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与外交
精英分析视阈下的韩国政党分化组合[1]
李风华 丁新宇
【内容提要】追溯历史维度下的韩国政治转型演变历程，可以视其为在特殊的政治文化背景下，外在经济压力和内在政治动因相交织的民主结晶，同时也是韩国上层精英与下层民众互动妥协的产物。由精英政治主导的韩国政党聚散分合，必须建立在相应的权力容量基础之上，深刻体现了其对政治过程的强烈支配，从而揭示了现代意义上精英治理的一般实践范式。在精英权威被韩国民众认同接受的过程中，其行为偏好与策略互动能够引导民主政治的走向，从而避免了政治资源被过度的意识之争所浪费，保证了韩国在激烈的政党竞争中规避发展风险。
【关键词】韩国政党 精英治理 一般范式
【作者简介】李风华，政治学博士，湖南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湖南师范大学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院研究员，中国统一战线理论研究会党外人物工作研究（湖南）基地研究员；丁新宇，湖南师范大学公共管理学院硕士研究生。
自二战结束后数十年以来，韩国实现了跨越式的经济社会发展，取得了辉煌成就。然而，在经济增长繁荣的背后，其国内社会分化现象却越来越突出。随着国民政治参与的期望不断提升，韩国权力精英所处的环境发生了根本性变化，而这一切都不断推动其政党转型，同时意味着以精英为主体的治理模式遭遇合法性危机。政党变迁作为社会精英聚合的重要载体和表现形式，不仅为推进民主化提供基础性支持，而且会影响韩国发展的长远路径选择，甚至牵涉到整个东北亚区域局势。以此前韩国朴槿惠总统“闺蜜门丑闻”为转折点，韩国国内政坛陷入了动荡时期，这是否可以看作韩国政党体制无可挽回地衰退的前兆？
的确，在民主转型及巩固的漫长历史中，由韩国政党直接领导推动实现了国内政治经济的现代化，但与此同时，也不可避免地积累了诸多结构性问题，甚至成为阻碍进一步发展的社会痼疾。特别是民主转型以来，韩国国内政坛变幻莫测，其政党政治的合法性基础已经大不如前，腐败更是几乎成为政党身上撕不去的标签，其政党体制呈现“亚健康”状态。由此，必须思考的是，在韩国的民主制度运行中，如何保证有效规避少数人集体行动的政治困境，以及最大限度地避免不同派系相互碾压的组织内耗，都是实践中必须慎重处理的执政挑战。
本文以追寻韩国主流政党分化组合——其作为一个本身具有内在联系的政治进程，逐渐形成了渐进式民主路径依赖和政治选择，更是以附着于政党利益之上的制度化博弈为旗帜，开始指向新的“合纵连横”策略——的变迁为线索，重新定义精英治理的价值及可行性。我们有必要探究居于执政核心位置的精英治理，抑或其频繁的政党分化组合背后，究竟隐藏着怎样的集体行动逻辑，其可能采取的政治手腕又将进一步诱发何种连锁式反应，并对照韩国政党实际政治运行绩效的多方考察，在学理和实践中印证其自洽性。
一 韩国政党体制的制度运行逻辑——精英治理
自20世纪出现“第三波”民主化浪潮以来，以政党为主角的现代政治已成为民主的模板，并逐步形成了解析民主化问题的一类理论谱系，即从现实主义出发强调政治精英作用的“过程论”，以理解阐释政治社会结构及其发展的一种理论倾向。以斯米特及怀特·海德等为代表，在借鉴博弈论与理性选择理论的基础上，强调内部精英之间的行动选择、策略以及互动，分析焦点落到了政治精英的策略抉择上。实际上，考虑到韩国人文政治的现实运作，民众直接参与政治决策仍会受到诸多制约，实乃不可超越之环。因此，少数精英所属政党透过融合不同的制度化秩序，把持最主要的社会派生资源，已成为一种独特的政治文化现象。
在决定韩国政治体系状态的诸多要素中，精英主要通过制定国家的重大政策，并实施某些关键性的决策，引导、控制政治社会文化生态。参照以往精英论者的主要观点，笔者将研究聚焦在部分代表性群体身上：一类是具备强大政治影响力的统治者（Rulers），即一般主流的韩国政党和国家领袖，特指卢泰愚、金泳三、金大中、卢武铉及李明博等实权人物；另一类是隐藏在政治游戏背后的权力精英（Power Elites），即国会议员、政府要员以及地区领导人、部分商界名人等。[2]透过观察韩国政坛的一系列党派竞争活动，笔者发现，精英群体必须面对政策执行的一统性与灵活性之间的差距，无论是执政或者在野，足以洞悉其直接发生的一个普遍特征——政治精英之间的策略互动，从而间接协调不同利益集团之间的矛盾分歧。[3]
就一般主流政党之间的博弈策略及互动关系进行着重分析，对于韩国战略抉择的政治合法性生成机理，就具备了很强的关键说服力。[4]韩国政党的功能可归纳为两类：一是履行各种代表性功能，包括利益表达、综合和政策制定；二是发挥各种制度性功能，包括录用政治领导人以及组建议会和政府。大量社会资源日益倾注、集中于政党内部，使其成为维持国家机器运转的核心组成部分。不论是选举制度与议会，还是国家行政机构，韩国的政党体制与制度运行相互塑造融合，如同紧紧咬合的齿轮。此外，韩国政党把个人、群体和利益团体连接到特殊的组织成员资格和选举模式上，与其说根据立场区分其国内党派，倒不如用地域区分更明确一些——全罗道往往支持民主党，与扎根庆尚道的保守党派相抗衡，虽然双方在本质上没有严重对立的政治分歧。而韩国大选，与其说是党派之争，不如说是少数精英政客“朋友圈”之间的对抗。
更进一步，可以确信由政治精英组成的所谓韩国党派，不仅随选举情势变化保持较高弹性，而且更类似于为了政治“分赃”而聚集在一起的私人俱乐部，甚至呈现出“无党”化特征。韩国在权力精英崛起的长期政治历程中，逐渐建立起以党首为核心的“家长制”式权力谱系，使之在重大决策、人事安排及经费筹措等方面手握利器；而党派基层则是无所作为，以致连续性大打折扣，形同散沙。无论哪个政客上台当了总统，都无法从所属党派中汲取充沛的执政力量，进而只能利用自身人脉治理国家，使得少数人能够动摇政党动员的目标及政策选择。由此可见，以“朋友圈”治国理政，抱着幼稚的政治侥幸心理，焉能不败？
通过采取一系列的经济发展战略，韩国政党高度重视新制度的实际运行绩效，更使得综合国力在数十年内便实现了质的飞跃，不断推进了民主体制和统治当局的合法性积累。对于透视结胎于集权主义政治土壤中的韩国政党而言，精英造就了党派兴亡与台前政客休戚与共的命运共同体，尤其要稳妥辨别其在其中的独特象征意义；为观察其政党体系的变迁而从微观入手，亦为基于其政党转型内在范式的政治检视之前提。[5]政党竞争为确保当政者履行职责提供了最可靠的鞭策机制，在看似无规则的政治变动过程中，迫使韩国精英为争取权力而将“危机与统合”的斗争方式置于显著考量地位，以此不断吸纳整合不同的民意基础，并为组建一个成功的政府提供一套可行路径。[6]所谓“漩涡中的政治”，用以描述韩国政坛之表象，可称得上一语中的。
二 重新审视转型期的韩国政党分化组合
在建国早期，匆忙移植而来的“西式民主”水土不服，使韩国很快便陷入了民主异化的困顿境地，多党政治的效用非但难以发挥，反而沦为威权统治合法化的独裁之工具。后来，在经历了漫长的民主实践后，当代韩国的政党政治才得以逐渐确立成形，并缓慢发展成熟至现阶段。虽然经历了一段政党联盟独大的相对停滞时期，韩国的民主转型与政党分化组合紧密联系在一起，由一党专制向多元政党博弈体制转换，并逐步走上了制度化竞争的道路。
（一）多党制的恢复为精英崛起拓展了政治空间
要解读韩国政治命脉之嬗变形迹，必须紧抓“精英”这一线索，按图索骥。威权体制下的韩国历届军政府长期把持国家政权，不断打压其他民主政党，形成了长达数十年的一党专权局面。在国内外反独裁民主运动的强大压力下，20世纪80年代中期，全斗焕政权被迫采取自由化措施，开始逐步解除政治活动的限制，为多党政治的正常运作提供了条件。随即，以“民主韩国党”、“民主正义党”和“韩国国民党”等新创立的政党为代表，各种政治势力纷纷联合各自所属的政治团体创建政党，一时之间，遭受禁锢的政党如雨后春笋般复苏了。霸权党体制的消融为当时的韩国民主力量破除了枷锁，精英群体获得了前所未有的发展机遇，开始迈向权力的金字塔顶端。
多党制的恢复使得韩国开始跨入民主政治门槛，这无疑为活跃的国内精英开创了新的政治空间，可是，同时，其政治参与触角的进一步延伸扩展，也对新时期的政党能力提出了更多挑战。随着民主转型成果的不断巩固，主要由城市社会环境和家庭地位造就的韩国当代政治精英，其身份开始稳定为受教育程度较高的文人群体，而上层政治精英实行民主政治的迫切愿望折射出基本的民主共识，并极大地显示了精英价值的相似性特质。[7]因此，新生的韩国政党体制若不能回应这些诉求，将会导致政党的低效运转，并以治理失败暴露体制上的脆弱性。从国内历史情境出发，只有努力探索与之配套的理性规则，依据不同的合作目标灵活调整政策方针及内容，韩国民主政治的稳定运行才能获得保障。
（二）稳定的阵营切割为精英共识提供了合作基础
民主时期各党派精英的目标认同表明，为了避免政治困境升级为发展风险，无论哪个精英化的权威政党上台执政，抑或政党势力本身发生增减交替等，以民主为目标取向的巩固历程都难以逆转。1997年底，金大中当选为韩国第15届总统，进步与保守两大主要阵营，二者的执政—在野身份互换，第一次按法定程序实现了政权和平交接。此外，自1998年至今，两大政党间实现了两次执政轮替，从2008年李明博执政以来，保守阵营重新执掌政权，但民主党仍保持第一在野党的地位。作为韩国20年以来首次的双选举年，2012年的韩国政治焦点仍停留在国会和总统选举上，并产生了韩国历史上第一位女总统朴槿惠。无论韩国的政党体系、政党竞争发生何种变化，精英治理能力不仅是建构韩国政治生态的题中应有之义，而且是推动其现代化发展的有力支撑。[8]
自1987年韩国实现民主转型以来，其国内政党政治逐渐摆脱了威权体制的禁锢，获得了广阔的发展空间，经过30多年的曲折演变，现已形成多党政治格局下两大政党交替主导政权的格局。风云变幻之下，公平竞争态势逐步稳定，执政党和在野党更换名称甚是频繁，而每次改名都意味着重大的派系分裂或妥协。由此管中窥豹，韩国政党很大程度上已异化为政客的附庸品，可谓创生之初便先天不足，而以权力斗争为核心的阵营对立，更是昭示了韩国政党政治根基之脆弱。频繁分化组合的政党现实对于解决民主的有效性问题而言，实在是难以令人满意，特别是难以弥合其泾渭分明的派系之见。在残酷的党权斗争过程中，尖锐的阵营对立迫使精英将各种利益诉求整合为统一的公共政策，成为超越意识形态之争的共同着力点，以期联合潜在的团结力量达成最广泛的共识。[9]
（三）激烈的政党竞争为精英博弈奠定了治理格局
激烈的政党竞争为精英之间的博弈所引导，不仅是政党统治合法性的赋予过程，其本身还具有改善公共政策质量的择优功能，结果韩国的政党合法性深受精英采纳的政策输出影响，容易导致不同党派固化在彼此对立的格局中，公共权力沦为利益攫取工具。如1986年12月24日，二金抨击党总裁李敏雨严重违背立场，而新民党内非主流派也借机接近政府取向，致使党内分裂迅速扩大。最终，二金另组“统一民主党”继续领导改宪斗争。1995年底，金泳三决心更改党名以实现“脱胎换骨”，并加强了对遴选国会议员候选人的决定权，新韩国党也因此成为名副其实的“总统的党”。转型初期形成的“一朝三野”四党格局，并没有维持多久，随即进入纵横捭阖的新一轮大洗牌。
政治合法性与经济增长之间具有密切的关联度，韩国经济飞速发展之后，上层政治精英实行民主政治的愿望日益迫切，并日渐具备了压倒性的优势。以执政党大国家党为中心的保守阵营，与以在野党国民会议为主体的进步阵营，最终演化为分庭抗礼的对立局面。在选举被政党派系分割的情况下，公共利益整合渠道被阻塞。政治竞争并未在韩国催生理想的善治，恰恰相反，权力更迭反倒衬托出制度衰弱的延续，赢者通吃的局面几已心照不宣。况且，党争之毒于韩国而言，已非倾轧之浅见所能概况。以史为镜，在政党竞争从属于国家利益和遵循民主程序的前提下，精英治理必须有效回应政治参与诉求，在容纳分散的利益表达的基础上，重新构建并奠定一体化的精英治理格局。
三 精英分析视阈下的韩国政党分化组合
从军政独裁时期到文在寅政府，韩国历史上的主要政党都曾因为政治名士的离合聚散而出现变动。韩国现代社会的政党分化组合，实际上是在制度变迁大背景下的特有政治现象。在民主转型的社会进步潮流中，其政治精英更多的是在民主、知识和大众等因素的共同作用下，通过开放流动的社会竞争机制脱颖而出，成长为不同政党的骨干成员。
（一）政治民主化背景下的精英更替
韩政治开放之路于韩国而言始终步履蹒跚，直到20世纪80年代末期，主宰韩国数十年的威权主义政治终呈衰败之势，韩国进入了向现代民主社会过渡的转型新阶段。然而以中产阶层为主的民众依旧认同精英支配的政治惯例，因此，其在维护者和破坏者之间摇摆，最终定位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政治精英对具体制度设计的战略选择。“六二九宣言”正逢其时的出台，标志着外部环境的剧烈变化倒逼精英回应政治开放的大众诉求，传统的韩国权贵阶层开始走向衰落，而民主化的势力日益壮大，二者力量对比最终走向了均衡状态。[10]正如第13届韩国国会选举酿成“朝小野大”的局面，执政党民正党由于议席未过半数，控制国会已不再可能，而总统的施政也将处处受制，为改变固化的韩国政局创生了一个突发性拐点。
诚然，政党自发选择精英并对其行为进行规范，以确保当选后成功实施政治纲领，历来乏善可陈。制定政策、组织竞选、组建政府及议会运作等，所有这些都要求一定数量的集团行动一致，联盟因而可以被理解为政党自身的一种生存策略，即通过创造有利的政治环境来巩固自身发展，以增强其资源和地位的方式获得公共特权。正是基于以上考虑，卢泰愚提三党合并，迅速得到了民主党和共和党的响应。1990年1月22日，民正党、民主党和共和党正式合并为民主自由党，成为拥有三分之二以上国会议席的大执政党。在国内城市化、工业化的特定历史进程中，社会动员背景下的韩国政治选举日益常规化，将资源分配到基层的政治参与变得日益困难，政党整合需求的能力不可避免地有所下降，因而，其分化组合渐渐成为一种暂时的特定现象。
然而，根植于政党角色职业化的组建政府功能下降，以及更加依赖国家收入与认可，迫使政党偏离了早期构建与认同的功能，从而更难控制执政精英的行为。[11]如在第15届国会选举中的失败，促使金大中重新考虑恢复国民会议与自民联的两党合作体制，以共同应对当时所面临的危机，以及1997年总统大选中执政党的强大挑战。1997年10月31日，最终达成了由金大中出任两党共同候选人的联合协议，随后前民自党最高委员朴泰俊也宣布加入合作，实现了真正意义上的在野统合。政治民主化浪潮背景下的精英更替，较之以往，其被取代或获得新机遇的概率都大大增加，圈层变动极大考验了精英之间的互动模式，也使得如何实现有效动员变成了一个真正意义上的精英执政命题。
（二）利益互动过程中的精英动员
在1985年2月举行的议员选举中，新韩民主党获得67个国会议席，一跃成为韩国最大的在野党，对全斗焕的威权统治带来很大冲击。民主正义党内部就大选和前途问题展开激烈争论，加速了党内顽固派与改革派的分裂。同时，在党内民主力量和在野党的压力下，统治集团的权力精英与在野党就修宪等问题达成了妥协。然而，1986年9月，朝野协议改宪最终演变成一场大规模的激烈政治抗争，统治当局的限制成本开始明显超过其承受能力，这成为韩国制度变迁的直接导火索。在这个艰难的政治时期，精英机制充当了政党制度能力的一种完善工具，极大地推动了韩国政治共享与大众信任的双向协调，在利益互动的政治沟通中深切回应了治理能力的寄托。
其后，包括1994年末统一民主党系针对共和党系的权力斗争，以及维持了近5年的三党统合体系终告结束，金钟泌宣布建立新党“自由民主联合”等，对旧的韩国封闭政治格局造成了新的冲击，许多政治派系在决裂与联合之间摇摆不定，精英之间纵横捭阖的利益互动不断上演。为整合不同的制度安排（例如议会联盟与组建内阁），韩国政党必须产生相对协调―致的内部等级秩序，并把这种一致性复制和传播到权力争夺领域。[12]如1995年自民联在吸收了新民党后，成为继民自党和民主党之后的国会第三大党。尽管后来由于“新政治国民会议”的创建，自民联进一步降为第四大党，但其作为以忠清势力为基础的政党，在韩国政治舞台上仍占有重要地位，并催生了更为严重的地域割据现象。
与因地域划分和代表共同利益而变成政治性安排相比，韩国的权力精英往往率先以退为进，寄希望于在选举过程中寻求突破，致力于整合协调未组织化的利益诉求和公众意见，并通过平衡来协调彼此之间的制度相容性。2000年4月13日的第16届国会议员选举，民主党的议席率一举跃升到42.1%，分裂后的自民联的议席率猛降到6.2%，而反对党大国家党则独占鳌头，韩国政党政治开始转向大国家党和民主党两强争雄。此后，民主党与自民联及民主国民党组成三党政策联盟后，政治局面又转换成了“朝大野小”。2001年9月，在民主党召回“租赁”给自民联的议员之后，两党联盟体制再次宣告破裂。为了顺利实现政策制定的一致过程，政治整合要求控制个人或集团的行为，党同伐异的残酷斗争更是要求步调一致，而韩国政党正是通过党派认同、政治联系、物质奖励及庇护网络等来组织、塑造和最终控制利益集团、社会运动及议会党团的行为的。[13]
四 韩国政党转型的一般范式及路径
在跨度达30多年的民主熏陶之下，战后韩国经历了从形式上的空壳民主到威权政治，又从威权主义到民主政治的曲折政治转型。在政治现代化的宏观背景下，其转型过程深刻突出了渐进式民主的一般范式，以及精英政治选择对民主实践的战略性影响。作为精英政治集体行动的组织化载体，由于尚未找到足以替代地区主义的分裂结构，政党在激烈的韩国选举竞争冲突中，亦体现出合纵连横的灵活政治生存策略。
（一）多元精英博弈的政治实践范式
威权主义在主导韩国经济现代化的同时，也为民主政治的发展奠定了物质基础。以牺牲政治发展为前提的发展道路，到了转型前的1987年已然“气竭而近衰”，韩国的政治发展已远远滞后于经济、文化、社会等领域，年轻一代不仅对各种政治征候反应敏感，选举愿望亦发生了革命性的变化，达到社会进步所能承受的极限。再与民主价值得到普遍认同形成对照，政党竞选无须停留在多种分裂的社会意识的相互批判与挑战上，在此基础上如何有序地推进韩国的民主政治，已成为精英群体构建政治认同的基本问题。传统的威权政治在完成其历史使命之后，由威权主义向民主政治的过渡已成为必然。因而，随着政治权力与民主权利之间的关系结构改变，不同政党日益发挥了作为容纳政治参与的媒介功能，为提升制度体系的政治能力提供了一个畅通的平台。
在30年的韩国现代化进程中，经济发展酝酿了各种政治先决条件，进而形成了强大的民意表达力量。掌握了政治运动主导权的中产阶层，在引导政治转型中所扮演的利益协调者角色，更是使韩国的制度变迁避免向极端化发展，倒逼威权主义政党不得不向民主力量让步，结果以体制内部改革派的全面妥协为代价，通过渐进式的民主改革实现政治对话与权力共享。[14]更进一步，可预见的是，只要存在利益相左的情况，韩国的派别斗争就会持续下去，并体现为实质性的政见分裂。在社会意识裂隙较大的民主政体中，政党之争更多的是把整个社会撕裂成不同的意识群体，而不是相互掣肘使社会不偏不倚前进。在此政治情形下，多元精英博弈不仅是韩国民主形态的稳定保障，而且是动员社会资源、实施制度设计的主要承担者，使得超越社会意识层次的政党竞争得以在韩国成为一种可能。
通常，政党制度的发展能够容纳政治参与，在整合利益表达的基础上优化政策质量，平衡赋权与问责之间的关系。在转型后的韩国政治生态下，激烈的政党间“横向竞争”却在一定程度上直接稀释了政治责任，精英控制社会运动的能力受到了极大限制，恰如韩国历届总统无一善终，几成历史定律。自主性和凝聚力是政党制度完整性的关键维度，通过与政治体系的互动行为和观念互构，韩国政治精英利用文化因素与权力因素的相互联结，发挥出政党体系创造权力合法性的正常功能。但长此以往，现存政党组织的政策连贯性和政治自主性极易衰减，变得愈加盲目热衷于维系其权力分配地位，进而使得最终贯彻到国家治理层面的资源大幅减少。[15]
仍必须指出的一点是，即便是号称议会制民主的韩国政坛，不同阵营之间尖锐的立场对立，对民主政治本身的挫伤也是深远持久的。为了争取政党利益的最大化，同一派系的人往往只存在门户之见，而非以政策主张的实际意义为评判标准，反对派裹挟民意反噬政敌的手段也是招招致命。不可否认的是，派别之分歧一味强调归整为一，虽然很大程度上保证了组织的贯彻执行力，但从长远来看，会成为降低政治发展目标的阻碍因素。历史上的在野势力有的因力量弱小而无法问鼎执政权，有的因执政党排挤打压而在选举中败走麦城。在很多时候，不同政治精英之间的激烈博弈司空见惯，博弈之后往往会有妥协紧随其后，也正因如此，韩国的政治生活全貌表现为不断出现又不断松动的政治僵局，其民主制度的建立巩固取决于精英之间的政治博弈。[16]
（二）走向民主妥协的精英执政道路
1987年，在民众压力下，卢泰愚逐步实行了一系列具有民主倾向的政治措施。在随后的政治过渡中，民众的政治压力与政党精英的协商特征并存，这种政治上的延续性，使过渡政府有足够能力与反对党就民主问题进行协商，从而结束持续了30多年的军人威权统治。韩国利益集团和社会运动数量变得更加庞大，但这并不意味着可以单独或者一起为其追随者提供全覆盖式的集体认同，也不意味着它们可以构建有意义的政治竞争，将日趋分化的利益诉求整合为一个统一的施政纲领。较之过往，韩国政党大量削弱了组织竞选、符合认同、政党治理和利益整合的功能，以适应国内选举政治生态的复杂变化。事实上，民主价值的流行并不能有力地否定，抑或完全解释韩国政党发展的多元形态。
虽然民主政治成为韩国上下的普遍诉求，随着政治竞争所依赖的规则、法律和习惯等出现变迁，其中产阶级在制度变迁中更多地倾向于“秩序”，刻意将社会冲突置于特定的制度约束之下，而非破坏性地一味摧毁旧的政治机器。这种温和理性的有序民主政治参与，使韩国的政治环境重归求稳防变的保守主义，为政治精英发挥作用提供了有界限的活动空间。制度变迁的外部环境塑造了韩国政党的内部秩序格局，促使政治精英与其他阶层能以协商程序达成共识，以相对稳健的方式实现民主转变。基于中产阶级的利益诉求和政治主张持续膨胀，一个多元化的市民社会日趋成熟健全，其政治演变因而可能转向一种新的形态，并取代政党为中心的单一政治形态。一种巩固的民主构造方式不仅能代表利益，而且会寻求连贯的方案和有组织的活动来整合利益，在稳定的政党制度下的选举程序“国有化”恰恰做到了这一点。
在旧的“专制”转变为其他执政形式的过程中，可以预见，新的政权必须从临时政府转向稳定的统治联盟，在相互达成契约的基础上弥合社会分裂。在威权主义统治向议会型民主政治的过渡中，随着民主力量的不断升级，执政权力精英面临强大的政治压力，致使威权主义统治者不得不以协商挤压的方式，将各种分裂的政治目标聚合起来，就议会民主制度等问题与民主力量达成妥协，以规避政治失败的社会秩序崩塌。所以，韩国民主转型的动力主要来源于民众自下而上的政治压力，在保证政治稳定的情况下，权力精英通过多种协商形式，甚至不惜放弃或退让部分特权利益，既满足了国民日益高涨的民主化抗争诉求，也保持了其统治地位的进一步延续和稳固。[17]基于政党竞争原则建立的选举式民主，在变迁过程中提供了集体行动空间的精英执政道路，使民主发展成为社会结构约束与精英策略选择共同作用的产物。
精英主导的政党分化组合，尤为注重增强不同政党的权力分工，虽然社会结构约束了政治行动者的选择范围，但站在微观行为立场破题，只要致力于改善精英磋商的决策过程，就能够充分优化组织的多重效用。精英执政不可回避的一大问题是，如何促进互惠性政党竞争机制的建构与认同，使从全局考虑的利他主义行为逐渐转化为不同政党自觉遵守的信条，有效防止机会主义的错误蔓延，以极大降低政党博弈所引起的社会成本流失。走向民主妥协的精英执政道路对参与者来说，非但在具备了法理基础的前提下，掌握了分配资源的政治话语权，更能有效遏制合作中机会主义的产生，提高其民主效力及合作成功度。可是，笔者也必须承认，当少数政治掮客收割了足够的政治实惠之后，以政党形式为代表的精英执政能否保证充分的正义性，仍是一个值得商榷的问题。
（三）政党变迁的精英权威与民主架构
罗伯特·米歇尔斯的寡头政治理论认为，组织结构的复杂化使精英人物在社会运行中不可或缺，尤其是在高度组织化的当今社会诸多领域，都需要杰出的社会精英人物来驾驭和引领。而在长期的社会平稳时期，一旦适应现存的政治系统之后，基于个人情谊或功利主义，精英录用和循环往往成为固化的制度产物。彼时，由某一领袖人物动员政治力量组成派系挑起的权力争夺，便容易退化为大而低效的政治官僚系统，成为一个社会走向衰落的重要证据。对此，保持精英流动的合理循环有助于培植非强制性的民主氛围，塑造出一个广泛存在的、由不同权力拥有者连接而成的网络，有助于增进政治合作与信任，实现制度化背景下权力主体的多元性共治。
受威权主义政治传统的影响，韩国不同政党所上演的洗牌间隔尤为短暂，规范性制约于其“财阀”政治的大弊实属空中楼阁，政治参与、权力监督等多元协商的政治机制有名无实。不仅如此，维系政党的核心力量往往是魅力型政治领袖，其政治生命周期往往相当短暂，使民众难以对其形成充分的认同。[18]这一认同的缺乏又进一步强化了政党的个人化色彩，船大难掉头，在“全民狂欢”氛围中举行的后续选举，异常高的投票率以及激情澎湃的全国竞争，一时风起云涌。但是，由于执政规律逐渐陷入单一，在大多数问题上走中间路线，激情退去的民众随后产生浓厚失望情绪，以致缺席选举的人数逐年攀升。传统韩国政治社会网络内的支配—服从关系，对应于政治精英与一般民众之间的关系定位，自然表现出对特定人物的盲目服从倾向，毫无疑问，这会极大地损害韩国市民社会的民主性，妨碍其权力场域的制度化良性循环。
公民与政治精英之间存在着责任与回应的选举联系，因而，必须创造出能够克服集体行动困境和社会选择难题的组织化载体，如2003年卢武铉以在任总统的身份，公开退出新千年民主党，导致原来的执政党变成了在野党。一旦制度性的选择通过不确定的选举转化为政府的公共政策，势必影响经济增长、投资意愿、受教育机会、财富分配以及种族平衡等。民主巩固非但依靠行动者与公民依据规则解决内部矛盾的能力，而且要避免陷入集体行动的民主困境，政党必须有能力整合大部分公民的利益诉求，通过制度内部的程序了解个人、组织和社会运动的期望，制定一套制度以整合公共政策满足选民的普遍需求。[19]政治精英的行为偏好与策略互动会直接影响民主政治的走向，民主制度是政治运行实践理性建构的产物。
此外，随着竞选费用的持续增加，不同政党不惜凭依大财阀势力，力求获取选举胜利，甚至为此深陷金钱泥淖。这亦从侧面佐证了政治精英对各阶层利益的综合考量与反映，政党已成为政府各派、利益集团以及社会运动的中心舞台。[20]政党不单单是指出方向的哲人型领导集团，而且是具备能使组织成员自由发表各种意见，调节并交涉不同意见，兼顾利益的伸张与互补，最后能使各种分歧达成一致的能力的领导者。[21]即便很多人都信奉精英权威带来的好处，仍必须批判性地认识到其隐藏的陷阱——精英之间的共谋行为，换而言之，当社会分层中少数精英占据了绝对的优势地位，即便是被民主政体所一贯推崇仰照的各种监督路径，都可能被精英之间的相互勾结所稀释、侵蚀，从而最终酿成民主社会的悲剧——精英执政的悖论。
五 结语
政党分化组合作为韩国政治社会的一种常态，以迎合民主期望的方式建构了选举竞争的目标，在政治转型过程中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虽然精英理论可被视作为传统政治的现代适应性转换，但其仍然无法独自解释韩国的政治转型过程。一旦政党渗透参与到竞选中，权力的真空可能会暂时被魅力型的个人领袖占据，但它最终将被政党力量所填补，或是已有的精英在现存的政体中通过相互竞争来组成大众政府。在遵守宪政代议民主制的游戏规则前提下，尽管韩国政党可能会沦为一种标签，仅仅反映不同政治精英派系之间的庇护性竞争，更多地谨慎奉行中庸之道，但这仅代表了一种可能的未来。[22]
在此，笔者并非预先设计了可见的民主制度模式，宏观结构与微观行动者之间的关联性，即政治大环境背景下的精英治理行为，作为本文理论建构的逻辑中心，表明民主发展伴随着国家和社会之间关系的重构，制度变迁最终尤其需要政治行动者——精英群体的组织动员。推动民主发展的集体行动离不开社会变迁的政治机会，而这种政治机会的创造极大依赖于精英决策的权威性，亦来自于普通民众对其合法性的自觉认可，加之对其领导风格、人格魅力等凝聚要素的同化力。不只是关注精英在政党博弈中体现出来的政治能力，以及在国家治理层面竞争的结果，而且承认作为政党体系变动的一种普遍性推动力量，精英治理与反映韩国政党分化的个别案例之间存在结构性关联，可以成为一种新的民主转型观察方法。
The Differentiation of ROK's Political Partie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Elite Analysis
Li Fenghua，Ding Xinyu
Abstract Retrospecting the evolution of Korean political transformation from the historical perspective， it could be summarized as the Democratic crystallization of the interweaving of external economic pressure and internal political motivation on the special political and cultural background， and the tortuous product of the interaction and compromise between the upper-class elites and the lower-class people in ROK.The gathering， dispersing and merging of Korean political parties dominated by elite politics must base on the corresponding power capacity， which profoundly reflects their strong control over the political process， thus revealing the general practice paradigm of Elite Governance in the modern sense.In the process of the acceptance of the elite authority by the Korean people， their behavior preference and strategy interaction can guide the direction of democratic politics， thus avoiding the dissipation of political resources by excessive ideological disputes， and ensuring that ROK avoids the risk of development in the fierce competition of political parties.
Keywords political parties of ROK；Elite Governance； general paradigm
[1]本文为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以全面建设小康社会为目标提高党领导发展能力和水平研究”（15ZDC001）研究成果，项目负责人：吴家庆。
[2]杨景明：《引领转型：变革社会中的韩国和俄罗斯政治精英》，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2011，第35页。
[3]郭魏青、张磊：《精英政治：研究回顾与理论运用》，《求索》2014年第5期，第13页。
[4]张英姣、杨鲁慧：《韩国民主转型以来政党政治发展的轨迹、特征及成因》，《江西社会科学》2014年第5期，第215页。
[5]杨鲁慧：《民主转型中的韩国政党政治》，《东北亚论坛》2010年第9期，第24页。
[6]宋国华：《韩国政治转型中的政党政治研究》，山东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09，第3页。
[7]杨景明：《引领转型：变革社会中的韩国和俄罗斯政治精英》，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2011，第42页。
[8]董向荣：《韩国政党政治的发展与演变》，《当代韩国》2006年第2期，第51页。
[9]Lee A R，“Stability and Change in Korean Values”， Social Indicators Research，Vol.62，No.2， 2003，pp.93-117.
[10]杨景明：《引领转型：变革社会中的韩国和俄罗斯政治精英》，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2011，第37页。
[11]李成日：《试论战后韩国政党的特征》，《当代韩国》2001年第3期，第36页。
[12]Hundt D.， Kim J.，“Competing Notions of Regionalism in South Korean Politics”，Japanese Journal of Political Science ，Vol.12，No.2， 2011，pp.251-266.
[13]郑继永：《试析韩国的政治粉丝社团现象》，《东北亚论坛》2011年第6期，第54页。
[14]〔美〕拉里·戴蒙德、〔美〕理查德·冈瑟等编《政党与民主》，徐琳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12，第73页。
[15]温玉堂：《不同政党制度的社会成本分析与比较》，中共党史出版社，2008，第236页。
[16]Steinberg D I，Shin M，“Tensions in South Korean Political Parties in Transition： From Entourage to Ideology？”，Asian Survey， Vol.46，No.4，2006，pp.517-537.
[17]〔英〕艾伦·韦尔：《政党与政党制度》，谢峰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第242页。
[18]〔美〕拉里·戴蒙德、〔美〕理查德·冈瑟编《政党与民主》，徐琳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12，第71页。
[19]卞晶：《当代韩国政党政治民主化的变迁特征》，《当代韩国》2010年第2期，第83页。
[20]杨景明：《引领转型：变革社会中的韩国和俄罗斯政治精英》，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2011，第47页。
[21]Steinberg D I，Shin M，“Tensions in South Korean Political Parties in Transition： From Entourage to Ideology？”，Asian Survey ，Vol.46，No.4，2006，pp.517-537.
[22]〔意〕安格鲁·帕尼比昂科：《政党：组织与权力》，周建勇译，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13，第271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