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学术史回顾
“大野泽-梁山泊”的发展、变迁和消亡问题，自宋代以来就一直受到史地学者的关注。进入20世纪以后，学界对该问题的关注热度呈现上升的趋势；但大多为对文献的校对考释，或是在研究黄河水患史的同时，间接涉及大野泽和梁山泊的问题，而少有以其变迁史为对象的专题研究。下面简要进行文献综述。
一 以“大野泽-梁山泊”变迁史为对象的专题研究
民国前期，由于社会动荡不安，开展学术研究的条件异常艰苦。20世纪20年代，曾任山东河务局局长以及“李、黄堵口工程”总办的林修竹（1884～1948）出版了《历代治黄史》，该书是近代中国第一部研究黄河水患、河道变迁与治理的专著，推动了史地学界对黄河变迁问题的关注和研究。[39]1934年2月，顾颉刚与谭其骧在北京发起成立“禹贡学会”，并且创办《禹贡》半月刊，使得这一阶段成为中国近代历史地理学发展的奠基时期。需要指出的是，这一时期的研究注重对历史文献的考证，有乾嘉学派的风格。同年9月，李素英（1903～1986）在《禹贡》半月刊上发表《大野泽的变迁》，[40]分“大野泽与钜野泽”“大野泽与梁山泊”“大野泽与南旺湖”“南旺湖与会通河”四个章节，对以大野泽为代表的鲁西南湖泊从先秦到明末的演迁进行了讨论。全文以征引各家之言为主，未脱出《禹贡锥指》沿革地理考证的范畴，而且存在史料使用不当之处。仅举一例：李素英为批驳胡渭“梁山泊乃大野泽下流”的说法，引《水浒》中“八百里梁山水泊”之语，认为“正和《元和志》所言‘南北三百里，东西百余里’的话合拍，这正是整个的大野泽，哪里是大野泽的下流呢？”《水浒》乃小说家之言，“八百里”乃虚指，将其与李吉甫《元和郡县图志》的说法强行进行比对，缺乏说服力。李素英或许也考虑到了这一点，因此加了一句：“如必须为（胡渭之语）作解释，只有说上流涸了，旧泽移到下流来了。”[41]这与上一节笔者对胡渭、顾祖禹“下流”之说的解释基本相同。总的来说，该文撇开田野证据，亦不使用地图工具，分析的深度和广度都有所欠缺。
此外，余嘉锡（1884～1955）很早便开始关注与梁山泊有关的史地问题。在平日的治学过程中，遇“清人其他考证著作，偶尔牵涉及‘宋江’、‘梁山泺’者，大抵为随笔摭拾，非经意之作，故因袭前人者十恒八九，鲜所订正；甚且治丝而棼，转增讹谬”。在这些笔记的基础上，“益扩充而采摭之。如是者累年，积稿达四五万言。1939年12月勒为一篇，布之于《辅仁学志》第8卷第2期。窃自谓于宋江等聚义梁山泺以及相关之事，搜辑略备……同好者颇不以为谬”。20世纪50年代初期，余嘉锡由于年衰多病（1952年突发脑溢血之后完全瘫痪）退休在家，“端居多暇，以读书自遣，所得关于梁山泺记载日益多。视旧作约增万余言”。于是“取旧稿重加订补”，将17篇相关的小文章合为一稿交给作家出版社，终于赶在其逝世前印行。[42]作为该书最后一章的《梁山泺》（实则为一篇专题文章）专门考证梁山泊的沿革变迁。余嘉锡结合正史、明清地方志、文人笔记与实地考察，对梁山泊的形成、演变和消亡后的余波进行研究，其中最可称道者为对梁山泊最盛时面积的考证。为了驳斥滕永祯等人纂修的康熙《寿张县志》中“梁山泺仅可十里……乃小说之惑人耳”的观点，对旧志之文考证甚详，虽未采用任何地下勘探材料，但其论述依然显得十分有力、可信。[43]
新中国成立以后，百废待兴，学界对黄河问题的讨论主要集中于对现存水患的治理与水利开发等方面，而对黄河的历史问题相对较少关注。20世纪中期，回北大任教的侯仁之除了向国内介绍最新的历史地理学思想外，还致力于把中国历史地理从史学的附庸地位中解脱出来，发展成为独立学科。但以“大野泽-梁山泊”环境变迁史为对象的专题研究，要直到20世纪80年代以后才陆续出现（参见表0-1）：
表0-1 近年来以“大野泽-梁山泊”变迁史为对象的专题研究统计
续表
在上列的九篇文章中，王乃昂和刘德岑的两篇作为比较传统的历史地理研究成果，在学界影响较大。王乃昂一文分为“大野泽时期”“梁山泊时期”和“北五湖时期”三个部分，考订史料，并引用时人的实地调查结论来判断梁山泊四至；[44]刘德岑一文分“大野泽”“梁山泊”和“梁山泊的淤平”三个部分，用力最深的是对历代黄河决溢、灌注“大野泽-梁山泊”的史料统计，并对李吉甫《元和志》和胡渭《禹贡锥指》中的一些说法进行了修正。[45]但二人对2～5世纪时大野泽情况的考证存在很多问题，主要有：未对济水流经进行系统研究；忽略了荥泽对济水携带泥沙的沉淀作用；对“济水枯绝”的原因、时间和结果表述错误，从而导致对东晋时桓温伐燕“凿钜野百余里”以及刘裕北伐后秦“开钜野入河”等史料的解读有误；等等。本研究将尽力对这些问题予以修正。
张义丰研究大陆泽和大野泽的形成、发育、消亡，除文献考证外还利用了一些考古证据，而且强调了人类活动对湖泊消亡的影响。[46]周继中虽研究1128～1234年间黄河下游上段河道的变迁，但因1128～1168年间梁山泊受水最多、湖体最大，1168年后则是梁山泊因黄河改道而逐渐涸干的时期，因此梁山泊的角色占了绝大篇幅。[47]岳玉玺的研究时段始自五代十国时期，即从梁山泊因频繁受黄河决灌逐渐成湖时开始讨论。[48]总体来说，上述五篇文章均以沿革地理考证而见长，精于史料的运用，但后三篇在学术价值上要逊于王乃昂、刘德岑的两篇。
王衍用、王学真原为梁山县一中教师，因此对梁山周边数县的情况比较熟悉，除实地调查外，王衍用还积累了十几年间梁山县和邻县打机井的材料。他们根据湖沼土层的数据分析“大野泽-梁山泊”演变过程中的湖相沉积，从而对北宋时期梁山泊的四至、水深等问题进行解答。[49]王衍用采用的数据和方法虽然十分简单、粗糙，却是使用田野证据研究梁山泊环境史的第一人，后来的研究者如王乃昂、刘德岑等直接引用了其结论；1989年版的《东平县志》利用打机井、水库施工等材料对东平湖区湖沼土层进行分析，[50]判断大野泽和梁山泊的面积，正与王衍用的方法完全相同。
最后三篇关于“大野泽-梁山泊”环境变迁的专题研究，则大大突破了传统沿革地理套路的限制。山东师范大学地理系郭永盛的《历史上山东湖泊的变迁》一文论述“大野泽-梁山泊”的衰亡与南四湖（即微山湖、昭阳湖、独山湖和南阳湖）的形成，主要利用卫星影像的地貌分析、第四纪地质及古气候分析资料，指出历史时期鲁西南湖泊衰退的主要原因包括气候变干旱、森林资源遭到破坏导致水土流失加剧以及黄河的迁徙、泛滥和淤积。[51]《山东东平湖的变迁与黄河改道的关系》一文由泰安环保监测站与河南地矿局地质调查队的工程师们合作完成，他们根据对巨野、梁山、戴庙钻孔剖面的分析及对东平湖湖底沉积的调查，分别确定了大野泽、梁山泊、安山湖、东平湖的沉积记录，证明东平湖是由“大野泽-梁山泊”演变而来，并对黄河决口和改道对“大野泽-梁山泊”、北五湖（即安山湖、马踏湖、南旺湖、蜀山湖和马场湖）和东平湖的影响进行了具体分析。[52]最后，北师大地理学与遥感科学学院的要吉花等学者，通过对巨野国庄钻孔剖面的粒度特征分析，结合历史文献，解释了大野泽环境变迁的历史以及黄河决溢改道对其的影响。[53]
二 间接涉及“大野泽-梁山泊”变迁的研究
“大野泽-梁山泊”作为历史时期黄河下游曾存在过的重要湖泊，与早期人类聚落发展、郡县地理沿革、黄河变迁、漕运水利建设、洪涝灾害和屯垦括地等问题都有重要联系；因此，学界有大量研究虽并非以“大野泽-梁山泊”演迁史为具体对象，但也对其有所涉及，具体来说包括以下几类：
（一）《禹贡》与《水经注》视域中的大野泽与古湖泊变迁研究
大野泽是《禹贡》记载的大泽之一[54]：“海、岱及淮惟徐州。淮、沂其乂，蒙、羽其艺；大野既潴，东原底平。”[55]公元前360年由梁惠王开凿，从荥阳通往宋、郑、陈、蔡、曹、卫诸国的鸿沟系统完成后，黄河南岸的济、汝、淮、泗等河流都被联系了起来，而大野泽作为该流域内的大湖，在《水经》和《水经注》中占有重要地位。[56]因此，许多针对《禹贡》与《水经注》所记载河湖水系沿革与变迁的研究，往往也会涉及大野泽。
《禹贡》是《尚书》里重要的一篇，顾颉刚认为其作者是战国时期的西北人。他称赞《禹贡》的“科学性”在于“以征实为目的而用了分区的方法来说明各区的地理情况”。[57]解释《禹贡》的书非常多，以清代的胡渭用力最深。民国以后又出现了大量对《禹贡》的注释和研究，其中以顾颉刚为代表。顾颉刚对“大野既潴，东原底平”注释为：
大野，泽名，为济水故渎所入，《汉书·地理志》说“山阳郡钜野，大野泽在北”。《元和郡县志》说：“大野泽在钜野东五里，南北三百里，东西百里。”钜野今为山东巨野县，可见在唐朝大野泽还是很广大的。自从汉武帝元光三年，河决濮阳瓠子注巨野，下迄五代，晋开运、宋咸平、天禧、熙宁、金明昌、元至正，决入者凡六次，大野泽遂涸为平地，今已不能见其遗迹了。[58]
顾颉刚的注释仍然是沿革地理的路数，对《元和志》大野泽“南北三百里，东西百（余）里”的错误记载直接引用而不加辨正（详见本书第二章第三节）；但顾颉刚直指在大野泽的变迁过程中黄河“决入”是主导因素，把时段放在汉元光到元至正之间，并且将大野泽与梁山泊视为同一湖泊，索性只用大野泽之称，则远超出了顾祖禹、胡渭等人的高度。
值得一提的是，在现存有关《禹贡》的古泽薮研究领域，大野泽得到的重视远不如其他大泽多（如“云梦”和“彭蠡”）。尤其是云梦泽，因牵涉今古文尚书的问题，[59]又涉及广大江汉平原的变迁，格外引起学者的兴趣。在1934年3月的《禹贡》半月刊创刊号上，陈家骥和张公量分别撰《云土梦作乂》和《云土梦》，[60]考证过程中多有涉及云梦泽的变迁。高师第在《禹贡研究论集》中，撰《试解〈禹贡〉荆州“云土、梦作乂”与后世所谓的“云梦泽”之演变》，提出与顾颉刚等人不同的观点，即“云土、梦”并非是两汉以后所谓的“云梦泽”，并对云梦泽的消亡过程进行了考证；又撰《试探〈禹贡〉“彭蠡泽”之遗踪》，结合史籍、方志与自然地理资料，讨论彭蠡泽的演变和消亡。[61]云梦泽与“大野泽-梁山泊”在历史时期的消亡过程有相似之处，其根本原因是江水、汉水泥沙的淤积。从两汉至清末，江水和汉水长期带来的泥沙沉积致使荆江陆上三角洲不断地向东扩展，遂使云梦泽逐渐淤积、缩小，先秦时期尚“方九百里”，魏、晋、南朝时期仅余“三四百里”，到了唐宋时期，则变成了星罗棋布的小湖泊。明末清初，该地区最大的太白湖只是一个“周二百余里”的浅水湖泊。清光绪年间，太白湖也完全消失。如今的洪湖，是在太白湖淤塞之后迅速发展形成的，一如梁山泊淤平后出现的北五湖。
在中国科学院1982年出版的《中国自然地理·历史自然地理》一书中，对云梦泽的关注也多于大野泽。编者提出大野泽是“由于黄河的变迁而使平原湖泊从上游向下游移动的典型”，但讲述“大野泽-梁山泊”的变迁只用了半页篇幅，而考证“云梦与云梦泽”及“云梦泽的演变过程”却用了7页。[62]在主流的中国历史地理概述著作中，情形也是如此。[63]这种情形不能不引起笔者的思考。同为《尚书·禹贡》篇中的古代大“泽薮”，“云梦”比“大野”更受学者关注的原因大致有三：
（1）上文所述“云梦土作乂”与“云土梦作乂”所引起的今古文《尚书》之争。
（2）虽然大野泽的变迁与黄河下游水利史密切相关，但云梦泽的变迁涉及历史时期整个江汉平原地区、长江、荆江、汉水和陆上三角洲的重大变化，在研究价值上不逊大野泽。
（3）“云梦”（或“云”“梦”“云土、梦”）的资料要丰富得多，在先秦典籍中更是如此。[64]历代志书中异常丰富的资料，为研究云梦泽的变迁提供了便利。相较之下，古代文献中与“大野”相关的记载有限，而志书中关于“大野泽-梁山泊”的记载多为不加详考的彼此征引，为研究带来了难度。
在我国古代有关湖泊的所有文献中，《水经注》的记载最全面，提供的资料也最丰富。陈桥驿曾统计过，在《水经注》中记载为“泽”的湖泊恰好有100处；不计浦、渊、潭，被称为海、泽、薮、淀、陂、池、坈的有459处，远超战国时代的《禹贡》《周礼·职方》，汉代的《尔雅》与其后的《汉书·地理志》。在此基础上，陈桥驿写成《我国古代湖泊的湮废及其经验教训》一文，对《水经注》中关于毁湖为田与废田环湖的记录进行了讨论；又以淮河流域的大型人工湖泊“芍陂”、绍兴地区的“鉴湖”和西北地区的“屠申泽”为例，分析了古代湖泊因不同原因而出现的湮废。陈桥驿对大野泽在内的众多湖泊的湮灭原因进行了规律性的总结：历史上晋、冀、鲁、豫地区的湖泊湮废很普遍，除了毁湖为田外，黄河的决溢改道是最为重要的原因。他还从中国古代湖泊的湮废中提炼出对后世的启示。[65]
表0-2 《水经注》中记载的古代湖泊统计
2000年，陈桥驿又写作《〈水经注〉记载的淮河》，对与大野泽密切相关的睢水、瓠子河和汶水等水系在《水经注》中的记载进行了讨论，提出淮河流域“古代湖陂在历史的变迁实在比河流更大”，并以《渠注》中记载的古代大湖“圃田泽”为例，讨论了其由大到小、由整体到分散，逐渐湮废，最后涸为平陆的过程，[66]从而对笔者研究“大野泽-梁山泊”的演迁和消亡提供了启示。
（二）黄河、济水变迁与运河研究视域中的“大野泽-梁山泊”
宋代以前，大野泽是和黄河变迁关系最密切的一个湖泊；[67]而宋代之后，梁山泊的发育与消亡完全由黄河下游的决溢和泛滥所主导。因此，凡是系统研究历史时期黄河及其支流变迁与灾患的著述，都会或多或少地涉及“大野-梁山泊”的问题。1939年出版的陈高傭《中国历代天灾人祸表》，涉及对历代黄河中下游地区水患灾害的统计，对理解梁山泊的发育过程有一定帮助。[68]20世纪50至70年代，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历史地理学的发展相对较为滞后；但学界仍取得了一些关于黄河流域变迁问题的成果，这其中以岑仲勉的《黄河变迁史》和史念海的《河山集》为代表。岑著开篇先考证“黄河重源说”与《禹贡》的成书过程，之后又从黄河与商人迁都之间的关系，一直论述至20世纪30年代的河患与治河工作，可谓一部具有开创意义的黄河变迁研究专著。其中第十节的“五代及北宋的黄河”，覆盖了河患统计、故道考证、清汴工程与梁山泊受水发育等诸多方面的材料，并且加以颇有深度的分析。[69]该书对《禹贡锥指》引述颇多，但又对胡渭的许多观点进行了修正和补充——这为本研究提供了重要的参考信息。仅举一例：胡渭认为“荥泽之塞”的根本原因是“河水泛滥，填淤已久，空窦尽窒，地中伏流不能上涌”；岑仲勉则援引南宋学者程大昌（1123～1195）《禹贡山川地理图》的说法，经过充分论证后提出，黄河河口移徙，导致荥泽失去了水源，荥泽才渐渐枯竭了。[70]而史念海出版于1963年的《河山集》，称得上是我国第一部历史经济地理论文集，其中收录的专题文章如《石器时代人们的居地及其聚落分布》《开皇天宝之间黄河流域及其附近地区的农业发展》与《黄河流域蚕桑事业盛衰的变迁》等，涉及唐代以前黄河流域历史地理变迁的许多重大问题，对本研究中对大野泽地望四至的考证等启发很大。[71]
20世纪80年代以后，关于黄河变迁问题的研究进入了全新的发展阶段。作为该阶段最重要的学术成果之一，1981年出版的史念海《河山集·二集》，称得上是我国第一部历史自然地理论文集。该书收录了论述历史时期黄河流域环境变迁的一系列文章，包括《历史时期黄河流域的侵蚀与堆积》《历史时期黄河在中游的侧蚀》《历史时期黄河在中游的下切》《论泾渭清浊的变迁》《周原的变迁》《历史时期黄河中游的森林》《论两周时期黄河流域的地理特征》《由历史时期黄河的变迁探讨今后治河的方略》《论〈禹贡〉的著作年代》等，时至今日仍具备极高的学术价值。乾嘉学派的沿革地理研究传统，是利用文献学的方法来考证古代的地理问题，民国至建国初期的大部分史地学者都未能脱其窠臼。史念海则突破了沿革地理学的治学传统，在文献分析考证的基础上，引入现代西方地理学的野外考察方法，从而为以后的历史自然地理研究树立了典范。以《历史时期黄河流域的侵蚀与堆积》一文为例，其“湖泊的淤平”一节，对大野泽演迁为梁山泊后又逐渐湮灭的过程进行了较为详细的研究；在这篇文章里，史念海利用了大量田野材料，如梁山北麓曾发掘出汉墓，以及梁山县南金线岭的居民凿井取水时在地下19米处发现有古代遗存的莲子等，并亲自进行多次实地考察，最终通过对金线岭一带地形的观察，判断其在6世纪时是大野泽的北岸。[72]史念海对大野泽变迁的研究成果与其治学方式，都对本书的写作极有启发。
在同一时期，对黄河变迁史展开专题研究的学者还有邹逸麟、谭其骧、辛德勇、张含英、叶青超等人。[73]其中，与本研究关系比较密切的成果列举如下：
在1990年出版的《千古黄河》里，邹逸麟系统地对黄河下游河道和湖沼的变迁进行了讨论。他认为，两千多年来，黄河下游冲积平原上的湖泊和沼泽逐渐湮没，其主要原因就是黄河泛决带来泥沙的充填，而人为的垦殖也是以此为前提的。他针对不同历史阶段的特点，以“上古秦汉湖沼处处”“中古湖泊稳定”和“近千年湖泊衰替”作为论述的主线；又将黄淮平原的古代湖泊变迁分为三类：一是以圃田泽为代表，湖沼区因泥沙的淤浅，由深变浅，由大变小，加上人工围垦，逐渐湮为平地。二是以大野泽为代表，起先湖区受泥沙淤高，但来水条件未变，水体就向相对低洼处移动。后来因水短缺，经人为垦殖，最后化为农田。三是以南四湖为代表，原为低洼平地，受黄河洪水灌注后，因下游宣泄不畅，蓄积成为新的湖泊或沼泽。邹逸麟对大野泽演迁的过程和特征总结的非常准确精练。[74]此外，邹逸麟的专题论文《宋代黄河下游横陇北流诸道考》涉及北宋时期梁山泊受水发育的一些关键论据，本文也多有参考。[75]
辛德勇在1998年出版的《黄河史话》里以“九地黄河乱注”为章名，用较长篇幅阐述了自战国中期以前到清代中期以后的黄河下游河道流经，总结了下游河道变迁的总体趋势并解释其原因。[76]其中，“黄河下游河道上的分支水道”一节自先秦论述至明代，内容囊括了对“大野泽-梁山泊”至关重要的济水、汴河等，为理解大野泽变迁为梁山泊的过程提供了启示；“湮塞的湖泊”一节，具体讨论了因为黄河泛滥带来的泥沙而淤为平地的一些下游湖泊，除大野泽外，还有大陆泽、圃田泽、雷夏泽、菏泽、荥泽和孟潴泽等。
韩昭庆1998年完成的博士论文《黄淮关系及其演变过程研究——黄河长期夺淮期间淮北平原湖泊、水系的变迁和背景》，则是从历史自然地理学视角开展黄河变迁研究的佳作。作者利用明清治河官员的奏议、治河笔记、明清方志中对当代河流治理的记录以及正史《河渠志》等材料，在比较完整的区域和时段内建立了黄河、淮河与人类三者之间关系的变化模式，综合研究了在黄河长期夺淮以来特定时期内，淮北平原湖泊、水系所发生的一系列相关变化，并对这些变迁过程的背景进行了分析。该研究用全书接近一半的篇幅（第四、五、六章）分别讨论了洪泽湖、南四湖与淮河中游湖群的演变及其原因，其中第五章“南四湖的演变过程”，其研究对象与“大野泽-梁山泊”同属鲁西南地区，研究时段则与本书的研究前后衔接，因此在材料与方法上都值得本研究参考。[77]
吴祥定于1994年出版的《历史时期黄河流域环境变迁与水沙变化》一书，以跨学科的方法，利用历史文献、树木年轮、降水观测记录和植被变迁数据等材料，重现了历史时期黄河流域的气候波动与人类活动情况，并在此基础上讨论了黄河下游河道的变迁和水沙变化。其对历史时期洪泛区界线变化和黄河尾闾河道受沙状况的讨论，都对本研究有所启示。[78]
除此以外，李金都、周志芳所著的《黄河下游近代河床变迁地质研究》，是运用地质学的视角和方法研究黄河下游河道与湖泊变迁的代表作。作者提出了黄河下游近代河床泥沙沉积的起始界面，通过对湖泊沉积物的研究恢复了黄河河床的历史过程，并考察其内在因素。其中涉及“大野泽-梁山泊”的部分颇多，为本研究提供了一些参考资料。[79]张义丰《淮河流域两大湖群的兴衰与黄河夺淮的关系》一文认为，鲁西地区自第四季以来一直处在强烈的下降过程中，这是形成湖群的地质基础，全新世以来黄河冲积扇的不断推进、扩大，在冲积扇前缘和鲁中山地之间的这个下沉带就形成了一片洼地，从而为大野泽在内的鲁西湖群的兴衰提供了地质学角度的解释。[80]钮仲勋等编制的《历史时期黄河下游河道变迁图》，作为材料丰富、考证翔实的工具书，对本书写作很有帮助。[81]
除了黄河干流以外，古济水是历史时期与大野泽关系最密切的一条大河，因此，进行关于济水变迁的专题研究，对于还原大野泽的历史面貌有着重要意义。1982年，史念海在《陕西师大学报》上连载《论济水和鸿沟》（上、中、下），这是目前为止所有关于古济水的专题研究中最有价值的经典之作。这三篇文章按照从济水上游到下游的顺序，以《水经注》为纲，在科学考辨历史文献的基础上，开展相当详细的野外考察，对故渎的流经、古湖盆地望的考证都辅以实地查勘的资料，每一处故址都力求与现代的村镇地点对应，其翔实与严谨达到了前所未有的深度，更是批驳了许多被沿袭已久的错误观点。在上篇里，史念海在简明扼要地介绍了济水的四段划分（黄河北岸、黄河南岸到荥泽、荥泽到大野泽、出大野泽入海）和鸿沟系统之后，又调查了古济水出黄河后所经的荥口、荥渎和荥泽，再讨论荥泽和大野泽之间的南济、北济及其支流、分流的故道；中篇先还原大野泽出东北至入海的济水故道，然后考证“清济”名称的来历，以及南济、北济的断流原因和时间，最后叙述济水故道的现状；下篇则主要是对鸿沟系统的旧水道、开凿时间和现状的研究。史念海的这三篇文章创见极多，至少在以下几个方面对本研究有很大启发：
（1）由于荥泽特殊的地理位置——处在荥口与大野泽之间，它实际上是济水流入大野泽之前的泥沙沉淀过滤湖；而这是讨论荥泽消亡的重要前提。对于荥泽淤塞的原因与时间，史念海分别批驳了胡渭和岑仲勉的说法：胡渭提出的“伏流”说不能作为对荥泽淤塞的解释，但其关于“荥泽存在至东汉初年”的说法是对的；岑仲勉对于荥泽淤塞的原因作出了正确的推断和解释，但对其淤塞的时间判断有误。
（2）对于济水断流的原因和时间，史念海采纳了阎若璩（1636～1704）的部分观点并加以完善。针对司马彪（约240～306）《续汉书·郡国志》中“……济水出，王莽时大旱，遂枯绝”的记载，史念海认为，当时因干旱而枯竭的只是黄河以北的那段济水，黄河以南的济水是由黄河分出，因此并不会受到河北济水枯竭的影响；后来两晋时期济水的断流，则是由于荥泽淤塞之后，济水失去了“沉淀池”，其所携带的泥沙未经沉淀就直接流向大野泽，河道终于被逐渐淤填。在此基础上，史念海对东晋时桓温伐燕“凿钜野百余里”以及刘裕北伐后秦“开钜野入河”等极为关键的史料进行了解读，更正了古代志书中前人沿袭已久的错误观点。遗憾的是，尽管几乎所有“大野泽-梁山泊”的专题研究都是在史念海文章之后发表的，却均未参考史念海的成果，从而继续对上述史料作出错误的解读。
（3）史念海结合自然地理知识与史料辨析，解释了战国时“清济浊河”与《水经注》“济水与河浑涛东注”两种说法之间的矛盾，这对于理解在大野泽演迁过程中水面先缩小、后扩大的特殊过程至关重要。[82]
除黄河与济水之外，还有一些关于如鸿沟、湛渠、五丈沟和广济河等黄河下游运河水系的专题研究也间接涉及“大野泽-梁山泊”。以2001年出版、由安作璋主编的三卷本《中国运河文化史》为例，上卷引用了先秦到五代十国时期有关菏水、鸿沟、汴河等运河的史料，对大野泽在上述运河系统中的作用进行了介绍和分析；中卷又将北宋初年整修后通入梁山泊的广济河，与6世纪前长期通入大野泽的济水做类比，进行了详细的讨论。[83]《中国河湖大典》编纂委员会编著的该系列丛书之《淮河卷》，通过图文并茂的方式，对今巨野、梁山、东平等地的梁济运河、东平湖、南四湖等河湖水系进行介绍和讨论，同时以水文和史志资料为依托，借鉴《水经注》的行文方式，对“大野泽-梁山泊”以及其后的北五湖之发展和变迁进行了考证。[84]
（三）《水浒》研究视域中的“大野泽-梁山泊”
《水浒》中宋江的起义在历史上实有其事，但与之有关的史料记载却混乱不清，甚至彼此矛盾。南宋孝宗（1162～1194年在位）时，眉山人王称所撰的《东都事略》记载，中书侍郎侯蒙（1054～1121）向宋徽宗上书提供“制贼之计”：“宋江以三十六人横行河朔，京东官军数万无敢抗者，其材必有过人，不若赦过招降，使讨方腊，以此自赎，或可平东南之乱。”[85]南宋另一位著名学者、与王称基本生活在同一时代的李埴（1161～1238），在其所著的《皇宋十朝纲要》中，有多处记载涉及宋江的生平：“己亥宣和元年十二月，诏招抚山东盗宋江。……辛丑宣和三年二月庚辰，宋江犯淮阳军，又犯京东、河北路，入楚州界。知州张叔夜招抚之，江出降。……六月辛丑，辛兴宗、宋江破贼上苑洞。”[86]数十年后，出生于江苏淮阴的龚开（1221～1305）作《宋江三十六人赞》，详细列举了36名好汉的姓名和绰号，其《序》曰：
宋江事见于街谈巷语，不足采著，虽有高人李嵩传写，士大夫亦不见黜。余年少时壮其人，欲存之画赞，以未见信书载事实，不敢轻写。及异时见《东都事略·中书侍郎侯蒙传》有疏一篇……余然后知江辈真有闻于时者。于是即三十六人，人为一赞，而箴体在焉。盖其本拨矣，将使一归于正，义勇不相戾，此诗人忠厚之心也。余尝以江之所为，虽不得自齿，然其识性超卓，有过人者……岂若世之乱臣贼子，畏影而自走，所为近在一身，而其祸未尝不流四海？呜呼，与其逢圣公之徒，孰若跖与江也？[87]
由此可见，龚开是在读到王称的记载之后有感而发，才写了《宋江三十六人赞》。不久后的元至正年间，官修《宋史》成书，宋江虽无本传，但其事迹零星见载于《徽宗本纪》《侯蒙传》和《张叔夜传》之中。但是，关于宋江起义的地点与活动的范围，史料记载不一。汪应辰（1118～1176）《文定集》中收录的《显谟阁学士王公（师心）墓志铭》提到：“河北剧贼宋江者，肆行莫之御。既转略京东，径趋沐阳。”大致生活在宋徽宗年间的常州人张守，在其《毗陵集》卷十三的《左中奉大夫充秘阁修撰蒋元墓志铭》中谓：“宋江啸聚亡命，剽掠山东一路。”金华人方勺（1066～？）在其《泊宅编》的卷五中记载，宣和二年（1120）十二月初七日，“以京东贼宋江等出入青、齐、单、濮间，有旨移知青社。一宗室通判州事，守御无策”。[88]此外，《宋史·徽宗本纪》称：“宣和三年二月……方腊陷处州，淮南盗宋江等犯淮阳军，遣将讨捕；又犯京东、江北，入楚、海州界……”对宋江事迹记载最为详细的《宋史·张叔夜传》则云：“宋江起河朔，转略十郡，官军莫敢婴其锋。声言将至，叔夜使间者觇所向，贼径趋海濒，劫巨舟十余，载掳获。于是募死士得千人，设伏近城，而出轻兵距海，诱之战。先匿壮卒海旁，伺兵合，举火焚其舟。贼闻之，皆无斗志。伏兵乘之，擒其副贼，江乃降。”[89]
在以上这些传世文献的记载中，宋江一会儿是“河北剧贼”，“起河朔”，一会儿又是“淮南盗”；有时“剽掠山东”，有时“犯京东、江北，入楚、海州界”。如果提炼与宋江起义地点有关的地理关键词，则可以列出包括河朔、淮阳、京东、齐魏、河北、楚州、海州、江东、沭阳等在内的长长一个单子。20世纪新发现的一些材料，如1939年出土于陕西府谷县的北宋将领折可存（1096～1126）的墓志铭（《宋故武功大夫河东第二将折公墓志铭》），以及20世纪80年代从李若水（1093～1127）《忠愍集》卷二中发现《捕盗偶成》一诗，也没能解决学界关于宋江起义地点等细节内容的争论。[90]其实，更合情合理的说法应该是，宋江所领导的起义大军是一支流动的武装，没有固定的据点。
但在此需要强调的是，上述所有史料都不曾将“宋江起义”和“梁山泊”联系在一起。事实上，宋代的梁山泊由于有广阔的水域，易守难攻，一直都是“盗寇”最常啸聚的地区之一。史料中对此有大量的记载。《宋史·蒲宗孟传》云：“郓介梁山泺，素多盗，宗孟痛治之。虽小偷微罪，亦断其足筋，盗虽为衰止，而所杀亦不可胜计矣。”[91]《宋史·许几传》云：“（许几）知郓州。梁山泺多盗，皆渔者窟穴也。几籍十人为保，使晨出夕归，否则以告，辄穷治，无脱者。”[92]再如《任谅传》云：“（任谅）提点京东刑狱。梁山泺渔者习为盗，荡无名籍，谅伍其家，刻其舟，非是不得辄入。他县地错其间者，镵石为表。盗发，则督吏名捕，莫敢不尽力，迹无所容。”[93]南宋洪迈《夷坚志·乙志》卷六《蔡侍郎》载，宣和六年，户部侍郎蔡居厚“帅郓时，有梁山泺贼五百人受降，既而悉诛之”。[94]南宋时期，梁山泊因其地理优势，在很长时间内都是抗金活动的据点。靖康之难后不久，号为“张万敌”的民间豪杰张荣就在梁山泊组织武装，不时出击金军，给予其有力打击。《三朝北盟会编》丙集卷一四三载，建炎四年（1130）十一月；“金人攻张荣于鼍潭湖，破其菱城。张荣，梁山泺取渔人也，聚梁山泺，有舟二三百人，常劫掠金人。……金人进兵取维扬也，荣乘间率舟船自清河而下，满舟皆载粮食，驻于鼍潭湖，积茭为城，以泥傅之，渐有众万余”。[95]据《金史·斜卯阿里传》云“天会六年（1128），伐宋主，……破贼船万余于梁山泊。招降滕阳、东平、泰山群盗。盗攻范县，击走之，获船七百艘”。[96]又《金史·赤盏晖传》说：“从睿宗经略山东，……还屯汶阳，破贼众于梁山泊，获舟千余。”[97]此处所说的“贼”，其实都是指当时的民间抗金武装。
最早将宋江起义地点安置在梁山泊的著述，是成书于南宋的话本《大宋宣和遗事》。该书以不到三千字的篇幅，粗略讲述了“呼保义”宋江、“铁天王”晁盖、“智多星”吴加亮（《水浒》作吴用）、“玉麒麟”卢进义（《水浒》作卢俊义）等38名好汉在“梁山泺”起义造反，最后接受招安并参加征讨方腊，而且宋江还受封为节度使的故事。“梁山泊”（或“梁山泺”）作为好汉们的聚义地点，究竟在哪里？《大宋宣和遗事》提到“晁盖八个……前往太行山梁山泺去落草为寇”，又说宋江等人以梁山泺为据点，“攻夺淮阳、京西、河北三路二十四州八十余县”，[98]竟将梁山泊搬到了太行山之中。[99]万历四十二年（1614）刊行的吴从先《小窗自纪》中曾提到另一种版本的《水浒传》，所载内容与今知各本有很大不同，被认为是今本《水浒》的一个古本；该书则将宋江起义的根据地由梁山泊转移到了淮河流域的“淮上”。[100]考虑到水浒故事的传承与发展背景，在南宋与金朝对峙的年代，著述者出现这样的地理认知混淆，也不足为奇。[101]在元代出现大量关于水浒故事的话本、杂剧作品的基础上，经施耐庵和罗贯中等人的整理和再创作，今本《水浒》的故事情节终于定型，梁山泊也终于被移至山东，纠正了早期夸张的地理谬误。
随着今本《水浒》的广泛流传，在读者心中，梁山泊似乎真的成了历史上宋江起义的据点；同时，梁山泊在12世纪末的干涸消失，又加重了后世文人的疑惑，以致从清代开始，就有学者试图就梁山泊的问题发表观点“以正视听”。袁枚（1716～1798）最早提出“宋江起义与梁山泊无关”，他在《随园随笔》卷十八《梁山泊之讹》一文中援引宋代史志，发表了如下观点：
俗传宋江三十六人据梁山泊，此误也。按《徽宗本纪》《侯蒙》《张叔夜》两传纪江事者，并无据梁山泊之说。惟《蒲宗孟传》言梁山泺多盗，宗孟痛治之，虽小偷必断其足，盗虽衰止而所杀甚多。孙公《谈圃》云‘蒲宗孟知郓州，有盗黄麻胡依梁山泺为患’云云。此是神宗时事，与宋江之起事宣和者，已相隔数十年矣。[102]
更有甚者，有人因为不了解梁山泊地区的环境变迁史，作出的结论令人哑然失笑。清顺治十六年（南明永历十四年，1659）前后，寿张县令准备修地方志，凭着自己对现实环境的观察，批评说“梁山泺仅可十里，其虚言八百里，乃小说之惑人耳！”[103]近代的著名报人、诗人邱炜萲（1874～1941）在《菽园赘谈·梁山泊辨》一文中的观点也非常具有代表性：
梁山泊不知在何处，谈者津津，坚称世间确有其地。及问其地之在何处，则又东称西指，莫定主名。大抵人情好怪，不稽事理，随声附和，往往而然。不为喝破，反增疑窦，使无识者日驰情于无何有之乡，则当世之惑，而人心之害大矣。今按《宋史》并无梁山泊，而有梁山泺。梁山泺虽为盗薮，究与宋江无涉。……作者随手扭捏一梁山泊地名，亦犹《三国演义》之落凤坡，本无心于牵合，谈者求其地以实之，不得，或遂指梁山泺为梁山泊，如今时四川之有落凤坡者，究未可知。[104]
邱炜萲的设问“如果小说中的梁山泊真实存在，为何今日无人知道其方位？”表现出其历史地理知识的匮乏；其“《宋史》并无梁山泊，而有梁山泺”的论述读来更是令人哑然。《说文》曰“泺，齐鲁间水也”，段玉裁引唐代释玄应语“凡陂池，山东名为泺”，又按“泺、泊古今字，如梁山泊是也”。[105]
清初寿张县令与邱炜萲等人近于荒谬的论述，事实上不过是20世纪20年代以前，大量学者对《水浒》和梁山泊错误认识的缩影。20世纪20年代至今，学界出现过三次对《水浒》的研究的热潮，取得了很大的进展，成果卓著，但同时许多问题依然是一片模糊，悬案日多，诉讼纷纭。梁山泊的地望和变迁问题作为《水浒》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往往也得到研究者的注意。
第一次对《水浒》的研究热潮兴起于民国前期，代表人物有鲁迅、胡适、李宗侗、聂绀弩、严敦易、赵景深、郑振铎等。鲁迅的成果主要是《中国小说史略》的第十五篇《元明传来之讲史》（下）和《中国小说的历史的变迁》之第四讲《宋人之“说话”及其影响》，[106]此外在他的杂文、序记和书信中，涉及《水浒》的大约还有35篇左右。他指出宋江故事经历了从民间传说到话本，到杂剧，再到小说的演化，并以精辟之言概括出《水浒传》即是后人荟萃诸本，取舍缀集而成。[107]胡适的研究成果也颇多，其中以初次发表于1920年7月的《〈水浒传〉考证》[108]1921年的《〈水浒传〉后考》[109]和1929年的《百二十回本〈忠义水浒传〉序》[110]为代表。他研究了从传说故事到小说成书，再到版本演变的全过程，并总结说《水浒传》是南宋初年到明朝中叶这四百年的“梁山泊故事”的结晶。[111]基本上，这一阶段的《水浒》研究以版本目录学的考证为主，主要讨论水浒故事的流传演变及《水浒传》的成书过程，而很少涉及梁山泊的沿革与变迁。[112]
第二次《水浒》研究的热潮兴起于1975年8月以后。该年8月份，毛泽东身边工作人员谈他对《水浒传》的评价，说：“《水浒》这部书，好就好在投降。做反面教材，使人民都知道投降派。《水浒》只反贪官，不反皇帝。”[113]立刻在舆论界和知识界掀起了评论、批判《水浒》的热潮。以中科院考古研究所和山东、河南、河北地区的一些高校为代表的许多科研机构和学者，都对“水浒遗迹”和“梁山泊遗迹”进行了调查。在发表的调查报告中，有一部分具有一定的学术价值。中科院考古所专门成立“梁山调查组”，开展了对“梁山地区遗迹和民间传说”的调查，进行田野考察的同时兼顾文献研究，对梁山泊的演变、梁山目前的自然地理状况、山脉交通状况和洪涝状况都进行了记述，并拍摄有黑白照片，一并发表在《考古》上。[114]菏泽师专中文系开展的梁山泊调查与中科院类似，他们追溯了从大野泽到梁山泊的演变，并使用了较多的地方志材料。[115]1980年，杭州大学（今浙江大学）古籍研究所教授刘操南带着几名研究生坐火车路过兖州，遂借机用6天时间对梁山县治、梁山宋江寨及棘梁山、梁山泊的演变等进行调查研究。因其具备出色的史学功底与考证功夫，加之得到了县文化局、文化馆、图书馆、广播局和地名办公室的支持，写出的《梁山调查记》在同类作品中学术价值最高。[116]
第三次对梁山泊及“《水浒》文化”的研究热潮出现于2000年之后。由于旅游业的兴起，梁山、东平、阳谷、郓城四县争相宣称自己对《水浒》文化遗产和旅游资源的占有权，为此不惜对簿公堂，再次引起学人（以山东籍为主）对《水浒》与梁山泊历史的调查和讨论。发表的成果如李蕊芹等《再论宋江起义与梁山泊无关》[117]、蒋铁生《梁山泊变迁与水域遗迹探究》[118]等，常涉及对梁山泊的史料考证，但这一阶段成果的学术价值和影响都比较有限。
总之，“大野泽-梁山泊”受黄河影响而发生的变迁作为传统史地著述必定论及的经典问题，在历史地理学脱离史学成为独立学科之后的半个多世纪中，受到的关注还比较有限，相关专著则尚付阙如。值得高兴的地方在于，从20世纪80年代至今，学界在研究观念和方法上都有了很大的创新，从极度依赖历史文献的传统沿革地理考证，转向大量使用地质资料、应用卫星影像的地貌分析、湖相沉积分析、钻孔岩性分析等技术手段，跨学科研究的趋势越来越明显。2012年北师大的研究成果中，对“大野泽-梁山泊”钻孔沉积物沉积结构的分析技术已经达到了国际通行标准。但总的来说现有研究还很不充分，对许多关键问题解释得还不清楚；偏重历史文献的人文学科研究与偏重技术手段的自然学科研究未能综合，各自为战，分野还很明显。即使是以王乃昂、刘德岑为代表的传统历史地理学研究，也存在着对史料的误用等问题。因此，运用现代地理学的方法，对“大野泽-梁山泊”的变迁史进行系统考察，就显得非常有必要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