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中原主流建筑文化在东北地区的传播
以汉文化为主的中原主流文化是东北传统文化最主要的来源之一。
商周时期的辽西青铜文化受到过中原文化的重大影响。“箕子东迁”对辽海地区文化发展产生了相当于文化启蒙的重要影响。战国时期燕国对东北地区的开发已经达到相当高的程度。在燕长城线上和线外存在的长期定居从事农业生产的典型燕文化遗址甚至城址分布，都充分表明当时在这一地带多民族文化相互交融的情景。[55]这种融合促进了东北地区的发展。
这之后，从秦汉至隋唐，从两宋到明末，中原汉文化一直持续不断地影响着东北地区。
（一）中原主流建筑文化传播的主要阶段
1.汉唐时期
秦汉至隋唐，中原汉文化对东北地区的影响意义深远。东北地区较早受到中原汉文化影响的是辽海地区。在当时的辽海地区，以儒家思想道德观念为核心的汉文化以及源自中原的先进生产技术、工艺等得到广泛传播。考古研究表明，辽宁省境内的秦汉遗址、墓葬，不论是建筑技术、材料、装饰纹样、风格，还是墓葬形制、随葬制度、随葬品及其组合等方面，都与中原地区相一致。三国、两晋、南北朝，是辽宁地区民族迁徙最为频繁、民族关系最为复杂的时期。研究表明，这一时期，遍布辽东郡治所襄平周边的大量汉魏晋的墓葬，对高句丽和辽西地区的墓葬都产生很大的影响。[56]
隋唐时期是中国古代文明发展的一个高峰期，统治者采取文明开放、兼容并包的政策，广泛吸收各民族的文化因子，并且积极输出本国文化，从而对各属国、属部以及周边国家都产生了巨大影响。隋朝（581～618），是中国历史上承南北朝下启唐朝的大一统王朝，历三帝，享国37年。581年杨坚以禅让的方式夺得政权，建立隋朝；589年统一中国；618年，隋朝被李渊推翻。唐朝（618～907），是继隋朝之后的大一统王朝，共历二十一帝，享国289年，是中国历史上最强盛的时代之一。唐朝建立后，承袭隋朝的社会制度与文化，吸取隋朝灭亡教训，大力发展生产，巩固统一。实行开明的民族政策，加强民族交流；对外开放，中外经济、文化交流频繁，积极吸收外来文化。在几代帝王的努力下，唐朝空前强盛，成为经济繁荣、文化昌盛的王朝。
隋唐时期特别是唐朝，不仅继承了两汉以来的建筑成就，而且积极接纳外来建筑文化，逐渐形成完整的中国古代建筑体系。这时的城市格局尤其是都城规制已定型，建筑群体规模恢宏，建筑类型完善，宫殿建筑、寺院建筑、居住建筑等的群落布局和单体形式等也基本定型。例如唐长安城布局鲜明，错落有致。整个城市如同一个大棋盘，坊区、市区、皇城井然有别。皇城位于城市北部，宫城位于皇城内部偏北方。宫城以南，沿中轴线东西两侧，各个官署依次排开。唐朝的都城布局对后世产生了深远影响，中轴线、皇城和民居的严格界限都被后世所遵循。
这一时期还出现了专门从事城市规划和建筑工程设计的“技术人才”。最具代表性的人物是隋朝的宇文恺。宇文恺（555～612），字安乐，祖先为鲜卑族，朔方夏州（治所在今陕西省靖边县境内）人，后徙居长安，官至工部尚书。宇文恺是中国古代历史上最接近现代意义的城市规划和建筑工程专家。他设计和督造的工程中，以大兴城（今陕西省西安市）、东京洛阳城和广通渠最有影响。大兴城与洛阳城的营建及规模为后代王朝所仿效，对后世都城建设影响巨大。
隋唐时期的营州柳城（今辽宁省朝阳市境内），是中原王朝统治东北地区少数民族的桥头堡，同时也是中原文化在辽海地区的传播中心。唐时，营州府学的设立，培养了一大批熟悉汉文化的本地人，对中原文化在东北地区的传播起了很大作用。
（1）高句丽与汉文化。
高句丽是东北地区接触汉文化最早和接受程度最深的古族。[57]高句丽时期，东北地区与中原建立有较频繁文化交流，因而受到中原汉文化的重大影响。官方的使者往来、人员的迁徙、有目的的学习、书籍的传入等是高句丽和中原地区文化交流的几个重要途径。早期高句丽与辽东的公孙氏频繁的交往，使高句丽对汉文化的接受得到进一步加深。汉武帝朝将高句丽纳入玄菟郡高句丽县管辖后，汉文化得以广泛传播。
高句丽文化既有中原地区的文化特点，又有本民族和地方的文化特色。高句丽的文化发展与东北地区许多边疆民族一样，都有“趋同汉制”的共性。最能反映其“趋同汉制”的是汉文字的使用及墓葬样式的演变。高句丽没有本民族文字，而是把汉字、汉文作为书面文字来使用，例如著名的好太王碑就是用汉字铭写的。高句丽墓葬更是“趋同汉制”的生动反映。从辽东早期“积石为封”的地上式积石墓或积石石盖墓，向中期积石石圹墓、封石石室墓的演变，最后发展为封土石室墓（多有壁画）的形制，是其最初接受汉魏辽阳等地页岩石板墓的影响，最后到普遍接受儒家文化和佛教东传的文化因素，在葬式、葬俗上的重大文化变异。[58]例如，壁画的“四神图”（朱雀、玄武、青龙、白虎）以及莲花纹、忍冬纹瓦当都源自中原文化。
（2）“唐风”与渤海建筑文化。
唐朝时期的文化博采众长，开启了古代中国独特的文明之风，是为唐风。今天我们所盛赞的“唐风”一般是指盛唐[59]风格，它是一种相对开放的文化，其表现是以外向、粗放、宏大为特色。唐风建筑具有气势恢宏、高大雄壮、粗犷简洁、色彩朴实的形象特征（见图1-4）。这是因为唐代的建筑一方面继承前朝各代的传统，另一方面融合外来元素，形成自己独具特色的建筑风格。唐风建筑形成的独特体系，对其属国渤海国建筑体系产生了直接而深远的影响，而且通过文化往来远播东北亚地区。例如，唐代高僧鉴真和尚兴建的，位于日本奈良的唐招提寺就极具“唐风”（见图1-5）。
图1-4 五台山南禅寺大殿
图1-5 日本奈良唐招提寺
唐朝建筑最显著的特点是规模宏大、形体壮丽。在大体量建筑营造的主观要求和科技进步的客观情形下，这一时期的建筑技术有了巨大进步，开始向规范化方向发展。晚唐时期，规范化最明显的是木构建筑，由原来的多样性、自由化组合开始向模数化发展。
渤海国建筑体系在产生、发展过程中直接受到过唐朝建筑文化的影响。唐朝时期，东北为渤海国所占据。鉴于此，有学者认为探讨“唐风”对这一时期东北建筑文化的影响实际上就是探讨“唐风”对渤海建筑文化形成、演变的影响。
唐风对于渤海建筑文化显著的影响反映在渤海都城建设上。有学者认为，自文王迁都中京始，唐朝的都城规划制度便传入渤海国，尤其是立都时间最长，建设最为完备的渤海国上京城，完全可以说是一座规模低一等级的长安城。[60]渤海国都城建设发生的这三个阶段的变化，是学习唐中原制度文化，受到隋唐长安城[61]影响的结果，这在国内外学术界早有定论。[62]
上京龙泉府、中京显德府、东京龙原府等三京，都曾经做过渤海国的都城。近年来上京城、东京城发掘的建筑构件和遗址资料都证明其仿效“唐风”。[63]
上京城规划布局采用了中原都城中轴对称布局形式。从城市的整体规划形制到内城及宫禁都模仿了长安城模式，同时也吸取了东都洛阳城的营造经验。史料记载，长安城先筑宫城，次筑皇城，次筑外城郭。[64]上京城的修筑顺序与长安城一致，也是先宫城，然后内城（皇城），最后外城及规模更大的园林。
渤海国是唐朝的属国，上京城在整个唐朝政权中的地位相当于州府级别城市，按照唐朝制度，只有都城才能开设12座城门，普通州郡城市只能开10座城门。但是上京城外城却设有12座门，数量与长安城相同。之所以这样，是因为在渤海人看来，上京是其政权都城，并不能等同于中原州郡。为此，渤海人在外城北城墙不显眼处多开设了2城座门，以突出上京城的特殊地位，这使得北城门数量多于南墙，与长安城的做法一样。上京城的内城南城门和宫城城门也明显受到唐朝的影响。内城南门是沟通官署办公地与外界的重要通道，其门外为佛寺、市场、居民区等。其布局正好与长安城兴庆宫“勤政务本楼”遗址相似。[65]上京城宫城城门的形制与唐朝一致，只开两门。宫城正门及其门内宫殿功能，同样效仿唐宫城。唐长安城的宫城为太极宫，正门为承天门，门内为太极殿，左右两侧分别为中书省、门下省、史馆、舍人院等机构。[66]在唐朝，承天门是皇帝听政的地点之一，史载：“若元正、冬至大陈设，燕会，赦过宥罪，除旧布新，受万国之朝贡，四夷之宾客，则御承天门以听政”[67]。渤海国上京宫城正门的位置、规划、布局皆如承天门，其功能想必亦如承天门。上京城内的宫殿布局、形制也受到唐长安城太极宫、大明宫的影响。
有研究认为，上京城虽然受到唐长安城太极宫、大明宫的影响，但是并未完全推翻其初创的宫城格局，而是将二者有机结合起来，形成独特的渤海国宫城建筑风格。
除上京城外，中京城、东京城也做过都城。它们与上京城的城市形状大小相似，内城和宫城均整齐划一，坐北朝南。这种形制明显受到唐朝的影响。
总体上看，渤海建筑风格以模仿唐朝为主。除城市设计、宫城整体构架仿唐外，渤海国宫殿建筑也具有明显的唐朝特点，虽然渤海国建筑的原貌已无从考见，但是从上京城现存的五处宫殿基址的柱网布置来看，其殿堂布局与中原相同[68]，应是模仿唐宫殿[69]。渤海国的宫殿建筑在平面布局上就传承了唐朝时期以永巷间隔朝寝两区的特点。“前朝后寝”是中国古代宫殿建筑布局的主要特色，由南到北，按照建筑功能——仪典、理政、起居来依次排列，这种布局成为宫殿建筑的固定模式。自魏晋南北朝开始，在朝寝两区中间，修建一条横贯宫城的街道，以此作为两区的分界线。隋唐时期，这条空间分界线日渐明显，唐朝人称这条街为永巷。永巷北侧，是皇帝、皇后居住的寝宫。南侧则为皇帝听理政事的场所。
源自中原地区的“减柱法”已被用来扩大大型建筑殿堂内的活动空间，如宫殿、庙宇等。
除了建筑主体外，在一些建筑装饰和园林设计上也都随处可见中原的传统装饰图案和雕刻手法，如瓦当的纹样、建筑外墙的装饰纹样和屋脊的设计等，无不流露着中原的设计风格。有些建筑构件使用了砖制雕刻，局部构件还有彩画。在园林设计方面，效仿唐代，设有亭、台、楼、阁，并在园林中开凿池塘、搭建假山、设置奇花怪石，以增添诗意。[70]
唐风对于渤海建筑文化影响的另一个显著表现为佛教建筑。渤海国时期佛教盛行，佛教寺院规模大且数量多。从已考古发掘的上京城、中京城等地的佛寺来看，渤海国佛寺的布局与唐朝中原地区相同。据统计在上京城内外共发掘9座佛寺，它们的规模都较大，如东城西起第一列北数第二坊西部佛教寺院遗址，由主殿、穿廊和东西二室三部分组成，三者台基连为一体。主殿东西23.68米、南北20米。东西室为方形，台基每边9.23米。
作为佛教建筑标志性的装饰——莲花纹图案，也在渤海国得到广泛应用。莲花在佛教中以其出淤泥而不染的高洁品格，成为佛教推崇的偶像，被教徒赋予了神圣的意思。莲花图案也成为佛教艺术中不可或缺的原材料，印度的佛教建筑一直以来都采用莲花纹作为其装饰。魏晋时期，莲花纹图案开始出现在我国佛教建筑中。隋唐时期，莲花纹图案使用非常广泛，石窟、佛像、庙宇、浮屠都开始采用莲花纹作为装饰。从出土的渤海遗存来看，以莲花纹为装饰的瓦当、砖、石灯、佛像大量出现，反映了此时渤海佛教建筑受到了唐朝佛教的影响，并且应用广泛，规模庞大，独具特色。花瓣的形状具有明显的地方特色，当心为一乳钉，有的当心乳钉外有凸弦纹一周，但在外围则没有高句丽瓦当有的凸弦纹。渤海瓦当当心乳钉外有凸弦纹和稀疏的莲子各一周，莲瓣间饰以枣核形纹。渤海地区的瓦当边轮与主体莲花纹之间都没有凸弦纹带和连珠纹带。当面主体纹饰基本上都是复瓣带廓莲花纹，莲瓣多为六瓣，莲瓣的形状基本上呈叶形。[71]
渤海建筑文化除了受到过中原汉文化的强烈影响外，还受到高句丽文化的许多影响。有人说渤海建筑文化是唐文化和高句丽文化相融形成的又一支唐风建筑体系的支系，不无道理。
渤海建筑文化以及建筑风格类型，虽然受到唐中原地区的影响，但是我们也不能忽视渤海人对建筑的创造和改进，无论是出于对自身地位的认识，还是东北地区独特的精神因素影响，渤海人并没有一成不变的照搬唐朝的建筑风格和理念，而是在其基础上，结合自身少数民族风格特点，形成了独特的渤海建筑文化。
2.两宋时期
唐朝末年，藩镇割据。[72]后周显德七年（960）正月，后周归德军节度使、检校太尉赵匡胤（宋太祖）发动陈桥兵变，夺后周政权改国号为“宋”，建元建隆。随后，宋发兵攻南唐收江南，后又灭北汉。史学界把这一时期称为北宋（960～1127）。靖康二年（1127），“靖康之变”，金兵俘徽、钦二宗北去，北宋至此灭亡。同年五月初一日，徽宗九子康王赵构，在南京应天府（今河南省商丘市）称皇，为了延续宋朝皇统和法统，国号仍定为“宋”，其后迁都临安（今浙江省杭州市），史称南宋（1127～1279），赵构为南宋第一位皇帝。1279年为蒙古人所灭。北宋与南宋合称宋朝，又称两宋。
宋与辽、金、西夏时期，整体来看是一个多政权对峙的时代。
宋朝在政治上虽然极其软弱，但从文化视角来看，宋朝达到了中国古代社会发展的最高点。
宋文化是一种相对封闭的文化，具有内倾、淡雅、精致等表现特色。陈寅恪先生认为，“华夏文化，历数千载之演进，造极于赵宋之世”[73]。同样，在建筑艺术和文化方面，宋朝创造了中国古代建筑史上的又一个辉煌时期，甚至超越了唐朝。由于生产技术的发展进步，宋代的城市建设和建筑都取得了辉煌的成就。随着商业的发展，城市结构从里坊制向坊巷制转变，出现了繁华的商业街道。木构建筑（宫殿建筑、寺院建筑等）的三种结构形式，殿堂式、厅堂式、柱梁作都已成熟。园林（包括皇家园林和私家园林）在享乐之风盛行下，不论是规模还是建筑艺术处理手法方面都有了非常大的提升。
总体上说，宋代建筑一改唐风建筑具有恢宏、雄壮、简洁、朴实的风格，呈现出秀丽、绚烂、柔美而富于变化的形象特征。
（1）《营造法式》。
对中国古代建筑而言，宋朝最重要的贡献是刊行了第一部完整的建筑著作，即《营造法式》。通过《营造法式》可以看到这一时期建筑具有的标准化、定型化水平相当之高。
《营造法式》是由北宋将作监李诫[74]主持编纂、崇宁二年（1103）颁布并发行的一部建筑法典。书中根据建筑工程管理需要，对建筑施工所需的人力、材料做限额规定，并对建筑技术编著制度，使施工者有据可依。
《营造法式》是我国古代第一部以官方名义刊行的、最为系统完整的营造规范典籍。此书将人文思想和建筑技术融为一体，是我国建筑理论发展史上的一座丰碑。《营造法式》的主要内容包括总释、总例，是对中国古代文献中所涉及的建筑理论、经验和实例的总结，以及本书编纂的原则；诸作制度，为建筑行业各工种的操作规程；诸作功限，是各工种的用工限额；诸作料例，当时建筑用材的规格；图样，建筑技术图。书中规定了统一的建筑技术标准，并制定了统一的用料额度。
《营造法式》不仅是官方建筑的蓝本，也是民间营造的重要依据，其范例作用推动了中国建筑完整性的发展。在1945年刊行的《中国营造学社汇刊》第7卷（第2期）中，梁思成先生撰《中国建筑之两部文法课本》文认为，《营造法式》是解读中国古代建筑的一把“宝贵钥匙”。
《营造法式》不仅是对中国古代建筑技术的继承，又是对当时建筑技术的总结。有学者认为，“宋朝将晚唐的工程做法经过筛选，以法律的形式将营造技术规范化，并钦定了‘营造法式’。应该注意到营造法式是在唐代的营造技术基础上经过筛选法定而钦行。实际上是将唐代的营造技术规范化后冠以‘营造法式’之名，因此宋营造法式实质上也应是唐风建筑体系的一个支系，只是按照定式营造而已。”[75]不可否认，宋代建筑技术的发展离不开对唐朝建筑技术的传承，但是这种将《营造法式》完全归结于对唐代建筑文化继承的认识，也是不全面的。从技术角度来讲，《营造法式》的出现是北宋时期中国南北方建筑技术交融的结果。主持编纂《营造法式》的李诫，曾担任主持营建工作的将作监十几年，任职期间，修建了许多大型工程，积累了丰富经验。也正是有了宋朝人大规模的建筑实践，才有了《营造法式》的出炉。北宋建都于汴梁，所以《营造法式》无疑集中代表和反映了北方官式建筑的制度与做法。但是，在这本书中，又融入了江南建筑技术，“其中最重要的是构架形制和技术，如厅堂做法及串的使用，江南厅堂做法成为宋以后南北建筑构架的主要形式。唐宋以后，北方殿堂铺作形式的简化、楼阁平座暗层的蜕化，应都直接或间接地与南方厅堂做法的影响相关联。”[76]另外，有学者从佛教寺院建筑角度分析了江南建筑技术对《营造法式》成书的影响，认为这是南北文化交融过程中南方技术北传的又一具体表现。[77]
《营造法式》是在宋代建筑业发展的客观要求下产生的。宋代建筑技术的进步受益于手工业技术的发展。宋朝以前，官府营造所需工匠以徭役的形式派发给各位匠人，宋朝时期改变了这种强征方式，改为“和雇”。这种对手工业者的管理方式大体是，官府以招募的形式征集工匠，根据匠人们的劳动成果给予酬值，“能倍工即赏之，优给其值”[78]。这样的政策刺激了匠人们的工作积极性，从而推动了手工技术的进一步发展，特别是专业化程度越来越高。
另外，北宋初年开始进行的大量工程中暴露出诸多问题，如材料浪费、无谓返工，管理人员收受贿赂，工程质量参差不齐等，这就需要用统一的营造标准来要求工作、规范管理。这也是《营造法式》出现的客观条件之一。
《营造法式》的刊行是宋代建筑成就的重要体现，它的问世对宋代建筑建筑风格的形成影响巨大。另外，《营造法式》不但在南宋和元代被重刊，到了明代，建筑营造法则仍然以《营造法式》为典。可见它对后世的影响之深。
著名的晋祠正殿圣母殿建成于《营造法式》颁行前，从中可以了解《营造法式》的诸多定制。晋祠位于山西省太原市晋源区晋祠镇，距太原市区中心25公里，是我国现存最早的皇家祭祀园林。晋祠是为了纪念春秋时期晋国的开国诸侯、周武王第二个儿子唐叔虞而建的。晋祠主殿圣母殿始建于宋太平兴国九年（984），初名正殿，供奉唐叔虞，政和元年（1111），诏封叔虞母亲邑姜为“显灵昭济圣母”，正殿改奉“圣母”，故称为“圣母殿”。正殿建成后不久因故损毁。北宋天圣年间（1023～1031）重建，后因地震损坏。崇宁元年（1102）重修。
圣母殿位于晋祠中轴线末端，坐西朝东，平面近方形，重檐歇山顶，殿高19米（见图1-6）。大殿总面阔七间，进深六间，由于采用《营造法式》所说“副阶周匝”做法，殿周围廊进深一间，故殿身面阔五间，进深四间。同时在平面中减去殿身的前檐柱，使前廊进深达二间。由于采用“减柱法”减去部分内柱，通过廊柱和檐柱承托殿顶梁架，从而使殿内空间得以扩大。大殿采用了“柱升起”“柱侧角”做法，这在《营造法式》中也有记述。所谓柱升起，是指大殿前檐的八根廊柱从中间向两边逐渐升起，从而使屋檐曲线的弧度加大，即“起翘”；所谓柱侧角，就是大殿四周的26颗廊柱檐柱，全部向内倾斜，形成侧角，使得建筑结构更加合理，抗震性能加强，达到建筑物更加稳固和坚实的目的。大殿前檐的八根廊柱上分别设有木雕蟠龙，也与《营造法式》“缠龙柱”相符。
图1-6 太原晋祠圣母殿
（2）影响宋朝建筑风格形成的因素。
宋朝建筑风格的形成，除受到《营造法式》的影响外，也与宋人的思想观念密不可分。
从政治思想方面来讲，宋人对于北方虎视眈眈的辽、金都心存忌惮而又不甘心沦为政治附庸。于是，他们厉兵秣马，积草屯粮，随时准备收复旧土。为此，宋太祖年间，即建造了“封桩库”，用来专门积聚对辽作战，收复燕云十六州。
在军备物资方面，还招置大量军队，庞大的军费开支占据了宋朝绝大部分的财政支出。这就直接导致了宋朝建筑不可能如唐代那样宏伟壮丽，而是以实用、节俭为主，进而出现了大量小型的建筑。迁都临安之后，宋朝领土面积大规模缩减，而且伴随着每年给金朝的岁贡，财政压力进一步加大。在这种情况下，南宋愈发不可能在建筑方面投入大量的资金。再加上江南地区原有的精致、秀美建筑风格的影响，促使宋朝的风格越来越迥异于前朝。在这一点上，到是可以说辽、金二朝的存在及施与宋朝的压力、威胁，客观上刺激了《营造法式》的成书。
从文化角度来讲，闻名于世的宋词对建筑亦产生了影响。尽管在宋代理学家眼中，柳永、晏殊等人的词作华而不实，但是作为一个时代的标志，对整个历史时期人们的审美心理留下了不可磨灭的烙印。更为重要的是，宋朝时社会经济发展很快，人们的物质生活水平前所未有地得到提高，丰富多彩的物质生活使人们不仅需要豪迈奔放的艺术品，也需要婉转细腻的作品。社会文化心理发生的变化使得宋朝建筑的风格随之也发生了转变。开始在前朝建筑风格基础上，注重建筑细部处理，木构建筑的木作工种细化，分工明确。装饰构件增加，装修工艺、建筑彩画都有很大进步。
当然“三教合一”思潮对宋朝建筑也有重要影响。
（3）宋与辽金元建筑文化。
这一时期，宋、辽、金、西夏各个地方政权对峙，是中国历史上北方少数民族与汉族冲突、融合最为显著的阶段之一。同时也是汉民族北迁东北的第一次高潮期。
崛起于北方草原的契丹人兵马强劲，在五代时期就将触角伸向中原地区，试图逐鹿中原，但是在种种原因影响下，契丹人最终放弃了占领中原的计划，从石敬瑭手中得到燕云十六州后[79]，以此作为屏障与中原政权对峙。后周时期，郭威曾试图进攻辽朝，未竟身亡。北宋建立后，与辽朝爆发了几次战争，但均以失败告终。“澶渊之盟”签订后，双方建立和平友好关系。这一局面一直持续到女真人发动对辽战争，北宋君臣认为夺回燕云十六州的时机来了，于是与金朝订立海上之盟，共同对付辽朝。灭辽后，燕山府曾短暂地回归北宋。但是随着金宋之间摩擦升级，最终同盟破裂，金兵进攻北宋，制造了“靖康之变”，徽钦二帝被虏，北宋宣告灭亡。彼时，赵构在南京应天府建立南宋政权。金兵追击意图将其消灭，但是未能得逞。最后金、宋议和，双方划淮。达成绍兴和议，双方以秦岭淮河为界分治。
契丹征服渤海国后，大量渤海人被契丹统治者迁出东北，其定居的生活方式推动了契丹游牧文化向定居文化的转变。作为游牧民族，它们经常南下侵扰宋朝，对两宋农耕文明造成强力冲击。当然在掠夺宋的同时，也将宋文化带到了自己的家园，使得游牧文化汲取到农耕文化的营养。
辽神册元年（916），契丹占领了山西与河北北部地区。由于这些被占领地区从唐末开始就处于藩镇割据状态，很少受后期中原和南方地区影响，因此辽代建筑较多地保持了五代以及“唐风”建筑的风格特征。同时，辽朝建筑也体现了契丹人作为游牧民族豪放的性格，其风格显得庄严而稳重。辽代有些殿宇东向，这与契丹族信鬼拜日、以东为上的宗教信仰和居住习俗有关。
受中原影响最大的当属金朝。金与辽（契丹）一样，都是少数民族政权，属于游牧民族国家，其文化不但具有典型的游牧文化特征，而且受到过农耕文明的深刻影响。金朝立国后，全国范围内学习汉文化经典，设立仿汉唐的科举考试制度，儒学更是被奉为了正宗道统。宋金“绍兴和议”订立后，女真人不断内迁，他们定居中原并与汉族人长期杂居，学说汉话，与汉人通婚，改姓汉姓，汉文化已进入到普通女真人的日常生活。总之，这一时期女真人对中原汉文化的吸收以及整合的程度比东北历史上的其他民族都明显。
由于参与营造活动的工匠都是汉人，所以金朝建筑风格更接近宋代建筑，但也兼具辽朝建筑特点。在灭辽的第二年，金与曾经的“海上之盟”盟友北宋刀兵相见，最终以金军攻占北宋都城汴梁，徽钦二帝“北狩”[80]而告终。随同二帝“北狩”的，除了皇子、妃嫔、宫女等人，还有大量的手工匠人，其中就包括筑造城池的工匠。这为日后东北地区的营建活动提供了人力和必要的技术支持。特别是，由于金初实行的移民政策，加速了东北地区的开发，同时也促进了北方与中原地区的文化交流，促进了北方少数民族与汉族之间的民族融合，为最终创造一个不分内外、不分夷夏的统一的大中国奠定了基础。这些历史重任都是在上京会宁府完成的。女真建国后，都城规模也仅仅相当于中原州县的水平，仍属于草创阶段。这种情形一直持续到金朝第二任皇帝金太宗时期上京会宁府的建设。
上京城既模仿辽朝都城的营造，又兼顾北宋都城的形制。上京城的第一次扩建始于太宗天会二年（1124）。南城内的皇城就是此时开始建设的。金熙宗登基不久，就重新扩建皇城。金熙宗完颜亶是金朝第三任皇帝，他在任期间是金朝政治制度改革的重要时期，开始以汉官制来统治金国。金熙宗小字合剌，其养父宗干是一位比较倾慕汉族文明的女真贵族。在他很小的时候，宗干就聘请汉人张用直等人传授其汉族文化。在汉族文化熏陶下长大的金熙宗，逐渐对汉族文明产生了极大兴趣，令在皇城内建造书殿——稽古殿。熙宗完颜亶是一位熟读四书五经和儒家经典的一代女真族帝王，他对太祖、太宗两朝在战争中所获得的辽、宋两朝的大批典籍、书画，以及历史上所保存下来的名人字画特别地珍爱，因此专门修建有这座稽古殿。[81]天眷三年（1140），金熙宗巡幸燕京[82]，当看到了辽朝陪都所修建的富丽堂皇的宫殿建筑之后感触至深。相比之下，金朝的都城上京会宁府就显得非常狭小。于是，金熙宗又开始在上京城大兴土木。皇统二年（1142）在皇城内修建了最为宏伟壮观的五云楼、重明殿、凉殿等。四年后又进行了扩建，从而奠定了金代南北二城的形制规格。
由于金初实行的移民政策，中原发达地区的人口被有计划地移往金上京地区，这既加速了东北地区的开发，同时也促进了北方与中原地区的文化交流，以及北方少数民族与汉族之间的民族融合。这些来自发达地区的人口，把先进的文化、科技和生产力带到了上京会宁府，使上京的经济出现空前的繁荣。
论述辽金时期东北建筑历史的形成与发展，不得不提到元朝。
元朝存在时间较短，仅一百余年，但是在中国历史上却有着特殊的地位。蒙古人结束了唐末、五代时期政权割据，辽、宋、金、西夏各个地方政权对峙的局面，实现了大一统，疆域空前辽阔。元朝时期，经过一系列统治模式探索后，最终在东北地区设立辽阳行省，这里是元政权的边疆地区，毗邻高丽。大量蒙古部民的迁入，使得东北一些（北部）地区成为准蒙古地区。[83]迁入的蒙古人保留了原有的生活习惯和草原旧制。东北中部和南部居住着大量的汉人、契丹人、女真人，他们从事农耕定居的生活。在东北偏北的地区，生活着一些渔猎民族，他们“无市井城郭，逐水草为居，以射猎为业”[84]。多民族杂居东北，草原文明和农耕文明在东北地区共存，这一时期东北地区显示出强烈的文化包容性。元初，迁入东北的蒙古人保留了草原习俗，仍然住在帐篷里，即使是藩王也不例外。直到元朝中叶以后，才逐渐服从汉俗，住进宫殿之内。
蒙古初起之际，对金朝发动了猛烈攻势。东北地区是金、蒙战争的主战场之一，建筑遭到了灭顶之灾。原有的城市、各类宗教建筑毁弃一空。元朝建立后，东北地区的建筑业开始逐渐恢复，但是水平未能超越金朝。造成这一局面的原因有二。首先是东北地区战乱频仍。东北地区在蒙、金战争时期遭到剧烈破坏，元朝建立后，有所恢复，但是元朝统治时期，东北地区又爆发了多次战乱，例如，至元二十三年，为了加强对东北地区的控制，削弱东北诸王的权力，元朝政府在辽阳府（今辽宁省辽阳市老城）设立行省，但此次设省引起了东北诸王的叛乱。尽管忽必烈为了安抚诸王，随即废除了行省，但是诸王已经决意叛乱，至元二十四年东道诸王与元廷兵戎相见。忽必烈率军亲征，平定叛乱。文宗朝，东北诸王因支持在上京即位的泰定帝而遭到惩罚，从而引发战乱。持续爆发的战乱，使得东北地区的建筑水平始终不能超越金朝。其次是元朝各地发展不平衡。北方人民大量涌向南方，使得北方的发展举步维艰。另外，元朝政府重视首都的建设，从而忽视了基层。这导致了地方建筑的衰微，除了大都之外，其他地区很难出现有特色的伟大建筑。
3.明清时期
明时，东北地区已经开始受到中原文化的强烈影响。在这一时期辽东地区的农业及冶铁、制盐等手工业都很发达，一度成为“岁有羡余，数千里阡陌相连，屯堡相望”的富饶地方。[85]
清政府入关之后，中原文化已成为东北传统文化的主要形态。清代是汉民族北迁东北的又一次高潮期。至清末，汉族人口第一次上升为当地居民数量的首位，与此同时，他们传播的中原汉文化以及创造的本土化文化都成为当时的主流文化。清初，数十年的战乱使得辽东社会经济遭到严重破坏，到处荒无人烟。为了重建辽东，顺治十年（1653），清政府颁布辽东抚民开垦例，鼓励关内百姓来此垦荒，同时把大批流人遣戍东北地区尤其是辽东以“实边”。康熙八年（1669），辽东社会经济得到恢复发展后，开垦例被废止，开始“封禁”，禁止流民进入东北。然而，封禁政策对商贾及各种工匠等人员出关的限制相对较宽松。[86]这些汉人的到来，把内地的建筑样式、营造工艺带到了东北地区。驰禁后更是如此。
中国古代建筑的木构架结构体系，在千年的发展演变过程中，经历了由简陋到成熟、复杂，再进而趋向简化的过程。与此同时，建筑种类被人为分化为官式建筑和民间建筑两大系统。明朝时，官式建筑标准化、定型化程度已经非常高，到了清朝，官式建筑的营造进一步制度化，清政府更是颁布《工程做法则例》，对官式建筑的木结构体系的方方面面都有明确的规定，包括门窗、屋瓦、彩画与纹样等。
在清代，清廷内务府中还设有专门负责宫殿、苑囿、陵墓等建筑样式的工程设计部门——“样式房”。
就建筑文化而言，在大一统的明清两朝，建筑成就集中体现在宫殿建筑和园林艺术上，它们把中国古代建筑艺术与文化推到了顶峰。北京故宫就是集中国古代宫殿建筑和园林艺术精华大成者。北京故宫建筑体量雄伟，外形壮丽，主次分明，建筑形象统一而又有变化，充分体现了封建等级观念和皇权至上的威严气势。沈阳故宫虽然无法与北京故宫相比，但从整体形制及建筑历史来看，沈阳故宫受到过中原建筑文化的重大影响当无异议。沈阳故宫西路和中路的东西所建筑充分体现了中原主流建筑文化的特点，它们与早期具有浓郁满族建筑文化特点的中路和东路建筑协调地组织在一起，构成了现在沈阳故宫的总体面貌。这种文化上的传承与融合正是满民族由新宾到沈阳再走向北京的过程中，文化发展递进关系的显现，这种关系又明显地固化在沈阳故宫的建筑当中。西路是沈阳故宫中具有独特文化氛围的建筑群体，整体风格与中原皇家园林所追求的意境异曲同工。
（1）《工程做法则例》。
《工程做法则例》是清政府工部于雍正十二年（1734）刊行的官式建筑营造规则、范式。《工程做法则例》共七十四卷，是继《营造法式》之后又一部由官方颁布的较为系统的关于中国古代建筑的营造典籍。
《工程做法则例》将清代官式建筑按地位、用途的不同，分为二十七种不同类型，主要有坛庙建筑、宫殿建筑、寺院建筑及府邸建筑等。同时将营造所涉及的工种进行了分类，如土木瓦石、搭材起重、油画裱糊，以至铜铁件安装等。《工程做法则例》所定各项准则，既规定了房屋营造的技术标准、工艺要求，又对经费核定、施工监督和工程验收提供了依据。现简单地对《工程做法则例》的主要内容介绍如下。
《工程做法则例》系统介绍了官式建筑结构体系。通过书中侧样图式，可以看到清代官式建筑的两个重要特征：第一，属于架梁式（抬梁式）结构。一根梁上托住几步椽子的屋顶重量，故梁的用材要大一些，从而使得梁下可以得到较大的空间。第二，檩数成单时，脊檩也成单，屋顶最高处通常设正脊；檩数成双时，脊檩也成双，檩上放置罗锅椽，使顶部成弧线形轮廓，通常不设脊而为卷棚顶。但在六檩前出廊转角大木的侧样中，由于前廊一步架，后面又不出廊，脊檩成单，屋顶要设正脊。在许多侧样中，尽管檩数相同，却还有大式小式的区别，形象地表现了封建等级制度在建筑工程上的反映。系统介绍了各种“斗科”。斗、栱、昂、枋等类构件名称、形状、比例尺寸、具体位置等都有详细介绍。根据使用部位将单层建筑的斗栱分为外檐斗栱、内檐斗栱两类。其中按照其不同的位置，外檐斗栱又细分为柱头科、平身科、角科。[87]系统介绍了包括门窗、格扇、顶棚等木作部分的装修及石土作，以及屋顶名称、屋面材料与形式、屋瓦、墙壁、地面与彩画等的形制、分类、用料、做法等。
在《工程做法则例》中，把所有官式建筑不分地域、性能、用途地固定为二十七种具体的建筑物，每一种建筑物的大小、尺寸、比例都绝对化，构件也一样。一方面，这种制度化与标准化标志着建筑结构体系的高度成熟，它使得构架的整体性加强，无论何种建筑类型，构架体系都很明确，节点简单牢固；另一方面，制度化与标准化不可避免地使得木构架结构僵化，而没有金元时期建筑那种灵活处理空间和构件的方法。
通过《工程做法则例》可以看出，清代官式建筑具有沉重、拘束、严谨、稳重的风格特点。同时，在建筑组群的总体布局上，强调要按照成熟定型的法式，恰当地安排标准型单体建筑，通过把各种大小不同、形式各异的建筑进行合理、有效的组合，来满足既定的功能要求。而单体建筑最典型的外观特征是，屋檐出挑深度减少，柱子比例细长，斗栱尺寸缩小。
（2）样式雷图档。
“样式雷图档”是指清代雷氏家族制作的建筑图样、烫样、工程做法及相关文献。从17世纪末至20世纪初的200余年间，雷氏家族共有七代9人先后任圆明园样式房掌案，当时称为“样式雷”。其家族留下的图档有两万余件。
样式雷图档内容系统、丰富，从清代皇家建筑的选址、规划到具体施工细节等方面都有涉及。样式雷图档的种类繁多，既有勘测选址图、建筑设计草图、进呈图样、施工进程图；又有平面图、剖面图、立面图、大样图、透视图；还有烫样、工程做法、随工日记、旨意档及堂司谕档等，甚至还有一些公私信函。样式雷图档大部分是宫殿建筑组群的总体平面图。这些图档在每座房屋的平面位置上注明面阔、进深、柱高的尺寸、间数和屋顶形式，而具体的结构和施工只须遵照各种“工程做法则例”进行工作即可。这种设计的特点，显示了清代建造技师在既定地段上进行群体空间组织、控制建筑尺度、合理安排单体的丰富经验与智慧。通过样式雷图档，我们还可以看到这一时期的院落空间布局已舍弃了唐宋以来通过低矮廊院围绕主体建筑物的空间处理手法，院落空间由主体建筑（殿堂）、厢房和墙、门等构成封闭空间，并通过不同空间序列来突出主体。
由于样式雷图档内容庞杂，除去建筑学方面的信息外，还隐含着大量清代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等信息，因此，图档的价值是多方面的，它不但是研究中国古代建筑理念、哲学思想以及设计方法、施工技术和工官制度等极为难得的第一手史料，而且也是研究中国清代历史的珍贵文献。[88]特别珍贵的是，由于图档中的建筑图样大多能与现存的建筑物对应，这对于开展文物建筑、历史建筑的保护修缮和复原工作具有其他文献无法替代的价值。
（二）儒家学说及其礼制
礼制，是古代中国的社会行为规范，是等级社会中阶层区别和保持的有力工具。从衣服饰品到房屋建筑，人们严格遵循礼制下的种种规定。否则，即被视作僭伪，甚至有触犯刑法致死的风险。中国古代社会在漫长的发展过程中，形成了“以血缘为纽带，以等级分配为核心，以伦理道德为本位的思想体系和制度”，儒家学说及其礼制文化就是这种思想体系和制度的核心，是农耕文化的产物。自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崇儒术起，儒学始终是古代中国的主流意识形态，对中国古代社会的各方面都有着广泛而深刻的影响。汉代以后有道教的创立和佛教的传入与盛兴，但佛、道之学始终居于附从地位。儒学作为“正统”，一直居于统治地位，起着支撑整个社会稳定的主导作用。儒学提倡的礼制及由此产生的礼制文化，是古代中国用来维系社会、政治秩序的基本准则。在儒学的影响下，历代王朝程度不同地用“礼”来强化其统治，并以“礼”为中心，规定有一系列的包含伦理规范和行为准则等在内的宗法制度和道德观念。在这种封建社会体制约束下，任何建筑都需按一定的等级、规格程式营建。
可以说，礼制是影响中国古代建筑最特殊的因素，它的影响无处不在，是中国古代建筑与哲学思想、伦理观念、礼法制度等密不可分的前提与结果。早在春秋战国时代这一理念就已反映到建筑文化上，到了明清时期更是得到了强化。
礼制对中国古代建筑类型、等级的影响尤为突出。这对传统建筑美学观的形成具有深远意义。在古代，建筑不只是遮风避雨的场所，而且还是通过数量、体量、高度等来区别尊卑的礼制工具，并由此产生了多种建筑类型及其形制。这时的建筑社会功能被突出、强调，被“尊卑”“贵贱”所囊括。严密的等级制度形成的高度程式化的规制，既能保证建筑体系发展的持续性、独特性及建筑整体的统一性、协调性，又能保证建筑营建的质量标准。但就营建过程而言，房屋设计并不以使用功能、主观愿望为准则，而是按等级规制来直接选用相应“样板”，施工方式方法也以程式化、规范化来完成。今天看来，儒家礼制文化所倡导对规制的遵从，严重束缚了中国古代建筑的创新发展水平。
儒学“君权至上”下产生的宫殿建筑代表着各个时期的建筑成就。为了渲染“君权天授”，皇帝是受命于天的万民之主，所以都城必须以宫城为核心，从沈阳故宫在盛京城所居位置即可知晓。与之相适应的是，宫城内为帝王服务的建筑物自成一体，形成一种重要的类型——宫殿建筑，这一类建筑无论是标准还是质量都是最高标准的，其他建筑都不能超越。儒学主张“崇天敬祖”，这导致祭祀、礼制性建筑成为重要的建筑类型。如清初盛京太庙、三陵等。崇天敬祖思想对民居的影响也非常大，住宅中必须尊崇天地、尊敬祖先之所。例如，满族民居以西为大，将位于整个住宅最西侧的西屋作为供祀祖先的场所，称为上屋。在古代，单体建筑的形制、开间以及脊饰、色彩等均有严格规定，不得违制僭越。其中建筑间架、屋顶、台基和木构架做法等都是典型的“礼制”例证。《明会典》规定建筑的间架的应用标准是，公侯府邸的前厅为七间或五间，中堂为七间，后为堂七间；一、二品官员府邸的厅堂为五间九架；三至五品官员府邸的厅堂为五间七架；六至九品官员住宅的厅堂为三间七架。屋顶的等级划分严格，形成了完整的等级。如官式从高到低依次为庑殿、歇山、攒尖、悬山、硬山。另外重檐的等级要高于单檐的。关于台基高度，《礼记》规定“天子之堂[89]九尺，诸侯七尺，大夫五尺，士三尺”，等等。关于木构架等级的要求，宋《营造法式》分为殿堂结构与厅堂结构两大类，等级从高到低依为殿堂、厅堂、余屋、亭榭。清《工程作法则例》中分大式做法和小式做法。除此之外，“礼制”产生的建筑等级制对建筑内外装修包括装饰色彩都有严格规定。
礼制还导致了中国古代建筑群体布局的形成。中国传统建筑呈现的纵向中轴对称布局形制、围合的院落建筑组群布置等典型特征，都与居正统地位的儒家思想有很大关系。在祭祀、礼制类建筑和皇家宫殿、衙署建筑等类型建筑总体布局方面，强调中轴方整对称，结构匀称，中心安置，四合拱卫，等级分明，层次清晰，表达了意义深远和清明中正的仁义道德秩序。从而形成都城、宫城及建筑群体严格的中正有序。这种布局正是儒学思想在建筑领域的具体反映。在民间，如民居的平面布局、房间结构和规模大小等也受到这种思想的影响。
东北传统建筑文化虽然总体上属于中原伦理文化的范畴，但由于它是在游牧文化、渔猎文化与农耕文化相互交流、融合中发展演变而来的，缺少中原地区那样成熟的以儒家文化为代表的农耕文化根基，加之东北的自然地理环境以及民构成与变迁，导致东北地区在建筑文化方面受到儒学及其礼制影响的大多是表层的、物质技术层面的。
（三）风水学说和道家风水文化
风水是中华民族历史悠久的一门玄术，也称青乌术、青囊术、青鸟、卜宅、卜地、相地、相宅、地理、地学、山水之术、堪舆等。今天，人们将之与营造学、造园学并称为中国古代建筑理论的三大支柱。风水学说在传播过程中得到了道教的大力推动。道教崇尚自然、师法自然的审美思想，对中国古代建筑的发展演变有着重要的影响。
早在高句丽时期，东北地区就受到中原风水文化的影响。例如集安丸都山城呈“斗形”的城市空间形态，据信就与“风水”有关。
风水学说的兴起对于各类宗教建筑的传承影响颇大，主要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一是宗教建筑的选址。相地选址一直是风水理论的主体和主要应用，在明朝，几乎所有的建筑在建造之前都要请风水先生来寻觅吉利的地址。考察一些宗教建筑的资料，可以发现大量类似的记载，邀请风水师观山水、寻吉地，以此作为兴建土木的基址。二是对宗教建筑宏观布局的影响。对于宗教建筑来讲，每一个体建筑的位置选择需要考虑风水的因素。另外，其周边环境、配属关系也受到了影响。
除宗教建筑外，风水学说对古代城邑选址、建设，祭祀礼制建筑、宫殿建筑、墓葬建筑以及居住建筑都产生过诸多影响。特别是对城镇环境、村落和住宅基址进行选择的时候，要对自然环境、安全、禁忌和景观等因素加以综合考虑和评估，创造适于长期居住的良好环境，以达到趋吉避凶纳福的目的。
风水理论的核心是“气”，所谓“聚则成形，散则化气”。风水地的好坏是从表象（形和势）识别的，表象与“内气”相关，所谓“内气萌生，外气成形，内外相乘，风水自成”，揭示的就是“气”和“形”之间的关系。例如，在村落选址方面，理想村落基址应该是“藏风聚气”的。风水学认为，理想的村落环境模式是以山作为依托，靠山面水。所谓靠山即“龙脉”所在，称“玄武”之山，左右护山为“青龙”与“白虎”，前方近处为“朱雀”，远处之山为朝、拱之山，称中间平地为“明堂”，为村基所在，所谓面水是指明堂之前应有蜿蜒之流水。这种由山势围合而成的空间利于“藏风聚气”，是一个有山、有水、有田、有土、有良好自然景观的独立生活地理单元。
风水对东北地区传统村落，特别是朝鲜族村落在选址布局、住宅择址、屋舍建造等方面都产生过广泛、深刻的影响。朝鲜族在移民东北地区初期，其聚落的选址依然保留着从朝鲜半岛迁入时固有的以风水作为村落选址和建设依据的文化习俗。在充分考虑地形、水利等自然条件优越性的基础上，村落多选沿山且水源丰富，即“依山傍水”的河谷盆地、河谷平原及冲积平原等平川地带。住宅选址也要考虑注重地形地貌、水流走向、道路方位，以及邻近建筑性质、方位和树木种类、形态及位置等。在住宅朝向选择和房屋及室内空间布局上，要按照周易理论进行推算。朝鲜族房屋虽然不强调“坐北朝南”，但住宅朝向有好坏之分，南向最好，东向次之，西向是最不利，必须回避。房屋布局特别是大门、里屋和厨房的方位要据“坐向论”决定。
（四）“三教同源”与东北宗教建筑文化
两汉之际，佛教传入中国。经过数百年的发展，与儒教、道教鼎足而立，成为中国古代宗教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于三教而言，如何处理与其他二教的关系是不可避免的问题。儒释道同源就是道教发展到金元时期，亦即被称为新道教的全真教，对于儒教、佛教与自身之间关系的认识。在三教关系的处理上，儒道互补一直未变过。道教提倡的忠君孝亲、报父母恩的思想是对儒家理论的支持。尽管儒生对于道教提倡的清静无为时有微词，但是道教对于儒教的全力支持，不管是原始的道教和后来历经发展的道教，始终坚持这一主张。所以对于道教而言，处理三教关系即是如何处理与佛教的关系。
佛教传入之初，就与道教产生了冲突。道教根据自身汉民族原发宗教的优势地位，强调“夷夏之辨”，借此排斥佛教，将其视为异端，这也是对道教地位最有利的辩护。而在佛道早期争辩中，思想根源是中国传统社会的“夷夏论”，中国人很难认同、接受外来文化。道教中人着重指出佛道两教之中蕴含的中印文化差异，刘宋时期的学者顾欢说：“华人易于见理，难于受教，故闭其累学而开其一极。夷人易于受教，难于见理，故闭其顿了而开其渐悟。”[90]这一理论盛行于汉族执掌中原政权的时代。然而，外民族进入中原掌握政权之后，“夷夏论”失去了存在的社会土壤。民族认同不再拘泥于种族血缘关系，对外来文化也不再持贬斥态度。
金朝中期，全真教兴起。全真教是道教的发展，被称为新道教。全真教主张三教合流，他们认为，“儒释道的理趣相通，源自同一个‘道’，犹如一个树根生出三个树枝。在后世的全真教著作里，‘三教同源’的‘道’进一步被归结为‘心性’”[91]。在全真教的倡导下，自晚唐以来出现的三教合流趋势更加明显。全真教在教团建设方面标榜三教，不独树道教一致。全真教在元朝达到极盛。
“三教同源”是道教全真教提出的宗教主张，其自身践行程度最高，这种思想对于道教宫观的影响也就最为显著。
首先，道教宫观单体建筑逐渐变得高大、雄伟。道教初起之时，虽然要求信徒出家筑庵修行，但是道教崇尚简朴自然，道庵建筑力求简约。他们认为，道教徒所居住讲经的场所，能够遮风避雨就足够了。高殿大堂，并不适合道教徒的做派。然而到了元代，道教宫观发生了变化。早在成吉思汗入主中原之前，即召见全真教领袖丘处机，授予他总领全真教的大权。并允许全真教广泛兴建道教宫观。元朝统一中国之后，全真教地位进一步提升，通过元朝皇帝的赏赐、册封，俨然有成为元代国教的趋势。贵盛之后，全真教完全摒弃了初起之际，简朴自然的作风，转而追求如儒教、佛教般的奢华建筑。尤其是全真教的领袖，他们世代居住在皇都，信徒众多，所居住的道观规模极其庞大。在当时人眼中，“道宫虽名为闲静清高之地，而实与一繁剧大官府无异焉”[92]。土木之盛，可见一斑。之所以会出现这样的变化，是受到了儒教和佛教的影响，尤其是儒教的做派改变了全真教的建筑文化。儒教自形成之日起，就作为统治阶层的角色而存在。其建筑等级分明，宏伟壮丽。道教虽然采取支持儒教的做法，但是崇尚自然，远蹈山林，避开政治生活。元朝时期，全真教在丘处机等人的领导下，积极参与政治生活，其原有的宗教主张已经掺杂进了儒教的许多思想，进而影响到了其宫观建筑，所以出现上述变化也是大势所趋。明朝以后，虽然全真教在政治上不如元朝那么活跃，但是营建高堂大殿的趋势却一直延续下来。
其次，道教信仰的神灵变得多样化。其神系统日趋复杂，这也使得道教宫观中所供奉的神邸具有独特性。道教初始之际，以老聃为教主。随着时代的发展，宗教思想的融会贯通，许多当初在道家看来属于旁门左道的思想也融入了道教。比如江湖术士所惯用的神仙方术、儒家一贯提倡的名教纲常、佛教所信奉的人生轮回等都被吸收融入。这使得道教的信仰系统相当庞杂，其直接体现就是道教所管辖的庙宇呈现出多种多样的状态。比如，明朝时期，关羽成为道教诸神的一员，关帝庙也被划归道教系统。另外，城隍也被列入道教诸神系统，在明朝非常流行。除了庙宇的多样化状态，即使在同一座宫观中，也可以看出儒、释、道“三教同源”思想对于道教宫观的影响。
“三清祖师”[93]是道教的最高尊神，故而每个道教宫观都必须供奉。在宫观院落布局中通常以三清殿[94]为核心。元、明时期，道教寺观内出现了钟鼓楼，反映了儒家入世思想对于道教宫观的影响。钟鼓楼是中国传统建筑之一，属于钟楼和鼓楼的合称，在中国古代主要用于报时的建筑。钟鼓楼有两种，一种建于宫廷内，另一种建于城市中心地带，多为两层楼阁式建筑。宫廷中的钟鼓楼始于隋代，止于明代。它除报时外，还作为朝会时节制礼仪之用。明朝时期，将钟鼓楼的位置设于山门和三清殿之间，这种方式和佛教寺庙内的布置是同时产生的。由此亦可看出，“三教同源”趋势的发展。
在各朝政权的大力支持下，道教的社会地位越来越高，信徒、香客络绎不绝。为了应对这种情况，接待前来参拜、礼教的人，道观又设立了宾客居所，即馆舍。在馆舍的位置排列方面，体现了儒家礼法对道教建筑的影响。在诸多馆舍之中，中间为尊，左为贵，右为谦，或者左宾右主，或者以殿堂之后作为客位。另外，在儒家诗人墨客，喜欢浪迹山林、吟咏风月的高雅爱好影响下，道教领袖也附庸风雅，在道观之外，清幽之处建设别院，即道教园林。这些园林除了选址上力求清幽之外，还在院中建有水榭亭台，种植花草竹木，与院外自然之景共同构成了一道优美的风景线。
最后，在元明以降的道教宫观中，可以清晰地发现佛教寺院和儒教建筑的痕迹。原因是许多道教宫观由佛教寺院改建而成。比较典型的例子为四川省峨眉县飞来岗上的飞来殿。飞来殿原名东岳庙，坐西向东，本为祭祀泰山山神的神祠，后来被道教所占据，后佛教也随之而入，所以建筑内容极为驳杂。这种现象在提倡儒释道“三教同源”的时期极为常见。东北地区虽然很难找到类似的例子，但是根据全国宗教建筑的发展趋势，不难推测，东北地区在此趋势影响下，在宗教建筑传承方面亦不能例外。
自宋元以来，宗教界掀起的“三教合流”“三教同源”思想潮流，不仅对道教建筑产生了深刻影响，具有悠久传统的佛教建筑也难以置身事外。“三教合流”的趋势使三教之间的关系由对抗转向合作，联系越来越密切。儒教依然占据政治上的统治地位，并且借助佛教、道教来巩固自身的统治。佛教则借助“三教合一”的力量向更大范围传播，在权贵阶层、民间等社会各界更加深入普及。在交流过程中，佛教教徒逐渐放弃了以往那种专注于解释佛教经典，互争正宗的习气。转而向大众化、通俗化方向发展，这方面典型的例子就是净土宗的普及化。净土信仰通过称念佛名进行修行，来追求往生彼岸。这种方法简单易行，吸引了众多信徒，尤其是在平民阶层，普及程度尤其高。另外，一些民间信仰也掺杂进佛教信仰中。与此相对的是佛教寺院也冲破了过去高堂大殿的刻板束缚，进而表现出相应的世俗色彩。突出表现就是佛寺与民间的庙宇相融合，建筑中除了佛教因素，民间宗教因素和儒教的成分也有显著表现。
在宋朝木构建筑普遍流行的大背景下，元、明以来的佛寺也多采用木结构，尤其是大殿建筑。而《营造法式》也成为修建佛教建筑的基本蓝图。另外，明代佛寺中出现了鼓楼，这也是明代寺院布局的一个突出特点。鼓楼与钟楼对置于寺院前端两侧，形成“左钟右鼓”的固定格局。这种格局成为明清两代寺院建筑的显著特征。以上两方面都可以视作儒教思想和建筑文化对于佛教建筑的影响。
元明时期，儒释道三教关系在思想界日趋和谐，三教由对立走向融合。这对于各类宗教建筑产生了深远影响，逐渐由过去个性显著、泾渭分明走向了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相互融合的局面。今天，我们仍能通过佛寺道观等，看出东北地区独特的儒释道杂糅相融的民俚风俗，例如前面提到的吉林北山寺庙群。
儒释道的影响，不仅体现在建筑文化上，还体现在建筑绘画、雕刻和装潢等装饰艺术上。这些统合成一个不可分割的建筑文化整合体。
“三教同源”对东北地区宗教建筑传承产生的影响较为明显。吉林北山寺庙群就是儒释道多教集聚的寺庙建筑实例。吉林北山寺庙群包含药王庙、坎离宫、玉皇阁、关帝庙等，这些庙宇宫观具有“三教”共祀的基本特点。它们基本上都供奉着大量的儒释道所崇祀的神像，同时，还供祀着许多民间百姓信奉的神祇。这种不同宗教、不同信仰的各路神灵相融同享人间香火的现象，既是社会经济文化对宗教文化的影响，又是儒释道文化世俗化的具体反映。
[1] 东晋太和五年（370），即高句丽故国原王四十年。
[2] 肖门寺和伊弗兰寺均修建于现在的集安市内。在集安丸都山城中有八角形建筑址，据推测很可能与佛教有关。
[3] 韩昇：《南北朝隋唐时代东亚的“佛教外交”》，《佛学研究》1999年第8期。
[4] 谷长春主编《中国地域文化通览 吉林卷》，中华书局，2013，第62页。
[5] 简单说，莫离支是高句丽后期才有的一种官职，相当于宰相，但权力更大似摄政。
[6] 资料来源：《三国史记·高句丽本纪》。
[7] 王国良：《朝鲜朱子学的传播与思想倾向》，《安徽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1年第6期。
[8] 谷长春主编《中国地域文化通览 吉林卷》，中华书局，2013，第81页。
[9] 金旭东主编《丸都山城——2001～2003年集安丸都山城调查试掘报告》，文物出版社，2004，第69页。
[10] 谷长春主编《中国地域文化通览 吉林卷》，中华书局，2013，第67～69页。
[11] 朴玉顺、张艳峰：《高句丽建筑文化的现代阐释——从桓仁“五女山城”到“五女新城”》，《沈阳建筑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2年第1期。
[12] 然而，当下的考古学研究显示，肃慎、挹娄、勿吉、靺鞨、女真等传统史书中前后相继的不同称呼的同一民族，其在考古学中并未呈现出严格的连续性特征。本文认为，尽管考古学以其科学性著称，但是在确认某一遗址属于何种文明之际，难免存在疏漏。自肃慎到女真，前后延续近千年，人们不断迁徙，后来者与先到者的文明很难明确区分，以此来界定所属此文明之人未必完全准确。因此，我们在研究古代民族之时，应该充分尊重古人的看法。故本文依然采用文献上的说法，认为肃慎族谱系是连续完整的。
[13] 关于渤海国五京制度的渊源，学界主要有两种观点。一是渤海的五京制度继承了高句丽的五部制。持此观点的主要为韩国学者韩圭哲，见其论文《渤海西京鸭渌府研究》，李东源译《东北亚考古资料译文集系列丛书（3）高句丽、渤海专号》，北方文物杂志社，2001。二是五京制度源于唐朝的影响。这是目前学术界的主流看法。本文采用第二种观点。
[14] 谷长春主编《中国地域文化通览 吉林卷》，中华书局，2013，第90页
[15] 《册府元龟》卷971“外臣部·朝贡四”，中华书局，1982，第1405页。
[16] 朱国忱、金太顺、李砚铁：《渤海故都》，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96，第183页。
[17] 谷长春主编《中国地域文化通览 吉林卷》，中华书局，2013，第86、87页。
[18] 关于东丹国何时灭亡，史无明文，因此学界也存在较多异议。有学者认为耶律倍出走，即宣告东丹国灭亡。有的学者认为东丹国一直存在至辽景宗朝。参见舒焚《辽史稿》，湖北人民出版社，1984。
[19] 对游牧民族生活习性的论述，本文参考了台湾学者王明珂先生的观点，见氏著《游牧者的抉择》（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
[20] 傅乐焕先生对辽朝“四时捺钵”的研究最早，也最为深入，见氏著《辽代四时捺钵考》（《辽史丛考》，中华书局，1984）。
[21] 谷长春主编《中国地域文化通览 吉林卷》，中华书局，2013，第112页。
[22] 林声、彭定安主编《中国地域文化通览 辽宁卷》，中华书局，2013，第114页。
[23] 《辽史·太祖纪上》，中华书局，1974，第13页。
[24] 由于目前流传于世的《辽东行部志》是原著的残本，故东北地区的佛寺数量远远不止文中所记。
[25] 据考，宝严寺址位于大连市瓦房店复州城东南，现复州永丰塔即应为宝严寺塔。
[26] （金）王寂：《辽东行部志》，载金毓黻主编《辽海丛书》第四册，辽沈书社，1984，第2532页。
[27] 中国台湾学者李学智认为，女真并非出自靺鞨，而是室韦族的一支。见其论文《释女真》，《大陆杂志》第一辑第五册，1958，第174～178页。这个观点遭到大陆学者的激烈反对，本文采用目前学界比较主流的看法，认为女真为黑水靺鞨转变而来。
[28] 谷长春主编《中国地域文化通览 吉林卷》，中华书局，2013，第139页。
[29] 林声、彭定安主编《中国地域文化通览 辽宁卷》，中华书局，2013，第127页。
[30] 萨满教是一种原始的民间信仰，在世界各地许多地方都有，但无统一的教义和宗教模式，进行的宗教活动常常是跳神祭祀的形式。在中国东北、西北边疆地区使用阿尔泰语系满-通古斯语族、蒙古语族、突厥语族的许多民族中多有流行。萨满教对这些少数民族的生产、生活和社会习俗等各个领域产生过重大影响。20世纪50年代初，生活在东北地区的鄂伦春族、鄂温克族、赫哲族和达斡尔族尚有萨满信仰。
[31] 谷长春主编《中国地域文化通览 吉林卷》，中华书局，2013，第149页。
[32] 王禹浪、王宏北：《女真族所建立的金上京会宁府》，《黑龙江民族丛刊》2006年第2期。
[33] 李联盟主编《中国地域文化通览 内蒙古卷》，中华书局，2013，第164页。
[34] 成吉思汗，即孛儿只斤·铁木真，蒙古汗国可汗，尊号“成吉思汗”，史称元太祖。
[35] 林声、彭定安主编《中国地域文化通览 辽宁卷》，中华书局，2013，第134页。
[36] 乌恩：《元朝在中国文化史上的地位和影响》，《光明日报》2006年9月4日。
[37] 林声、彭定安主编《中国地域文化通览 辽宁卷》，中华书局，2013，第112页。
[38] 林声、彭定安主编《中国地域文化通览 辽宁卷》，中华书局，2013，第143页。
[39] 林声、彭定安主编《中国地域文化通览 辽宁卷》，中华书局，2013，第141、142页。
[40] 辽东都指挥使司（简称辽东都司），是明朝在辽东地区设立的军政机构，在建制上属于山东承宣布政使司（简称山东行都司）。
[41] 奴儿干都司，全称奴儿干都指挥使司，是明朝在黑龙江、阿速江（今乌苏里江）、松花江以及脑温江（今嫩江）流域设立的军政机构。洪武年间，黑龙江下游奴儿干地区的元代故臣多归降明政府。永乐九年（1411），正式开设奴儿干都司，为明政府管辖黑龙江口、乌苏里江流域的最高地方行政机构。都司的主要官员初为流官，后为世袭。
[42] 林声、彭定安主编《中国地域文化通览 辽宁卷》，中华书局，2013，第148页。
[43] 林声、彭定安主编《中国地域文化通览 辽宁卷》，中华书局，2013，第151页。
[44] 明朝推翻元朝后，先后修建了辽东、宣府、蓟州、大同、太原、榆林、宁夏、固原、甘肃等“九镇”边墙，史称“九边”，“九边”东起鸭绿江，西止嘉峪关。
[45] 林声、彭定安主编《中国地域文化通览 辽宁卷》，中华书局，2013，第154、156页。
[46] 林声、彭定安主编《中国地域文化通览 辽宁卷》，中华书局，2013，第156页。
[47] 谷长春主编《中国地域文化通览 吉林卷》，中华书局，2013，第166、167页。
[48] 刘刚、王悌：《吉林市寺院道观建筑的布局及特色》，《社会科学战线》1990年第3期。
[49] 张利明：《论道教在吉林省的历史传播及发展特点》，《中国道教》2012年第5期。
[50] 1644年，农历甲申年（猴年），中国正值明、大顺、大西、清政权交替。这一年的年号有四：明思宗崇祯十七年，清世祖顺治元年，李自成“大顺”国的大顺永昌元年，张献忠“大西”国的大西天命元年。
[51] 鸦片战争：第一次鸦片战争时间为1840～1842年，第二次鸦片战争为1856～1860年。
[52] 谷长春主编《中国地域文化通览 吉林卷》，中华书局，2013，第216页。
[53] 林声、彭定安主编《中国地域文化通览 辽宁卷》，中华书局，2013，第183页。
[54] 林声、彭定安主编《中国地域文化通览 辽宁卷》，中华书局，2013，第172页。
[55] 林声、彭定安主编《中国地域文化通览 辽宁卷》，中华书局，2013，第77、78页。
[56] 林声、彭定安主编《中国地域文化通览 辽宁卷》，中华书局，2013，第86、87、93页。
[57] 林声、彭定安主编《中国地域文化通览 辽宁卷》，中华书局，2013，第105页。
[58] 林声、彭定安主编《中国地域文化通览 辽宁卷》，中华书局，2013，第107页。
[59] 盛唐，指从唐高宗继位到唐宪宗元和年间，具体是高宗永徽元年（650）到宪宗元和十五年（820）这一时期。这时的唐朝国家统一，经济繁荣，政治开明，文化发达，对外交流频繁，社会充满自信，不仅是唐朝的高峰，也是中国封建社会的鼎盛期。
[60] 魏存成：《渤海考古》，文物出版社，2008，第41页。
[61] 隋曰大兴城，唐改长安城，一般统称为隋唐长安城。
[62] 魏存成：《渤海都城的布局发展及其与隋唐长安城的关系》，载朱泓主编《边疆考古研究》第2辑，科学出版社，2004，第288、289页。
[63] 李百进：《唐风建筑体系浅谈》，《古建园林技术》2003年第4期。
[64] （清）徐松撰，李健超增订《增订唐两京城坊考》，三秦出版社，1996，第3页。
[65] 魏存成：《渤海都城的布局发展及其与隋唐长安城的关系》，载朱泓主编《边疆考古研究》第2辑，科学出版社，2004，第283页。
[66] （清）徐松撰，李健超增订《增订唐两京城坊考》，三秦出版社，1996，第5页。
[67] （唐）李林甫等撰，陈仲夫点校《唐六典》卷7，中华书局，1992，第217页。
[68] 魏存成：《渤海考古》，文物出版社，2008，第41页。
[69] 赵虹光：《渤海上京城考古》，科学出版社，2012，第220页。
[70] 周潇：《唐代渤海国上京龙泉府建筑文化的探究与思考》，《华章》2012年第9期。
[71] 董智、宗兰：《浅析唐代渤海国建筑装饰图案的特点》，《江苏建筑》2015年第5期。
[72] 藩镇割据是指安史之乱后，唐朝设置了许多节度使，而节度使管辖的地区称为“藩镇”。唐中央政权本以为通过藩镇来平定一些叛乱，但外地将领拥兵自重，不受中央政府控制。这种中央集权削弱、藩镇强大、互相争战的局面，持续了百多年直至唐朝灭亡。
[73] 陈寅恪：《邓广铭〈宋史·职官志考正〉序》，载《金明馆丛稿二编》，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第245页。
[74] 李诫，字明仲，管城（今河南郑州）人，出身于官吏世家。生年不详，卒于北宋大观四年（1110）二月。元祐七年（1092），他进入将作监任职，直到逝世前的两年离职。李诫的官场生涯，有17年在将作监，从最下层的官员升到将作监的总负责人，其主要精力付于将作。
[75] 李百进：《唐风建筑体系浅谈》，《古建园林技术》2003年第4期。
[76] 张十庆：《〈营造法式〉的技术源流及其与江南建筑的关联探析》，《美术大观》2015年第4期。
[77] 王辉：《试从北宋少林寺初祖庵大殿分析江南技术对〈营造法式〉的影响》，《华中建筑》2003年第3期。
[78] 王昶：《宣仁后山陵采石记》，《金石萃编》卷140，清嘉庆十年经训堂刊本。
[79] 燕云十六州，又称“幽蓟十六州”“幽云十六州”，指隋唐时设立的燕（幽）、蓟及云等十六个州。“燕云”一名最早见于《宋史·地理志》，它的位置大致相当于北京、天津和河北北部、山西北部。自古以来这些地方便是北方少数民族南下中原的必经之路，也是中原王朝北部边境天然的防御阵地。
[80] 徽钦二帝“北狩”是指，靖康元年（1126），即金天会四年闰十一月二十五日，北宋汴京城为金军攻陷，徽钦二帝被俘获，押往金国之事，宋人修饰为“二帝北狩”。
[81] 王禹浪、王宏北：《女真族所建立的金上京会宁府》，《黑龙江民族丛刊》2006年第2期。
[82] 燕京，辽五京之一的南京幽州府，后改为析津府，金一般称辽的南京为燕京，今北京市西南。
[83] 薛磊：《元代东北统治考述》，《历史教学》2011年第4期。
[84] （明）宋濂等：《元史》卷59《地理二》，中华书局，1976，第1400页。
[85] 李国友：《文化线路视野下的中东铁路建筑文化解读》，哈尔滨工业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13，第48页。
[86] 宋彦忱主编《中国地域文化通览 黑龙江卷》，中华书局，2014，第257、260页。
[87] 柱头科斗栱位于柱头上，前面挑出屋檐，后面承托梁架，因其荷载较大，尺寸比其他斗栱要大。平身科斗栱位于额枋之上，介于平身科与平身科之间，一般做成等距离，以帮助柱头科传递屋顶的重量。角科斗栱：用在房屋四周转角的柱头上，功用和柱头科相同，但结构庞大复杂。
[88] 白鸿叶：《清代“样式雷”图档》，凤凰网，http：//book.ifeng.com/gundong/detail_2012_06/22/15482644_0.shtml。
[89] 这里所说的“堂”，就是“台基”之意。台基中衍生出一种高等级的须弥座台基，用于宫殿、坛庙、陵墓和寺庙的高等级建筑。须弥座台基本身又有一重、二重、三重的区别，用以在高等级建筑之间作进一步的区分。
[90] （南朝刘宋）顾欢：《夷夏论》，《大正藏》卷52，第225页。
[91] 李四龙：《论儒释道“三教合流”的类型》，《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1年第2期。
[92] （元）王磐：《创建真常观记》，载（元）李道谦《甘水仙源录》卷9。
[93] 三清祖师是指玉清元始天尊、上清灵宝天尊、太清道德天尊（即太上老君）。
[94] 三清殿是道教供奉最高尊神“三清祖师”的殿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