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江村经济》研究方法对早期西方社会学经典名著的超越

尽管《江村经济》中也有许多统计数据与表格，但它很好读并让人有兴趣读完，这与读涂尔干的《自杀论》和韦伯的《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很不相同。排除分析事件的国别与作者的写作水平因素^[6]，这里主要说明其研究方法差别因素，以及由此而产生的社会科学研究方法论的意义。

费孝通的《江村经济》采用的是问、听、看一体的田野实地调查方法。在书中我们可以随处见到“据知情者描述”“据当事人说”这样的字眼。这种以“询问”为主要的研究方法，与上述两部社会学创始者的经典名著所采用的文献法很不相同。从方法学的角度分析，这两种收集研究资料的工具有着不同的意义。

当将“文献”作为研究的对象时，其更接近自然科学的研究路线和方式。这是由于文献本身不能够“回答”，因此只有依靠读者的阅读和揣摩，类似于自然科学研究中的“观察”；研究者以自己的理解串接出文献中的“逻辑”，类似于自然科学研究中的“假设”；研究者特别注意文献中的特例和反例，以证明自己理解与解释的正确性，类似于自然科学研究中的“检验”。我们可以将文献法以及自然科学的研究路线特点概括为“阅读（观察）—理解（假设）—证明（检验）”。因此，我们在阅读上述两部社会学经典名著的时候，总看到作者对于一些特例的说明和似乎是“反例”的解释，感觉这些偏离了研究的主题；或者是作者对于自己理解过程与推理方法的大段说明，读者要跟上研究者的“逻辑推导”总感觉很伤脑筋。例如，《自杀论》中首先对十几个流行命题的理论反驳，继而是利用官方的统计资料证明各行各业中的“惯例、规矩、潮流”是如何在二十几年中对于自杀率的突升起到了决定性的影响。这读起来确实感到枯燥，并且产生许多疑问而怀疑作者证据的可靠性而读不下去。^[7]又如，在《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中，韦伯运用了例如资本主义企业家、创新的劳动者、新教徒工作观、禁欲主义行为、理性行为等至少九个理想型的相互连接^[8]，说明了为什么现代理性首先出现在西方，即著名的“韦伯命题”。而全书就是对形成这些命题及其之间推导关系的解释与证明。读者厘清和明白这些大圈套小圈的类别分析与解释，确实感到很费劲。

与此形成鲜明的对照，费孝通在对开弦弓村进行研究时主要采用询问法，这种根据调查对象可以“回答”特征而进行“双向沟通”的研究方式，则不仅省略了研究者单方面“揣摩猜测”的麻烦与“概括推理”可能的误差，同时又可大大降低阅读者的嫌疑。例如，对于概括说明开弦弓村的文化特征问题，书中写道：“作为一个群体，本村人具有一定的文化特色。一个提供资料的本地人向我提到过三个显著特点：①吐字发音趋于鄂音化；②妇女不下田干活；③妇女总是穿裙子，甚至在炎热的夏天也穿着。”（费孝通，2001a：38）如果采用观察法或者文献法，不仅得到这样的概括是非常麻烦的事情，而且就算得出了这样的概括，读者也会产生各种不同的怀疑。例如，为什么说妇女多？男子没有特色吗？而当读者看到这种概括来自本地人的时候，没有了对此概括准确性的疑虑。相反，读者产生了好奇并期待进一步了解为什么这是该村的文化特色呢。类似的例子在书中还有许多。当然，研究者对研究问题的分类和解释可直接来自调查对象，也能够将第一轮询问得到的信息归纳之后形成“概念类别”，然后再反馈给调查对象，以期得到纠正和最终的认可。每当我们读到“据当事人说”几个字之后，就自然形成一幅图景并产生了对下一幅图景的期待，读起来也就顺畅和有趣多了。费孝通《江村经济》的这种研究方式也可概括为“询问—建构—反馈”的路线。

将上述两种研究路线并列进行比较，追问它们背后所蕴含的方法论意义，更能够认识到《江村经济》中费孝通在研究方法上对西方早期社会学经典大师的超越，以及对说明什么是社会科学方法的巨大历史性贡献了。简言之，费孝通的《江村经济》研究路线有三个创新：其一，研究的基础从间接的“仔细阅读—研究者单方面猜测假设”，转变为直接的“面对面询问—研究者与对象之间双向交流的建构”；其二，研究者在研究过程中的地位从“指挥者”转变为“学习者”，确实实行了“学习型研究”；其三，研究结果的性质从“研究者自我逻辑的检验”转变为“研究对象逻辑的发现”，将发现客观对象规律的方法从间接假设检验方式转变为直接概括反馈的方式。

学习《江村经济》的研究方法，也对把握社会科学基本特征，克服诸如社会学研究的自然科学化等长期存在的许多学科困惑，提供了基础。当我们认识到研究对象的性质是基于有意图的人们之间的互动现象时，特别是针对社会世界中的“可询问性”特征，需要在继承全部人类方法智慧的基础上，包括自然科学方法及其准则，继续摸索创新方法。例如，认真研究“询问技术”包括诸如怎样组织进行座谈会以从多人讨论中得到概念类别、如何进行个别访问以使访问对象如实回答、如何编制问卷问题提高信息的效度与信度等。明白了“询问”是自然科学所没有的具体测量技术性方法，就能够破除“科学的”只是自然科学的这种偏见，消除对科学方法进行所谓“软硬分类”带来的消极影响，明确“非自然科学”中，还应该包括“社会科学”这个类别，而非仅仅是反科学一种类别，或者确立真实的科学分类：科学包括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

总之，从《江村经济》中可看到社会学研究方法的科学特征，这就是在继承自然科学方法的基础上，进一步发展询问技术，从而使社会学研究的分类和解释工作，既具有自然科学的严密逻辑性，又具有发现对象规律的直接测量性。这是《江村经济》为社会科学的真正产生作出的历史性贡献。以《江村经济》为基础，我们可以明确回答国内外学界长期热议的“社会学能够自然科学化吗？”以及“科学化的结果令人担忧”等疑惑问题。容纳自然科学“观察—假设—检验”研究路线，进而发展询问方法，开创出以向研究对象虚心请教为过程的、以双向交流为手段的、以直接发现研究对象“逻辑”为目标的“询问—建构—反馈”的社会科学研究路线。《江村经济》中对于“询问—建构—反馈”研究路线的实践，不仅对于中国的社会学研究方法的发展，而且对于提出社会科学方法论的基本学理，都有着不可估量的历史性贡献，这是如何评价也不会过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