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节 隋代洛阳的石窟、佛寺和僧人
洛阳市区南的龙门石窟,原称伊阙石窟。古代皇宫正门前面建造左右对称的高楼,称为“阙”。伊阙的得名,是由于这里有一条伊河,自南向北流去,河东是香山,河西是龙门山,远望像阙楼。太和十八年(494年),北魏迁都洛阳,承袭当年在首都平城(今山西大同市)开凿云冈石窟的余风,开始在伊阙开凿石窟。仁寿四年(604年),隋炀帝登上邙山南望伊阙,说:“此非龙门耶?”伊阙石窟因而又称为龙门石窟。清代《嘉庆重修一统志》说:“阙塞山在洛阳县南,一名伊阙山,亦名龙门。”[36]由于隋朝短暂,其中隋朝的洞窟造像相当少。现在确认的隋代纪年造像只有三处。一处是开皇十五年(595年)裴慈明在宾阳南洞外北侧所造的一铺阿弥陀像龛。再一处是大业十二年(616年)蜀郡成都县募人李子斌在宾阳中洞北侧所造的一铺观音龛,竣工于该年度四月二十五日,造像记文字为:“蜀郡成都县募人/一□□李子斌行/至此敬为亡夫见/在父兄弟自身愿/早还相见造观音/像一躯并及六道/四生同沾斯福/大业十二年四月/廿五日。”第三处是大业十二年河南郡兴泰县(今河南伊川县)人梁佩仁在宾阳南洞北壁所造的释迦牟尼佛、二菩萨双龛,竣工于本年度七月十五日,这一天是佛教节日盂兰盆会,是民间超度死者的节日。梁佩仁的儿子死了,父亲为儿子做功德,出钱雇人雕造了这铺像龛。“造像龛为两个相邻的尖拱龛,内造一佛二菩萨。左龛像头残,胸隆,身着下垂袈裟,结跏趺坐于方形台座上,左手抚足,右手上举,残。台座中间是香炉,两侧各配以狮子。二菩萨头戴高莲花宝冠,头上宝缯直下至底座,面相饱满,双手合十,衣饰不清,头光火焰宝珠形。右龛造像基本同左龛。两龛中间是大业十二年造像碑,蟠龙碑头。造像记为六行,每行十一字。该龛造像虽也丰满圆润,但在艺术上还不够成熟,是从北魏向唐代过渡阶段的代表作。”[37]
隋代洛阳城和洛州地区有很多佛寺,著名的有少林寺和净土寺。
少林寺位于今河南登封市西北嵩山山脉的少室山麓,隋朝属于洛阳地区。少林寺所在的县,隋文帝开皇六年(586年)是洛州武林县,开皇十八年(598年)改称为轮氏县,隋炀帝大业元年(605年)改称为河南郡嵩阳县。少林寺始建于北魏迁都洛阳的第二年,即太和十九年(495年),是北魏孝文帝为安置天竺僧人跋陀而建造的,少室山麓周围林木葱茏,故兼取少林二字为名。少林寺是禅宗的祖庭。禅宗东土初祖菩提达摩于北魏孝昌三年(527年)入住少林寺,面壁九年,从事禅观实践。相当长的时期内,嵩山地区保持着菩提达摩渐悟法门的门风,具有不能被别的地方取代的地位。
关于少林寺的地理方位和佛教地位,唐玄宗开元年间(713~741年)裴漼撰写的《少林寺碑》说:“东京近甸,太室西偏,正气居六合(东西南北上下)之中,清都控九州之会。缑山北峙,亘宛(南阳)洛之天门;颍水南流,连荆河之云泽。信帝畿之灵境,阳城(登封)之福地。”“海内灵岳,莫如嵩山,山中道场,兹为胜殿。”[38]这是说少林寺位于东都洛阳的东郊,嵩山山脉太室山的西侧。西周初年,周公曾在嵩山立土圭测量日影的长度,此后人们一直认为嵩山处于天下中心的地理位置。洛阳自古以来多次作为都城,发挥着号令全国的作用。少林寺的北边,缑山高耸,是洛阳和南阳之间的天然门户。少林寺的南边,颍水奔流,是长江和黄河之间的水域地带。这里真是都畿地区的灵山圣境,登封地面的风水宝地。天下的名山虽然不少,但都比不上嵩山。嵩山的佛寺虽然不少,但只有少林寺最为杰出。
北周武帝毁佛时,少林寺僧众还俗,各奔东西。周宣帝继任后,于大象元年(579年)在长安、洛阳各立一所陟岵寺,少林寺被选中作为洛阳的陟岵寺。隋文帝杨坚当时辅佐朝政,从被迫还俗的僧人中挑选出一百二十名杰出的人才,蓄发不剃,穿着俗人衣服,充当菩萨僧,分配到长安、洛阳的陟岵寺中。慧远、洪遵、灵幹等高僧,被分配到洛阳陟岵寺中。隋文帝登基后,从全国范围内前后两次挑选十大德和六位高僧进长安翻译佛经、研究佛教,慧远、洪遵都在其选。“陟岵”一词,出自《诗经·魏风·陟岵》:“陟彼岵兮,瞻望父兮。”“陟”的含义是攀登,“岵”的含义是多草木的山。两句诗的含义是,登上草木葱茏的山冈,好把我的父亲瞭望。可见国家设立陟岵寺,是以周宣帝的名义对他已故的父亲寄托哀思、做功德。隋文帝建立隋朝后,陟岵寺的名字便显得不妥了,于是恢复了少林寺的原名,并把寺西北五十里处柏古山庄的一百顷土地赐给少林寺。隋朝末年,天下大乱,“此寺为山贼所劫,僧徒拒之,贼遂纵火焚塔院。院中众宇,倏焉同灭,瞻言灵塔,巍然独存”。[39]
净土寺在东都城内,隋朝末年,佛教伟人玄奘法师在净土寺居住、出家、学习多年,夯实了坚实的佛学根基。在洛阳市东面一百里外,有今巩义市石窟寺,北魏景明年间(500~503年)始建,时称希玄寺,唐代改称为净土寺,清代改称为石窟寺。在洛阳市南面五十里外,有今伊川县白元乡水牛沟村净土寺。该寺出土一方《净土禅寺记》石碑,系“大明嘉靖十一年(1532年)岁在壬辰孟冬望日后十日立碑”。碑文说“寺创自[北魏]天赐(404~409年)延和(432~434年)间,历乎宋,沿乎金元”。这两所净土寺都不可能是玄奘出家的寺院,这可以通过后来唐朝的情况加以推断。唐高宗“显庆五年(660年),车驾东都,……下敕追大慈恩寺僧义褒、西明寺僧惠(慧)立等,各侍者二人,东赴洛邑。……下敕停东都净土寺,褒即于彼讲《大品》《三论》,声华崇盛,光价逾隆。……晚巡洛下,重复征延。声荣藉甚,弥隆今古”[40]。可见长安大慈恩寺僧人义褒被巡幸洛阳的唐高宗多次延请前来洛阳讲论,驻锡于东都净土寺中。《续高僧传》卷十五《唐京师慈恩寺释义褒传》记载:唐高宗“龙朔元年(661年)驾往东都,别召追往,频入宫禁,义论横驰。乃于净土讲解经论,七众载驱,群公毕至,英声逾盛。不久,遘疾卒于净土,春秋五十有一”[41]。这里交代的是“东都净土寺”而不是洛州净土寺。“群公”要上朝要坐班,每十天只有一天旬假,当时没有汽车、摩托车、电动车,净土寺若不在东都城内,而在五十里或一百里外的伊川或巩义,那么“群公”怎么能够在义褒讲解经论期间“毕至”?而且巩县(今河南巩义市)的希玄寺唐代才改名为净土寺,此前隋朝末年,玄奘已经在东都城内的净土寺居住、出家多年了。
开皇二十年(600年),玄奘在洛州缑氏县(今河南偃师市缑氏镇)陈河村出生,俗名陈祎。他的祖上历代做官,父亲陈惠英潜心儒学[42],辞去江陵(今湖北江陵县)县令的职务,归隐家乡。玄奘少年时,家境不宽绰,被二哥长捷法师带到东都净土寺中聊以糊口。长捷法师是净土寺中杰出的僧人,容貌堂堂,器宇轩昂,博通佛教经典,每每为僧众讲释经义,受到僧众们的推崇赞扬。自从弟弟来到净土寺中以来,长捷法师天天为他讲解佛教义理,并教他很多世俗学问。这就使得玄奘在净土寺中蹭饭吃,变成了他的启蒙教育和佛教专科学习。大业八年(612年),隋炀帝下诏在洛阳剃度十四人为僧。佛学优秀者数百人前来应选,玄奘年仅十三岁,不在官府考虑范围。他站在官府门侧不肯离去,主持这项工作的官员大理卿郑善果问他“出家意何所为”,他回答道:“意欲远绍如来,近光遗法。”郑善果见他眉清目秀,气度不凡,思路敏捷,志向高远,遂破格将他以沙弥(小和尚)身份录入僧籍。郑善果对同僚们说:“诵业易成,风骨难得。若度此子,必为释门伟器。”[43]玄奘从此在净土寺中出家,继续跟着哥哥学习,并在洛阳地面广泛参学,佛学造诣迅速提高,一时声名鹊起。
据清人徐松《唐两京城坊考》记载:“东城之东,第五南北街,从南第一曰毓材坊。”毓材坊有武则天时期设置的大云寺,“本后魏净土寺,隋大业四年(608年),自故城徙建阳门内。贞观三年(629年)复徙此坊。天寿二年(引者按:此处误,应为天授元年,即690年)改大云。会昌(841~846年)中废”[44]。徐松的这个说法,来自他从明代《永乐大典》中所抄出的元代《河南志》,其中坊市部分保留着北宋宋敏求《河南志》的说法。在“会昌中废”之后,徐松删掉了《河南志》以下文字:“后唐同光二年(924年)重建,今小院七。”玄奘大业年间在净土寺生活和出家,当时净土寺在建阳门内。建阳门是隋朝的称谓,唐初改称为建春门,是洛阳东城墙三门中的中门,在洛河以南,今洛阳市洛龙区李楼乡楼村东侧。唐太宗贞观三年(629年),净土寺迁至毓材坊。毓材坊在上东门内,上东门是洛阳东城墙三门中的北门,在洛河以北。毓材坊的位置在今洛阳市瀍河区启明南路与九都东路交叉口以东一带。
隋代净土寺中,时不时出现几位杰出的僧人。
僧人灵幹在周武帝毁佛运动中还俗,但居家奉戒,依然如故。周武帝死后,杨坚掌控北周朝政,灵幹被选拔为菩萨僧,安置在洛阳陟岵寺中。杨坚建立隋朝后,正式恢复佛教,灵幹“开皇三年,于洛州净土寺方得落,出家标相,自此繁兴”[45]。这里说的是“洛州净土寺”,而玄奘居住的是“东都净土寺”。徐松说:“后魏净土寺,隋大业四年,自故城徙建阳门内。”灵幹在净土寺剃度,是净土寺迁址前十五年的事,因而是在旧址“故城”,即汉魏洛阳城。那时洛阳不是东都,洛阳地区设置为洛州。汉魏洛阳城在白马寺以东,隋炀帝营建东都时,新城址确定在汉魏洛阳城以西十八里洛河、伊河汇合地带。净土寺旧址的具体方位现在无从确定,但一定不会远离城区,要不然就称不上旧址在“故城”了。
洛阳人孟暠在隋朝担任山东临淄(今山东淄博市东北)县令时,隐士西门义前来拜访,孟暠让自己的六个儿子拜见西门义。西门义逐个端详他们,预言他们的前程,说三个大的孟绍、孟续、孟绩,将来会当州县级别的官,三个小的志远德高,将来会当僧人。后来果然应验。三个小的都在十多岁时出家当僧人,法名分别是明旷、道岳、明略。西门义作这番预言时,最大的明旷十七岁,遂即出家。他道德操守坚贞,志向远大,精通《大论》和《僧祇律》,对于佛教的空宗、有宗理论有透彻的研究,“学徒百数,禅观著绩,物务所高,即洛阳净土寺明旷法师是也”[46]。小弟明略进入唐代后,是洛阳天宫寺的僧人。
东都净土寺还珍藏着来自西域的雕像。僧人慧乘原是隋炀帝当晋王时扬州慧日道场的家僧,在隋炀帝称帝前后多年,经常侍奉隋炀帝。大业六年(610年),慧乘奉隋炀帝诏命,作为三大德之一来东都,在四方馆仁王行道。隋炀帝专门下诏,任命他为大讲主。他接连三天三夜讲论佛教,条分缕析,酣畅淋漓,赢得听众阵阵喝彩。两年后,隋炀帝在东都,安排在长安为已故的父母建造两座七层木塔,派慧乘从东都送去舍利,埋在塔下。东都净土寺中珍藏着来自西域龟兹国(今新疆库车地区)的檀像,是后秦时期大翻译家鸠摩罗什请到龟兹的。大业十二年,慧乘奉诏“于东都图写龟兹国檀像,举高丈六,即是后秦罗什所负来者,屡感祯瑞,故用传持,今在洛州净土寺”[47]。
隋唐之际,东都净土寺还涉及一桩中外文化交流的事。印度医学有一则服菖蒲方,能令服药者心宽体胖,肌肤润泽,白发变黑,面皮舒展不起皱纹,身轻体健,耳聪目明,行疾如风,骨髓充满,精气充沛,长寿不老。“天竺摩揭陀国王舍城邑陀寺三藏法师跋摩米帝,以大业八年(612年)与突厥使主至,[唐高祖]武德六年七月二十三日(623年8月24日),为洛州大德护法师、净土寺主矩师笔译出。”[48]如此看来,在隋代,这则梵文药方是保存在净土寺中的,否则唐初净土寺寺主没有机会独自翻译它。
隋代洛阳还有一些零星的僧人事迹。
隋炀帝奉僧人法济为门师,在洛阳为他修建龙天道场。洛阳皇城南门“端门西一里有右掖门,门南过黄道渠桥,……门旁渠西二里有龙天道场,南临石泻口,即炀帝门师济阇梨所居”[49]。隋炀帝送给他白马,他经常骑着这匹马出入洛阳皇宫。若有人患病,他对水念咒,让病人饮用,无不痊愈。大业四年(608年),他认为自己快死了,就同隋炀帝辞别,然后坐化。弟子们给他剃发,准备入殓安葬,但剃完头发,立即长出半寸长来。隋炀帝说:“禅师灭定,何得埋之?”[50]于是找来一口大钟,敲击一个多月,法济毫无反应,容貌也没有枯萎腐烂,还同平素一样,被认为以禅定状态灭度了。隋炀帝废朝致哀,百官素服悼念。东都王公大臣至于平民百姓,为法济的丧事制作大幡四十万面,每天斋供百僧,过完七七。人们施舍的绢帛总共有十多万匹之多。
慧常,京兆(今陕西西安市)人,是隋炀帝长安日严寺的僧人。他来到东都后,出现了杨玄感叛乱,僧众无法化缘乞食,斋饭的提供、梵呗的举行,都由他负责。杨玄感叛乱被平定后,他回到关中。有人诬陷他是杨玄感的同党,他被抓捕治罪。他没有辩解,到洛阳也不打算说明自己的清白。在押送东都的半路上,他拒绝同行人的逃跑建议,说:“债负久作,终须偿了。”[51]他被送到洛阳,果然像他所说的那样还了债,他被处死,年仅四十出头。这在僧人看来,六道轮回,不过是新的生命的开始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