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江村经济》对两大经典社会学理论的融合
读《江村经济》可感到十分厚重的社会学研究“味道”。费孝通在描述和分析解释这个中国农村典型代表的小村落时贯穿一条主线：当下社区中的惯例（社会制度、规范与规矩、通行的做法、潮流、时髦等）及其演变的过程与原因，村民对这些惯例的意向性反应行动（估计亲戚朋友以及周围其他熟悉或者陌生的人们，甚至包括死去的祖宗和未来人们的评价对自己行为的反应并由此确定自己的行动）。费孝通将这两个方面作为有机统一的“博弈过程”，为读者提供了江村所代表的中国农村和农民在劳作与休闲、生产与分配、世俗与宗教、家庭与亲属等社会生活活动的一幅幅生动画面，揭示出他们的乐趣与困惑、选择与无奈、尝试与退却、成功与失败，解释他们面临的困难及其原因，提出摆脱困境的途径以及需要条件的分析和意见。
通读《江村经济》，我们既感到其中对涂尔干社会事实理论应用，又可感到对韦伯社会行动理论的应用，这是它具有厚重社会学“味道”的根源。沿着这种感觉，在反复拜读中发现，它在理论上是将上述两个目前仍然被视为各执一“元”的两大范式有机地融合在一起，在事实上形成了独特的宏观社会惯例与微观人们意向性反应之间有机统一的社会学视角。这是它对中国社会学研究最主要的奠基性贡献。
“社会事实”理论是法国社会学家涂尔干提出的。他在《社会学研究方法准则》（1895年）中论证了“社会事实”（social facts）[3]这个其社会学体系的核心概念。与包罗万象的“社会现象”（social phenomena）概念不同，“社会事实”是从人类所进行的一切活动形式中抽象出的，具有确定的社会学意义的概念。对于“社会事实”的特质与产生根源，涂尔干写道：“于是就有了如下一类具有非常特殊的性质的事实。这类事实由于存在个人之身外，但又具有使个人不能不服从的强制力的行为方式、思维方式和感觉方式构成。因此，不能把它们与有‘机体现象’混为一谈，因为有机体现象由表象和动作构成；也不能把它们与仅仅存在于个人意识中，并依靠个人意识而存在的‘心理现象’混为一谈。这样，它们就构成一个新种，只能用‘社会的’一词来修饰它，即可名之为社会事实。这样称呼它最合适，因为十分清楚，它既然没有个人作为基础，那就只能以社会为基础：要么以整体的政治社会为基础，要么以社会内部的个别团体，诸如教派、政治派别、文学流派或同业工会等为基础，另外，也只有这样称呼才合适，因为‘社会的’一词只是专指那些不列入任何已经形成的和已具有名称的事实范畴的现象时才具有明确的意义。因此，这类现象成为社会学的固有领域。”（涂尔干，1995：25-26）
“社会行动”理论，是德国社会学家韦伯提出的。他指出：“‘社会的’行为应该是这样一种行为，根据行为者或行为者们所认为的行为的意向，它关联着别人的举止，并在行为的过程中以此为取向。”（韦伯，1997：40）为防止将人的一切行动都作为社会学的研究对象，韦伯特别强调其只是引发人们行为的动机中的一个特定方面。韦伯写道：“如果它仅仅以期待客观物体（inanimate objects[4]，非生命的对象）的效用为取向，那么外在的行为（overt action）就不是社会（non-social）行为了。”（韦伯，1997：54）
或许费孝通在那时的研究实践中已经发现了“社会事实”与“社会行动”两者之间存在着相互规定性的联结，亦即社区的主流惯例或社会规矩与农民个体行为动机两者之间的实际相互联系。费孝通在《江村经济》第一章前言中写道：
人们使用文化以便生存，同时为了一定的目的要改变文化。……任何变迁过程必定是一种综合体，那就是，他过去的经验，他对目前形势的了解，他对未来结果的期望。过去的经验并不总是过去事实的真实写照，因为过去的事实经过记忆的选择已经起了变化。目前的形势也并不总是能够得到准确的理解，因为它吸引注意力的程度受到利害关系的影响。未来的结果不会总是像人们所期望的那样，因为它是希望和努力以外的其他许多力量的产物。（费孝通，2001a：21）
这表明，村民的行动选择实际上是限制在当时的制度性安排和世代相传的惯例范围之内的，而这种具有能动性的选择行为也反过来促成了当下社区中新的主流规矩。这就是社会文化再生产与人们行为与时俱进所构成的社会变迁发生过程。
值得庆幸的是，费孝通在1995年和1996年对上述引文给予了自己的解释，这大大增加了我们这里的解读符合这段话本意的可能性，也增加了读者的判断依据，同时可减少讨论中无谓争论与误解。
在写于1995年的《从马林诺夫斯基老师学习文化论的体会》一文中，费孝通针对文化的历史范畴问题，提出了“多维一刻”文化变化过程的理论。文中写道：我们讲历史是指不同时间里前后发生的客观存在事情，客观存在事情发生在过去、现在、后来这个三维直线的时间序列里。如果一个人回想过去发生的事情，再用当前的话来表达，而且又是向一个外来人传达有关土人自己过去的事情。这里三段直线的时间序列（昔、今、后）融成了多维的一刻。这一刻所表述的事情说是昔时的原样的复本，似乎不一定切实了。……严格地说，马老师所听到的土人对他们昔时的叙述，只能看作是昔时在今时的投射，而且受到叙述者对后时的期待的影响。”（费孝通，1996：339）
在写于1996年的《重读〈江村经济·序言〉》一文中，费孝通以“微型社会学”[5]的局限性为话题，从时间、空间、文化层次三个方面，力求说明社会人类学研究应该如何解决“在哪看与看什么”的基本学理问题。
在时间坐标中，费孝通在引用上面提到的前言中的那段话之后接着写道：“我全部引用60年前的话，因为这段话里我表明了我们习以为常的时间三分法，不能简单地用在分析变动中的人文世界。我当时所说的时间上的‘综合体’，其实就想指出我们单纯常识性的时间流程中的三分法是不能深入理解人文世界的变动过程，我在《学习文化论的体会》一文中所说‘三段直线的时间序列（昔、今、后）融成了多维的一刻’也就是这个意思。在这个问题上我总觉得不容易说清楚，所以反复地用不同说法予以表述。”（费孝通，2001b：332）
在空间坐标分析中，费孝通以理解马林诺夫斯基老师的“活历史”为题写道：“他是着重从活人的生活中认识文化的。……文化中的因素不论是物质的或是精神的，在对人们发生‘功能’时是活的，不再发挥‘功能’时还不能说‘死’，因为在生物界死者不能复生，而在文化或人文世界里，一件文物或一种制度的功能可以变化，从满足这种需要转而去满足另一种需要，而且一时失去功能的文物、制度也可以在另一时又起作用重又复活。人文世界里自有其‘逻辑’，不同于自然世界。”（费孝通，2001b：334-335）
在文化层次坐标上，费孝通借着对李亦园教授发表的关于“大传统”与“小传统”的评论写道：“我很赞赏李教授的分析，认为对中国文化宏观研究或微观研究都应当应用这个文化层次的分析，因为这种文化里存在着经典的和民间的区别，的确可以说在研究中国文化时表现得特别清楚也影响得特别深刻……这也和上面我提到的马老师的‘活历史’有关。……在小传统里还可以分出‘地上’和‘地下’两层。……农民的人文世界一般属于民间的范围，这个范围里有多种层次的文化。它有已接受了的大传统，而同时保持着原有小传统本身，有些是暴露在‘地上’的，有些是隐蔽在‘地下’的，甚至有些已打进了潜意识的潜文化。”（费孝通，2001b：340）
从理论融合的角度分析，费孝通的这些解释和论证确实是把涂尔干和韦伯这两位社会学奠基者的理论内在地联结在了一起。费孝通的“融三维于一刻”之说，不仅包含涂尔干关于团体性规矩形成的“结晶化”理论，也包含韦伯关于社会行动是指向他人反应和行为结果利害预期的意向性行动理论，有说服力地说明了人文世界的再生产过程。以“三维一刻”为指导，我们就不难理解常用于描述社会现象的二元对立的概念，诸如，传统与当下、制约与能动、团体与个体、个别与一般、片段与整体、单一与总体，是互换共存（互为存在基础）的对立统一。这样我们在着手进行研究时就不难找到入手点和清楚如何开展研究工作了。例如，先弄清它“今天这一刻”，再从中分析剥离出可能单独或结合的影响因素，最后再预测分析改变了因素之后它的“明天那一刻”。费孝通在《江村经济》中实际地将这种融合性的视角用于调查分析之中，为我们提供了学习模仿的榜样。《江村经济》对综合体研究体现了如下三个特点。第一，抓住团体性规矩与村民对其反应这个核心；第二，追溯这种互动及其变迁的原因；第三，分析这种互动未来变化的趋势及其影响。这也正是后来费孝通反复强调研究理论的重要性，即理论指导研究的方向和重点内容。
沿着费孝通在《江村经济》中提供的这种“当下的社会惯例与人们对其的反应行动并将这两个方面作为有机统一的博弈过程”的研究视角，去进行各种各样主题的社会学研究，我们不是可以回避开学科范式的壁垒进行研究了吗？！社会学研究关注调查对象当前的“样子”，认识到这是一个“综合体”并努力从中剥离出那些来自个体经验的昔日传统的影响因素、那些表现为个体认知的当下制度或规矩的影响因素、那些表现为个体期待的能动性选择影响因素，然后研究分析这些因素的变化将会使得调查对象“变成什么样子”。这样的社会学综合性研究不也就不必依靠“综合”其他学科而存在了吗？！因此从提供社会学视角的意义上说，费孝通对于两位社会学经典大师理论的融合性应用，使《江村经济》成为中国社会学学科建设史上的奠基之作。我们后来人可以从中学习到社会学研究的思维方式和独立的、平等于其他社会科学学科的固有视角，明白如何进行社会学的研究，以及如何与其他科学学科共享同一个社会世界。应该说《江村经济》对于形成中国社会学视角的历史贡献，确实是如何评价都不会过高的。
总之，《江村经济》所体现的这种社会学视角和整体的研究方式，可简要图示如下。
从《江村经济》中可懂得社会学研究的“味道”基于其视角的独立性，表现为对宏观团体性惯例与微观个人意向性反应的统一性的理论自觉。这对克服社会学当下在多元范式幌子下的理论对象迷失导致的社会学独立视角的模糊不清具有历史性的贡献。社会学长期被划分为相互割裂的几种范式，其中涂尔干和韦伯分别作为宏观与微观两大范式的创始者。这严重干扰着社会学想象力达成共识，甚至将社会学学科特殊的固定的研究对象（sociological object）与其研究具体领域（social subjects）、具有时代选择性的研究主题（research topics）混为一谈情况甚为流行；在选择研究课题时往往表现出研究切入点的选择困惑：或者偏向于宏大叙述，或者醉心于琐碎细节。在学科定位方面，也面临说不清楚与其他学科关系的困惑：要么以所谓综合其他学科成果而自诩为社会科学中的领头学科，要么甘愿成为其他学科数据收集的“打工者”。费孝通的《江村经济》的确有着带领社会学人走出这些困惑的功效，因为它提供了达到对社会学的学科对象、理论视角、与其他学科关系理论自觉的基础，还因为它具体展现了社会学研究如何做到与其他科学学科平等地共享同一个作为经验对象的社会世界。就笔者研究经验体会而言，在开展各种主题的研究时，哪怕是仅仅模仿使用《江村经济》所贯彻的“团体惯例—成员反应”这种理论视角，以及仿效著作中所运用的追溯这种博弈互动过程和预测未来状况的研究思路，就能够得到具有社会学独立特征的关于社会现象的透视性图景，从而能够独自开展社会学的研究，或者与其他学科合作开展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