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 研究方法与剖面选取
一 古湖泊研究的相关背景、概念与参数
从现代地质学的角度来看，几乎所有湖泊的存在都只是一个短暂的现象。曾与黄河关系密切的“大野泽-梁山泊”，只是随着水文、地理或气候条件的改变而消亡的众多古湖泊之一。但是，古湖泊在形成、发育到消亡的演变过程中，保留了大量的环境信息。湖泊作为相对独立的自然综合体，是岩石圈、大气圈、生物圈和陆地水圈相互作用的联结点，可以说是区域环境变迁的镜子。[119]古湖泊作为环境变迁的信息载体，具有沉积连续、沉积速率大、分辨率高、信息量丰富的特点，而且湖泊的地理覆盖面很广，远远超过冰心和黄土。因此，利用古湖泊进行环境演变研究已成为十分流行的方法，其中，晚第四纪以来的古湖泊演化更是在研究中占有重要地位。[120]
20世纪70年代后期，英国剑桥大学的迪克·格罗夫（Dick Grove）和阿雷娜·斯特里特-佩罗特（Alayne Street-Perrott）率先开始从事非洲湖泊数据的采集工作；他们的工作和积累，促成了20世纪80年代后期全球牛津湖泊数据库（OLLDB）的建立。这个数据库虽然号称“全球”，但限于资料，在全球各地的湖泊选取方面非常不平均，例如中国湖泊被收入9个，欧洲湖泊被收入5个，而地域广阔的苏联地区甚至完全留白，无一处湖泊入选。在一些研究第四纪的学者的努力之下，到了90年代中期，欧洲古湖泊数据库（ELSDB）、苏联和蒙古古湖泊数据库（FSUDB）相继问世。这些数据库的资料主要来源于各个湖泊的地质、地貌、生物、考古以及历史文字记录等，旨在建立晚第四纪以来湖泊的相对湖水深度或湖面高度变化的数据档案。[121]
相对而言，我国的古湖泊研究开始得也不算晚。1920年，竺可桢写成《杭州西湖生成的原因》一文，提出西湖至少在1.2万年前就已形成，是由于钱塘江所带泥沙将湾口堵住而形成的潟湖（河成湖）；倘使没有宋、元、明、清历代的人工开浚修葺，西湖早已被淤泥充塞而消失了。[122]1935年，徐近之骑马穿越念青唐古拉山口，抵达羌塘高原东南部的纳木错湖，花了28天时间绕湖环行一周，测绘地形图，并对纳木错湖的成因与演变进行考察，写成《西藏之大天湖》一文。[123]但是，我国湖泊与环境演变研究的全面展开，则是在20世纪70年代受油田开发、矿产资源调查的带动而兴起的。1976至1980年间，中科院南京地理与湖泊研究所选择鄱阳湖为研究基地，对赣江三角洲地区进行了现代沉积研究。[124]1981至1985年间，南京地理与湖泊研究所、兰州地质研究所和南京地质古生物研究所等部门合作，以云贵高原的抚仙湖、洱海和滇池三个断陷湖泊作为湖泊不同演化阶段的实例，对其沉积与环境进行了重点探讨。[125]80年代后期以来，出于研究古气候变化的目的，我国的湖泊与环境演变领域研究得到快速发展，学者们对更多的湖泊第四纪钻孔、露头剖面进行了研究，放射性测试年代技术也得到高度的重视，14C、AMS、古地磁、热释光及铀系等技术都得到应用，建立了更为精确的湖泊第四纪地层的年代序列。学者们尝试利用生物学代用指标——如水生花粉、植物大化石、硅藻组合、介形虫等，对湖泊古环境进行综合判识，并结合湖泊的周边地貌特征，定性地恢复古湖泊的范围，定量地重建古湖泊水位面积等等。利用上述手段和技术，我国的第四纪地质学家在不同地区进行了大量的湖泊钻孔、剖面研究，积累和发表了有关沉积、古生物和地球化学等方面的很多成果，提供了古湖泊变化的气候信息。[126]利用公开发表的古湖泊文献，中科院南京地理与湖泊研究所从120多个湖泊资料点中，筛选出能够反映气候变化、覆盖我国各个气候区域的42个湖泊点，对其历史信息进行收集和编辑，于2001年建立了“中国晚第四纪湖泊数据库”的第一部分。此后，挂靠南京地理与湖泊研究所的“湖泊-流域数据中心”对数据资源进行全面整合，最终建成了“中国湖泊科学数据库”（China Lake Scientific Database，简称CLSDB）并向公众开放。[127]
综上所述，在对晚第四纪古湖泊的研究方面，国内已经发展出囊括了地质学、水文地理学、地貌学、古生物学、考古学等多个领域专家学者的若干优秀团队。“大野泽-梁山泊”作为历史时期黄河下游存在过的最重要的湖泊之一，对其历史变迁进行的考察，本应属于中国晚第四纪古湖泊研究的一部分。但是，无论是早期的“中国晚第四纪湖泊数据库”，还是整合后的“中国湖泊科学数据库”，都未将“大野泽-梁山泊”收录在内，这显然不是研究者的工作疏忽。其根本原因在于，国际主流学界的湖泊演变研究是与古气候动力学、古气候变迁研究紧紧绑在一起的；在针对全球不同区域的古湖泊建立数据库并进行量化研究的过程中，存在以下公认的国际标准：进入研究者视域的古湖泊必须具有气候意义的代表性，为了使湖泊记录能客观地反映气候变化，需要尽可能地排除湖泊水位变化受到非气候因子影响的记录。换言之，那些在变迁过程中受到火山和新构造运动、流域侵蚀、跨流域地下水以及人类活动影响的湖泊，都必须尽可能地予以排除。[128]“大野泽-梁山泊”不仅常年受到黄河及其支流的决溢灌注，更与周边人类的活动密不可分，不符合晚第四纪湖泊研究的国际通行标准。因此，即便在历代地理志书中存有大量关于“大野泽-梁山泊”水位信息的记录，晚第四纪湖泊的研究者们也只能将其排除在研究对象之外。这实际上反映了在我国当前的环境变迁史研究中，历史人文地理与历史自然地理之间还存在着一条比较明显的鸿沟，这不能不引起我们的重视和思考。
在古湖泊从形成到消亡这一漫长的演变过程中，由于所处的地理环境不同，其变迁的历史也不同。古湖泊的形态特征是个变量的概念，它的变迁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湖盆的起源。被称为“现代生态学之父”的哈钦森（G.Evelyn Hutchinson）曾在1957年对湖盆形态分类的各种方法进行了详细的探讨和研究，后来被全世界的学者接受并加以引用。[129]一般来说，古代湖泊大概有以下几种成因：
（1）构造湖：由于地壳运动引起的地壳断陷、拗陷、沉陷所形成的构造盆地，经潴水而成为湖泊。大多数的大中型湖泊都属于这一类型。
（2）火山湖：由于火山喷发，在喷火口积水而成湖泊，湖水往往来自天然降水和湖周岩层的裂隙水。
（3）堰塞湖：由火山喷发的熔岩流拦截河谷，或由地震、冰川、泥石流引起的山崩滑坡物质堵塞河床而形成。
（4）冰川湖：由于冰川的挖蚀作用，与冰砾泥的堆积堵塞作用而形成的湖泊，主要分布在冰川比较发育的高海拔地区。
（5）岩溶湖：由易溶性碳酸盐类岩层的溶蚀洼地积水而成的湖，又叫喀斯特湖，面积不大，一般水不深。
（6）风成湖：沙漠地区的沙丘受定向风吹蚀成的丘间洼地，被潜水汇聚成的风成湖，多以小型时令湖的形式出现，集中分布在沙漠或沙地地区。
（7）河成湖：一种是由于河流泥沙在泛滥平原上堆积不均匀，造成天然堤之间的洼地积水而成的湖泊，如江汉平原湖群和河北洼淀湖泊，多属于这一类型；第二种是支流水系受阻，泥沙在支流河口淤塞，使河水不能排入干流而壅水成湖；最后一种是河流横向摆动，在被废弃的古河道上积水而成的湖泊。
（8）海成湖：海成湖分布于滨海冲积平原地区，它是冲积平原与海湾沙洲封闭沿岸海湾所形成的湖泊。
在湖泊的变迁与消亡过程中，泥沙的沉积往往是最主要的因素。从湖泊形成的时刻开始，在汇纳流域来水的同时，也汇纳了一定数量的泥沙。天长日久，大量泥沙沉积于湖底，使原来湖岸陡峭、水域浩瀚的大湖逐渐小型化，岸坡逐趋平缓，洲滩逐渐发育，水域不断缩小，湖盆变得越来越平，为各种生态类型的大型水生植物的生长创造了条件。大型水生植物由沿岸向湖心迅速蔓延，不仅加速了泥沙的淤积，而且水生植物和其他生物残体的不断沉积，使湖泊向沼泽化发展，走向自我消亡的阶段。这是外流区域湖泊演变的一个共同规律。[130]
作为美国湖泊学与水体沉积物学（Sediment Water Science）领域的权威之一，斯莱（P.G.Sly）在20世纪70年代提出，为了从本质上认识沉积物对湖泊系统的动力过程，必须强调湖泊沉积过程中的三个重要要素：
（1）对于湖泊而言，受到分选的粗砂和砾石主要局限于浅水区。
（2）就沉积物的搬运而言，湖泊基本上是封闭的或近于封闭的系统，鉴于陆上流域面积与湖水面积之比通常较高，故其沉积载荷与沉积速率实际上远高于海洋环境，即使当堆积作用全部为细颗粒沉积物时，情况也是如此。因此，地质学认为，几乎所有湖泊的存在都是短暂的现象。
（3）为了研究古湖泊的沉积，必须考虑所有的辅助因素，除了地球化学、古生物的证据之外，相关的历史文献也必须被仔细研究。[131]
同时，两位研究湖泊沉积物的矿物学和化学的美国学者琼斯（Blair F.Jones）和包瑟（Carl J.Bowser）提出，长期以来，学界一直存在着一种错误观点：湖底被视为矿物和有机物的沉积场所，这些沉积物（包含泥沙和砾石）有些是从流域范围内搬运来的，有些则是在水体中形成并沉淀下来的；这些沉积物被看作一种简单的储集，它们一旦沉积下来，就很少，甚至根本不与湖水发生其他的作用。在经过细致的研究和分析之后，琼斯和包瑟对古湖泊的研究人员提出警示：沉积物不能被简单看作湖泊历史的记录，因为对于湖泊演变的考察而言，沉积物和湖水的相互作用是最基本的过程。要对古湖泊沉积物开展定量的矿物学和化学研究，首先要将矿物的来源分为下列三种：（1）由地表水（河流和漫流）、岸蚀作用、冰川搬运和风力搬运等带入湖中的矿物（外源部分）；（2）水体内部变化过程中所产生的矿物（内生部分）；（3）在先前沉积的沉积物内部通过化学作用产生的矿物（自生部分）。因为湖泊的“生命循环”系指从湖泊的青年期（有大量外源沉积物）、成年期到老年期（常见有大量内生有机沉积物）的全过程，只有区分开了湖泊系统中主要的化学因素，才能对以侵蚀和搬运为主的物理过程的影响做出评估。[132]
图0-1 河流所携泥沙在湖盆不断沉积，导致湖岸退缩、湖面缩小的水文过程示意
在此必须注意的是，大多数湖泊都属于混成湖。处于大江大河沿岸的古湖泊，其湖盆的形成往往与地质构造有关，但又与江河的冲刷、泛滥潴水有联系。许多古时形成、今天还保留了一定面积的湖泊，往往还与新构造运动的活跃以及沿袭老构造运动的性质等分不开，否则，位于多沙性河流沿岸的湖泊早已全部淤平了。在湖泊演变过程中，气候的变化与新构造运动的影响，都会引起湖泊水量以及湖盆形态的变态，直接或间接地导致湖泊消长。当人类的干预行为如筑堤建闸、围垦种植、渔业捕捞和罱泥积肥等达到一定规模，也会对湖泊的演变产生巨大的影响，加速或者减缓湖泊的消亡过程。
为了定量说明入湖泥沙量的多少对湖泊寿命长短的直接影响，20世纪80年代初国内有学者搜集了1825年以来洞庭湖的数据，研究了各时期湖泊面积、容积变迁与入湖泥沙量的关系。根据历史记载，1825年时洞庭湖还有6300平方公里的水域面积，比1977年水域面积的两倍还要多。这段时间内主要年份的数据如下表：
表0-3 洞庭湖各时期湖泊面积、容积变迁
19世纪中期以前，洞庭湖主要承纳湖南省境湘、资、沅、澧四水和荆江四口中的太平、调弦二口的来水，湖盆基本稳定。长江1852年冲开藕池口、1873年冲开松滋口以后，情况就发生了急剧变化。由于从四口来的泥沙不断汇入湖中，湖盆内先后出现许多沙洲，将原来的洞庭湖分割成东、西、南三部分，使湖面日渐缩小。[133]
表0-4 洞庭湖入湖、出湖与淤积的泥沙量平衡计算
现利用表0-3、表0-4的数据，对1977年的洞庭湖沉积状况进行计算。每年淤积在湖里的泥沙量为1.017亿立方米，如果将这些泥沙平均沉积于2740平方公里的湖床，则每年可淤高湖床3.71厘米。据1964年与1952年测量资料的对比，洞庭湖西部平均每年淤高湖床21厘米，几乎是假设平均值的6倍。1952至1964年间，沅江尾闾金石垸南段共淤高了2.6米。这些数据清楚地还原了古湖泊消亡过程中的一个重要现象，如图0-1所示：湖泊承载入湖径流所带来的泥沙后，淤积往往是从入湖的一侧开始，其速率远远高于湖泊的另一侧；因此湖盆的缩小也是向着径流流入的方向，一旦水位下降，自然会表现为湖岸沿径流前进方向发生的位移。这一过程，在“大野泽-梁山泊”的演迁和消亡中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二 现代历史地理学：用“水平横剖面法”复原过去的地理环境
中国现代地理学的全套概念、理论和方法都学自西方。在西方，现代地理学的诞生正是以对自然地理环境的重新解释为重要特征的。[134]在此之前的几个世纪，对地球作为人类家园属性的研究，一直是西方地理学关注的一个重点。其中最经典的一类研究便是将自然的或是“天然的”环境作为固有的关注问题进行探讨，而不管那些环境是人类聚落的实际地点还是潜在地点。对于纯粹的自然地理学者而言，人类活动只是自然环境随时间而改变过程中的影响因素之一。但是，还有一种研究明确关注人类与自然环境之间的相互作用，既探讨自然环境对人类活动与心态的影响，又探索人类的观念和行为对自然环境的影响。[135]
这种研究路径虽然发源于古典时期，但是是从18世纪才真正开始的。18世纪中期至20世纪初期的地理学著述的主要关注点，是探究自然环境影响人类活动与发展的程度。在深入认识自然地理面貌的基础上，将人类活动与自然环境相联系，建立了新的以人地关系为特征的人文地理学。从孟德斯鸠（Montesquieu，1689-1755）到马尔萨斯（T.Malthus，1766-1834），到李特尔（C.Ritter，1779-1859）与拉采尔（F.Ratzel，1844-1904），再到森普尔（E.C.Semple，1863-1932）与亨廷顿（E.Huntington，1876-1947），“环境决定论”的地理学论题勃然而兴。这一论题认为自然环境控制着人类活动的过程，因而导致了不同地区、不同时期之间社会性质的差异。“环境决定论”与历史学之间的对话空间，如果有也是微不足道的，因为它把人类历史构想成自然地理的产物；[136]但对历史地理学的影响却很深远，如苏格兰学者史密斯（George Adam Smith，1856-1942）于1894年出版的《圣地历史地理，尤其是关于以色列和早期教会的历史》[137]，是研究地理对于历史的影响的代表著作，先后再版25次。
1864年，马什（George Perkins Marsh，1801-1882）在《人类与自然，或被人类行为改变的自然地理》一书中讨论了人类对自然环境（森林、水系与沙漠环境），以及人类受自然环境变迁的影响。[138]20世纪20至30年代，马什的视角被著名德裔加州地理学家索尔（Carl Sauer，1889-1975）运用于名为“伯克利学派”（Berkeley School）的地理学研究中，该学派以强调“自然”景观适应“文化”景观而著称。[139]后来，阿兰·贝克对“景观”与“环境”两个术语概念的重叠与分界提出了警告：索尔与其弟子强调的“景观”，一般被理解为人类及其居住的空间、土地的形式、结构、外观与可视现象；而“环境”往往用来指代环境的作用和过程。[140]
几乎与“伯克利学派”同时，以达比为代表的“不列颠学派”（British School），在研究路径与探索主题上都为历史地理学开辟了新的方向。1925年达比进入剑桥大学地理系学习的时候，课堂上讲授的主要是所谓的传统地理学，其与顾炎武、顾祖禹、胡渭等传统史家所擅长的沿革地理相似，偏重于对政治疆界、州郡界线变化的研究。但达比突破了沿革地理学的范围，将研究焦点转向区域地理环境的变化，以达到揭示一个特殊区域内地理条件如何对历史产生影响的目的。[141]在1931年完成的博士论文《英格兰历史上沼泽地的作用》（The Role of the Fenland in English History）以及在其基础上出版的两本专著中，[142]达比利用大量文献精细复原了从公元1世纪初年到1900年间，剑桥东北一大片宽阔沼泽地区的环境变化。
1932年在英国伦敦召开的一次学术讨论会上，地理学家贝克（J.N.Baker）提出“历史地理学”这个名词的唯一含义是“重建过去不同时间的地理环境”。另一位地理学家吉尔伯特（E.W.Gilbert）认为“历史地理学的真正作用是重建过去的区域地理”。1933年，地理学者伊斯特（W.G.East）提出“过去地理的全部内容沉淀出今天的地理”，并在此思想指导下写出了《欧洲历史地理》一书。[143]关于“过去的地理”，达比认为，只有重建了过去的地理舞台，才能够了解过去的人们是如何在这个舞台上生活和活动的。在复原过去地理的工作中，历史地理学家依靠的材料是历史的，研究的方法是地理的，其中最重要的就是“水平横剖面法”。这一方法通过一系列横剖面的复原（reconstruction），来重现某一个地区地理景观的变化过程，从而为现代地理景观做出发生学的解释。[144]
20世纪40年代，年鉴学派（Annals School）在法国兴起，该学派非常强调历史演进中环境变迁的因素。以费尔南·布罗代尔（Fernand Braudel，1902-1985）所著《菲利浦二世时代的地中海和地中海世界》为代表，[145]该学派受现代历史地理学影响很大，并促使历史地理学者更注重对文献、档案的使用。[146]这种情形极大地促进了现代历史地理学的发展，达比的“水平横剖面法”被越来越多的学者接受。20世纪中叶，这一方法被介绍到中国后也被中国历史地理学者认识和接纳。
通过“水平横剖面法”所复原的区域演变是每一段时间之内的变异（change between times），反映的是若干时间段之间断续的、间跃的变化过程。20世纪50年代末到70年代中期，加拿大历史地理学家克拉克强调历史地理学应该关注地理区域在时间上的连续变化过程，从而对达比的“水平横剖面法”进行了完善和补充。出版于1959年的《三个世纪和一座岛：加拿大爱德华王子岛殖民和农业开发的历史地理》[147]和1968年的《阿卡迪亚：1760年以前新斯科舍省的地理》[148]两书，是克拉克表达自己思想和方法的经典著作。尤其值得称道的是，克拉克在前书中绘制了300多幅地图，用以展示爱德华王子岛（Prince Edward Island）在过去三个世纪的地理变化过程。
20世纪90年代以来，尽管达比和克拉克在学界遭到了一些批评，[149]但横剖面复原法作为研究地理环境在一段时间内变化的极为有效的途径（加上达比的开创性影响），仍然被历史地理学者普遍采用。在英国，地理学家瑞彭（Stephen Rippon）分别于1997年和2003年出版《七港：景观演替与湿地开垦》与《滨海湿地的转变：罗马帝国时期与中世纪西北欧沼泽地貌的开发与管理》两书，对本土和西北欧沼泽地与湿地的环境景观变化进行了历史地理学的研究。[150]在美国，道尔顿州立学院的戴维斯教授（Donald Edward Davis）于2000年出版《群山所在：南阿帕拉契山脉的环境史》，[151]以时间为轴线，分为“本土的阿帕拉契”“西班牙的阿帕拉契”“印第安切洛基的阿帕拉契”“作为边疆的阿帕拉契”“南北战争前的阿帕拉契”和“阿帕拉契近代景观的形成”等章节，建立多个剖面，讨论了南阿帕拉契山脉地区自然环境的变化与历史、文化演进之间的关系。在此值得一提的是，克拉克与戴维斯的研究对笔者影响很大；本书绘制多张历史时期“大野泽-梁山泊”的地图，来展现12世纪末之前该地区的自然环境变迁过程，也是笔者在阅读克拉克《三个世纪和一座岛》与戴维斯《群山所在》之后受到的启发。
近年来，历史地理学者，尤其是历史环境研究者越来越强调跨学科研究的重要性。复原过去的地理环境不仅依赖于对出版或未出版的档案、文献、地图、方志及数据资料的利用，也极大地依赖对田野证据的分析，后者经常须涉及沉相分析、树木年轮学、地衣测年法、孢粉法以及放射性元素测年等问题。[152]其中，来自剑桥大学的历史地理学教授维特尼（Gordon G.Whitney）利用跨学科方法对北美近500年来的环境史进行研究，于1994出版了《从滨海荒地到丰饶平原：温带北美洲1500年至今的环境变迁史》一书。[153]本书在写作过程中也对其方法多有借鉴。
纵观旨在“再现往昔环境”的历史地理学研究的学术发展历程，无论其研究方法、技术手段以及概念框架如何变化，其研究的核心目的并未改变，即通过各种材料，分析特定时间内各种因素的互相作用以及前因后果，以还原历史真相。以本研究为例，正如副标题所表示的那样，其研究目的是为还原12世纪末以前“大野泽-梁山泊”的变迁史，以及在这段变迁史中，各种自然与社会因素如何互相作用并影响该地区的环境和景观，进而又影响了人类社会。从更广阔的学科视野来看，“历史过程中各因素如何相互产生作用”正是中西方历史学家和地理学者共同关注的重点。1928年，正在剑桥大学读书的达比发表了《南不列颠的建筑地理》，以这篇利用大量历史文献解释地理问题的论文开始了他60多年的学术生涯。[154]在同一年的北京，执教于清华大学的陈寅恪在《俞曲园先生〈病中呓语〉跋》一文中写道：
天下之至赜者莫过于人事，疑若不可以前知。然人事有初中后三际（借用摩尼教语），犹物状有线面体诸形。其演嬗先后之间，即不为确定之因果，亦必生相互之关系。故以观空者而观时，天下人事之变，遂无一不为当然而非偶然。既为当然，则因有可以前知之理也。[155]
在陈寅恪看来，“人事”在发展过程中受多个要素（线面体诸形）的影响，这些要素不一定会导致确定的结果，但是一定存在互相影响着的复杂关系。天下所有“人事”的变化，都是在这些因素的综合支配下发生的；所以只要认真考证影响“人事”发展的各个要素，一定可以还原其本来面目。陈寅恪的这一观点，后来受到学界的一致称赞。[156]其实他在此主张的根据诸多影响要素还原历史，从而“知前理”的方法，正与达比及其以后的历史地理学家的研究思路遥相呼应。
如果参考罗伯特·奥迪（Robert Audi）对“知识之源”的定义，[157]那么也可以说，达比用来研究英国沼泽地历史时期变迁的“水平横剖面法”，和陈寅恪“演嬗先后之间，必生相互之关系”的史学思想，共同构成了本研究在方法论上的“源头”（sources）。现通过详细考察历史文献与考古材料，选取“大野泽-梁山泊”至少15个时段的剖面，来对其演变史进行还原：
（1）中生代时期（据地质勘探资料）的大野“海穴”；
（2）新石器时代到商代（据鲁西南“堌堆”遗存的分布）的大野泽；
（3）公元前10世纪（据西周鲁西南城邑、聚落的分布）左右的大野泽；
（4）前132年至前109年前后（西汉“瓠子河决”期间）的大野泽；
（5）69年至70年前后（王景治河时）的大野泽；
（6）369年前后（东晋桓温北伐时期）的大野泽；
（7）6世纪初（郦道元《水经注》中记载）的大野泽；
（8）8世纪中期（唐代高适、苏源明等人笔下记载）的大野泽；
（9）9世纪初（《元和郡县图志》中记载）的大野泽；
（10）10世纪中期（944年滑州河决，“环梁山合于汶”）的“大野泽-梁山泊”；
（11）960年至1018年（北宋前期）的梁山泊；
（12）1019年至1048年（北宋天禧河决、横陇河行水时期）的梁山泊；
（13）1048年至12世纪中叶（发育达到鼎盛时期）的梁山泊；
（14）1168年至1194年（消亡、淤平阶段）的梁山泊；
（15）13世纪之后的“梁山泊”。
20世纪中期，回北大任教的侯仁之除了向国内介绍最新的历史地理学思想，还致力于把中国历史地理从史学的附庸地位中解脱出来，发展成为独立学科。但国内学界至今还没有以现代方法来研究“大野泽-梁山泊”变迁史的论著，这不能不说是一个小小的缺憾。
[1]汤因比描述黄河流域艰苦恶劣的自然环境，是为其关于文明起源的“挑战与应战说”提供论据支持，因此他在上述引文的段尾总结说：“然而，中国的古代文明正是诞生在黄河的河岸上。”在此需要着重指出的是，汤氏关于文明起源的理论早已在国外学术界引起争议；自20世纪八九十年代以来，由于长江流域和辽河流域的许多重大考古发现，以往在中华大一统观念下形成的“黄河流域乃是中华文明摇篮”的观点也已被主流学界摒弃，取而代之的是强调“中原影响各地，各
[2]地也影响中原”的“区系类型理论”，又名“中国文明多元说”或“满天星斗说”。参见Arnold J.Toynbee，A Study of History （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87），Vol.1，Abridgement of Volumes I-VI，pp.88-89；严文明《黄河流域文明的发祥与发展》，《华夏考古》1997年第1期，第49～54页；苏秉琦《中华文明起源新探》，商务印书馆，1997，第27～32页；夏鼐《中国文明的起源》，文物出版社，1985，第79～106页。
[3]史念海：《历史时期黄河流域的侵蚀与堆积》下篇，《河山集·二集》，三联书店，1981，第34～35页。
[4]关于《尚书·禹贡》篇，尤其是“大禹治水”传说的史料价值，学者们向来看法不一。本书采纳徐旭生的观点，即不应一味地“疑古”，而应分辨“掺杂神话的传说”和“纯粹神话”之间的界限，努力对传说时代遗留下来的史料进行整理和分析。参见徐旭生《中国古史的传说时代》，文物出版社，1985，第一章“我们怎样来治传说时代的历史”，第19～36页。
[5]侯仁之主编《中国古代地理名著选读》第一辑，科学出版社，1959，第15页。
[6]许慎撰，段玉裁注《说文解字注》第十一篇上一《水部》，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年影印本，第535页。
[7]郦道元注，杨守敬、熊会贞疏《水经注疏》卷8，段熙仲点校，陈桥驿复校，江苏古籍出版社，1989，第719页。
[8]中国科学院编《中国自然地理·历史自然地理》，科学出版社，1982，第75页。
[9]《汉书》卷29《沟洫志》，中华书局，1962，第1679页。
[10]《资治通鉴》卷284《后晋纪》开运元年，中华书局，1956，第9273页。
[11]《宋史》卷468《杨戬列传》，中华书局，1977，第13664页。
[12]王存主修、元丰三年（1080）成书的《元丰九域志》依旧称钜野泽、大野陂，尚不称梁山泊。元丰七年完书的《资治通鉴》云“……东过曹、济梁山泊，以通青、郓之漕”，当为“梁山泊”之名首次见诸史籍。参见《资治通鉴》卷284《后周纪》显德六年，第9595页。
[13]《金史》卷80《斜卯阿里传》，中华书局，1975，第1800页。
[14]《金史·食货志》原文如下：“八月，尚书省奏山东所刷地数，上谓梁肃曰：‘朕尝以此问卿，卿不以言。此虽称民地，然皆无明据，括为官地有何不可？’又曰：‘黄河已移故道，梁山泺水退，地甚广，已尝遣使安置屯田。民昔尝恣意种之，今官已籍其地，而民惧征其租，逃者甚众。若征其租，而以冒佃不即出首罪论之，固宜。然若遽取之，恐致失所。可免其征，赦其罪，别以官地给之。’御史台奏：‘大名、济州因刷梁山泺官地，或有以民地被刷者。’上复召宰臣曰：‘虽曾经通检纳税，而无明验者，复当刷问。有公据者，虽付本人，仍须体问。’”参见《金史》卷47《食货志》，第1047页。
[15]顾炎武：《日知录》卷12《河渠》，第32页。
[16]转引自余嘉锡《宋江三十六人考实》，作家出版社，1955，第72页。
[17]大定八年（1168）六月，“河决李固渡，水溃曹州城，分流于单州之境。九年正月，朝廷遣都水监梁肃往视之。河南统军使宗室宗叙言：‘大河所以决溢者，以河道积淤，不能受水故也。今曹、单虽被其患，而两州本以水利为生，所害农田无几。今欲河复故道，不惟大费工役，又卒难成功。纵能塞之，他日霖潦，亦将溃决，则山东河患又非曹、单比也。又沿河数州之地，骤兴大役，人心动摇，恐宋人乘间构为边患。’而肃亦言：‘新河水六分，旧河水四分，今若塞新河，则二水复合为一。如遇涨溢，南决则害于南京，北决则山东、河北皆被其害。不若李固南筑堤以防决溢为便。’尚书省以闻，上从之”；大定二十年，“河决卫州及延津京东埽……河水因今秋霖潦暴涨，遂失故道，势益南行”；大定二十一年，“黄河已移故道，梁山泺水退，地甚广”。分别见《金史》卷27《河渠志》、卷47《食货志》，第670～671、1047页。
[18]胡渭：《禹贡锥指》卷5，邹逸麟整理，上海古籍出版社，1996，第125页。
[19]宋、元、明、清时期，有大量学者征引“梁山泊（泺），古钜野泽”之语，如宋代江少虞《宋朝事实类苑》，元代于钦《（至元）齐乘》、陈桱《通鉴纲目续编》，明代黄绾《论治河理漕疏》、吴道南《国史河渠志》，清代顾炎武《日知录》、傅维鳞《明书》、许鸿磐《方舆考证》；等等。
[20]于钦：《齐乘》卷2，台湾商务印书馆1969年影印本，第25页。
[21]方回选评《瀛奎律髓汇评》卷34“川泉类”，李庆甲集评校点，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第1402页。
[22]傅维鳞：《明书》卷69《河漕志》，商务印书馆，1936，第1399页。关于傅维鳞的卒年，学界向有1666年、1667年以及1677年三种说法，其中又以1666年说流传最为广泛（在中文互联网上尤甚）。据康熙二十五年刻《灵寿县志》卷7《傅维鳞传》、《清国史》卷22《傅维鳞列传》、《清圣祖实录》卷23“康熙六年”以及其他墓志资料可知，傅维鳞辞世的确切时间为康熙六年五月二十日，即1667年7月10日，享年60岁。参见武玉梅《傅维鳞生卒年考》，《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3年第6期，第140～142页。
[23]魏源：《禹贡说》，《魏源全集》第2册，岳麓书社，2004，第94页。
[24]参见章潢《图书编》卷54，广陵书社2011年影印本，第1995页。此外，《图书编》卷31论《禹贡》九州，在“徐州之域”部分也有“大野即钜野泽，今南旺湖是也，大江以北、长河以南诸水皆与大野相联属，在当时已为入贡之路”的说法（第1286～1287页）。
[25]胡渭：《禹贡锥指》卷5，第125页。
[26]沈兆沄辑《篷窗随录》卷11，文海出版社1969年影印本，第911页。
[27]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47，中华书局，1979～1986，第1031页。“埽”指的是旧时治理黄河工程中用的一种器材手段，即把树枝、秫秸、石块等捆扎成圆柱形，用来堵塞河堤缺口或保护堤岸；后来又指代用这种方法修成的堤坝或护堤。此处作为地名的“王陵埽”，其实就是“王陵堤岸”的意思。见《宋史·河渠志一》：“埽之制，密布芟索铺梢，梢芟相重，压之以土，杂以碎石，以巨竹索横贯其中，谓之‘心索’，卷而束之，复以大芟索系其两端，别以竹索自内旁出，其高至数丈，其长倍之。”
[28]侯仁之主编《中国古代地理名著选读》第一辑，第13页。
[29]许鸿磐，字渐逵，号云峤，又号六观楼主人，山东济宁人，乾隆四十五年（1780）进士。初喜骈文，后专心于舆地之学，一生著述达二十余种，其地理著作除《方舆考证》外，尚有《河源述》《金川考略》《泗州考古录》《简明地图》《雪帆杂著》等。其中，《雪帆杂著》对内地外裔山川的精辟论述被时人赞为“不在胡朏明（渭）、顾景范（祖禹）下”；而《方舆考证》更是被认为是继顾祖禹《读史方舆纪要》之后的“又一部全国性的历史军事地理巨著”。参见徐明兆、周玉山《许鸿磐和他的〈方舆考证〉》，《山东图书馆季刊》1990年第2期，第60～63页。此外，不知何故，在中文互联网上，其姓名往往被讹作为“许鸣磐”。这种情况甚至出现在一些学术出版物中，如夏婧《〈水经注〉佚文甄辨》，《历史地理》第31辑，2015，第63页脚注2；罗振玉撰述《雪堂类稿·戊·长物簿录（二）》，萧文立编校，辽宁教育出版社，2003，第869页；等等。
[30]胡渭：《禹贡锥指》，第125～126页。
[31]顾祖禹辑著《读史方舆纪要》卷33，中华书局，1955，第1456页。
[32]顾祖禹辑著《读史方舆纪要》卷33，第1443～1444页。
[33]刘操南：《梁山调查记》，《杭州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1年第1期，第86～87页。
[34]《明史》卷41《地理志》，中华书局，1974，第944页。
[35]胡渭：《禹贡锥指》卷5，第125～126页。
[36]中国科学院编《中国自然地理·历史自然地理》，第42页。
[37]唐晓峰：《“体国经野”：试述中国古代的王朝地理学》，《二十一世纪》第60期，2000，第82～91页。
[38]普雷斯顿·詹姆斯：《地理学思想史》，李旭旦译，商务印书馆，1982，第72～80页。
[39]林修竹：《历代治黄史》，山东河务总局1926年铅印本。“李、黄”指1925年夏天黄河两处决口地点李升屯和黄华寺。林修竹，字茂泉，1911年自日本学成归国之后，以提倡实业、教育为己任，先后任山东高等学校教务长、省教育司科长、省实业厅科长、省众议院议员等职务，编写有《山东各县乡土调查录》。1924年冬，受任山东河务局局长兼山东运河工程总办。次年8月，黄河河水暴涨，李升屯和黄华寺两地先后决口。林修竹任堵口工程总办，不支领任何薪水，昼夜坐镇现场指挥，力排万难取得成功。为总结经验教训，他编纂了《李黄堵口实记》《历代治黄史》等书。此后，林修竹还出任过北京政府教育次长、国立京师大学法科学长等职务。参见王志民主编《山东重要历史人物》第6卷，山东人民出版社，2009，第126～128页。
[40]李素英：《大野泽的变迁》，《禹贡》半月刊第1卷第9期，1934年，第2～9页。
[41]李素英：《大野泽的变迁》，《禹贡》半月刊第1卷第9期，1934年，第4～5页。
[42]余嘉锡：《宋江三十六人考实》，序言第5页。
[43]参见余嘉锡《宋江三十六人考实》，第63～80页，该处引文出自第67页。
[44]王乃昂：《梁山泊的形成和演变》，《兰州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88年第4期，第74～80页。.
[45]刘德岑：《从大野泽到梁山泊》，《西南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1990年第2期，第20～31页。
[46]张义丰：《黄河下游大陆泽和大野泽的变迁初探》，《河南师大学报》1984年第1期，第79～82页。
[47]周继中：《金代黄河下游上段河道的变迁》，《中州学刊》1985年第6期，第104～107页。
[48]岳玉玺：《梁山泊古今考略》，《聊城师范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7年第2期，第11～15页。
[49]王衍用、王学真：《北宋梁山地区地理环境探考：兼论宋江据梁山泊起义的可能性》，《水浒争鸣》第五辑，1987，第118～125页。
[50]山东省东平县志编撰委员会编《东平县志》，山东人民出版社，1989，第201页。
[51]郭永盛：《历史上山东湖泊的变迁》，《海洋湖沼通报》1990年第3期，第15～22页。
[52]喻宗仁等：《山东东平湖的变迁与黄河改道的关系》，《古地理学报》2004年第4期，第469～479页。
[53]要吉花等：《黄河下游环境变迁在巨野钻孔沉积特征上的响应》，《北京师范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2005年第2期，第199～203页。
[54]《禹贡》虽有“九泽既陂”之语，对究竟是哪九泽的问题，自《汉书·地理志》起就众说纷纭，难能一致。高师第将历代《禹贡》研究中关于“九泽”的阐述列表讨论，综各家之言后认为“九泽”应该是：冀州之大陆泽，兖州之雷夏泽，徐州之大野泽，扬州之彭蠡泽、震泽，豫州之荥波泽、菏泽、孟瀦泽，雍州之潴野泽。但顾颉刚认为《禹贡》诸泽并不够九数，“九泽”是就多数而言，与“九州”“九山”“九川”的语法一致而已。参见高师第《禹贡研究论集》，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第235～238页；侯仁之主编《中国古代地理名著选读》第一辑，第47页。
[55]侯仁之主编《中国古代地理名著选读》第一辑，第15页。
[56]史念海指出，“鸿沟”实则是由荥阳通往宋、郑、陈、蔡、曹、卫诸国的若干河流（包括渠水、阴沟水、汳水、获水和睢水）的总名，其流域范围包括了今河南东部、山东西南部、江苏西北部和安徽北部。参见史念海《论济水和鸿沟》（上），《陕西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2年第1期，第70～71页。
[57]侯仁之主编《中国古代地理名著选读》第一辑，第1页。
[58]侯仁之主编《中国古代地理名著选读》第一辑，第15页。
[59]《史记》之《夏本纪》《始皇本纪》《高祖本纪》《河渠书》《楚世家》《货殖列传》等篇与《汉书·沟洫志》均作“云梦土作乂”，唐太宗得古本《尚书》，乃“云土梦作乂”，因诏改从古本。这三个字的不同次序，成了古今注解《禹贡》之争论焦点。参见侯仁之主编《中国古代地理名著选读》第一辑，第47页。
[60]参见陈家骥《“云土梦作乂”》、张公量《“云土梦”》，《禹贡》半月刊第1卷第1期，1934年，第7～10页。
[61]高师第：《禹贡研究论集》，第143～157、228～248页。
[62]中国科学院编《中国自然地理·历史自然地理》，第75、87～93页。
[63]参见邹逸麟《中国历史地理概述》，上海教育出版社，2007，第29～57页；王育民《中国历史地理概论》上册，人民教育出版社，1987，第107、120～124页。
[64]如《国语·楚语》“云连徒州”；《左传》宣公四年“使弃诸梦中，虎乳之”、昭公三年“田江南之梦”、定公四年“涉睢、济江，入于云中”；《战国策·楚策》“楚王游于云梦”、《宋策》“荆有云梦，犀兕麋鹿盈之”；《楚辞·招魂》“与王趋梦兮课后先，君王亲发兮殚青兕”；《周礼·职方》荆州“其泽薮曰云梦”；《尔雅·释地》“楚有云梦”；等等。到了汉代，还有司马相如《子虚赋》“云梦者，方九百里”；《淮南子·地形》“楚之云梦”等。
[65]陈桥驿：《水经注论丛》，浙江大学出版社，2008，第349～358页。
[66]陈桥驿：《水经注研究四集》，杭州出版社，2003，第290～297页。
[67]中国科学院编《中国自然地理·历史自然地理》，第75页。
[68]陈高傭：《中国历代天灾人祸表》，国立暨南大学，1939。
[69]岑仲勉：《黄河变迁史》，人民出版社，1957，第338～393页。
[70]岑仲勉：《黄河变迁史》，第192～195页。
[71]史念海：《河山集》，三联书店，1963。
[72]史念海：《河山集·二集》，第60～61页。
[73]关于此处未展开讨论的著述，请参见谭其骧主编《黄河史论丛》，复旦大学出版社，1986；《长水集》，人民出版社，1987；《长水集续编》，人民出版社，1994；张含英《历代治河方略探讨》，水利出版社，1982；叶青超《黄河流域环境演变与水沙运行规律》，山东科学技术出版社，1992。
[74]邹逸麟：《千古黄河》，上海远东出版社，2012，第134、143～146页。
[75]参见邹逸麟《宋代黄河下游横泷北流诸道考》，谭其骧主编《黄河史论丛》，第131～145页。
[76]辛德勇：《黄河史话》，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8。
[77]韩昭庆：《黄淮关系及其演变过程研究——黄河长期夺淮期间淮北平原湖泊、水系的变迁和背景》，复旦大学出版社，1999。
[78]吴祥定：《历史时期黄河流域环境变迁与水沙变化》，气象出版社，1994。
[79]李金都、周志芳：《黄河下游近代河床变迁地质研究》，黄河水利出版社，2009。
[80]张义丰：《淮河流域两大湖群的兴衰与黄河夺淮的关系》，《河南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1985年第1期，第45～50页。
[81]钮仲勋等编《历史时期黄河下游河道变迁图》，测绘出版社，1994。
[82]参见史念海《论济水和鸿沟》（上、中、下），《陕西师大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2年第1期，第70～77页；第2期，第82、87～94页；第3期，第84～97页。这三篇文章后来合并为一篇文章，收录入《河山集·三集》，人民出版社，1988。
[83]安作璋主编《中国运河文化史》，山东教育出版社，2001。
[84]《中国河湖大典》编纂委员会编著《中国河湖大典·淮河卷》，中国水利水电出版社，2010，第166～171页。
[85]王称：《东都事略》卷103《侯蒙传》，“中央”图书馆，1991，第1588页。王称，字季平，具体生卒年虽不详，但从李心传《建炎以来朝野杂记》甲集卷4“续资治通鉴长编”条记载推测，其出生在北宋末年，大致生活在南宋高、孝、光、宁四朝，与朱熹（1130～1200）几乎处于同一时代。宋孝宗淳熙十三年（1186），王称在新知龙州任上将《东都事略》130卷（计40册，目录1册）进呈朝廷。参见何忠礼《王称和他的〈东都事略〉——献给先师90诞辰》，《暨南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2年第3期，第56～57页。
[86]李埴：《皇宋十朝纲要》卷18，文海出版社1967年影印本，第428～439页。
[87]周密：《癸辛杂识》，王根林校点，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第80页。
[88]以上三条史料均转引自朱一玄、刘毓忱编《水浒传资料汇编》，百花文艺出版社，1981，第5～6页。
[89]《宋史》卷353《张叔夜传》，第11141页。
[90]折可存的墓志铭记载，宣和二年（1200），方腊在江南起义，宋廷派兵前往镇压，折可存为河东第四将，领其他三将兵（东南第一将、第七将和京畿第四将），“奋然先登，士皆用命”，力擒方腊，获迁武节大夫。班师过国门，又“奉御笔‘捕草寇宋江’，不逾月，继获，迁武功大夫”。据学者考证，折可存擒宋江的时间在宣和四年（1202）四五月间。李若水《捕盗偶成》的前八句诗则记载了宣和三年（1201）宋江被招安的事情：“去年宋江起山东，白昼横戈犯城郭。杀人纷纷剪草如，九重闻之惨不乐。大书黄纸飞敕来，三十六人同拜爵。狞卒肥骖意气骄，士女骈观犹骇愕。”参见李志学《历史上的宋江问题》，《史学月刊》1985年第4期，第16～23页；王丽娟《20世纪水浒故事源流研究述评》，《中州学刊》2003年第3期，第75～81页。
[91]《宋史》卷328《蒲宗孟传》，第10571～1057页。
[92]《宋史》卷353《许几传》，第11150页。
[93]《宋史》卷356《任谅传》，第11220～11221页。
[94]转引自余嘉锡《宋江三十六人考实》，浙江古籍出版社，2012，第28页。
[95]徐梦莘：《三朝北盟会编》丙集，大化书局1979年影印本，第185～186页。此处的“取渔人”文义不通，当为“取鱼人”之误。上海古籍出版社据光绪三十四年许涵度刻本出版的影印本（2008年第2版）中，对应的文字为“张荣，梁山泊鱼人也，聚梁山泊，有舟师三二百人……”（第1041页），似亦漏“取”字。
[96]《金史》卷80《斜卯阿里传》，第1800页。
[97]《金史》卷80《赤盏晖传》，第1806页。
[98]转引自余嘉锡《宋江三十六人考实》，第22页。
[99]转引自余嘉锡《宋江三十六人考实》，第76页。
[100]吴从先生卒年不详，只知道他是明代万历年间文人，字宁野，号小窗，延陵人。吴从先颇有文名，留有四部文集，其中的《小窗自纪》卷三收录有一篇《读〈水浒传〉》，提到的《水浒传》剧情与今存诸本有很大差异，如宋江的起义时间是宋室南渡之后；梁山好汉的主要斗争对象不是官府，而是作为入侵者的金人；宋江被称为“淮南贼”，梁山泊也位于淮河流域；宋江的身份非“郓城县押司”，而是“亭长”；宋江上梁山的原因不是杀阎婆惜，而是受贿事发；完全不存在关于晁盖的情节；等等。该文于20世纪80年代被发现之后，一度引起了是否为《水浒》“古本”的争论，进而又引发了吴从先读本在水浒故事演化过程中的作用的问题。王利器与石昌渝都认为，吴读本是今本《水浒》征方腊故事的资料来源。以侯会为代表的另一批学者则认为吴从先读到的《水浒传》就是古本，与《宣和遗事》是并行不悖的两派水浒故事；今本《水浒》大约就是在吴读本与《宣和遗事》合流的基础上产生的。参见王利器《〈水浒全传〉是怎样纂修的？》，《文学评论》1982年第4期，第54、86～101页；黄霖《一种值得注目的〈水浒〉古本》，《复旦学报》1980年第4期，第86～89页；欧阳健《吴从先〈读水浒传论〉评析》，欧阳健、萧相恺《水浒新议》，重庆出版社，1983，第288～304页；侯会《再论吴读本〈水浒传〉》，《文学遗产》1988年第3期，第34～37页。
[101]关于早期水浒故事中常出现时空谬误的情况，侯会认为，除了政治与地理变迁导致的认知混乱之外，话本领域浓重的因袭空气也是一个重要因素。详见侯会《〈水浒〉源流新证》，华文出版社，2002，第110～113页。
[102]袁枚：《随园随笔》卷18《辨讹类》，《续修四库全书》第1148册，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年影印本，第316页。
[103]顾炎武：《日知录》卷12《河渠》，第32页。
[104]转引自朱一玄、刘毓忱编《水浒传资料汇编》，第117页。
[105]许慎撰，段玉裁注《说文解字注》第十一篇上一《水部》，第535页。
[106]《鲁迅全集》第9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第145～159、331～336页。
[107]鲁迅：《中国小说的历史的变迁》，《鲁迅全集》第9卷，第331～336页。
[108]欧阳哲生编《胡适文集》第2册，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第374～410页。
[109]欧阳哲主编《胡适文集》第2册，第411～431页。
[110]欧阳哲生编《胡适文集》第4册，第338～366页。
[111]胡适：《中国章回小说考证》，安徽教育出版社，1999，第9～24页。
[112]1949年以后，学界对民国初年《水浒》研究的反思与评价一直到20世纪80年代才兴起。如蓝天《“水浒学”上的第三座丰碑——论鲁迅研评〈水浒〉》（上、下），《河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5年第4期、1986年第1期；欧阳健《重评胡适的〈水浒〉考证》，《学术月刊》1980年第5期，第67～71页。作为20世纪水浒故事源流研究文献综述的佳作，可参见王丽娟《20世纪水浒故事源流研究述评》，《中州学刊》2003年第3期，第75～81页。
[113]中共中央对外宣传办公室、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编《中国共产党历史日志》，中共党史出版社，2012，第293页。
[114]中国科学院院考古所梁山调查组：《梁山地区遗迹和民间传说的调查》，《考古》1975年第6期，第326～334页。
[115]菏泽师专中文系调查组：《访“梁山泊”》，《破与立》1976年第1期，第47～50页。
[116]刘操南：《梁山调查记》，《杭州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1年第1期，第85～90页。
[117]李蕊芹等：《再论宋江起义与梁山泊无关》，《东华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0年第2期，第148～151页。
[118]蒋铁生、范正生：《梁山泊变迁与水浒遗迹探究》，《聊城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2年第1期，第11～14页。
[119]于革等编《中国湖泊演变与古气候动力学研究》，气象出版社，2001，王苏民“序”。
[120]王苏民：《湖泊沉积的信息原理与研究趋势》，张兰生主编《中国生存环境历史演变规律研究》，海洋出版社，1993，第22～31页。
[121]于革等编《中国湖泊演变与古气候动力学研究》，第17页。
[122]竺可桢：《杭州西湖生成的原因》，《竺可桢文集》，科学出版社，1979，第18～20页。
[123]徐近之：《西藏之大天湖》，《地理学报》第4卷第1期，1937年，第897～904页。
[124]王苏民：《湖泊沉积学在中国科学院南京地理与湖泊研究的发展》，《中国科学院南京地理与湖泊研究所集刊》1991年第8号，第135～138页。
[125]中国科学院南京地理与湖泊研究所等：《云南断陷湖泊沉积与环境》，科学出版社，1989。
[126]参见张振克、王苏民《中国湖泊沉积记录的环境演变：研究进展与展望》，《地球科学进展》1999年第4期，第417～422页；韩美等《中国湖泊与环境演变研究的回顾与展望》，《地理科学进展》2003年第2期，第125～132页；于革等编《中国湖泊演变与古气候动力学研究》，第17～18页。
[127]共包含四个专题子库：全国湖泊流域基础数据库、东部湖区湖泊专题库、青藏高原湖泊专题库和长江中下游湖泊-流域专题库。
[128]于革等编《中国湖泊演变与古气候动力学研究》，第18页。
[129]Patrick O'Sullivan and C.S.Reynolds， The Lakes Handbook，Vol.2，Lake Restoration and Rehabilitation （Wiley-Blackwell，2008），pp.159-165.
[130]王洪道等：《我国的湖泊》，商务印书馆，1984，第17～35页。
[131]P.G.Sly，“Sedimentary Process in Lakes，” in Abraham Lerman and P.Baccini，eds.，Lakes：Chemistry，Geology，Physics（New York：Springer-Verlag，1978），pp.65-66.
[132]Blair F.Jones and Carl J.Bowser，“The Mineralogy and Related Chemistry of Lake Sediments，” in Abraham Lerman and P. Baccini，eds.， Lakes：Chemistry，Geology，Physics，pp.179-227.
[133]王洪道等：《我国的湖泊》，第38～40页。
[134]唐晓峰：《“反向格义”与中国地理学史研究》，《南京大学学报》（哲学·人文·社会科学版）2009年第2期，第85～86页。
[135]阿兰·贝克：《地理学与历史学：跨越楚河汉界》，阙维民译，商务印书馆，2008，第74～75页。
[136]阿兰·贝克：《地理学与历史学：跨越楚河汉界》，第74～76页。
[137]George A.Smith，The Historical Geography of the Holy Land，Especially in Relation to the History of Israel and of the Early Church（London：Hodder and Stoughton，1894）.
[138]George P.Marsh，Man and Nature，or Physical Geography as Modified by Human Action（New York：C.Scribner，1864）.
[139]Carl Q.Sauer，“The Morphology of Landscape，”（originally published at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Berkeley in 1925），in John Leighly，ed.，Land and Life：A Selection from the Writings of Carl Ortwin Sauer（Berkeley：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63），pp.315-350.
[140]阿兰·贝克：《地理学与历史学：跨越楚河汉界》，第80页。
[141]邓辉：《论克利福德·达比的区域历史地理学理论与实践》，《中国历史地理论丛》2003年第3期，第149～150页。
[142]Henry Clifford.Darby，The Draining of the Fens（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40）；The Changing Fenland（Cambridge，New York：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83）.
[143]Robin Butlin，Historical Geography：Through the Gates of Space and Time（London：E.Arndd，1993），pp.24-26.
[144]Henry Clifford Darby，“On the Relations of Geography and History，”Transactions and Paper 19（1953），pp.1-11.
[145]Fernand Braudel，La méditerranée et le monde méditerranéen a l'époque de Philippe Ⅱ（Paris：Librairie Armand Colin，1985）.
[146]阿兰·贝克曾专门撰文讨论现代历史地理学与法国年鉴学派之间的相互影响关系。参见Alan R.H.Baker，“Reflection on the Relations of Historical Geography and the Annals School of History，” in Alan R.H.Baker and Dekek Gregory，eds.， Explorations in Historical Geography：Interpretative Essays（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84），pp.1-27.
[147]Andre H.Clark， Three Centuries and the Island：A Historical Geography of Settlement and Agriculture in Prince Edward Island（Toronto：University of Toronto Press，1959）.
[148]Andre H.Clark，Acadia：the Geography of Early Nova Scotia to 1760（Madison：University of Wisconsin Press，1968）.
[149]邓辉：《区域历史地理学研究的经和纬》，《史学月刊》2004年第4期，第5页。
[150]Stephen Rippon，The Seven Estuary：Landscape Evolution and Wetland Reclamation（London，Washington：Leicester University Press，1991）；Stephen Rippon，The Transformation of Coastal Wetlands：Exploitation and Management of Marshland Landscapes in North West Europe during the Roman and Medieval Periods（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00）.
[151]Donald E.Davis，Where There Are Mountains：An Environmental History of the Southern Appalachians（Athens：University of Georgia Press，2000）.
[152]阿兰·贝克：《地理学与历史学：跨越楚河汉界》，第86页。此外，关于如何进行跨学科历史环境研究的指南性著述有：Janet M.Hooke and Roger J.P.Kain，Historical Change in the Physical Environment：A Guide to Sources and Techniques（London：Butterworth Scientific，1982）；Robin A.Butlin，Historical Geography：Through the Gates of Space and Time；S.W.Trimble and R.U.Cooke，“Historical Sources for Geomorphological Research in the United States，” Professional Geographer 43（1991），pp.212-228.
[153]Gordon G.Whitney，From Coastal Wilderness to Fruited Plain：A History of Environmental Change in Temperate North America From 1500 to the Present（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4）.
[154]Henry Clifford.Darby，“The Architectural Geography of South Britain，” Sociological Review，29（1928），pp.105-110.
[155]刘桂生、张步洲编《陈寅恪学术文化随笔》，中国青年出版社，1996，第44～45页。
[156]傅杰：《关于陈寅恪史观的两个问题》，《杭州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3年第3期，149页。
[157]Robert Audi，“The Sources of Knowledge，” in Paul K. Moser，ed.，The Oxford Handbook of Epistemology（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02），pp.71-9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