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读I：江村经济

Peasant Life in China（中文译本《江村经济》，1986）自1939年第一次出版以来就被赋予高度评价。它是第一本中国本土社会人类学者用英语书写并在西方学术界出版的有关当代汉族社会、经济及文化生活的乡村民族志。由于此前很长一段时间里，人类学的大部分研究集中在有关前政府和前现代社会的研究之中，因此费孝通关于中国的田野研究具有深远意义。费孝通尝试为人类学研究提供了一个新视野，即人类学也可以对拥有悠久文明历史、复杂社会结构和文化体系的国家及社会进行研究。因此，马林诺夫斯基赞扬了费孝通为新人类学做出的突出贡献（参见马林诺夫斯基之序，1939）。^[2]

今天，我重读费孝通的著作，虽然书写得非常简单，但他已经提到了很多在当代人类学界非常流行的议题，诸如国家与村落（社区）间的关系、农民与农村经济、反复贫困的机制、社会制度的结构与功能，更重要的是，人是社会-文化变更的驱动者等。通过这些，我们可以试着去发掘费孝通隐秘于书中的伟大智慧。

费孝通的《江村经济》是一本关于中国长期遭受贫困困扰的农民的社会人类学著作。在这本书中，他分析了人多地少、农业生产率低、剥削式征税以及政府的无能等社会现象，以求能够了解农民遭受贫穷与饥饿的原因及应对策略。作为一种制度上的出路，费孝通注意到了那些改良主义的农民试图以蚕丝业作为其所在村庄的互补产业，而他的姐姐费达生就是一个杰出的样板。通过这个研究，费孝通开始相信，只有非农产业化才能解决农村长久的贫困问题。与张载的“为生民而立命”相似，费孝通试图通过对现实的结构性分析达成“志在富民”这一宏伟目标。

除个体行动者以外，费孝通还指出乡村社会内部与外部世界关系对该村落经济的重要影响。在《江村经济》一书中，费孝通写道：“通过引进养蚕业，开弦弓村的经济得以发展，但政府对城市地区的工业支持加之对农村地区非农工业的不支持导致了桑蚕业的不景气。同时，费孝通提出采用世界体系的理论框架，正如他所分析的：偏远村落的经济受到外部世界市场的影响。”（Fei Hsiao-Tung，1939：第十二章与第十四章）尽管农民在养蚕业上取得了成功，但他们的经济由于受外部市场价格变动的影响而显得相当脆弱。因此，为了发展农村工业化政策，费孝通致力于微观社会研究方法和人类学方法探索。最终，费孝通的提议成为市场经济时代早期全国性政府乡镇企业工业化的基础。

费孝通以《江村经济》为代表的整个学术生涯被认为是经济人类学及应用人类学领域的典范。因此，他获得1980年美国应用人类学会颁发的“马林诺夫斯基奖”。在颁奖典礼上，费孝通做了“迈向人民的人类学”的讲演。此次演讲与2000年美国人类学年会的主题“公众人类学”不谋而合，这也是继后现代主义流行之后人类学的研究方向。

在当代后现代人类学家眼里，《江村经济》也许是一本传统形式的典型乡村民族志研究。因此，我们的一些学者可能会认为对传统村落研究局限性的讨论是有关这本书最为重要的部分，尤其是在与外部世界隔绝的地区。然而，我想提醒他们的是，开弦弓村周围遍布各类大小村庄与城镇市场网络，并非与外界没有联系。费孝通将开弦弓村置于该网络之中，研究所在地区的农村改良派与地方政府在提高桑蚕养殖产量问题上的交互关系。

以目前民族志的标准来看，《江村经济》似乎并没有全面考察村落与外部世界之间的社会、经济与政治的互动关系，也没有全面地考察乡村社区内的社会、经济与文化生活之间的相互作用。然而，《江村经济》并非一本通过翔实描述而得出结论的研究，它是一本有关长久挣扎在贫困线上的中国农民在当下社会经济结构里的全景式描述与解读。对于费孝通来说，这是一本贯穿他毕生人类学研究的肇始之作。

在中国研究领域，费孝通将中国研究从单纯的人文领域带入社会科学领域，开创了关于普通大众经济及社会生活的实践性田野研究，尤其是广大农村地区。在20世纪早期，功能主义学家常因其对政治的冷漠与对历史视角的缺乏而在解释实践性问题时备受抨击。在费孝通的书中，他对文化变迁与社会、经济变化之间的关系表现出特殊的兴趣。他花了好几页去描写农村桑蚕养殖业对人民社会及文化生活带来的有益变化。例如，当农民被土地与低收入农业束缚之时，年轻妇女开始进入乡村工厂，享受工业带来的额外收入，这些额外的工资收入促进了女性地位的提高。因此，传统男性与女性之间的角色与关系开始出现变化，丈夫与妻子之间、婆婆与媳妇之间、孩子与母亲之间的关系也悄然改变（Fei Hsiao-Tung，1939）。

费孝通并没有花太多笔墨去书写细节性的民族志观察与分析。然而，这种观念向我们提供了一种新的方向——自此以后，我们可以尝试诸如性别、家庭、婚姻关系等一切有趣的研究，甚至在今天，那些通过工业化和城市化的非农业经济地区的变化也是多种多样的，而传统文化、家庭制度及性别等也随之发生了剧烈的变化。

在1962年“马林诺夫斯基纪念讲座”上，弗里德曼教授再次重申了马林诺夫斯基对于《江村经济》一书的高度评价，他认为《江村经济》奠定了现代社会人类学的基石。基于中国研究在人类学领域的重要性（而非人类学研究对于中国研究的重要性），弗里德曼补充道，费孝通的中国研究开创了一个具有悠久历史与伟大文明的国家社会的人类学新流派。弗里德曼指出，《江村经济》太过重视“当下的经济现实”。为此，他提出了自己的希冀，即希望费孝通在今后的研究中应该在更广泛的背景下，对中国地方社区国家运作、习俗产生及历史影响做出全面的考量（Freedman，1963）。《江村经济》基于目前的结构分析，费孝通教授本人想要找出应对饥饿与贫穷的实践性策略。实际上，在完成这本关于中国农民经济生活的博士论文时，弗思（Firth）博士代替马林诺夫斯基教授给予了费孝通积极的帮助。^[3]

有时我会想到这样一种可能：如果费孝通在瑶族村落顺利完成他的博士毕业论文，那么还会有这本著作吗？

如果费孝通在去伦敦政治经济学院前没有在开弦弓村生活两个月，那么他的论文应该是一篇关于瑶族村落人民生活的民族志，当然费孝通一样可以将问题的关注点放在汉族农民的贫困上，并且出色地完成写作。在这方面，我想说，带领费孝通去注意发生在中国农民身上的经济及社会变化的，并非马林诺夫斯基教授有关文化的理论，而是弗思博士关于工业社会的经济人类学知识。费孝通将瑶族村落和开弦弓村的研究资料都带到了伦敦，马林诺夫斯基建议他写关于开弦弓村的民族志。如果说费孝通论文里田野细节上有什么遗憾，那一定是因为他在开弦弓村生活的时间太短了，因为这并不是他当初所要进行的研究计划。

弗里德曼对费孝通的研究目的怀抱同情，毕竟他是以一位知识分子的身份去对自己国家进行分析与研究的。对于费孝通在《江村经济》一书中提及的有关中国研究的人类学学者需要面对的挑战，弗里德曼表达了他的积极期待。虽然还不完全，但是费孝通表达了他的想法，即要从外部世界及文化传统这种更为广泛的语境下去研究农民问题。《江村经济》出版之后，为了研究农村经济的变化，费孝通于1957年重访开弦弓村。通过在这个村落20多天的研究他发现，农村经济并没有什么实质性的改变，究其原因在于政府施行“以粮为纲”的政治政策，不允许村里非农产业的发展。由于针对农村发展进程中所产生的负面现象之研究（Geertz，1964），费孝通被剥夺了社会权利和学术活动的自由。直到1980年，他才重新展开学术活动。因此，在被迫中断学术生涯的第23年后，1980年即在费孝通70岁的时候，他又重新开始了他的社会及学术生活。1986年，即《江村经济》出版47年之后，它第一次被译成中文在国内发行。自1980年后，费孝通的大部分研究是政治导向的，且着重对社会现实的分析，并没有深入中国社会和文化体系的民族志研究。在这方面，费孝通早前的作品被认为是发展人类学领域的一项重要成就，他因此获得了美国应用人类学协会颁发的“马林诺夫斯基奖”。

在《江村经济》一书中，我们亦能发现，费孝通向我们展示了对于中国人来说土地意味着什么，以及中国人是如何在传统文化和世界观背景下处理土地问题的。对于中国农民来说，土地不是市场上的经济商品。在一些特殊背景下，一些土地具有宗教性质。正如农民自己所说：“人死了，但土地依然存在。”一块土地从祖先传给后代，这是中国文化价值的源泉，以确保他们的安全感和连续性（Fei Hsiao-Tung，1939：82）。

这一论断之所以重要，不仅是因为费孝通描绘了中国农民关于土地的文化意义，也因为他试图了解人们是如何定义及解释时间、地点与土地、祖先、道德之间的关系的。从公共、集体、私人以及宗教原因或历史原因等不同角度，土地可以被划分为各种类别。因此，财产可以分为可转让财产和不可转让财产，或无法转让给他人的经济交易产品等（Mauss，1954/1925；Polanyi，1944）。除却强调土地的经济价值及对农民的重要性，费孝通还关注了文化及宗教意义。然而，除了宏观上关于农民为了抵御贫穷和放债人，守护他们的土地是如何的困难（Fei Hsiao-Tung，1939：第十一章），他并没有具体地提供有关土地交易的民族志研究。费孝通关于农民土地道德价值的关怀，在他的学生的研究中得到了印证。费孝通曾在1938～1942年与学生一起完成了云南三村研究；2000年后，在王铭铭的指导下，张宏明、梁永佳、褚建芳在云南对这些村庄进行了重访（张宏明，2009）。

如今，社会主义革命废除了土地私有制，因此，土地作为个人私有财产已不复存在。在这一语境下，我们需要去研究土地与农民之间的关系的不同形式，甚至是当户籍制度放开后，农民依旧不愿意放弃农村户口。尽管不少人住在城市，已经不再从事与农业相关的活动，他们中的很多人依旧保持着“农民”的身份。这不仅仅是因为国家为农民提供的各种社会福利或土地带来的经济价值，也因为他们希望在土地上找回个人认同。

我所关心的是“费孝通所关心的农民”，一群在人数上占据了大多数，但在实际的社会、政治、经济中却是少数的一个群体。很多社会科学家将他们关于社会及文化的研究重点放在权力精英、官员及政府等几个方面。但是费教授关注的是那群普通人，那些在他们的世界里既没有面孔也没有声音的普通人。他并没有用“农场主”或“农业者”这样的词语，而是用“农民”这一词去形容那些具有较低经济地位的人。他尝试通过这些人对生活的应对去了解整个社会。

1949年之前，费孝通关于社会学和人类学的研究重点在农民、土地、农业和农村工业之间的关系。在云南，费孝通在三个村庄做了研究，这些研究成果体现了他对农村经济研究的关心（Fei &.Zhang，1945）。在作为学者的一生中，费孝通似乎对精英阶层的研究没有太多兴趣。尽管他指出，政府及政府官员是实现社会及文化变迁极为重要的推动者，但也强调普通民众的文化及文化自觉是改善他们社会生活和物质条件的原动力。尽管费孝通并没有给我们提供一个农民如何与他们所生存的条件之间进行协商、妥协的具体民族志画卷，但是他一直对通过经济改革实现农民解放这一信念保持热情（参见Fei Hsiao-Tung，1939：第一章、第十六章）。

正如我已提到的那样（Kim，2009），《江村经济》并非一本具有确定性结论的著作，但是费孝通向我们描绘了一幅关于研究文明和国家社会的新人类学蓝图。在这一方面，费孝通试着用重访的形式去实现这一计划，也包括对开弦弓村的重访。在《江村经济》一书中，费孝通将更多的注意力放在塑造农民生活的社会经济结构与制度上，而非农民的乡村生活及文化实践。虽然费孝通受教于传统西方社会人类学，但是，他似乎已经意识到，在解决中国问题时，考虑中国文化的重要性是相当必要的。因此，从伦敦回来后，费孝通开始书写关于中国文化传统的书籍——《乡土中国》，这也是费孝通学术生涯中最具代表性的作品之一。

如果费孝通在早年能够花更多的时间去做相关研究（而非被迫中断学术生涯长达23年之久），他肯定能结合他的社会学分析与人类学思想去分析中国文化，关于中国的社会及文化研究理论模型也一定会得以实现。在沉寂了将近30年之后，费孝通才得以再次展开自己的学术生涯，这是中国学界及世界社会学与人类学界的一大损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