.
[29]Vgl.Jürgen Habermas，Theorie des kommunikativen Handelns，Band II.Zur Kritik der funktionalistischen Vernunft，9.Aufl.，Frankfurt am Main： Suhrkamp，2014，480.
[30]Jürgen Habermas，Theorie des kommunikativen Handelns，Band I.Handlungsrationalität und gesellschaftliche Rationalisierung，9.Aufl.，Frankfurt am Main： Suhrkamp，2014，507.
[31]Vgl.Jürgen Habermas，Theorie des kommunikativen Handelns，Band II.Zur Kritik der funktionalistischen Vernunft，9.Aufl.，Frankfurt am Main： Suhrkamp，2014，490.
[32]Vgl.Jürgen Habermas，Theorie des kommunikativen Handelns，Band II.Zur Kritik der funktionalistischen Vernunft，9.Aufl.，Frankfurt am Main： Suhrkamp，2014，第524页以下。
[33]Ulrich Oevermann/Tilman Allert/Elisabeth Konau/Jürgen Krambeck，Die Methodologie einer，objektiven Hermeneutikund ihre allgemeine forschungslogische Bedeutung in den Sozialwissenschaften，in： Hans-G.Soeffner （Hrsg.），Interpretative Verfahren in den Sozial-und Textwissenschaften，Stuttgart： Metzler，1979，378.
[34]按照“透过现象看本质”的道理，可以把受访者的谈话视作现象，把所蕴含的客观意旨确立为待探究的本质。
[35]Ulrich Oevermann/Tilman Allert/Elisabeth Konau/Jürgen Krambeck，Die Methodologie einer，objektiven Hermeneutikund ihre allgemeine forschungslogische Bedeutung in den Sozialwissenschaften，in： Hans-G.Soeffner （Hrsg.），Interpretative Verfahren in den Sozial-und Textwissenschaften，Stuttgart： Metzler，1979，384.
[36]Ulrich Oevermann/Tilman Allert/Elisabeth Konau/Jürgen Krambeck，Die Methodologie einer，objektiven Hermeneutikund ihre allgemeine forschungslogische Bedeutung in den Sozialwissenschaften，in： Hans-G.Soeffner （Hrsg.），Interpretative Verfahren in den Sozial-und Textwissenschaften，Stuttgart： Metzler，1979，385.
[37]Ulrich Oevermann/Tilman Allert/Elisabeth Konau/Jürgen Krambeck，Die Methodologie einer，objektiven Hermeneutikund ihre allgemeine forschungslogische Bedeutung in den Sozialwissenschaften，in： Hans-G.Soeffner （Hrsg.），Interpretative Verfahren in den Sozial-und Textwissenschaften，Stuttgart： Metzler，1979，386.
[38]Ulrich Oevermann/Tilman Allert/Elisabeth Konau/Jürgen Krambeck，Die Methodologie einer，objektiven Hermeneutikund ihre allgemeine forschungslogische Bedeutung in den Sozialwissenschaften，in： Hans-G.Soeffner （Hrsg.），Interpretative Verfahren in den Sozial-und Textwissenschaften，Stuttgart： Metzler，1979，388.
[39]Ulrich Oevermann/Tilman Allert/Elisabeth Konau/Jürgen Krambeck，Die Methodologie einer，objektiven Hermeneutikund ihre allgemeine forschungslogische Bedeutung in den Sozialwissenschaften，in： Hans-G.Soeffner （Hrsg.），Interpretative Verfahren in den Sozial-und Textwissenschaften，Stuttgart： Metzler，1979，389.
[40]Ulrich Oevermann/Tilman Allert/Elisabeth Konau/Jürgen Krambeck，Die Methodologie einer，objektiven Hermeneutikund ihre allgemeine forschungslogische Bedeutung in den Sozialwissenschaften，in： Hans-G.Soeffner （Hrsg.），Interpretative Verfahren in den Sozial-und Textwissenschaften，Stuttgart： Metzler，1979，390.
[41]Ulrich Oevermann/Tilman Allert/Elisabeth Konau/Jürgen Krambeck，Die Methodologie einer，objektiven Hermeneutikund ihre allgemeine forschungslogische Bedeutung in den Sozialwissenschaften，in： Hans-G.Soeffner （Hrsg.），Interpretative Verfahren in den Sozial-und Textwissenschaften，Stuttgart： Metzler，1979，391.
[42]Hans Köchler，Kulturphilosophische Aspekte internationaler Kooperation，Zeitschrift für Kulturaustausch，28.Jg.1978/1.Vl.，41 f.
[43]Vgl.Georg W.F.Hegel，Enzyklopädie der philosophischen Wissenschaften im Grundrisse （1830），hrsg.von F.Nicolin/O.Pöggeler，Hamburg： Meiner，1991 （Nachdruck 2011），351.
[44]“他山之石，可以攻玉”用来形容文化间对话的价值，也很贴切。
[45]Hans Köchler，Kulturphilosophische Aspekte internationaler Kooperation，Zeitschrift für Kulturaustausch，28.Jg.1978/1.Vl.，42.
[46]Johannes von Kries，über die Begriffe der Wahrscheinlichkeit und Möglichkeit und ihre Bedeutung im Strafrechte，ZStrW 9 （1889），528，531.
[47]Johannes von Kries，über die Begriffe der Wahrscheinlichkeit und Möglichkeit und ihre Bedeutung im Strafrechte，ZStrW 9 （1889），531-532.
[48]Johannes von Kries，über die Begriffe der Wahrscheinlichkeit und Möglichkeit und ihre Bedeutung im Strafrechte，ZStrW 9 （1889），532.
[49]Ludwig Traeger，Der Kausalbegriff im Straf-und Zivilrecht.Zugleich ein Beitrag zur Auslegung des BGB，Marburg： Elwert，1904，159.
[50]Ludwig Traeger，Der Kausalbegriff im Straf-und Zivilrecht.Zugleich ein Beitrag zur Auslegung des BGB，Marburg： Elwert，1904，161.
[51]Ludwig Traeger，Der Kausalbegriff im Straf-und Zivilrecht.Zugleich ein Beitrag zur Auslegung des BGB，Marburg： Elwert，1904，166.
[52]Ludwig Traeger，Der Kausalbegriff im Straf-und Zivilrecht.Zugleich ein Beitrag zur Auslegung des BGB，Marburg： Elwert，1904，165.
[53]Vgl.Palandt /Grüneberg，74.Aufl.，München： C.H.Beck，2015，Vor § 249 BGB Rn.26.
[54]史尚宽：《债法总论》，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0，第170页。
[55]参见王利明《侵权责任法研究（上卷）》（第2版），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6，第389页；张新宝《侵权责任构成要件研究》，法律出版社，2007，第409页；程啸《侵权责任法》（第2版），法律出版社，2015，第238页。
[56]参见王彬《再论法学对哲学诠释学的继受》，《法学论坛》2012年第5期。
[57]Vgl.Georg W.F.Hegel，Enzyklopädie der philosophischen Wissenschaften im Grundrisse （1830），hrsg.von F.Nicolin/O.Pöggeler，Hamburg： Meiner，1991 （Nachdruck 2011），208.
[58]例如点、线、面或面、线、点的推演顺序均符合大众的思维习惯，这两种论述顺序都属于通常的论证结构。
[59]Hans-G.Gadamer，Wahrheit und Methode.Grundzüge einer philosophischen Hermeneutik，7.Aufl.，Tübingen： Mohr，2010，294-296.
[60]Hans-G.Gadamer，Wahrheit und Methode.Grundzüge einer philosophischen Hermeneutik，7.Aufl.，Tübingen： Mohr，2010，362.
[61]Edmund Husserl，Die Krisis der europäischen Wissenschaften und die transzendentale Phänomenologie，Hamburg： Meiner，2012，134 f.
[62]BGH NJW 1997，865.
[63]Hans-G.Gadamer，Wahrheit und Methode.Grundzüge einer philosophischen Hermeneutik，7.Aufl.，Tübingen： Mohr，2010，299.
[64]Jürgen Habermas，Theorie des kommunikativen Handelns，Band I.Handlungsrationalität und gesellschaftliche Rationalisierung，9.Aufl.，Frankfurt am Main： Suhrkamp，2014，451.
[65]参见〔美〕H.L.A.哈特、〔美〕托尼·奥诺尔《法律中的因果关系》，张绍谦、孙战国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5，第447页。
[66]Vgl.Georg W.F.Hegel，Enzyklopädie der philosophischen Wissenschaften im Grundrisse （1830），hrsg.von F.Nicolin/O.Pöggeler，Hamburg： Meiner，1991 （Nachdruck 2011），390.
[67]Vgl.Immanuel Kant，Die Metaphysik der Sitten，17.Aufl.，Frankfurt am Main： Suhrkamp，2014，319 ff.
[68]Vgl.Hans-G.Gadamer，Wahrheit und Methode.Grundzüge einer philosophischen Hermeneutik，7.Aufl.，Tübingen： Mohr，2010，286.
[69]Jürgen Habermas，Theorie des kommunikativen Handelns，Band II.Zur Kritik der funktionalistischen Vernunft，9.Aufl.，Frankfurt am Main： Suhrkamp，2014，570.
[70]Jürgen Habermas，Theorie des kommunikativen Handelns，Band II.Zur Kritik der funktionalistischen Vernunft，9.Aufl.，Frankfurt am Main： Suhrkamp，2014，593.
[71]Vgl.Ulrich Oevermann/Tilman Allert/Elisabeth Konau/Jürgen Krambeck，Die Methodologie einer objektiven Hermeneutikund ihre allgemeine forschungslogische Bedeutung in den Sozialwissenschaften，in： Hans-G.Soeffner （Hrsg.），Interpretative Verfahren in den Sozial-und Textwissenschaften，Stuttgart： Metzler，1979，378 ff.
[72]Ludwig Traeger，Der Kausalbegriff im Straf-und Zivilrecht.Zugleich ein Beitrag zur Auslegung des BGB，Marburg： Elwert，1904，165.
[73]Ludwig Traeger，Der Kausalbegriff im Straf-und Zivilrecht.Zugleich ein Beitrag zur Auslegung des BGB，Marburg： Elwert，1904，159.
[74]Ludwig Traeger，Der Kausalbegriff im Straf-und Zivilrecht.Zugleich ein Beitrag zur Auslegung des BGB，Marburg： Elwert，1904.
[75]Ludwig Traeger，Der Kausalbegriff im Straf-und Zivilrecht.Zugleich ein Beitrag zur Auslegung des BGB，Marburg： Elwert，1904，163.
[76]BGHZ 3，261.
[77]Vgl.MunchKommBGB /Oetker，§ 249 BGB Rn.111； Palandt /Grüneberg，Vor § 249 BGB Rn.27.
[78]Karl Larenz，Lehrbuch des Schuldrechts，Bd.1： Allgemeiner Teil，14.Aufl.，München： C.H.Beck，1987，439 f.
[79]Ernst von Caemmerer，Das Problem des Kausalzusammenhangs im Privatrecht ，Freiburg im Breisgau： H.F.Schulz，1956，18.
[80]Karl Larenz，Lehrbuch des Schuldrechts，Bd.1： Allgemeiner Teil，14.Aufl.，München： C.H.Beck，1987，456.
[81]Gadamer，Wahrheit und Methode.Grundzüge einer philosophischen Hermeneutik，7.Aufl.，Tübingen 2010，363.
[82]Vgl.Georg W.F.Hegel，Enzyklopädie der philosophischen Wissenschaften im Grundrisse （1830），hrsg.von F.Nicolin/O.Pöggeler，Hamburg： Meiner，1991 （Nachdruck 2011），92.
[83]Ulrich Oevermann/Tilman Allert/Elisabeth Konau/Jürgen Krambeck，Die Methodologie einer objektiven Hermeneutikund ihre allgemeine forschungslogische Bedeutung in den Sozialwissenschaften，in： Hans-G.Soeffner （Hrsg.），Interpretative Verfahren in den Sozial-und Textwissenschaften，Stuttgart： Metzler，1979，390 f.
[84]Jürgen Habermas，Theorie des kommunikativen Handelns，Band II.Zur Kritik der funktionalistischen Vernunft，9.Aufl.，Frankfurt am Main： Suhrkamp，2014，58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