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家庭伦理电视剧类型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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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直面婚姻家庭的现实危机

中国婚姻家庭震荡的标志是离婚率大幅上升。据民政部发布的《2014年社会服务发展统计公报》,2014年全国共依法办理离婚登记363.7万对。数据显示,2003年以来,我国离婚率已连续12年呈递增状态。这是中国有婚姻登记制度以来从未有过的现象,也是古代中国不敢想象的事情。在一些大城市有1/3的婚姻会以失败告终。据四川省民政厅数据,2014年全省共77.42万对夫妻办理结婚登记,有22.96万对夫妻办理离婚,离婚人数是14年前的6倍。这种波及千家万户的婚变,在家庭伦理电视剧中得到了鲜明、集中的表现。在我们统计的50余部家庭伦理电视剧中,90%以上出现了离婚、因婚姻破裂产生单亲家庭及因离婚出现再婚家庭等剧情。可以说,离婚现象已经成为中国婚姻家庭的“新常态”。

婚姻破裂给予当事人及其子女的伤害是极其严重的,而子女赡养与财产的分割往往会引起更大的冲突,直至需要诉诸法律。这些已经成为家庭伦理电视剧经常出现的内容。

一 婚姻家庭出现危机

现代以个人权利为基础的新道德支持无感情的婚姻解体,但传统的家庭育儿方式及其道德尺度和以家庭为单位计算的财产制度又给离婚设置了巨大的障碍。这不仅常常使电视剧中的当事人陷入两难处境,也给电视剧的编剧和导演设置了不易破解的道德难题。这使得家庭伦理电视剧较其他种类的电视剧有了更为鲜明的时代特征,由此造成的剧情反复和人物的情感纠葛对观众心理产生了黏附与共鸣效应。这是家庭伦理电视剧收视率长期居高不下的重要原因。

早在1990年热播的电视剧《渴望》中,婚姻震荡就已经成为推动电视剧剧情发展的主要动力。刘慧芳与王沪生之间愈演愈烈的家庭冲突,紧扣观众的心弦。虽然编导给了刘慧芳充分的道德理由,给了王沪生精明的个人主义算计,但婚姻朝破裂方向演变已是不争的事实。最后,坚决要求离婚的刘慧芳,获得了观众的高度认可。

中国自辛亥革命开始,在猛烈抨击传统政治伦理的同时,也集中抨击了传统的家庭(家族)伦理,号召人们特别是青年人冲破封建伦理道德,争取婚姻自由。其新道德的合法性鲜明地建立在个人权利高于家族价值的判断之上。这促成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离婚高潮”的出现。这时离婚的人数就全国人口来说虽然不多,但影响大。他们大多是新知识分子和“公众人物”。民国政府首次以法律的形式规定了当事人离婚的权利。这是中国婚姻家庭史上划时代的事件。

传统中国是个伦理价值至上的社会共同体,也就是说国家是建立在“户”——“家族”(大家庭)共同体的基础上,而不是建立在个人权利的基础上。这是所谓传统封建国家与新型现代国家的标志性区别。

在传统社会中,个人的利益必须服从家族的利益,这是中国伦常的前提和基础,所谓“父为子纲”“夫为妻纲”的合法性均来自这个前提。于是,婚姻成为家族延续的唯一合法手段,必然被纳入伦常控制的范围。以“父母之命媒妁之言”,合法地剥夺个人的选择权,是中国传统道德最为后人诟病的积弊之一。

现代国家,无论其采用何种国体,对个人权利的某种程度的尊重是相通的。婚姻自主成为当然的个人权利。正是在这个意义上,现代国家不同程度地向个人开放了离婚权利。西方基督教的“婚姻神圣”和传统中国婚姻的板状结构都出现了裂缝,婚姻的震荡应该说是全球性的。

2016年1月10日,北京大学社会调查研究中心联合百合网婚恋研究院发布了《2015中国人婚恋状况调查报告》(下称《报告》),对2015年不同年龄、不同学历、不同地域群体的恋爱、婚姻及性的行为、态度进行了调查。该调研采用线上和线下两种调查方式进行,数据收集历时 2个月,获取的有效样本近8万份。调查对象覆盖31个省区市和港澳台地区。

《报告》显示,随着生活节奏越来越快,“七年之痒”变成“五年之痒”了。调查显示,在婚后3~5年,夫妻双方的幸福感、婚姻满意度都达到最低值。在婚龄3~5年的调查者中,有11.1%的人表示下辈子不想和对方在一起,另外更有8.9%的人决定下辈子干脆不结婚。

《孽债》1994年出品,是较早反映婚姻震荡的电视剧,也是家庭伦理电视剧强势介入现实社会问题的早期重要作品,在当时的观众中引起了强烈反响。

来自上海下乡到云南的知青,在特殊的情境下不得不放弃孩子和乡下的配偶返回城里。十几年后,一些偷听到自己身世的孩子到上海寻找自己的亲生父母。不难想象,这对隐瞒了已育事实而再婚的上海知青是一场怎样的风暴。

尽管这是特殊的政治年代产生的特殊的婚姻与伦理问题,但它仍然与中国现代婚姻家庭演化的大趋势相关。只不过,由于当时婚姻制度的僵化与伦理道德的强势,当事人(包括他们的孩子)受到的伤害更严重。如果同类的故事放到今天来考量,其悲剧性会大大减轻。稍后出现的电视剧《牵手》《离婚启示录》《男人不回家》《空镜子》《保卫爱情》《难舍真情》《中国式离婚》《来来往往》《偏不离婚》《离婚进行时》《谁为爱情买单》《双面胶》等,更是将整个电视剧的主题对准了婚姻危机与破裂现象。此时的编导,已经不再把婚姻破裂的原因归结为当事人一方的道德水平太低,而是扩展到整个社会层面来考察。让两个好人的婚姻一步步走向破裂,标志着家庭伦理电视剧试图对这一问题进行更深入的剖析、解答。

以电视剧《来来往往》(1998年)为例,剧中的男主人公康伟业英俊潇洒,在青春萌动期,他就对文艺宣传队比他年长的美丽妖娆的女主角戴晓蕾一见钟情。戴晓蕾对他的痴情也给予了超越友情的回报,使康伟业第一次品尝到了女性特殊的温存。这种经历也给康伟业以后的人生带来了潜移默化的影响。

经历了上山下乡运动,回城创业的康伟业经人介绍认识了军区高干的女儿段莉娜。一开始,康从心里并不喜欢段,但段的主动与段家背后的资源,还是让康伟业下决心与她结为夫妻。20世纪80年代中期,在改革的浪潮中康伟业经商成功,在工作中他与总公司派来指导工作的林珠接触频繁并产生了强烈的感情碰撞,引发了其妻子的强烈不满,一度闹到要自杀的地步。林珠被迫离去,给康伟业留下了美丽而痛苦的回忆,但他并未因此回归破裂的家庭,机缘使他遇见了美丽的女青年时雨蓬。

电视剧讲述的是一个成功的男人和三个女人之间的情感经历,写的是移情别恋,它描述了在变革的年代,不同的价值观与人生观互相冲突,人们在这个转型期的社会变迁中所发生的情感生活故事。这部电视剧在一定层面反映了当前正发生在许多家庭中的故事,经济力量对家庭和情感结构的渗透,也反映了女性在各个领域的发展与活力,以及她们在婚姻恋爱方面的积极主动姿态。

电视剧《家有儿女》表现两个离异的人,各自带着自己的孩子再婚,家庭生活不仅没有乱套,反而比许多原配家庭更有活力。电视剧《离婚启示录》以电视台访谈的方式,组合了10个离婚案例,由离婚当事人向公众倾诉,其中就有“性关系不和谐”“包二奶”“AA制家庭”“临时同居家庭”等现象。电视剧《孝子》中的乔家老三,从美国留学归来,娶了有美国文化背景的已婚已育的太太,这让老母亲十分不舒服,头婚的儿子要模样有模样,要身份有身份,要学历有学历,居然娶了二婚还带孩子的老婆。这还不算,夫妻之间的经济负担还搞AA制,搞得乔家上下大眼瞪小眼。但是,老脑筋如母亲也还是忍住没有去干预儿子的家庭婚姻生活,甚至在小儿子家居住时,她还主动上交AA制生活费。也许老母亲已经明白,管也没有用,徒增烦恼。

重温当年电视剧的社会反响,可以清晰地发现,中国社会对婚姻、性、生育持越来越宽容的态度,个人的选择余地越来越大。从这个意义上看,中国离婚率一路走高并不完全是坏事。

二 关注传统婚姻家庭观念所受到的严重冲击

随着时代的发展,在西方思潮与市场经济的双重冲击下,中国人的思想观念在不断发生着变化,而这种变化在情感、家庭与婚姻方面表现得尤为明显。

(一)家庭功能由生育型向性爱型转变

为什么要结婚?如果按传统观念来回答这个问题,那就是要生孩子。

在中国传统的礼法社会,婚姻家庭存在的意义在于生育父系的合法后代。在这样的礼法体系中,性是从属于生育目的的。即便是一夫多妻制,也被礼法解释成为夫家为了生育更多的合法子嗣。在中国约束婚姻家庭的最高礼法是“孝道”,“不孝”是中国男性可能触犯的最大罪过。“不孝有三,无后为大”强调了接续父系祖先香火的极端重要性。儿子不仅要有,而且是多多益善,“文王百子”由此被传为千古美谈。

中国当代实施的计划生育政策之所以被称为“天下第一难”,也是因为其与多子多孙的伦理传统产生了正面冲突。这在相关题材的影视作品中有突出的表现,如《天下第一难事》《天问》《男妇女主任》等。国民特别是农村家庭对男孩的渴望,导致大量女胎流产,虽然政府采取了极为严厉的惩罚措施,但仍于事无补。国家统计局2015年发布的数据显示,中国的男性人口比女性多了3376万,这将造成严重的社会问题,对现在以及今后相当长时间的中国婚姻家庭将带来负面影响。

尽管生育依然是当代家庭婚姻功能的重要内容,但已不是唯一内容,也不是最重要的功能了。以性爱为核心的夫妻关系已经成为事实上的家庭婚姻基础。如果生育还是婚姻家庭唯一的指向,那么婚姻的不可离异性不仅是合理的,而且是必要的。无论是以往的西方基督教式婚姻,还是中国传统的父权婚姻,都强调婚姻神圣不可离异(中国更强调女性不可提起离婚)。这种礼法均建立在生育神圣的基础上。

在自然状态下,女性的生育周期可在30年以上,生育神圣的说法基本可以覆盖人的大半生(养老是另外的伦理课题)。进入工业化社会之后,对人的生育可以干预调控,家庭的生育意愿随着个人主义思潮的兴起和育儿成本的增加而大幅减弱。在西方发达国家,低生育率(甚至出现不育家庭)已经成为常态。中国以往实施的计划生育政策也使中国提前进入了低生育率国家序列。这是人类有史以来从未出现过的两性关系新情况,对婚姻家庭的功能与演化方向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在不少家庭伦理电视剧中,都表现出老人逼婚、逼育,小字辈则采取各种手段抗婚、抗育。这其实反映了两种婚姻观和家庭观的激烈冲突。如《家有爹娘》《双面胶》《金太郎的幸福生活》等电视剧,均表现出老人对孙儿的渴望。《双面胶》中的亚平在父母强烈的抱孙子愿望的压力下,反复做丽鹃的工作,也希望借孩子的诞生化解婆媳、夫妻矛盾。然而事与愿违,对于如何养育孩子,丽鹃与婆婆有完全不同的观念,婆媳冲突反而愈演愈烈,最终导致悲剧发生。在张绍林导演的25集电视剧《家有爹娘》中,老一辈“抱孙子”的愿望甚至成了推动电视剧情节发展的主要动力。老人王起孟(张炬饰)的思维仍停留在父权的大家庭时代,把王姓子孙一代代传下去是他生命中的最高追求,对子女逼婚、逼育,无所不用其极。然而,子女们的心思却全然不在此,他们心目中的婚姻伴侣是彼此可以互相欣赏的精神知己,而不是只为生育考虑勉强结合。大部分电视剧的编导立场已经站在新道德一边,老一代被表现为“顽固”“守旧”,甚至“可笑”。

很多家庭伦理电视剧开始表现夫妻或情人之间的性亲昵,观众也开始理解、欣赏这类镜头,如《空镜子》《双面胶》《蜗居》《老有所依》等都有这类表现;而在表现夫妻不和,甚至闹离婚时,几乎都有性不和谐的因素,如《中国式离婚》《中国式结婚》《金婚》等。

夫妻之间的性问题,已经由过去的不可言说,发展演变为常态化表现。只要夫妻间感情不和,性的和谐必然会大受影响,这已经成为编导与观众的共识。《离婚启示录》干脆让男主人公在电视台的直播间向公众诉说婚姻关系的苦恼,以往无法启齿的夫妻性关系不和谐在此变成了公众话题。在《中国式离婚》《中国式结婚》《双面胶》等电视剧中,都有性与夫妻情感互为表里的场景表现,夫妻感情的危机必然伴随着性关系的危机。

在《中国式离婚》中,妻子林小枫十分在意丈夫对自己的态度。在她看来,自己为家庭和丈夫牺牲了个人的事业前途,丈夫应该知恩图报。她对丈夫的事业进展不满,对丈夫的收入不满,对丈夫不会钻营不满。经常发脾气,导致夫妻关系越来越紧张。性生活周期变长,质量变差。林小枫由此怀疑丈夫有外遇,到处捕风捉影,还到丈夫的工作单位去闹,婚姻危机愈演愈烈。为了给不正常的性关系一个合理的解释,丈夫宋建平不得不编造自己得了性功能障碍疾病。剧中另一个重要人物刘东北,在妻子怀孕期间,选择出轨,也直接导致婚姻危机。

夫妻性关系的不和谐容易导致“第三者插足”,这是公众认可的婚姻关系常识。在此基础上,如果婚姻当事人潜移默化地接受了已经很流行的个人主义、自由主义思想,他们多半会选择“婚外恋”,甚至离婚。

《报告》还显示,“第三者”现象并不只是发生在已婚男性身上,婚姻中出现第三者,男方、女方占比相当,各占20%,而双方都有出轨的情况也不鲜见(近10%)[1]。越来越多的男性和女性不羞于充当别人婚姻的“第三者”,一个经常被他们提到的理由是“为了爱情”。

只有1~2个孩子的小家庭,显然生育已经不再是其存在的唯一理由,爱情(性爱)随之成为当代婚姻家庭的基础。其制度性的结果是离婚成为当事人自己掌控的权利,“有爱则聚,无爱则离”成为越来越多夫妻认可的婚姻存续前提。中国当代离婚率大幅走高就是在这个背景下发生的。

(二)个人主义成为婚姻的主流价值观

当婚姻的家族延续功能、生育功能和社会稳定功能被淡化之后,个人主义必然取而代之,成为当代婚姻主要的衡量尺度。也就是说,婚姻仅仅是两个当事人的私事,“爱情”成为当代婚姻唯一重要且略带神圣的理由。

由于爱情直接关乎个人情感,所有外人(包括父母)都失去了干预的正当理由,一切外部因素都可以由当事人解释成因为“爱”而不存在。其结果是:爱情成为旗帜,也成为借口。婚姻,缔结简单,破裂也简单。婚姻家庭的震荡不可避免,这是当代家庭伦理电视剧不断表现的内容。这种爱情神圣的婚姻观发展到极致,就会消解婚姻家庭的伦理观念。

电视剧《空镜子》设计了对婚姻家庭态度迥异的平民出身的两姐妹。姐姐孙丽(牛莉饰)拥有美丽的面孔和聪明的头脑,对生活与婚姻十分挑剔,满脑子不切实际的幻想。她美艳的外表一开始吸引了不少男性围着她转,这加剧了她的虚荣心。妹妹孙燕(陶虹饰)长相一般,但朴实温柔。孙丽将自身容貌作为女性最重要的价值来看待,有其源远流长的父权文化背景。但其有意利用这种价值,还是植根于她满脑子的个人主义。将女性美作为个人最重要的资源,力图以此换取个人最丰厚的生活待遇。值得注意的是两姊妹父母貌合神离的不和谐婚姻对她们的影响很大。

传统的父权婚姻观念虽然将生育置于神圣的位置,但在实践层面不得不依赖具体的人来实现。男性作为婚姻的主体,受其生理角色的制约,总是希望找到心目中最性感的女性为伴侣。男性的个人欲望因此常常突破社会整体的道德审查,在两性关系领域形成风气。古往今来文学艺术对女性美的描摹、歌颂与此息息相关。今天所谓的“美女经济”也是这种男性欲望市场化了的结果。所以在婚姻“市场”上真正起作用的是两种力量:一种是作为国家意识形态结构之一的社会通行的道德伦理价值尺度;另一种是具体男性对女性的欲望化的审美眼光。前一种在历史上以家长制的威权面目出现,现在以道德劝诫方式出现。历史上大多数男性会屈服于这种道德压力——不敢做“逆子”“浪子”,现在的男性需要用内省的方式来理解领会性与婚姻的道德伦理要求。因此,因放纵欲望而出轨的男性越来越多。

男性的欲望反过来影响甚至引导了女性对自身的选择。历史上,女性被隔离在家庭之内,其唯一出路是嫁个好男人。女性当然知道男人想找什么样的女人。由此,女性的美容化妆成为人类历史最悠久的文化现象,古今中外,很多女性关心自己的容貌胜过一切,这在文学作品中有充分的表现。两性关系和现代婚姻仍然呈现“男性更关注女性身体,而女性更关注男性地位”的倾向。

今天,几乎所有的社会出路都对女性开放了。但是,女性要想在工作岗位上取得与男性一样的社会评价,就要付出比男性更大的精力和代价。这使许多女性视创业和工作为畏途,“嫁个好男人,在家享清闲”的传统女性出路诱惑依旧存在。然而,女人挑个好男人并不容易,即使是貌美如花的女人亦如此。机遇和时间不等人。《空镜子》中的孙丽就是陷入这种迷茫状态的女性悲剧人物。她以自己的美貌为资本,周旋在几个男人身边,用各种尺度和标准衡量挑选最配得上自己的男人。男人不傻,面对若即若离的孙丽,觉得没戏便抽身而去,留下孙丽孤独地怨恨世界和男人。这并不是新话题,在中外文学史上类似的故事非常多。孙丽将婚姻视为女性向社会上层流动的机会,这固然有问题,但社会未能营造男女平等的大背景才是根本的原因。

在违背传统婚姻道德路上走得更远的是《蜗居》中的海藻。海藻目睹姐姐一家人为了一套住房辛苦打拼的痛苦过程,决然抛弃了对自己关爱有加但身份、地位平平的恋人——小贝,投入财大气粗的高官怀抱。争议不在于表现了这样的社会现象,在于《蜗居》的编导第一次在中国荧屏上让海藻以追求爱情和个人幸福的正当方式出现,更前卫的是间接肯定了性与婚姻分离的合理性。

虽然文学作品早就涉及性与婚姻分离的问题,但传统文学一直把婚外性关系斥为“淫乱”“奸情”。潘金莲是“荡妇”的代名词,她与《水浒》中的潘巧云、闫婆惜一样被诅咒,被设计成不得好死的结局。传统文学只给未婚女性留下一线生机,前提是男人不能始乱终弃,一定要回来娶她。欧洲文学的道德色彩淡一些,从古希腊时期就对性与婚姻分离的男女寄予同情,一直发展到现代文学。19世纪,西学东渐,欧洲人的爱情观传入中国,成为中国现代文学革命的突出特色之一。

但是,这种西来的个人化的爱情文学,在中国直至20世纪末都守住了一条底线,即男女主人公确实是因为“爱”在一起,不是靠单纯的性吸引或者用性换取物质享受。这条底线在21世纪宣告失守,宣告了极端个人主义时代来临。

电视剧《男人不回家》中的关伟(肖荣生饰),选择婚内出轨,就与轻浮女子陆童(张静初饰)的出现有直接关系。《牵手》中的“小三”形象王纯,以爱情名义插足别人的家庭,她目睹情人的妻子精神崩溃的过程,了解到当自己与情人深夜卿卿我我时,情人的妻子正在寻找丈夫的路上。而夜半情人的幼子丁丁惊醒,出门找妈妈,结果被人拐走。这个令人心碎的情节,让王纯良心发现,选择退出别人的家庭。在《结婚十年》中,“小三”王菁(李欣凌饰)更加张扬高调。当她母亲劝她退出别人的家庭时,她理直气壮地反问:“爱一个人有错吗?”“我跟他好,跟韩梦(情人妻子,徐帆饰)有什么关系?”活脱脱一个个人自由主义的崇拜者。然而,当情人的公司破产后,这个宣布“爱情至上”的王菁毫不犹豫地打点行李,搬进了一个外国老板的别墅。

文学是一个时代的风向标,公众层面关于婚恋的看法确实发生了很大的改变。珍爱网发布的《2016年单身人群现状系列报告第三期》显示,在择偶过程中,大多单身男女认为,在正式确定关系前,同时期和多人约会并无不妥。数据显示,64.23%的单身男女认为在确定关系前,可以同时期与2~3人约会,综合了解后再决定。

婚前同居现象越来越被社会所接受。73.79%的受访单身男女表示接受婚前同居,特别是男性,超过80%的单身男性认为同居有必要。然而,从女性一方来讲,仅有60%的女性接受婚前同居。其中“80后”女性对婚前同居的接受程度最高,其次为“70后”女性,而“90后”女性接受婚前试爱的人不足50%,更希望能有自己的独立空间,不愿过早被家庭生活束缚[2]

在这种背景下,电视剧《蜗居》的出现就不是偶然的。在家庭伦理电视剧中,对色欲、物欲持同情态度的就是《蜗居》。在《蜗居》的编导看来,海藻放弃小贝,选择已婚的宋思明,是她应有的个人权利,不应该接受旧的道德审判。只要是自愿的就是合法的,只要是有感情的结合就符合新道德,婚姻只是形式而已。《蜗居》的播出在社会上引发了巨大争议。

《蜗居》编导试图在电视剧中做去“道德化”尝试,但他们忽略了一个重要的前提,即电视剧是传媒面向大众的通俗性文艺作品,其主要功能不是研究探讨理论问题,而是满足大众对审美的精神需求。海藻的行为已经超越了大众现实的道德底线许可,其不被接受和引起争议是必然的。有人质疑海藻其实就是一个用爱情包装的傍大款的“小三”。这是有道理的。

主流电视剧对类似的行为一直抱批判的态度。例如《媳妇的美好时代》,对年轻的“富婆”龙瑾用金钱、美色游戏人生的态度大加鞭挞,安排屡被她戏弄的“大帅哥”毛峰终于醒悟,找回自己脚踏实地的人生道路。

可以说,从20世纪90年代的《渴望》,一直到现在的《媳妇的美好时代》,中国的主流婚姻家庭伦理电视剧,坚持不懈地捍卫婚姻家庭伦理,抨击愈演愈烈的不负责任的个人主义行为。家庭伦理电视剧与社会思潮的某种程度的错位,正反映了电视剧编导干预生活、批判现实的理想主义精神。

三 宽容面对离异人群

随着离婚率的提高,离异人群日渐增加。在传统观念中,离异人士不好找对象,尤其是对于离异女性来说。但珍爱网的调研显示,有超过70%的单身男女表示并不介意对方是离异人士。

20世纪后期,中国离婚率逐年走高,累积起来的单亲家庭和离异人口数量巨大。他们的再婚要求与生活逐渐成为社会伦理的热点问题,这些再组合家庭的婚姻伦理关系成为电视剧新的表现内容。中国最早的家庭伦理电视剧已经开始关注再婚家庭(也包括丧偶再婚家庭)的伦理问题。例如,1981年出品的单本电视剧《家事》,就讲述了单亲母亲芳华(王馥荔饰)带着自己的女儿再嫁的故事。对方也是破碎家庭,她要面对质疑自己身份的继子,面对时常感到委屈的女儿,也要面对不友好的小姑子,还要照顾年老体弱的婆婆。稍后,《继母》《继父》《组合家庭》等电视剧,都以再婚或复婚作为家庭婚姻故事的发生背景。影响很大的电视剧《家有儿女》,也是两个离异家庭的再组合轻喜剧。另一部影响力跨越国界的电视剧《媳妇的美好时代》,其剧情发展的基本动力之一是余味父母的离异状态。 剧中虽然没有正面表现余味父母的离异过程和原因,但从余味母亲单方面的控诉中,余味年轻美丽的继母被置于“小三”的地位,余母生活相对艰难,而余父生活优裕。余母对余父特别是对“小三”愤恨难平,禁止子女与继母来往。嫁入余家的毛豆豆卷入其中,左右为难。毛豆豆的弟弟毛峰与离异女性不成功的恋爱,是这部电视剧的次要情节。

再婚家庭,往往要面对更为复杂的伦理关系。“前妻”与“前夫”,看似“不在场”,实际上,每一次新家庭的危机他们都是潜在的不稳定因素。如果夫妻之间不能建立牢固的相互信任关系,再婚家庭的危机乃至解体就是不可避免的事情。 主流家庭伦理电视剧还是主张用爱心可以换回继子女的心,这个方向当然应该坚持。这方面比较有影响力的作品是《家有儿女》。

四 家庭经济话语权的转变

家庭经济话语权从由男性掌控向双方协商制,甚至向女性掌控转变(这一点在城市尤其明显)。

对21世纪以来各类现实主义题材的电视剧做了初步统计发现,80%以上电视剧中小家庭的经济决断权在妻子手里(另有15%左右属于夫妻协商,或看不出由哪一方决断),这明显高出社会学家的分析统计,显示出电视剧对这一现象的夸张性处理已成风气。这同时说明,核心家庭在中国城乡已是大势所趋。

值得注意的是,争夺家庭话语权曾经是家庭伦理电视剧的主要内容,是婆媳冲突、夫妻冲突的表现方式之一。然而,进入21世纪之后,这一内容逐渐淡出荧屏,似乎是编导与公众共同默认了女性对小家庭经济的控制权。

结婚的经济压力一直存在,特别是对男性而言压力更大。珍爱网发布的《2016年单身人群现状系列报告第三期》显示,随着经济发展,女性在择偶中对经济的要求也水涨船高,超80%的单身女性认为月薪5000元是男士收入的起点,即脱单“及格线”。其中,67.06%的单身女士要求男士的月收入在5000~10000元,而要求月收入超万元的也有25.02%。对男性收入要求较高的城市中,深圳、北京、上海、武汉和广州位居全国前五。而男性对女性的收入要求却普遍比较低——80%的男士表示另一半的月收入低于5000元也乐意接受,并无特别要求。显示出男性依然是家庭经济的支柱。

除了收入,择偶时需要考虑的因素还有很多。调研显示,42.78%的女性认为婚姻中门当户对很重要,而90.17%的单身男性则认为步入婚姻时感情更重要,好的家境不是必要条件[3]

电视剧《老有所依》中的女主人公江木兰(刘涛饰)敢于把父亲和爷爷接到北京自己的家中照顾,从另一方面透露出同样的信息:女性在核心家庭的控制能力已经高于男性。江木兰这个外省女性嫁给了北京家境相当不错的男青年吕希(张铎饰),按传统观念这个家应该没她说话的份儿。然而,江木兰却是这个家当仁不让的主心骨,这不仅是因为她性格坚毅、道德高尚,还因为她工作能力强,工资收入高。当然最重要的是,这是他们两个人的小家。当她建议把自己的父亲和爷爷接来北京居住时,她的丈夫实际上没有反对的余地。他知道以妻子的性格,反对的结果就是家庭解体。剧中江木兰的丈夫被表现为情操高尚的男人,热情对待妻子的家人。这是另一回事。

田咪(王倩一饰)和江木兰从正反两方面说明了核心家庭的控制权已经向女性一方倾斜。田咪在虐待婆婆的同时,跟自己的母亲亲密无间,她的母亲也不断给她出主意,煽风点火,甚至亲自出马向余淼母子施压。江木兰的高尚在于她对公婆如同父母,让丈夫和婆家无可挑剔。

从家庭伦理电视剧和社会生活中,我们不难发现中国核心家庭的女权化倾向,这也与传统文化重男轻女,导致今天性别人口失衡有很大的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