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人类学语境下的重读

为了重新审视费孝通的人类学，我试图通过当代人类学的现代视角重读《江村经济》与《乡土中国》。在埃文斯普里查德教授（1902～1973年）的指导下，牛津大学现代人类学逐渐发展成形，他们将重点放在“人作为智力的行动者”和“人类行为不仅基于社会结构而且受思维方式的影响”两个层面上。也就是说，人类学研究的核心在于认识人是如何拥有智慧，如何思考、认知、理解、判断、想象、象征，如何进行分类，如何解释，以及如何通过建构的时间和空间对他们的世界和生活做出回应。与此同时，人类的思维模式，智力框架，对外在力量的竞争、妥协策略的构成与再造，经济、社会与生态环境，以及历史记忆、道德规范、意义与价值的产生与重塑，凡此种种，都成为人类学研究的主要议题。这种趋势始于格尔茨的解释人类学及20世纪70年代开始的基于国家-社会关系的文化政治人类学。

在此种情况下，不能否认《江村经济》是那个时代为数不多的杰作之一。《江村经济》一书尝试从结构和制度上去了解一个国家体系与文明历史都极为复杂的大型社会，它的出版为我们打开了人类学的新视野。费孝通于1936年夏收集了原始资料，于1938年向伦敦政治经济学院提交了题为“Kaishienkong：Economic Life of a Chinese Village”的论文并取得了博士学位。马林诺夫斯基是费孝通的指导老师。但我们发现，费孝通的作品无论是在写作风格上还是理论方向上都并非单纯地受马林诺夫斯基之影响，而且展现出其自身独有的特色。在我看来，费孝通在其著作中展示的理论着重于结构与制度分析，而非马林诺夫斯基的结构功能主义（参见谢立中，2009）。从现代人类学的观点可知，费孝通认为，农村地区家庭、土地、市场和政府之间错综复杂的关系导致了农民的贫困。但是，费孝通并没有从国家与村落的关系入手去展现制度在不同层面的功能性交互作用。在这部著作中，费孝通主要观察了一个有组织的环境，这个环境中的农民有序地应对他们长久的贫困生活。由此，费孝通得出结论：只有经历由农民发起的革命或尝试农村工业改革，中国的农村才能真正得以发展。因此，这本著作的理论主旨在于探究中国农民为了维持或改变生存条件，如何应对来自社会和经济结构的束缚。

如果仔细研读费孝通的作品，我们也可以发现他支持“人是环境的支配者”这一观点。正如他所提到的“历史结果依赖于人们如何解决自身的问题”“为了一定的目的人要改变文化”（Fei Hsiao-Tung，1939：2）。尽管费孝通并没有充足的时间将其具有重大意义的观点进行详细论述，但他始终认为，在社会与文化的实践中，人总是作为一个演绎者去洞察组织的运作。我们都了解，费孝通在村落进行自己的田野工作仅有两个月的时间，因此他的田野条件对回答上述问题显得并不是那么充分。我们也应该记得，费孝通在晚年曾对自己年轻时的田野工作进行反思，反思自己在大部分的研究中只看到社会但忽略了人的作用（Fei Xiaotong，1992：223）。费孝通过去强调我们要看到人与文化之间的一种可能关系，“任何变迁过程必定是一种综合体，那就是：他过去的经验，他对目前形势的了解以及对未来的期望”（Fei Hsiao-Tung，1939：2）。费孝通曾说过一段很有意义的话，“过往经验并非总是过去事件的真实写照，因为，通过记忆的选择性加工，它们中的很多已被篡改”（Fei Hsiao-Tung，1939：2）。遗憾的是，他没有充足的时间去研究不同身份地位的人所“创造”的历史。随后，由于种种原因，费孝通被迫中断学术生涯长达1/4世纪之久。20世纪80年代，他终于可以再次继续自己的学术生涯。而在随后的研究里，他一直专注于社会与经济的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