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商代思想的特征

商、周不属于同一个族系。周姬姓，属炎黄系；商人乃太皞、少皞后裔，与东夷属同一系统。^[2]其特点是实行太阳历，崇拜鸟图腾，信奉祖先卵生神话。商人原来居住在燕山东麓及辽东半岛一带，后来南下，沿古济水，进入山东、河南、安徽三省交界的太皞、少皞故地，灭夏后入居中原。商族渊源久远，其文化与周人相比保留了更多的氏族遗存。^[3]就社会思想而言，有以下两个特点。

一 作为思维框架的宇宙图式仍然具有浓厚的氏族巫术色彩

与上古时代相比，商人的宇宙图式没有太大的改变，只是天空更高了一些，^[4]大地的范围更大了一些而已。在他们看来，王都即“大邑商”“天邑商”是宇宙的中心，处在上帝的直接关照之下；日、月、星辰及风、雨、云、雾、电、闪、虹、霓以及大地、山川，都有其神灵。如卜辞中有祭祀“东母”“西母”的记载，东母、西母就是日月之神；对大地四方及江河山岳的祭祀也随处可见，并且很多祭祀都是定期举行。

这些神灵以降祸或降福的方式参与人类的生活，人类只能通过祭祀来讨好他们以求福佑和安宁。从殷墟出土的甲骨卜辞中，我们可以看到殷人几乎天天在祭祀上帝鬼神，针对不同的神灵都有不同的祭祀仪式。人们想象上帝通过甲骨上的裂纹传达旨意，占卜者因分享上帝的神圣性而成为他在人间的代理人，占卜成为全部宗教生活中不可置疑的基础。上帝无所不能，无处不在，人只能小心翼翼地追寻他发出的指示和意图。说明商人还生活在“拘而多畏”的巫术世界里，生活在鬼神狰狞的恐怖之中，^[5]世界的主角是鬼神，人的理性仍然在万古混沌的黑暗里沉睡。据《礼记·表记》记载，孔子曾比较三代之礼，谓夏周皆是“事鬼敬神而远之”，唯独“殷人尊神，率民以事神，先鬼而后礼”。

二 强烈的祖先崇拜

可以说，商人对祖先神灵的崇拜达到了无以复加的程度：

（1）始祖神被升格为主宰万物的上帝；

（2）逝去的王及其左右大臣能够“宾于上帝”，并且可以随时通过降福或降祸表达自己的意愿；

（3）每个宗族都有自己的宗庙，宗族成员死后继续与活着的后代保持联系，在血缘共同体中继续扮演着家庭成员的角色，并保持着原来的地位；

（4）活着的人凡事都得通过占卜征询上帝或祖先神灵的意志，祈求他们的福佑；

（5）对祖先神灵的祭祀往往同对自然神祇的祭祀搭配进行，如祭天时配以先公先王，祭山川神灵配以地方宗族之神；

（6）祭祀的直接动机是讨好和安抚祖先神灵，因为他们对现实生活有着直接而强大的支配力。

从卜辞中可以看出，商人对祖先的祭祀达到了十分铺张、烦琐的程度，如仅祭名就有伐鼓而祭的“乡”，舞羽而祭的“翌”、献酒肉牺牲的“祭”（祭既是类名，又是专名）、多种祭祀对象合祭的“胁”等多种。往往多种仪式轮番进行，周而复始，形成一种固定的操作程式。甲骨卜辞中有一种“衣”祭，一个周期约需要一年。祭祀的程式化意味着它的象征意义取代实质意义成为诉求的主要目的——权力合法性的需要超越了对祖先的敬畏。

看似烦琐的卜问和祭祀并不是简单的耗费行为，在当时的社会状况下，是有其积极意义的。可以说，商人对占卜和祭祀的极端依赖所对应的是文明急剧发展的社会现实，因为人类社会刚刚从野蛮时代破壳而出，面临着太多的危险和不确定性，需要以这种强化的方式确定意义的根源和秩序的基础。^[6]具体说来，其意义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1）在纵向上拓展了人类的生存空间，强化了家族的认同感。通过占卜和祭祀，死去的祖先直接参与当下的生活，个人的存在便超越了当下的局限，进入“永恒”的光照之下。家族的谱系与支配万物的最高神灵联系在一起，土地、山川等地域性鬼神都成了统一的宇宙秩序中的功能性角色。宇宙成为家族历史展开的舞台。

（2）烦琐的占卜与祭祀把社会各族群以及社会与神灵支配下的宇宙自然联结为一个整体，形成一个神圣不可侵犯的有机秩序网络，为社会赋予了一种整体性和稳定性。

（3）因为国王处在天地的中心，拥有交通最高神灵和主持重要祀典的权力，他便成了人类社会的唯一中心，他支配万物的权威就有了不证自明的合法性。

所以，随着祭祀的烦琐化和程式化，商王的专制权威不断得到强化。从甲骨卜辞中可知，商人的先公先王还只能“宾于帝所”，侍从上帝左右；到了商朝后期，死去的王也可以称帝，如帝乙、帝丁；最后，商纣王在活着时就以帝自称。刘泽华先生有个观点，神化与兽化密不可分，率民事神的殷朝统治者在对待异族人时是十分残暴的，经常成十成百地把人用作牺牲和殉葬品。甲骨文中有很多关于抓捕人牲的卜辞。

综上，商朝人类精神生活的空间被圈定在一个非常狭隘的范围之内，人对世界的谋划和担承——这些世俗道德的最重要的内容——被摒弃到一边。武王伐纣时曾历数商纣王种种违背道德的行为，如“昏弃厥遗王父母弟，不迪；乃惟四方之多罪逋逃，是崇是长，是信是使”等，但当商王“率民以事神”的时候，这些世俗的德行是无足轻重的。人作为道德主体的能动性被淹没在上帝的神圣性里，使商末整个社会陷入了一种腐败的耗散状态。过于烦琐的祭祀不仅耗费了社会资源，也窒息了人们的心智，使商朝统治者最后昧于天下大势，刚愎自用，终于为后起者所取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