双重困境、特朗普冲击与文在寅政府两强外交的逻辑
凌胜利
【内容提要】文在寅上台之初,面临内外交困的局面,在外交方面如何平衡与中美两强的关系至关重要。韩国是一个安全和经济自主性都比较低的国家,在安全和经济上对外部依赖较高,这也使得韩国面临联盟困境和选边困境的双重困境。特朗普执政以来,推行“美国优先”的内外政策,形成了“特朗普冲击”,这对于韩国所面临的双重困境都有影响。为了应对特朗普冲击,文在寅政府的两强外交运筹的基本逻辑是缓解双重困境,提升韩国的战略自主性,促进韩国经济利益和安全利益的更加周全。主要是弱化美国对朝动武引发的“被牵连”困境和不断安抚美国以弱化“被抛弃”困境。缓解选边困境则是通过低成本的方式改善中韩关系,减少中美竞争的负面影响。目前来看,文在寅政府的两强外交相对比较成功,有效缓解了韩国所面临的双重困境,不过未来仍存在一定的不确定性,其两强外交效果能否持续有待观察。
【关键词】美韩联盟 联盟困境 文在寅政府 中韩关系
【作者简介】凌胜利,外交学院国际关系研究所副教授、北京市对外交流与外事管理研究基地研究员。
对于韩国外交而言,国内政治、联盟政治、地缘政治、血缘政治是四大影响因素,韩国外交必须平衡各方因素才能平稳开展。[1]与此同时,韩国的传统“四强外交”有所变化,目前更为偏重的是与中美两强的外交。如何理解韩国与中美两强的外交,需要考虑韩国所面临的联盟困境和选边困境。文在寅政府执政之初,面临内外交困局面,对内主要谋求发展经济,对外则致力于提升战略自主性。中美两国是影响韩国外交政策的重要因素,本文将主要分析文在寅执政以来开展两强外交的基本逻辑、主要内容和前景。
一 韩国外交面临的双重困境
韩国的对外政策当中,如何处理好与中美两国的关系在过去很长一段时间内一直困扰着韩国的对外政策。韩国作为一个安全和经济自主性都比较低的国家,对外部依赖较高,这也使得韩国的对外政策面临双重困境——联盟困境和选边困境。[2]对于文在寅政府而言,为了提升韩国的战略自主性,缓解双重困境是必由之路。
(一)联盟困境及其影响因素
对于任何联盟而言,联盟困境与生俱来,通常包括“被抛弃”和“被牵连”两大维度。联盟成员的联盟困境与其对成本—收益权衡密切相关。一般而言,当联盟成本上升、收益降低时,联盟成员维持联盟关系的动力下降,此时的联盟困境更多表现为“被牵连”困境;而当联盟成本下降、收益上升时,联盟成员国维持联盟关系的动力增强,更多担忧“被抛弃”困境。从美韩联盟的长期历程来看,在美韩联盟的联盟困境当中,美国更多面临“被牵连”困境,担忧卷入朝鲜半岛冲突当中,韩国则是更多面临“被抛弃”困境,担心被美国抛弃或忽视,需要独自面对朝鲜的安全威胁。
不过近年来随着美国实力的相对下降、朝鲜半岛局势的变化和亚太地区的权力格局变动,美韩联盟的联盟困境有了一些微妙的变化。目前,文在寅政府的和平主义导向降低了韩国主动向朝鲜发起攻击的概率,美国在美韩联盟中的“被牵连”困境有所减弱。对于美国政府主张的对朝进行军事打击等强硬举措,韩国担心朝韩双方再次陷入战争,因而“被牵连”困境有所增加。从成本—收益视角来看,由于美国在驻韩美军费用、经贸等问题上不断向韩国提高要价,韩国的联盟成本有所增加,联盟收益有所降低,联盟“被牵连”困境有所增加。与此同时,韩国自身国防能力也有了一定程度的增强,如若不是朝鲜核导试射行为不断导致韩国所面临的安全威胁居高不下,韩国在联盟中的“被抛弃”困境会大为下降。
总之,对于当前美韩联盟的联盟困境而言,美国的联盟困境的总体态势尽管依然是被牵连困境居多,但被牵连困境程度降低,而韩国虽然是被抛弃困境更强,但被牵连困境也在增强,同时被抛弃困境减弱。对于美韩联盟的联盟困境而言,主要影响因素包括美韩实力对比的变化、相互需求的改变、朝鲜威胁的变化和国内政治的变动等。
(二)选边困境及其影响因素
对于韩国而言,不仅存在与美国的联盟困境,也存在在中美竞争中如何自处的选边困境。面对亚太地区“二元格局”这种比较松散的地区两极格局,韩国经济利益和安全利益兼顾的难度增加。对于韩国而言,其安全利益和经济利益目前无法完全仅从中美任何一方获取。从安全方面而言,其长期面临朝鲜的安全威胁,需要依靠美国的安全保护和中国在朝鲜半岛发挥建设性作用。在经济利益方面,中美都是韩国重要的出口市场和经贸合作伙伴。这也意味着韩国的经济利益和安全利益的同时实现会受到中美竞争的影响,一旦中美竞争加剧且韩国牵涉其中,其将面临一定程度的选择困境,也即选边困境。
对于韩国而言,其选边困境主要受中美竞争和地区主义发展情况的影响。目前看来,由于亚太地区主义受中美关系影响较大,中美竞争对亚太地区主义发展具有结构性影响,因而韩国所面临的选边困境主要受限于中美竞争。中美竞争越激烈,所形成的地区体系压力就越大,选边困境也就可能越强,韩国的选择难度也会增大。事实上,近几届韩国政府都不想在中美之间“选边站队”,韩国对经济利益、安全利益的诉求存在较强的外部依赖性,使其不想介入中美亚太主导权竞争。
(三)双重困境对韩国外交的挑战
双重困境的存在使得韩国外交面临极为复杂的挑战,既需要注重联盟困境而处理好与美关系,又需要关注选边困境来经营好对华关系。众所周知,韩国是一个对外贸易依存度极高的国家。与此同时,韩国的安全环境堪忧,安全威胁的持续存在使得韩国不敢掉以轻心。不过相对而言,韩国在双重困境中略显被动,在联盟困境中,美国作为联盟中的强国一方,对联盟关系拥有更大的主导权。在选边困境中,韩国更是难以撼动中美竞争。中美两国是塑造亚太地区结构的主角,中美关系成为地区结构的主导因素,韩国很难以一己之力改变其所面临的地区体系结构。[3]
对于联盟困境而言,主要是维持美韩联盟关系的同时减少美国对韩国的主导与限制,提升韩国对于联盟困境的管理能力。对于选边困境而言,主要是如何减少中美竞争对韩国的负面影响,较好地实现经济利益与安全利益的统筹,兼顾好经济与安全两种战略偏好。如何应对选边困境,萨德是深刻的教训。部署萨德使得韩国在中美之间由相对平衡的“左右逢源”转为“左右为难”。这也使得其偏离了在中美之间执行相对平衡政策的韩国模式。[4]韩国学者也认为,韩国的安全与经济不可分离,韩国外交应突破“安美经中”的模式,发挥协调沟通的作用,将中美从竞争对立引向共同合作。[5]总之,需要在中美之间维持平衡已成为韩国战略界的共识。
显然,如何应对双重困境对韩国外交挑战不小,严重地影响了韩国的战略自主性。韩国需要缓解双重困境的压力,不过双重困境之间又相互影响,这就使得韩国在缓解双重困境压力时必须小心翼翼,努力保持一定的平衡。
二 “特朗普冲击”与韩国双重困境的变化
特朗普政府对外政策的实用主义特点鲜明,互惠、交易、重利等是重要特征。这些在联盟管理中也不例外。特朗普的政策导向使其对盟国更加自私苛刻,在权责分配上向盟国卸责,盟国的联盟成本呈现增长态势,这些形成了“特朗普冲击”。特朗普冲击对于韩国所面临的双重困境都有影响。为了应对特朗普冲击,韩国的两强外交运筹的基本逻辑是缓解双重困境,促进韩国经济利益和安全利益的更加统筹,进而增强韩国的战略自主性。
(一)特朗普冲击与联盟困境
特朗普冲击对于韩国联盟困境的影响主要源自联盟权责分担、经贸问题和对朝政策。由于特朗普政府采用“交易主义”来管理联盟关系,美韩联盟权责再次面临调整。特朗普希望韩国承担更多的驻韩美军费用等联盟成本与责任,美韩双方因此龃龉不断。就特朗普执政以来美国对韩国的联盟政策来看,一方面是不断强调对韩国的安全保护,派遣军舰在亚太地区甚至朝鲜半岛附近海域显示力量,美韩联合军演也十分频繁,以此将美韩联盟紧密团结的面子做足。另一方面也表明美国对韩国提供安全保护并非友情赞助,而是需要韩国缴纳更高的保护费,于是不断要求韩国承担更高比例驻韩美军费用、萨德系统费用、购买美国军火等。
美韩经贸关系因为特朗普的“美国优先”政策导向也深受冲击。为了解决贸易逆差问题,特朗普政府开始大量修订贸易协定。在特朗普看来,美韩自贸协定对美国产生了不公平的结果。在文在寅总统访美期间,美韩两国元首并未就修订双边自贸协定达成一致。特朗普总统在两国元首会晤中对美韩贸易问题不乏抱怨。即便是2017年11月特朗普访问韩国期间,也对贸易问题念念不忘,直言不讳地指出美韩双方必须处理好经贸问题。
特朗普在对朝政策上的强硬和美国政府内部在对朝政策上的信号混乱也影响了韩国所面临的联盟困境。特朗普政府一改奥巴马政府的对朝忍耐政策,在对朝政策中加大了多边施压和军事威慑的强度。从文在寅执政以来的美朝关系来看,至少在平昌冬奥会之前,美国对朝动武的可能性在增加,韩国的“被牵连”困境增强。这也是2018年以来文在寅政府极力推动朝鲜半岛局势缓和的重要原因。当前即便美朝关系有所缓和,美国依然维持对朝鲜的制裁,美朝关系恶化的可能性依然存在。
从以上三个方面来看,特朗普冲击对美韩联盟的影响是真实存在的。一是使得韩国需要承担起更多的联盟责任,在贸易问题上向美国做出更多的让步;二是在联盟困境中,韩国一方面由于担心美国对朝动武而“被牵连”困境有所增强,另一方面由于美国对韩国的联盟成本要求增加,韩国应对“被抛弃”困境需要付出更多联盟成本。
(二)特朗普冲击与选边困境
特朗普的执政理念与奥巴马截然不然,相对于奥巴马的国际主义而言,特朗普更偏向孤立主义。基于美国政府亚太政策的调整,中美关系也发生了一些变化,韩国面临的选边困境受到影响。
一是特朗普的对华政策更多关注中国本身而非亚太或全球视野中的中国。“特朗普主要从中美竞争的角度审视中美关系,并未将美国对华战略放在全球化、全球制度的层面去考虑。”[6]与奥巴马政府倾向于“从亚太看中国”不同,特朗普政府表现出“从中国看亚太”的政策取向。[7]这种战略视角的转变也使得特朗普政府更加重视中美双边关系,对亚太地区和全球性事务中的中美关系的关注度有所下降,其结果是中美在全球和亚太地区的秩序、规则竞争有所弱化,中美关系对地区其他国家的影响下降,亚太国家包括美国亚太盟国在中美之间选边站队的困境有所弱化。尽管近期中美关系因为贸易问题、台湾问题有所恶化,但这更多是双边关系中的问题,对亚太其他国家牵连不大。
二是特朗普的对华政策尤其关注朝核问题和经贸关系。纵观特朗普执政一年多以来的对华政策,主要关注点是经贸问题与朝核问题。在朝核问题上,特朗普政府不断加强对朝鲜的施压态势,虽然不同于奥巴马政府在朝鲜半岛谋求双重分化而实施楔子战略,[8]但与奥巴马政府一样,特朗普政府认为中国在朝核问题上应该承担主要责任,多次要求中国加强对朝鲜的制裁和施压力度。
三是中美关系的交易与互惠色彩明显,意识形态色彩淡化。特朗普执政以来,偏好双边模式与互惠交易,在中美关系上也不例外。[9]就特朗普上台以来的电话外交来看,其对双边模式的偏好非常显著。与此同时,特朗普注重实用主义,商人出身使其对互惠与交易轻车熟路,善于采取议题联系策略,这使得其处理中美关系相对比较灵活。与此同时,与此前历任美国总统有所不同的是,特朗普外交政策的意识形态色彩较弱,这也使得以往成为中美关系摩擦点的人权问题、意识形态问题等有所淡化。
从特朗普执政以来的中美关系发展来看,中美双边关系与亚太地区关系有所剥离,韩国所面临的选边困境总体有所下降,这给韩国改善对华关系提供了有利契机。不过特朗普在中美关系中对朝核问题的格外关注使得韩国所面临的联盟困境和选边困境的关系密切,推动朝鲜半岛局势缓和可以成为韩国减少双重困境的重要路径。从文在寅执政以来应对双重困境的所作所为来看,韩国优先处理的是缓解联盟困境,其次才是选边困境,这反映了文在寅政府实际上是将美韩关系优先于中韩关系的对外战略思路。不过随着联盟困境得以缓和,韩国也会积极争取选边困境的缓和,韩国的最优战略环境是双重困境都有所缓和,进而使得韩国的战略自主性提升。
三 缓解联盟困境:文在寅政府对美外交
文在寅对美外交的重要任务是缓解联盟困境,既要避免因美国过于强硬的对朝政策而陷入军事冲突当中,又要继续巩固美韩联盟以维持韩国安全维护能力。对此,文在寅政府应对美韩联盟困境的基本逻辑是:公开表明韩国的和平意愿、积极推动朝韩关系改善以弱化因美国对朝强硬而引发的“被牵连”困境,同时在联盟关系中对美国不断做出让步以安抚美国、弱化“被抛弃”困境。
(一)减少“被牵连”困境
特朗普执政以来,对朝十分强硬,主张极限施压的同时也不排除军事手段。虽然特朗普政府也曾多次宣称可以与朝鲜进行谈判,不过这些谈判的开启并非无条件,其姿态不过是显示特朗普外交手段的灵活性。而对于文在寅政府而言,其对朝政策谋求朝韩关系缓和和朝核问题解决的双轨并行,不放弃朝韩缓和的任何机会,以冬奥外交为契机,朝韩之间更是迎来一波缓和高潮。
在美韩对朝政策分歧方面,文在寅最为担心的是特朗普政府对朝动武。特朗普政府内部此前在对朝政策上声音不一,特朗普、蒂勒森和马蒂斯等人的观点和调子有所不同,甚至在公开发声时也意见不一。对于韩国而言,由于韩国在朝鲜半岛和平问题上话语权有限且战时军事指挥权掌握在美国人手中,文在寅总统非常担心美朝之间爆发军事冲突而韩国被动卷入。为了弱化这种“被牵连”困境,文在寅政府一是表明其和平主义态度,多次明确表示绝不允许在朝鲜半岛再次发生战争;二是谋求以收回战时作战指挥权为核心的自主国防,强化自主国防力量和国防改革等;[10]三是寻求机会创造南北缓和,推动美朝关系改善。通过奥运外交的运作,朝韩关系有所缓和与改善,美朝关系的对抗性也有所降低。文在寅政府的良苦用心在于通过推动朝韩关系缓和弱化韩国的“被牵连”困境。
(二)弱化“被抛弃”困境
由于特朗普政府以交易主义方式处理联盟关系,美韩双方在驻韩美军费用分担、贸易关系等问题上摩擦增多。对于韩国而言,如果这些问题处理不好,势必会强化韩国在联盟中的被抛弃困境。韩国寻求减少“被抛弃”困境的主要策略体现为积极开展首脑外交、迂回应对联盟责任调整等四个方面。
一是积极开展首脑外交以加强联盟承诺。文在寅上台以来,美韩两国元首会晤和通电频繁,半年内实现互访也算迅速。在历次美韩首脑会晤中,文在寅总是不失时机地要求加强美韩联盟承诺,特朗普也给足面子予以回应。2017年6月,两国元首会谈后签署并发表《韩美联合声明》,双方商定携手把两国同盟关系发展成“更伟大的同盟”,[11]这无疑是对两国联盟承诺的再保证。2017年11月,特朗普访问韩国,在韩国国会发表演讲时表示,将通过军力维护和平,韩国是值得信赖的同盟国。[12]
二是迂回应对联盟责任调整。特朗普在联盟关系中要求盟国承担更多的联盟责任,曾要求韩国承担100%的防卫费用。而韩国则以在盟国中承担比例最高为由拒绝承担更高比例的防务分担。尽管如此,韩国实际上还是迂回地承担起更多联盟责任,配合特朗普的交易主义联盟管理。如特朗普访韩期间,韩国采购了数十亿美元的美国军火,算是在一定程度上向特朗普交了“保护费”。2018年,美韩双方2014年签订的《防卫费分担特别协定》将到期,双方将就此进行谈判,为了安抚美国,韩国届时可能不得不再次做出适当让步。
三是不断开展联合军演以显示联盟团结。2017年,美韩联盟频繁地进行了多次联合军事演习,其中规模较大的至少有10次以上。通过频繁的联合军演,美韩联盟向外界显示了联盟团结的信号,同时也弱化了韩国的“被抛弃”困境。平昌冬奥会后,为了促进朝鲜半岛局势缓和,美韩联合军演或暂停或推迟或降调,这更多是韩国方面出于缓和朝韩关系与解决朝核问题的考虑,并非美国对韩国的主动疏远。
四是在经贸摩擦中适当让步。对于特朗普政府非常关心的贸易逆差问题以及修订美韩自贸协议的要求,文在寅政府基本上还是满足了美方要求。2017年7月访美期间,文在寅提议成立工作组对自贸协定的影响进行调查、分析和评价。[13]2017年10月4日,美韩双方举行美韩自贸协定(FTA)联委会第二次特别会议,就启动修改美韩自贸协定谈判达成协议。由于该问题对韩国国内利益牵涉较多,文在寅政府面临的内外压力不小。不过迫于美国的压力和动用关税惩罚等手段,2018年3月28日,美韩双方正式宣布韩美就自由贸易协定修订谈判达成协议,2018年5月1日生效。从协议修订内容来看,韩国向美国进一步开放汽车市场并降低美国汽车关税,同时对韩国向美国出口的钢铁产品进行限额,即更多体现了韩国方面的让步。
总之,从文在寅政府对美外交来看,基于联盟困境管理的逻辑,一是减少因特朗普对朝强硬政策而强化的“被牵连”困境;二是减弱因特朗普对盟友相对苛刻而强化的“被抛弃”困境。为了缓解联盟困境,文在寅政府谋求以更多承担联盟成本的方式来调和联盟困境,维持美韩联盟的同时也谋求增强对美国的柔性限制。
四 缓解选边困境:文在寅政府对华外交
文在寅政府发展对华外交,主要是谋求缓解选边困境。文在寅上台后,在改善对华关系方面进展相对比较缓慢,其原因一方面在于朝鲜核导试射行为不断使得韩国面临的安全威胁依然居高不下,韩国在安全方面的需求使得韩国需要继续巩固美韩联盟,过快过急改善对华关系有可能冲击美韩关系;另一方面在于韩国认为中国在萨德问题上要价太高,双方议价空间一时并不存在,韩国短时期内难以做出令中国满意的承诺,双方进行谈判也比较困难。不过好在特朗普冲击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韩国面临的选边困境。随着韩国对联盟困境的管理初步完成,缓解选边困境也成为文在寅政府的重要议程。在对华关系方面,文在寅政府的主要举措如下。
一是在萨德问题上小心谨慎处理。如何处理萨德问题是文在寅政府能否缓和中韩关系的重要前提。中韩关系因萨德问题受损,这对于双方而言都是损失。在应对萨德问题的态度上,文在寅的态度再三改变,这实际上反映了文在寅政府在该问题上面临的选边困境,维持萨德部署方案对中韩关系不利,而过快取消萨德部署则冲击美韩关系。文在寅上台后在萨德问题上采取“模糊策略”,谋求“以拖待变”。一方面,文在寅政府难以推翻萨德部署方案。即便是出现了韩国国防部瞒报萨德事件,文在寅政府宣布对萨德进行“环境评估”,此举引发美国政府的强烈质疑,后经青瓦台国家安保室室长郑义溶秘密访美沟通,在韩方做出坚持萨德部署既定方案不变的情况下,该问题才得以稳住,没有成为美韩首脑会晤的难题。[14]2017年7月29日,韩国政府以朝鲜导弹试射为由决定临时部署剩余“萨德”发射车,引发中方强烈不满,也使得文在寅执政以来中韩关系首次出现紧张升级态势。不过随着文在寅政府执政趋向稳定,加之特朗普政府在经贸问题上对韩国不断施压,韩国改善中韩关系的需求增强,在萨德问题上也愿意做出更多的让步。2017年10月,中韩两国外交部发布了双边沟通结果。韩国表达了不追加部署“萨德”发射车、不加入美国的导弹防御系统、韩美日安全合作机制不会发展为军事同盟的“三不”立场。[15]这也为中韩元首会晤扫清了最大的障碍。文在寅总统访华意味着萨德问题导致的中韩关系恶化暂告一段落,不过这并不意味着这个问题就已经得到彻底解决,文在寅总统在访华期间并未亲口就限制萨德进行表态,实际上折射了中韩双方在萨德问题上依然不乏分歧。由于韩国政府将萨德问题和朝核问题挂钩,其承诺能否落实也存在变数。
二是逐渐推动中韩恢复高层交往。文在寅上台后,深知改善中韩关系的重要性。上台不久,文在寅总统便派遣特使李海瓒访华,表达了韩国对于改善中韩关系的态度。2017年7月G20峰会期间,中韩元首举行了会谈,文在寅总统表达了希望恢复中韩交流合作的愿望,习近平对此做出了肯定的回应。通过特使外交和峰会外交,两国高层交往逐渐恢复。不过随后又因韩国政府决定临时部署剩余“萨德”发射车而陷入低谷。直到中共十九大召开后,两国关系回暖加速,两国外交部门就改善关系达成了共识并对外公布。2017年11月11日,中韩两国元首在APEC峰会期间进行了会晤,对此前两国发布的“就改善双边关系的沟通结果”进行了确认,商定尽快使两国各领域的交流与合作重回正轨。在此基础上, 12月13日,文在寅正式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两国不仅就半岛和平稳定四项原则达成一致,还商定构建首脑间的热线、搞活各种高层战略对话、扩大两国合作领域等。此后,中韩之间的高层交往逐渐恢复,各领域的交往不断增多,中韩关系回暖态势明显。
三是在朝核问题上加强与中国的磋商。文在寅政府深知朝核问题的解决离不开中国。在冬奥外交的推动下,朝鲜半岛局势出现了难得的缓和;在朝核问题上,文在寅政府也逐渐与中国政府增加沟通。2018年3月,文在寅总统特使郑义溶访华,中韩双方就朝核问题进行了沟通。此后,中方在习金会后也第一时间派杨洁篪访问韩国,与韩方沟通朝核问题和通报中朝领导人会晤情况。2018年4月底朝韩首脑会晤后,中韩之间也在第一时间进行了沟通。这些都反映了中韩高层沟通的密切和在朝核问题上的合作增加。总之,2018年3月以来,围绕着朝鲜半岛局势的缓和,中韩之间保持了密切的沟通,体现了中韩在维持朝鲜半岛稳定方面的共同诉求。
回顾文在寅执政以来的中韩关系,通过对萨德问题的有限处理,文在寅政府推动了中韩关系的恢复,在一定程度上也缓解了韩国所面临的选边困境。对于韩国而言,与中美两国的关系都非常重要,在中美之间采取“一边倒”并不明智。与中国保持良好关系有利于缓解韩国所面临的选边困境。
五 文在寅政府两强外交的前景
目前来看,文在寅对中美两强的外交效果总体不错,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韩国所面临的双重困境,也成为文在寅维持较高支持率的重要原因。不过要想继续同时维持与中美两强的良好关系,进而可以“左右逢源”,目前来看还存在一些不确定性因素,文在寅政府两强外交的前景受以下三方面情况影响。
一是朝鲜半岛局势将深刻影响韩国的战略自主性。朝鲜半岛局势会在很大程度上影响文在寅政府的两强外交。一旦朝鲜在核导方面再次采取强硬举措,朝鲜半岛安全局势将深受影响,文在寅试图通过朝韩关系改善来换取两强外交的空间将会极大地受到冲击。因而如何稳住和安抚朝鲜、引导朝鲜走上对话与合作的道路至关重要。这方面仍存在变数。一是朝韩的战略诉求存在分歧。朝鲜的目的在于获取美韩方面的安全保障,谋求通过逐步弃核来换取生存与发展空间。韩国则试图通过南北关系缓和来减少对中美等强国的依赖,提升战略自主性。不过问题的关键在于韩国无法单方面满足朝鲜的安全需求,双方之间的战略分歧难以弥合,将会给朝韩关系的发展带来隐患。二是朝韩之间无法形成互惠式交易。对于朝鲜而言,弃核并未无条件,而是需要美韩等相关各方给予相应的奖赏或回报。不过目前由于美国依然坚持对朝鲜的制裁,而联合国对朝鲜的制裁依旧具有法律效力,这就意味着即便文在寅政府想对朝鲜进行一些援助或开展经济合作来安抚朝鲜,目前也无法实施。久而久之,朝鲜就会将韩国视为口惠而实不至而失去耐心。近期朝鲜呼吁韩国恢复开城工业园区和批评韩国对于《板门店宣言》的兑现有限实际上已经表明了这一态度。
二是美韩关系能否保持平稳。对于美韩关系而言,由于在联盟关系中实力对比悬殊,美国基本掌握着联盟主导权,但这并不意味着韩国就无所作为。从近期朝鲜半岛局势的缓和来看,韩国在促成美朝关系缓和方面还是发挥了积极作用。不过从历史上来看,实现朝韩关系的持续缓和要求韩国平衡好美国因素和朝韩关系。[16]美韩之间在对朝政策、经贸问题、联盟权责分担等方面不乏分歧。目前看来,尽管韩国通过在经贸问题、联盟权责分担方面进行让步来安抚美国,不过双方在对朝政策上的分歧可能成为美韩联盟的隐患。虽然目前美朝关系有所缓和,但双方对于朝鲜半岛无核化的目标和路径依然存在分歧,这也导致特金会之后美朝仍然摩擦不断。一旦双方失去耐心,美国有可能恢复对朝高强度施压政策,朝鲜则有可能恢复在核导方面的强硬举措,韩国又会再度陷入在美朝之间左右为难的困境。从2018年以来的朝韩关系缓和来看,朝韩双方都希望通过南北关系缓和来促成美朝关系缓和。但问题在于无论是朝鲜还是韩国都无法说服特朗普政府完全放弃对朝鲜的强硬政策。目前美韩在对朝政策方面的分歧在是否暂停军演、解除联合国制裁等方面已经有所显现。如果韩国无法劝说美国给予朝鲜相对可信的安全保障,朝鲜半岛局势能否持续缓和存在变数。其结果是韩国由于难以通过在经贸、联盟权责方面对美国的适当让步来缓解“被牵连”困境,其成本意愿将会降低,国防自主有限使得韩国在安全上不得不依赖美国,[17]而特朗普政府在联盟关系中又比较斤斤计较,美韩联盟关系或将因此受到影响。
三是韩国能否确保不损害中国核心安全利益。中韩关系改善的关键在于韩国在萨德问题上做出了限制,不过韩国能否履行承诺将继续考验中韩关系。在萨德部署问题上,韩国政府主要受美、朝、国内政治三方面因素的影响。由于美韩将萨德问题与朝核挂钩,撤销部署的难度很大。[18]这也意味着一旦朝核问题出现变数,萨德问题也可能滋生新的问题,中韩关系也会再次因此生隙。中韩经济合作已经具有了一定基础,即便是文在寅政府推出“新北方政策”,其“增量”主要也是在俄、蒙。[19]因此文在寅政府仅仅依靠中韩经贸合作并不足以维持两国关系的稳定,双方关系的稳定必须坚持互不损害彼此核心安全利益的底线。
基于上述分析,可以发现,文在寅政府两强外交如果继续沿着缓解韩国所面临的双重困境方向发展,韩国将有望在中美两强之间获得较大的战略空间,进而能够左右逢源。不过面临的首要挑战便是朝鲜半岛局势能否持续缓和,这将极大地影响韩国与中美朝的关系。如果朝鲜半岛局势能够持续缓和,韩国可以继续维持两强外交的有利局面,否则,韩国将不得不为朝鲜半岛局势恶化付出代价,在安全上更加依赖美国,进而冲击中韩关系。
六 结语
对于韩国对外政策而言,如何处理好与中美两强的关系已成为困扰韩国对外政策的重要问题,这实际上也折射了韩国所面临的联盟困境和选边困境的双重困境。尤为值得注意的是,文在寅政府之所以要以莫大的勇气和魄力来推动南北关系缓和,实际上是为了缓解韩国所面临的双重困境。如朝韩关系能够有较大程度的改善,韩国的联盟困境会大为弱化,选边困境也会因为韩国战略自主性提升而有所缓解。中国需要注意到韩国两强外交的动力在于缓解双重困境,而中国不乏影响韩国双重困境的能力。良好稳定的中韩关系对于中国的朝鲜半岛政策十分重要,中国可以尝试调适韩国所面临的双重困境,努力避免朝鲜半岛地缘格局未来出现不利于中国的变化。而在选边困境方面则应尽可能调适韩国的战略偏好和利益关系,在安全战略偏好与经济战略偏好方面更加注重兼顾,使其倾向于与中国保持良好关系。对于中韩两国而言,促进朝鲜半岛局势的缓和符合双方的共同利益,也有助于缓解两国之间的安全利益冲突,增强中韩关系自主性。
Dual Dilemmasl、 Trump Shock and the Logic of the Two Great Powers Diplomacy of Moon Jae-in Administration
Ling Shengli
Abstract At the beginning, Moon Jae-in administration faced a situation of internal and external difficulties.It is of vital importance to balance the relations with China and the United States.As a country with relatively low security and economic autonomy, ROK is highly dependent on the outside world.Since Trump came into power, the implementation of “America First ”domestic and foreign policy guidance has shaped the Trump Shock, which has an impact on the dual dilemmas ROK faces.In response to Trump Shock, the basic logic of ROK's two great powers diplomatic operations is to ease the double dilemmas and promote more comprehensive economic and security interests in ROK.The basic logic for alleviating alliance dilemma is to reduce the “trapped” dilemma caused by the U.S.military intervention in the DPRK and constantly appease the United States to reduce the “abandoned dilemma”.The basic strategy for alleviating the taking-side dilemma is to improve the relations between China and ROK in a low-cost way and reduce the negative impact of the Sino-American competition.At present, Moon Jae-in government's two great powers diplomacy is relatively successful, which has greatly alleviated the double dilemma faced by ROK.However, in the future it also faces certain uncertainties, Which make the two diplomatic effects continue to exist.
Keywords the U.S.-ROK alliance;alliance dilemma;Moon Jae-in administration;China-ROK relations
[1]凌胜利、黄冰:《2017年韩国外交发展概况》,《当代韩国》2018年第1期,第32页。
[2]凌胜利:《双重困境与动态平衡——中美主导权竞争与美国亚太盟国的战略选择》,《世界经济与政治》2018年第3期,第70~91页。
[3]宋文志:《在制衡与依赖之间:韩国地区主义战略的进程与特点》, 《上海交通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7年第4期,第23页。
[4]石源华:《“萨德”入韩与韩国的国家主权》,《世界知识》2017年第5期,第72页。
[5]李钟锡:《韩国外交的方向:超越“安美经中”》,〔韩〕《形势与政策》2015年第7期,第3~4页。
[6]达巍:《美国对华战略逻辑的演进与“特朗普冲击”》,《世界经济与政治》2017年第5期,第32~37页。
[7]赵明昊:《“美国优先”与特朗普政府的亚太政策取向》,《外交评论》2017年第4期,第116~120页。
[8]凌胜利:《双重分化:美国对朝鲜半岛的楔子战略》,《东北亚论坛》2017年第5期,第46~57页。
[9]达巍:《美国对华战略逻辑的演进与“特朗普冲击”》,《世界经济与政治》2017年第5期,第32~35页。
[10]董向荣:《韩国文在寅政府的对朝政策及其制约因素》,《东北亚学刊》2018年第1期,第11~12页。
[11]《韩美元首发表联合声明 商定对朝制裁与对话并行》,〔韩〕韩联社,http://chinese.yonhapnews.co.kr/newpgm/9908000000.html?cid=ACK20170701001500881 。
[12]《韩美官方介绍首脑会谈成果:商定促朝重返对话》, 〔韩〕韩联社,http://chinese.yonhapnews.co.kr/newpgm/9908000000.html?cid=ACK20171109000500881。
[13]《文在寅:韩美未就重谈自贸协定达成一致》,〔韩〕韩联社,http://chinese.yonhapnews.co.kr/newpgm/9908000000.html?cid=ACK20170702000300881。
[14]唐彦林、武琼:《特朗普外交理念与美韩关系走向》,《当代韩国》2017年第2期,第31~33页。
[15]《韩中萨德矛盾暂画句号 需凝聚智慧避免重演》,〔韩〕韩联社,http://chinese.yonhapnews.co.kr/newpgm/9908000000.html?cid=ACK20171101003000881。
[16]王俊生、葛小辉:《从历史经验看文在寅政府时期韩朝和解的前景》,《东北亚学刊》2018年第3期,第37~38页。
[17]方秀玉、李丽:《韩国新防务政策及其局限性》,《韩国研究论丛》2017年第2辑(总第34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8,第24页。
[18]吴晶晶:《韩国部署“萨德”的政策演变》,《国际问题研究》2017年第6期,第83~91页。
[19]董向荣:《韩国文在寅政府对外经济合作政策及其前景》,《当代世界》2018年第7期,第67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