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利奇对“江村调查”的质疑和费孝通的回应

如果说费孝通这部江村调查最大的肯定和褒奖来自自己的导师，那么最大的挑战与质疑则来自自己的同门。《江村经济》在20世纪30年代发表后，收获了很大的学术声誉，但也遭到了学界同行的质疑，费孝通的同门老同学人类学家埃德蒙·利奇就是其中之一。利奇在他1982的Social Anthropology著作中对中国学者包括费孝通研究中国问题提出了两点质疑，“一是像中国人类学者那样，以自己的社会为研究对象是否可取，二是在中国这样广大的国家，个别社区的微型研究能否概括中国国情”（《费孝通文集》第十二卷，1999：42），即对本土化研究和个案代表性进行了质疑。所谓本土化研究，即人类学学者以自己的本土社会为研究对象是否可取。利奇质疑是因为研究者生活在这个社会、这个文化中，难免会有其察觉不到的成见，而这个成见，就会让其扭曲自身的社会和文化。第二个质疑是所谓的代表性问题，即微型社区研究能否代表中国宏观整体，个案调查能否推广至一般。第二个方法论上的质疑更经典，其争论也一直在持续。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同门的质疑恰恰是导师所肯定的。从费孝通的回忆中我们发现，实际上，费孝通进入英国攻读博士期间讨论论文选题时，一方面得到了导师们的肯定，另一方面也遭到了一些质疑，而其中的代表人物就是老同学利奇。所以可以说“肯定”与“质疑”在20世纪30年代费孝通留学做研究做论文时就在他导师的Seminar中埋下了，而且伴随了费孝通整个学术生涯。

由于费孝通的学术工作直到20世纪80年代才重新恢复，他在90年代才具体了解到了利奇的这些质疑。于是，在1990年7月“东亚社会研究”研讨会上费孝通做了题为《人的研究在中国》的演讲，算是正式回应了利奇的质疑。可惜，利奇已经去世，费孝通不无遗憾地感慨道，他不能到场了，这只能是一场“缺席的对话”。关于第一个问题费孝通认为研究自己的国家与社会可以说是一种情感与责任，是毋庸置疑的。费孝通想对老同学说：“我自己知道我为什么要学人类学，入学的动机可能是我们两人同在一个学术领域分道扬镳的根源。我原本是想学医学的，但是后来放弃了成为一个医生的前途。因为我那时自觉地认识到‘为万民造福’比‘为个人治病’更有意义。可见我的选择是出于一种价值判断。”（《费孝通文集》第十二卷，1999：43）费孝通进一步解释说，这种价值判断离不开他所属的文化和时代，生于20世纪初期的中国人，正生逢于社会巨变和国家危难之中，所以“简单地说，是想学习到一些认识中国社会的观点和方法，用我所学到的知识去推动中国社会的进步。如果真如利奇所认为的中国人研究中国社会是不足取的，就是说，学了人类学不能使我了解中国的话，我就不会投入人类学这门学科，即使投了也早已改行了”（《费孝通文集》第十二卷，1999：44）。在这样一个危机四伏的中国，费孝通不可能像西方一些学者那样悠闲，坐在摇椅上思考做学问，把社会人类学作为表演才华的舞台，或展示其智力的练场。对于为何中国知识分子选择自己的社会，费孝通还进一步从中国传统文化角度回答了利奇。费孝通说：“存在于中国知识分子的传统烙印，随手可以举出两条，一是‘天下兴亡，匹夫有责’，二是‘学以致用’。这两条很可以总结我自己为学的根本态度。”（《费孝通文集》第十二卷，1999：49）费孝通感慨道，两千年前孔夫子对他们那代人依然有深刻的影响，当年孔夫子周游列国就是传播其思想并用于社会。所以“务实的精神潜移默化，渗入学术领域结果像我这样的人毫不自觉这是古老传统，而投入现代的学科里，形成了为了解中国和推动中国进步为目的的中国式应用人类学。在一定意义上说，这种学派形成并不是处于任何人的创见，很可以说是历史传统和当代形势结合的产物”（《费孝通文集》第十二卷，1999：49）。虽与利奇的意见存在分歧，费孝通说，这对于有人类学修养的人来说完全可以理解，大家不妨“各美其美，还可以美人其美。这是人类学者的共识”（《费孝通文集》第十二卷，1999：49）。在这里我们看到，传统文化对费孝通那一代知识分子的深刻影响。

那么，对于土生土长的学者怎样研究自己的本土社会，费孝通提出了“进得去，出得来”的方法。对他者社会调查存在如何“进得去”，对本土社会调查则存在怎么“出得来”的问题。利奇们认为，人类学者在本土文化中容易犯“出不来”的毛病，本土人类学者往往无法从自己所处的社会地位和文化偏见中超脱出来做出“客观的观察和判断”。同样，费孝通认为“主张以异文化研究为己任的人类学者往往也存在‘进不去’的缺点，研究他人社会的人类学家通常可能因为本身的文化偏见而无法真正进行参与观察”（《费孝通文集》第十四卷，1999：200）。如何解决作为本土人类学者面临的“出得来”的问题，费孝通指出“重要的是要从我们所处的社会地位和司空见惯的观念中超脱出来，以便对本土社会加以客观的理解。本土人类学的要务在于使自己与社会形成一定的距离，而形成这种距离的可行途径是对一般人类学理论方法和海外汉学人类学研究的深入了解。通过这种了解，我们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把自己的社会和文化‘陌生化’（defamiliarization）”（《费孝通文集》第十四卷，1999：200）。

事实上，费孝通这种本土化的“实用社会学”思想源于1930年清华社会学跟随吴文藻先生。有为知识而学习的人，还是为应用而学习，费孝通选择了后者，并加入了吴文藻的社会学中国化的团队。吴文藻早年主张社会学中国化，所谓中国化，吴文藻先生指出，“主张社会学中国化。在我从事社会学研究的时期，中国社会学研究的历史还很短。当时大学教社会学的情况是‘始而由外人用外国文字介绍，例证多用外文材料，继而由国人用外国文字讲述，有多讲外国材料者，亦有稍取本国材料者。又继而由国人用本国文字讲述本国材料，但亦有人以一种特殊研究混作社会学者，……’因此，社会学‘仍是一种变相的舶来品’。这种情况使我们面临社会学中国化的问题。对这个问题我当时的想法是‘以试用假设始，以实地证验终；理论符合事实，事实启发理论；必须理论和事实揉合在一起，获得一种新综合，而后现实的社会学才能植根于中国土壤之上，又必须有了本土眼光训练出来的独立的科学人才，来进行独立的科学研究，社会学才算彻底的中国化’”（吴文藻，1982）。

针对利奇第二个质疑，即个别社区的微型调查能使你认识中国的全貌？费孝通坦率地说：“这个问题的矛头直指我的要害，因为如果我学人类学的志愿是了解中国，最终目的是改造中国，我们采取在个别小社区里进行深入的微观观察和调查的方法，果真能达到这个目的么？个别入手果真能获得概括性的了解么？”（《费孝通文集》第十二卷，1999：45）“以江村来说，它是一个具有一定条件的中国农村，中国各地的农村在地理和人文各方面的条件是不同的，所以江村不能作为中国农村的典型，也就是说，不能用江村看到社会体系等情况硬套到其他的中国农村去。但同时应当承认，它是农村而不是牧业社区，它是中国农村，而不是别国的农村。我们这样说时，其实已经出现了类型的概念了。所以我在这里和Edmund辩论的焦点并不是江村能不能代表中国所有农村，而是江村能不能在某些方面代表一些中国的农村。”（《费孝通文集》第十二卷，1999：46）在这里我们看到，费孝通的回应并没有把自己的江村调查作为中国社会的典型代表，但是他认为江村至少可以作为社会文化条件与之较为相近的地区的代表。是的，中国社会并不是一个同质性很高的社会，充满丰富性、差异性、复杂性，但这并不代表个案无法反映整体。费孝通强调了类型的概念，认为通过类型比较法是有可能从个别逐步接近整体的。所以通过后来费孝通的实践，如云南三村调查和小城镇研究，我们也发现他是通过不断地归纳不同的类型和模式，来概括中国、研究中国，通过“逐步、接近”这样一个路径来了解中国，也是在学术实践上回应利奇对这一问题的质疑。

在费孝通的研究方法论中，有一个显著的特点就是实用社会学的态度。费孝通很好地继承了吴文藻先生开创的有中国特色的“从实践出发的社会科学”的理论和方法，从认识和改造中国这一目的出发来构建自己的方法论体系。费孝通认为要针对自己所研究的要求来选择研究的对象和研究方法，不应存在一种先验的方法论倾向，而应在实际研究中灵活地运用各种研究方法，从而“从实求知”。但这并不表示作为一个应用社会人类学者会轻视纯学理的方法论训练和研究，而是不在空泛的讨论中迷失了研究的主要目的。

事实上，从20世纪80年代费孝通恢复学术工作之后，费孝通不仅仅在学术对话学术反思中回答利奇们的质疑，更在本土实践改造中国中回应利奇们的挑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