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行行重行行

——江村调查在新时代的延续

“行行重行行”是费孝通用古诗句为自己乡镇发展研究结集成册出版所用的书名，实际上这也是费孝通恢复工作之后孜孜不倦耕耘不止的学术生涯写照。在“认识中国、改造中国”这个理念、定位指导下，20世纪80年代费孝通恢复学术生涯后首先接续了“从实求知、志在富民”这一传统，延续本土化的问题意识。在这个实践传统下他做了许多有价值的实用性研究，主要可以概括为两大主题：第一大主题就是农村发展、小城镇研究，这是1936年江村调查的延续，不仅在江村追踪调查，了解它在这半个世纪里的变动，而且把研究从江村扩展到区域、扩展到了全国；第二个就是边疆发展、民族研究，这是1935年花篮瑶调查研究的继续，全国一盘棋下的边疆民族地区共同发展和中华民族多元一体论。

我们首先来看农村发展、小城镇这一主题。关于中国农村发展问题的观察和思考，实际上是1936年费孝通在进行江村调查时就已经开始了。所以，费孝通说“回想起我自己对中国农村问题的认识，《江村经济》确实是一个重要的起点。在这本书里我注意到中国农村里农业、家庭副业、乡村工业的关系。1938年我从伦敦回国，在抗日战争时期，在中国云南省的内地农村进行社会调查，是我进一步看到在一个人口众多、土地有限的国家里，要进一步提高农民的生活水平，重点应当放在发展乡村工业上。”（《费孝通文集》第八卷，1999：146-147）1938年，费孝通英国学成回国加入吴文藻云南大学社会学系工作并建立“魁阁研究小组”，40年代结集出版研究成果《云南三村》，继续关注农村工业、民族地区发展议题。抗战胜利以后，费孝通又以“人性与机器”为题就“中国手工业前途”进行了论述，费孝通指出：“讨论和设计中国战后经济建设的朋友们中间有不少心目中似乎只有‘英美式呢还是苏联式’这一简单的课题。这课题背后有一个极其不合常识的假定，那就是中国好比一张白纸，要染什么颜色就是什么颜色。”（《费孝通文集》第三卷，1999：387）显然，费孝通对于脱离中国本土国情的战后工业化建设设想不以为然。费孝通指出要避免西欧式现代化之后的弱点和流弊，不能成为机器的奴隶，要从“中国是一个土地稀少，人口众多的国家”以及中国传统手工业中的“人为主工具为客”“人和物相成，人在物里完成他的生活”国情和传统出发，中国选择“分散工业在广大的农村中，使我们一大部分可以分散的工业和农业配合来维持大多数人民的生活，是一条比较切实的出路，而且这条出路里可以避免西洋机器文明所引起对个人和社会的不良影响。这最切实的出路也是一条合于理想的出路，因为在这种方式中所组织出来的经济是合于人性的，是促进人类幸福的，是可以实现机器真正功效的经济”（《费孝通文集》第三卷，1999：400）。一年之后，在回答吴景超先生对此观点的批评时，费孝通再次强调，“我们认为任何一个国家所能采取的社会制度必然受该国文化和社会处境所影响，所以我们认为我们的课题并不是‘英美式呢，还是苏联式呢？’而是以增加人民生活程度为目的。熟察我们自己的历史背景及社会情况，设计一个能利用机器生产的中国式的社会方式”（《费孝通文集》第五卷，1999：435）。

20世纪80年代费孝通恢复学术工作之后就开始马不停蹄地行行重行行，1981年三访江村，随后1983年发表《小城镇、大问题》一文，展示出费孝通对我国农村问题的深刻认识和改革开放新形势下解决农村发展问题时不我待的紧迫。事实上，对于一个现代化国家来说，从人口学的角度看，人口转变是嵌入在现代化、工业化、城市化过程之中的，人口转变首先由死亡率下降开始，然后生育率持续下降，最终到低死亡低生育水平这样一个变化过程，人口转变过程中生育率滞后于死亡率下降必然带来人口数量迅速增长，而人口数量增长才有了人口流动的这个条件。新中国成立以后，我国步入了现代化进程之中，与此同时，也开始了人口转变，由于我国人口死亡水平在新卫生医疗制度下迅速下降，所以20世纪六七十年代我国人口经历了高增长时期。1982年第三次人口普查，我国大陆人口已经超过十亿，是费孝通三四十年代关注我国农村问题时的2倍多，加之新中国之后建立了城乡户籍二元制度，我国农村人口始终保持在80%以上。这样一个基本人口国情，必然存在农村发展和农村人口转移问题。所以，费孝通1983年提出的小城镇大问题，旨在如何解决农村发展和农村人口如何转移出来的大问题。那么，费孝通给出的药方是什么呢？费孝通认为我们既不能像发达国家走羊吃人的道路，也不能像发展中国家走那种无序的大城市化道路，中国的工业化只能是一条迥然不同的道路，而乡镇企业、小城镇化道路就是一条可行的道路。小城镇如同他形容的蓄水池，首先可以转变农民的身份，让农民离土不离乡，从土地上转移出来，另一方面又不给已经拥挤的城市增加人口负担。所以费孝通这种主张，是结合江南农村实际情况就地城镇化的主张。

为了能够更好地探索我国城乡发展道路，1984年，费孝通“走出”了他熟悉的江村，进苏北、去温州、下两广，从而发现了不同的城乡发展模式，如“离土不离乡”就地城镇化的“苏南模式”、“小商品、大市场”的“温州模式”以及“借船出海到造船出海”的“珠江模式”。由此费孝通进一步提出了“发展模式”的概念。费孝通指出“模式是指在一定地区，一定历史条件，具有特色的经济发展的路子。这个概念使我们的研究工作推进了一步，要求我们从整体出发探索每个地区的背景、条件所形成的和其他地区相区别的发展上的特色，从而引导我们进入不同模式的比较”（《费孝通文集》第十二卷，1999：307）。费孝通进一步指出，“这个概念有它的使用价值，它防止了全盘照搬的办法，所以我们提出了‘因地制宜，不同模式’的观点”（《费孝通文集》第十二卷，1999：308）。对于我国80年代走出的这种发展模式，学者也给出了很高的评价，“中国乡镇企业崛起的最深刻意义或许在于，它为华夏民族从农业社会转向工业社会提供了可以依托的微观社会组织基础。不同于一般把企业建在乡村，中国乡镇企业的发展并不以削弱、破坏以至于最终摧毁原有的乡土社区为代价，而是与原母体乡村社区结成唇齿相依、濡沫相济的极为紧密的共生共荣关系，从而有力地加强并重建了乡土中国的共同体”（甘阳，2012）。

不得不说，费孝通这项研究具有超前性。事实上，费孝通于1983年提出这个问题的时候中国农村人口流动还不是一个很大的规模，还不到千万人，随着我国改革深入和城乡发展加快，特别是1992年邓小平南方谈话之后，我国流动人口从几百万到几千万然后跨过一个亿直到现在的两个多亿。今天的农村发展问题已经发生了新的变化，不少地区出现了农村的空心化，农村的留守儿童、空巢老人等问题。所以请大家注意，费孝通提出的问题，实际上仍然在那里，并没有完全解决。我们依然要面对农村发展问题和农村人口出路及农民身份转移的问题。如今我们提出了新型城镇化的发展道路。从这个意义上来讲，费孝通在农村发展这问题方面提供的这种选择和预见，充分体现了费孝通从国情出发的本土化问题意识和“志在富民”的人文关怀，而这些依然是身处当下的我们要思考和要面对的。

第二个主题是边疆民族发展、中华多元一体论。正如费孝通自己总结的，边疆发展研究是其一生的第二个大课题。我们先大致梳理一下费孝通的民族研究学术脉络。费孝通的民族研究脉络大致是这样的，1935年花篮瑶调查为起点，1939年与顾颉刚关于“中华民族是一个”的对话，新中国成立之后参加民族识别工作，20世纪80年代恢复工作之后的全国一盘棋的边疆发展论（1983年）以及后来的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理论（1988年、1996年）。费孝通很早就对中国边疆和多民族的族群差异有自己的认识。1935年对广西花篮瑶的实地调查研究时，他切身认识到中国族群文化多样性的现实。然后很重要的一个事件是和顾颉刚先生1939年关于“中华民族是一个”的争论。当时的背景是日寇已经入侵中国，伪满洲国已经建立，内蒙古也要独立出去，各地都在闹自治，所以史学家顾颉刚先生在民族危难时刻喊出了“中华民族是一个”，以反击日本及西方使用“中国本部”概念和民族自决理论分裂中国的企图。当时的费孝通刚刚回国，比较年轻，踌躇志满，他从人类学从体质、语言、文化差异的学理角度质疑了顾颉刚先生的民族观，顾颉刚先生后来又用两篇文章来回应，费孝通沉默了。到1993年顾颉刚先生百周年纪念会的时候，费孝通回顾了这段历史，认为当时在国家危亡的情境下，国家危亡问题更重要，顾老的呐喊更有时代的价值，而学术争论不合时宜（《费孝通文集》第十三卷，1999：30）。新中国成立以后，50年代费孝通参加了民族识别工作，对民族工作、边疆发展一直投注心力。

20世纪80年代费孝通恢复学术工作以后，一方面开始重访江村，另一方面也再次聚焦边疆民族地区发展。在访问了广西、新疆和内蒙古等少数民族地区以后，1983年春节在中央统战部党外人士座谈会上，费孝通提出了“全国一盘棋，做好人口这块棋”的思路。费孝通指出“为人口这块棋做两个眼的地方。一个是在作为农村经济文化中心的小城镇，一个是在亟待开发的少数民族地区”（《费孝通文集》第九卷，1999：34）。在这些学术探索和积累的基础上，费孝通于1988年提出了著名的“中华民族的多元一体格局”理论。费孝通指出“中华民族作为一个自觉的民族实体，是近百年来和西方列强对抗中出现的，但作为一个自在的民族实体则是几千年的历史过程所形成的。它的主流是由许许多多分散孤立存在的民族单位，经过接触、混杂、联结和融合，同时也有分裂和消亡，形成一个你来我去、我来你去，我中有你、你中有我，而又各具个性的多元一体”（《费孝通文集》第十一卷，1999：381）。这是一幅丰富多彩的历史长卷，以时空坐标也难以表述。可以清楚地看到，费孝通这里提出边疆发展、民族国家问题又是一个非常本土化的至今还没有解决好的重要问题。

关于民族边疆论的观点，西方学者的研究也值得关注。有影响的如美国学者拉铁摩尔的“内陆边疆理论”。他提出了一线两侧的理论：一线是长城一线；两侧是长城内外，一侧是草原游牧少数民族，一侧是中原农耕汉族，中国的历史就是沿着长城这条线展开的，两侧你来我往、相互冲突、相互依存（拉铁摩尔，2010）。这个理论从某种意义上讲丰富了我们以往的中原中心论的观点。另外一个有影响的就是“新清史”理论，它的历史渊源与日本学派和德国学派有关，尤其是日本学派。在甲午战争以后，日本就有了瓜分中国的行动，它就要建构它的边疆历史观，为它分裂肢解中国服务。它关于中国的那种中国本部观、民族观是根据西方民族国家的理论进行建构的，这也就是为什么在1939年顾颉刚先生奋笔高喊“中华民族是一个”的大背景。有这样一种历史渊源之后，不少人就自然而然地对“新清史”有了警惕和怀疑，因为这条线是割不开的。不过，代表人物之一欧力德是想划清这条界限的，他认为“新清史”提供一种不同的叙事，并没有政治企图，他更想展现的是他族视角下如何看待中国，如满文语境下是怎么看待中国的，满文和汉字书写的“中国”历史文化是怎样的不一样。^[2]某种意义上讲，这种史观多了不同的角度来理解中国丰富的民族历史。

我国边疆稳定与发展更具有重大现实意义。而在西部边疆，稳定与发展、民族认同与国家认同始终是一个重大的问题。以西方民族国家理论考察中国民族边疆发展、国家认同等问题，始终存在着现实困境。早在1926年，费孝通的老师吴文藻先生就遇到了这样的挑战。吴先生在其发表的《民族与国家》一文中，通过中外比较，梳理了“民族”与“国家”的概念。从中国历史文化的现实出发，吴文藻认为民族有共同的语言文字、有共同的历史传统，民族是文化的，国家是政治的。而民族超出了文化定义的范畴，往前走一步，就变成国家了（吴文藻，2012：399）。回到本土化的思考，在边疆地区往往历史民族观不同带来了国家认同的困惑。其中一种解决问题的思路是“去民族化”，其目的是淡化民族身份增强国家认同。但“去民族化”不是说民族身份不存在就不存在了，跟民族有关的这些要素，就像费孝通列举的，包括体质、语言、文化方面的差异，都是广泛自然存在的，有一些是无法消弭的。各少数民族在族源上有自己的一套认同并不奇怪。

那么，民族如何不超越文化而成为政治的国家观，如何建构一个不与国家认同相冲突的民族观？实际上，在当下的边疆发展和民族治理实践中，费孝通的多元一体民族观并没有获得充分的体现。在触及“民族”这个概念问题，费孝通指出，“我们不应该简单地抄袭西方现存的概念来讲中国的事实。民族属于历史范畴的概念。中国民族的实质取决于中国悠久的历史，如果硬套西方有关民族的概念，很多地方就不能自圆其说”（《费孝通文集》第十三卷，1999：30）。其实在1996年重新讲民族研究、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的时候，费孝通已经看到了一些新变化，因为在20世纪90年代我国边疆地区如西藏、新疆等地已经出现了一些分离活动。所以费孝通在这个时候就特别强调民族凝聚力，考虑怎么样把我们的民族向多元一体的方向推动，多元是事实，“一体”是向心力。所以费孝通再次表述多元一体理论的时候，认为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有三个主要论点：“第一是中华民族是包括中国境内56个民族的民族实体，这是一个相互依存统一不能分割的整体。这个论点我引申为民族认同意识的多层次论。多元一体格局中，56个民族是基层，中华民族是最高层。第二个论点是形成多元一体格局有个从分散到多元结合成一体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必须有一个起凝聚作用的核心。汉族就是多元基层中的一元，由于它发挥凝聚作用把多元结合成一体，这一体不再是汉族而是中华民族，一个高层次认同的民族。第三个论点是高层次认同并不一定取代或排斥低层次的认同，不同层次可以并行不悖，所以高层次的民族可说实质上是个既一体又多元的复合体其间存在着相对立的内部矛盾，通过消长变化以适用于多变不息的内外条件，而获得这个共同体的生存与发展。”（《费孝通文集》第十四卷，1999：101）实际上，费孝通多元一体格局与吴文藻早年的“民族与国家”有着传承继承关系。吴文藻的“民族与国家”为我们展示了富有启发的意见。吴文藻先生论述的“中国”，是一个超民族的、超社会的国家，因为这个国家里面包括各种各样的民族，各种各样的社会；如果从文化上看，也一定是超文化的文化（王铭铭，2012：44）。而维持这个“超”机制则是费孝通后来所概括的“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多元一体格局（王铭铭，2012：48）。事实上，费孝通的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静态地说如同拼图联结，动态地说讲如同齿轮咬合。

面对今天“一带一路”新形势，边疆发展或内陆边疆发展出现的新问题，吴先生、费孝通的这种从中国历史和现状及实践出发的精神，这套“超”民族概念和“多元一体”理论值得我们后辈深入学习、认真领会。遗憾的是，我们还没有还没能很好地读懂并应用这套理论。要认识中国就必须认识边疆，无论是从胡焕庸先生“瑷珲 腾冲”人口地理分布线，或拉铁摩尔的“内陆边疆”论来认识，还是从吴文藻先生的超民族观和费孝通的“多元一体”理论来实践，对于国家实现“一带一路”倡议，边疆民族地区发展都具有重大现实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