绪论
一 研究意义
成立于2001年8月14日的土耳其正义与发展党（AKP，简称正发党），在2002年、2007年、2011年三次大国民议会选举（简称大选）中均获得议会多数，成为土耳其历史上第一个连续三次赢得全国大选并单独组阁的政党，开创了土耳其政党政治的新纪元。然而，在2015年6月7日的土耳其大选中，执政的正义与发展党没有获得组建一党政府的绝对多数，未能实现议会选举的“大四喜”，土耳其政治似乎又来到了十字路口。在此种情形下，正义与发展党适时做出了调整，“出人意料地”拿下了2015年11月份的大选，再次执掌土耳其政局，土耳其政坛出现了正义与发展党的“一党优位”格局。
与此同时，时值中东阿拉伯国家发生政治转型的大变动时期，阿拉伯国家出现了多个“效仿”正发党或早于正发党的伊斯兰主义政党，如摩洛哥的公正与发展党、埃及的自由与正义党、利比亚的公正与建设党等。伊斯兰组织（运动）的政党化和政治参与问题成为国外学术界关注的热点话题之一。因此，对土耳其正义与发展党进行典型个案分析，具有理论意义、历史意义和现实意义。
首先，研究正义与发展党具有理论意义。作为一个有着伊斯兰根基的新兴政党，如何界定土耳其正义与发展党的性质是国外学界讨论的一个热点问题。同时，在阅读国内外政党政治理论文献的过程中，笔者发现对于如何定义宗教型政党，国内外学界依然有着不同看法和认识。结合国内外学界对宗教型政党的认识，如何从学理层面对宗教型政党进行界定，也是一个有理论意义的课题。因此，如何看待正义与发展党的性质问题有可能成为检验国内外主流政党类型学的一个典型个案。
其次，研究正义与发展党有着重要的历史意义。土耳其政党史研究在国内才刚刚起步，从政党类型学角度看，土耳其政党大致分为民族主义政党、中左派政党、保守派政党、伊斯兰主义政党、左派政党等“政党家族”。研究正义与发展党和土耳其伊斯兰主义政党的发展演变及其与其他政党的关系是土耳其政治史和政党史研究的深化。而从历史学学科角度看，本书的研究属于世界当代史研究的范畴。当代法国新史学家让·拉库蒂尔在《即时史学》一文中指出，“即时史学”不是研究“已完成的变化”，而是研究“正在发生的变化”的学科，即恩格斯所说的“活的历史”。[1]我国著名史学家彭树智先生在其主编的《阿富汗史》的序言中亦曾写道：“要赋予现实以历史感：只要从历史发展角度和从整体观上，来写当前事件的变迁，不仅不会同现状混同，而且能更好体现历史的基本线索和必然的连续性，从而赋予正在变化的事件以历史感和历史的启示……”[2]如果从世界史研究的角度看，本书的研究对象属于第三个积累层，即正在凝结变动的积累层。[3]因此，在笔者看来，土耳其正义与发展党的研究亦是如此。把正义与发展党的现状寓于土耳其现当代史和伊斯兰主义政党发展演变的进程当中，通过一种类型的政党演变史来透视土耳其政党政治的发展进程及其主要特征，深化对土耳其现当代史的研究。在《理解和反思的人类文明史》一文中，彭先生亦提到“一切过去的历史，都必须从当前的联系中才能得到深刻的理解；同样一切当前的事务，都只有联系过去，才可以加深理解。”[4]从历史的角度看，本书主要研究1997年“二二八进程”以来土耳其政治、经济、社会发生的一系列变化以及这些变化在土耳其现代化进程中的地位和影响，某种程度上是土耳其历史研究的延续，属于世界当代史的范畴。
国内对土耳其历史的研究基本上停留在2000年之前的历史。对当前土耳其国内出现的新变化，除关注其外交政策外，较少有人关注。试举一例，以世俗主义在土耳其的演变为例，学者依然认为凯末尔主义者的世俗主义必须是土耳其的主流世俗主义解释模式，忽视了国家与社会之间互动对一国价值观体系的重要影响。彭树智先生在《关于撰写〈中东史〉的意见（二）》一文中提到，“‘活态’即‘动态’，即把历史写‘活’，从静中见‘动’，写出它本来面目的生动状态”[5]。我国著名史学家张荫麟先生在其名著《中国史纲》中亦有言：“历史不仅是一时静的结构的描写，并且是变动的记录。”[6]而在本书中，笔者打算反其道而行之，从当前土耳其国家各个层面发生的变化出发，透视影响百年土耳其历史进程的“惯性因素”或“历史遗产”，争取实现巴赫金所讲的“长远时间”[7]。换言之，争取做到张荫麟先生所言的统贯“动的历史的繁杂”[8]。因此，本书虽为现状研究，但具有极强的历史性和历史意义。
最后，作为对“正在凝固的历史”的研究，本书的现实意义自不待言。一是作为中东地区最为民主的伊斯兰国家，土耳其民主化的最新进展成为国际关注的焦点问题，因此，深化对土耳其民主化进程的研究，有助于更加清楚地认识中东伊斯兰国家民主化进程中存在的深层次问题，有利于探寻其解决之道。二是作为中东地区的大国，深化对土耳其政治、经济、社会和对外关系的研究，有助于更好地认清中东形势，发展我国与中东各国特别是与土耳其的关系。2012年4月8～9日，时任土耳其总理埃尔多安访问中国，两国确定2013年为“中国土耳其文化年”。2012年6月7日，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元首一致同意接收土耳其为上合组织对话伙伴国。“一带一路”倡议提出之后，土耳其被定位为“支点国家”，中土两国的关系发展更为迅速。在这样的契机下，研究土耳其正义与发展党的现实意义更加突出。
二 研究现状与文献回顾
自2002年11月正义与发展党执政以来，国内外学者对正义与发展党进行了全面研究。学界对土耳其伊斯兰主义政党、正义与发展党以及当前土耳其政治、经济、社会和对外关系的研究，大致归为以下八个方面。
（一）土耳其伊斯兰主义政党的发展演变
国外学者对土耳其的伊斯兰主义政党进行了深入的探讨和研究，大致遵循着四种研究路径，即世俗主义路径、社会运动（伊斯兰运动）路径、社会人类学路径和政党学路径。世俗主义路径以巴奴·艾莉君（Banu Eligür）为代表，在《土耳其的伊斯兰主义动员》一书中，作者从世俗视角利用社会运动理论考察了土耳其政治伊斯兰的发展演变史。[9]艾莉君从结构和行为体动态关系的角度将土耳其政治伊斯兰的动员分为四个阶段，即前期和出现时期（1970～1980年）、前巩固时期（1980～1991年）、巩固时期（1991～1997年）、分歧与再巩固时期（1997～2007年）。[10]而在每一个阶段中，有利于动员的政治机会的存在，运动的组织动力和运动积极分子的构建（framing）过程发挥着关键作用。伊斯兰运动路径以哈坎·雅乌兹（Hakan Yavuz）为代表，在《土耳其的伊斯兰认同》《土耳其的世俗主义与穆斯林民主》等著作中，作者考察了土耳其伊斯兰认同的发展演变过程。[11]社会人类学路径以珍妮·怀特（Jenny White）为代表。珍妮研究了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土耳其伊斯兰运动的发展演变过程，组织理论和动员理论是其使用的主要理论框架，实地调查和访谈是其使用的主要研究方法。[12]政党学路径是近年来研究土耳其伊斯兰运动的新视角，主要以比劳拉·耶舍拉达（Birol Yeşilada）、卡萨巴（Kasaba）等学者为代表。[13]
国内学者在这一问题上亦着墨颇多。黄维民、刘云、陈德成、李艳枝等学者的成果具有重要参考价值，是本书的主要参考资料。[14]然而，国内学者对1997年“二二八进程”的影响以及此后土耳其伊斯兰主义政党的最新发展着墨并不多。
（二）正义与发展党的成立与上台
自2001年成立以来，正义与发展党先后参加了八次选举（包括五次全国大选和三次地方选举）。[15]国外学者对这八次选举的过程进行了深入分析，多角度呈现了土耳其政治发展的新图景。
首先，正义与发展党的成立是国外学者关注的焦点话题之一。威廉·哈勒（William Hale）和埃尔衮·厄兹布敦（Ergun Özbudun）在《土耳其的伊斯兰主义、民主和自由主义》一书中指出了土耳其伊斯兰主义者演变的四个原因。[16]哈坎·雅乌兹在《土耳其的世俗主义和穆斯林民主》一书中分析了影响土耳其伊斯兰运动转型的社会政治因素。[17]土耳其学者伊赫桑·达厄（İhsan Dağı）在其多篇文章中，着重分析了外部因素尤其是欧洲化进程对土耳其伊斯兰运动的影响。[18]土耳其社会学家塞利夫·马尔丁（Serif Mardin）则从四大遗产角度分析了正义与发展党的崛起。[19]综合看来，国外学界普遍认为，正义与发展党的出现是土耳其伊斯兰主义发展的必然，是各种内外因素互动作用的结果，这一互动过程始于20世纪末。国外学者还认为，外部因素为正义与发展党的出现提供了“机会空间”，土耳其伊斯兰主义者的反思和自我批评证明土耳其伊斯兰力量发展的新趋势。
其次，正义与发展党与选举政治是国外学界、政界、智库机构、媒体关注的焦点问题之一。作为研究土耳其选举的知名学者，土耳其著名政治学者埃尔森·卡拉伊杰奥卢（Ersin Kalaycıoğlu）和阿里·恰拉科奥卢（Ali Çarkoğlu）在这一方面著述颇丰；[20]美国华盛顿近东政策研究所的苏奈·恰加帕塔亚（Soner Çagaptay）亦发表过多篇文章和报告；美国犹他大学主办的《土耳其研究》（Turkish Studies）杂志发表了多篇与土耳其选举和政治发展有关的文章；在政界和智库方面，美国国会报告有多份涉及土耳其2002年、2007年议会选举；在智库方面，美国卡内基研究会，土耳其经济与社会研究基金会（TESEV），土耳其政治、经济与社会研究基金会（SETA），中亚高加索研究所丝绸之路研究项目（CACI）等智库机构也进行了相关研究。[21]而对2011年议会选举、2014年地方选举和2014年总统选举以及2015年6月和11月议会选举，土耳其国内外媒体都做了大量报道和评论。反观国内，国内学界对土耳其选举的研究并不多见，散见于土耳其政治和库尔德问题研究的相关成果中。
（三）正义与发展党的政治主张、政治改革与性质之辨
首先，正义与发展党的政治主张与政治改革是国外学者研究的重点内容之一。国外学界综合利用正义与发展党的章程、纲领、选举宣言、领导人的讲话和著名思想家的著作对正义与发展党的政治主张进行了全面论述。[22]在政治改革方面，学者论述了正义与发展党政府的宪法改革、法律改革、欧洲化改革、行政体制改革、司法制度改革等多项内容。[23]
就国内研究成果而言，敏敬在《土耳其正发党与繁荣党的差异比较研究》一文中探讨了先前伊斯兰主义政党与正义与发展党的异同；[24]王林聪在《论正义与发展党执政下的“土耳其民主模式”》一文中，阐述了正义与发展党上台的原因，分析了该党执政下的土耳其模式的基本特征。[25]李艳枝在其博士论文《土耳其伊斯兰复兴运动研究》一文中，对正义与发展党的执政理念和执政实践作了较为详细的论述，为本书写作提供了不可多得的资料。[26]李艳枝在《土耳其正义与发展党三连胜原因探析》一文中，从务实开放的政治定位、刚柔相济的施政纲领、富有成效的经济政策、纵横捭阖的外交实践四个方面分析了正义与发展党三连胜的原因。[27]而在《试论土耳其的宪法更新与民主化进程》一文中，李艳枝回顾了土耳其宪法的历史演变过程，并未过多地论述正义与发展党时期土耳其的修宪政治和制宪政治。[28]此后，李艳枝又在《正义与发展党修宪与土耳其民主政治的发展》一文中，探讨了正义与发展党上台后的修宪举措，认为现代伊斯兰主义与民主政治是相容的，而由此造成的一党独大局面也成为土耳其民主化进程的悖论。[29]但必须指出的是，国内学界在参考国外学者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很少使用正义与发展党的官方文件（纲领、章程、选举宣言）来分析正义与发展党的执政理念。
其次，正义与发展党的性质问题是国外学者争论的焦点话题。综合看来，主要有伊斯兰主义政党说、中右保守政党说、穆斯林民主政党说、非伊斯兰政党说、第三条道路政党说等。而从一个政党的组织构成方面看，有学者认为正义与发展党是中右群众党；从一个政党在一国政党体制中的地位和作用来看，有学者认为正义与发展党是体制外政党；也有学者从近年来土耳其政党体制的变化角度出发，认为正义与发展党是优位政党。这些观点的提出，与正义与发展党的兴起、主要主张及其执政实践密切相关，也与界定政党性质的不同标准有关，而国内学者一般把正义与发展党视为“穆斯林民主政党”。[30]
（四）正义与发展党执政时期的土耳其“文军关系”
“文军关系”是土耳其政治发展进程的主题，土耳其军队曾于1960年、1971年、1980年、1997年四次成功地干预政治，对土耳其政治发展进程产生了不可低估的影响。国外学者就该主题出版了多部专著，也发表了多篇有重要参考价值的论文。[31]在土耳其“文军关系”研究方面，国内的代表性学者有范若兰、刘云、周术情、李秉忠、李艳枝等。[32]但有些观点却值得商榷，比如土裔美国学者苏奈·恰帕塔伊（Soner Çağaptay）在其著作《土耳其的崛起：21世纪的第一个穆斯林大国》中就认为受执政党制衡的军队已经相当平静了。[33]然而2016年7月15日，土耳其发生的未遂政变似乎推翻了这一观点。
（五）正义与发展党政府的经济与社会政策
经济与社会政策是考察一国政府国内政策的一个重要方面。齐亚·厄尼什（Ziya Öniş）、苏比代·陶干（Seubidey Togan）、基亭（T.Çetin）等是正义与发展党政府经济政策研究的主力军。齐亚·厄尼什编的《全球化与土耳其经济自由化》《危机中的土耳其经济》是研究这一时期土耳其经济自由化的主要资料。[34]陶干主编的《经济自由化与土耳其》一书主要考察了土耳其自由化的发展历程以及外部因素（欧盟标准）对土耳其经济发展的影响。[35]基亭等主编的《土耳其监管的政治经济学》一书考察了土耳其经济监管机构的基本情况和运行规则以及正义与发展党时期的新发展。[36]此外，土耳其总理府、国家统计局、国家计划部、工业与贸易部、私有化管理局、银行监管委员会的报告和统计数据为正义与发展党执政时期的土耳其经济提供了不可多得的数据资料。我国学者田文林则探讨了土耳其私有化的后果及教训启示。[37]总体上看，全球化、自由化、私有化是正义与发展党执政时期土耳其经济发展的三个主要特征，土耳其经济在实现稳定和增长的同时，面临着失业等宏观经济问题，亦受到2008年开始的全球金融危机的影响。考察土耳其经济不能依据单一模型就确定好与坏，需要进行辩证分析。
在社会政策领域，土耳其政府的教育政策、医疗卫生政策、社会保险政策是国外学界讨论的三大主要政策。首先，教育政策是学者讨论的热点话题，在《正义与发展党执政时期土耳其的新自由主义教育》一书中，各位作者讨论了正义与发展党执政时期教育政策的主要变化、特征以及存在的问题，是不可多得的参考资料。[38]其次，医疗卫生政策与社会保障政策的资料相对比较分散，散见于多位学者的论著中，在此不多赘述。值得一提的是，土耳其总理府出版的《静悄悄的革命：土耳其民主变革与转型名录（2002～2012）》宣传册，全面呈现了2002～2012年正义与发展党政府在政治、经济、社会等方面所取得的一系列成就，是研究该党政府经济与社会政策不可多得的资料。[39]此外，土耳其卫生部、社会保险机构、土耳其智库机构的多份报告为研究正义与发展党政府的医疗卫生政策和社会保险政策提供了不可多得的资料。
（六）正义与发展党政府的民族宗教政策
库尔德问题、宗教少数派问题（主要是阿莱维派[40]）、头巾之争、宗教学校问题长期困扰着土耳其。正义与发展党执政时期也不例外，而且这一时期欧盟因素对正义与发展党政府的民族宗教政策产生了重要影响。
首先，库尔德问题。国外学界有关土耳其库尔德问题的专著和论文较多。[41]正义与发展党政府的库尔德政策发生了巨大变化，对库尔德人实行“双轨政策”，即打击库尔德分离主义和恐怖主义的同时，实行“民主开放”政策和“解决进程”，将温和库尔德政治力量纳入土耳其民主化进程，分化库尔德工人党力量的支持基础；在经济方面，继续实施东南安纳托利亚计划，开启返乡计划，消除库尔德分离主义和恐怖主义存在的经济基础。必须指出的是，正义与发展党的库尔德政策并非突然出现的，而是经历了一个发展过程。在政策制定和实施过程中，政府受到军队、反对党、库尔德政治力量和国外力量平衡的四重制约，一些政策并没有得到完全贯彻。国内研究方面，正义与发展党政府的库尔德政策是学者们关注的焦点。中国社会科学院唐志超研究员在《中东库尔德问题透视》一书中，详细论述了土耳其库尔德问题的历史演变，提供了大量参考资料。[42]上海外国语大学汪波教授在《中东库尔德问题研究》一书中，对土耳其库尔德问题的历史演变也做了详细论述。[43]兰州大学敏敬教授在《中东库尔德问题研究》一书中，则从历史交往的角度对中东库尔德问题进行了深入探讨。[44]孙德刚、郑东超、李艳枝、刘作奎、康静等学者的成果也具有重要参考价值。但遍览国内学者的研究成果后，笔者发现国内学者的研究集中于总体形势和政策的分析，对2009年“库尔德倡议”、2013年和平进程以及土耳其国内政策调整可能对库尔德人等少数群体产生的影响的分析不够深入。
其次，宗教少数派问题。阿莱维派政策是研究正义与发展党民族宗教政策的重要内容，国外学者已经出版了多部有关阿莱维派的专著。[45]李艳枝的《试论土耳其阿拉维派穆斯林的特征及处境》《土耳其的宗教少数派：阿拉维派》是探讨土耳其阿莱维派的重要论文。[46]然而，学界有关土耳其阿莱维派的研究一直处在争论之中，本书在相关章节将予以简要论述。
再次，头巾之争。头巾之争是国外学者关注的重点问题，已有著作和相关文章发表，是本书重要的参考资料。[47]阿雷·克努德森（Are Knudsen）和巴萨姆·埃兹比德（Basem Ezbidi）主编的《新中东的民众抗议：伊斯兰主义与后伊斯兰主义政治》一书中，耶尔德兹·阿塔苏雅专门论述了土耳其的头巾禁令。[48]国内学者对头巾政策亦有涉猎，李艳枝在《土耳其伊斯兰复兴对女权运动的影响》一文中，从伊斯兰复兴运动和女权运动的角度涉及了头巾问题。[49]
最后，宗教学校问题。就宗教学校政策而言，国外学者亦进行了较为深入的研究。艾琳·奥兹君（Iren Ozgur）在《现代土耳其的伊斯兰学校》一书中，对土耳其伊玛目-哈提卜学校的发展历史进行了较为详细的论述，是不可多得的参考资料。[50]塔希尔·阿巴斯（Tahir Abbas）主编的《伊斯兰与教育》（四卷本）中的土耳其部分，亦对该国的宗教学校教育进行了较为深入的研究。[51]此外，著名的土耳其问题专家大卫·沙克兰德（David Shankland）在《土耳其的伊斯兰教与社会》一书中也简要描绘了土耳其宗教学校的发展情况。而国内学者则多论及土耳其宗教学校教育的形式和发展演变。[52]
（七）正义与发展党政府的对外政策
正义与发展党政府的对外政策是国外学界研究的热点话题，是国内外学者着墨最多的一个研究领域。以英语学界的学者研究为例，国外学者主要从理论思考、外交指导思想和具体政策三个方面进行分析。在理论思考方面，有学者用建构主义国际关系理论来分析认同变化对土耳其对外政策的影响。[53]在外交指导思想方面，国外学者主要分析土耳其现任外长奥卢提出的战略纵深主义和“与邻国零问题”政策对土耳其外交政策的影响。[54]在具体政策方面，主要分地区、分国家、分领域对正义与发展党政府的外交政策进行研究，土耳其与欧盟关系、土耳其与美国关系、土耳其与中东国家关系、土耳其与高加索国家关系、土耳其与巴尔干国家关系的资料较多。[55]也有多篇文章涉及土耳其与非洲、东南亚、拉美国家的关系。
正义与发展党执政时期土耳其的对外关系研究亦是国内学界关注的重点和热点。国内学界围绕着2002年以来土耳其的对外关系进行深入研究，已经涉及土耳其对外关系的主要方面。[56]本书在参考国内学者研究成果的基础上，从对外政策指导思想、政策实践的成就与不足两个方面对正义与发展党执政时期的土耳其对外政策进行简要梳理。
（八）有关土耳其模式的研究
土耳其模式一直是国内外学者关注的热点话题。国外学者有关土耳其模式的文章散见于各种杂志和媒体评论中。艾哈迈特·库鲁（Ahmet Kuru）、休·波普（Hugh Pope）、阿尔珀·德德（Alper Y. Dede）、格尼尔·托尔（Gonul Tol）、贝尔纳·图拉姆（Berna Turam）、凯末尔·科利斯杰（Kemal Kirişci）等学者都曾论述过土耳其模式。[57]艾哈迈特·库鲁还专门区分了土耳其存在的两种类型的世俗主义——消极世俗主义和积极世俗主义，并在英语学界获得了广泛认可。[58]在阿拉伯变局背景下，有学者还专门探讨了“土耳其正义与发展党模式”对突尼斯、摩洛哥、埃及等国的“示范效应”和“溢出效应”。[59]于米特·杰兹雷和约书亚·沃克尔认为，土耳其是“温和伊斯兰的样板”（moderate Islamic model）。[60]
彭树智先生在多部著作、论文和随笔中多次论及凯末尔主义、土耳其民族国家的发展演变等问题。[61]同时，国内学者也发表了多篇探讨土耳其模式的文章，以王林聪、昝涛、李秉忠为代表。王林聪在《“土耳其模式”的新变化及其影响》一文中，认为旧版本是凯末尔时代的世俗威权政治作用下的土耳其模式，新版本是埃尔多安时代的教俗力量作用下的产物。[62]李秉忠在《“土耳其模式”刍议》一文中，认为土耳其模式是在长期历史发展基础上形成的，包含政治上民主制度与伊斯兰教成功的嫁接，经济多元化和积极融入区域及世界经济，同时致力于平衡外交，适时追求具有全球抱负的区域领袖政治理想等三方面的内容。[63]昝涛在《“土耳其模式”：历史与现实》一文中，认为土耳其的发展道路作为一种模式大致可以分为两个阶段/形态：一是凯末尔主义的激进世俗化；二是以世俗民主制度为基础的温和伊斯兰主义。[64]笔者认为，土耳其的发展道路在一定程度上对其他伊斯兰国家的民主化进程和政治发展有一定的借鉴意义。然而，土耳其现代化进程中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各领域均出现过不同程度的问题。同时，就其与地区国家的关系、与西方的制度性联系方面而言，也是问题多多。因此，笔者认为如何看待土耳其模式也是一个需要谨慎思考对待的问题。所谓的“土耳其模式”是不是完全得到了地区国家的认同？西方国家所谓的“样板作用”是否能够起到“示范效应”和“溢出效应”？这是一个需要全面分析和阐述的重要理论和现实问题。
此外，国外学界有关土耳其政治思潮、政治文化、政治交往的研究，有助于总体把握后20世纪80年代土耳其政治思潮、政治文化和政治走向的变化。博拉·坎拉（Bora Kanra）在《土耳其的伊斯兰、民主与对话》一书中利用社会学习理论，探讨了土耳其各种思潮（话语）之间的互动关系，即凯末尔主义话语、民族主义话语、自由左派话语、伊斯兰话语之间的共性与差异，呈现了一幅各种思潮在土耳其互动交织的多维图景。[65]阿里·恰拉科奥卢（Ali Çarkoğlu）和埃尔森·卡拉伊杰奥卢（Ersin Kalaycıoğlu）在《土耳其保守主义潮流的兴起》一书中，利用政治学研究中的行为主义方法，从定性和定量两个维度研究了土耳其保守主义潮流的兴起、发展和主要表现，是研究土耳其保守主义不可多得的资料。[66]埃尔衮·厄兹布敦在《土耳其的政党政治与社会分野》一书中，阐述了政党政治与社会分野之间的关系，为研究正义与发展党崛起的背景和土耳其的社会分层和社会结构提供了不可多得的参考资料。[67]贝尔纳·图拉姆（Berna Turam）在《伊斯兰与国家之间：接触的政治》一书中，从国家与社会互动视角，阐述了伊斯兰与国家在土耳其的接触过程。作者在第六章专门论述了正义与发展党与国家、世俗行为体之间的接触和碰撞，并认为正义与发展党并没有变质，而是伊斯兰与国家几十年来遭遇的结果。[68]
三 本书的理论指导：政党学理论与文明交往自觉理论
文明交往自觉理论和政党学理论的指导是本书的两大理论分析框架。研究政党，必须坚持政党学理论的指导；而在阅读大量资料的过程中，笔者发现彭树智先生提出的“文明交往自觉理论”中的许多思想和观点亦适用于政党研究。
（一）政党学理论
政党是现代民主制度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是政治学研究和探讨的中心课题。在研究和探讨政党的过程中，形成了不同流派的政党学理论。就目前政党研究的主流范式而言，主要有社会学方法、制度主义方法和竞争方法三种。
1.社会学方法
社会学方法是西方政党政治研究中的最常用方法之一，主要代表人物有迪尔维热（Maurice Duverger）等人。他们强调社会分野结构对一国政党和政党政治产生的重要影响。传统的社会经济路径和结构因素分析是社会学方法的主要研究路径。就土耳其个案而言，国外学者一般从四种分野结构来探究土耳其的政治发展和政党政治，即中心-边缘分野、族群宗教分野、左右分野、世俗宗教分野。[69]其实，这四种分野结构结构也借助了美国著名学者斯坦因·罗坎的划分方式，在他对欧洲政党体系的描绘中，罗坎描述了四种主要的结构性分歧，即中央-边缘分歧、教会-国家分歧、城市-乡村分歧以及阶级分歧。每种分歧都会产生特定议题上的政治区隔与冲突。在冲突的强度和时机上也有很多差异，并非每种分歧总会产生出一种特定的政党。[70]
2.制度主义方法与制度化理论
制度主义方法是西方政党政治研究中最常用的方法之一，主要代表人物有意大利学者安德鲁·帕尼比昂科和美国学者塞缪尔·亨廷顿等。[71]在帕尼比昂科看来，“制度化”意味着一个团体不再是达到特定目标的一种手段，而是“团体自身已变得有价值，团体的目标与团体本身也变得不可分，也难以区分”。当然，所有的政党都“须达到一定的制度化程度以图生存，但就有些政党而言，其制度化过程产生了强大的组织机构，而在另一些政党内，制度化过程却产生了虚弱的组织机构”。[72]“政党的制度化可以从如下两个因素来考察。（1）组织相对于环境的自主性。当政党组织能够直接控制与环境的交易过程（例如政党经费的获取）时，就可被视为有自主性。（2）系统化的程度，即组织内部不同部分之间的相互依赖程度。当政党组织内部的行动者存在着过多的策略自主空间时，就可认定该党组织的系统化程度低。总之，一个制度化程度高的政党组织一般能够集中式掌握、应对环境的不确定性，还能够限制好内部行动者的机动范围，并且能够组织好他们之间的互动，将他们的活动往政党组织的目标方向引导。”[73]
而在亨廷顿看来，复杂社会的政治共同体依赖于该社会政治组织和程序的力量，而这种力量的强弱又取决于其制度化的程度。“制度化是组织和程序获取价值观和稳定性的一种进程”，任何政治体系的制度化程度可以根据如下四个指标来衡量。（1）适应性。组织的适应性越强，其制度化程度就越高。适应性是组织适应环境挑战的能力和存活能力。（2）复杂性。一个组织越复杂，其制度化程度就越高。复杂性一方面是指一个组织必须具有数量庞大的下属组织，从上而下，隶属明确，职责不同；另一方面是指这个组织不同类型的下属组织各具高度专门化水平。（3）自主性。自主性是指政治组织独立于其他社会团体和行为方式而生存的程度。制度化意味着并非代表某些特定社会团体利益的政治组织的发展。（4）内聚性。一个组织越团结，越具有内聚力，其制度化程度越高。随后，亨廷顿将制度化观点引入政党体制的研究，他认为一次经历过派系化、极化和扩张阶段之后而进入制度化状态的政党，是保证正在进行现代化转型的社会的政治秩序的关键因素。继亨廷顿之后，有学者认为，帕尼比昂科的“自主性”和“系统化”因素分别对应于亨廷顿的“自主性”和“内聚化”指标。[74]美国学者斯科特·迈沃林则从处于第三波民主化浪潮中的拉丁美洲经验出发，提出了相对完整的政党体制制度化的考察维度。（1）政党间关系模式的稳定性。在制度化的政党政治中，政党竞争关系模式具有相当程度的稳定性。若政党一正常地出现就马上消逝，这不是一个制度化的政党体制的特征。（2）政党的社会根基。政党必须具有一定的社会根基以支撑正常的竞选，这正是政党体制制度化的一个标志。在制度化程度低的政党体制下，大部分选民难以分辨各个政党到底是代表谁的利益，更难以认同政党。同时，利益集团和政党之间的联系也不发达。（3）政党的合法性。在制度化的政党体制下，政治行动者赋予了政党合法性。即使他们对特定的政党持批评态度，甚至是对所有政党持怀疑态度，但依然把政党看作民主政治必要的组成部分。（4）政党的组织结构。在制度化的政党体制下，政党组织发挥着重要的作用。政党有着自主的地位和价值，绝不维护少数有野心的领导人的利益。只要政党没有成为某个领导人或某一小团体的个人工具，那么制度化将受限。政党组织结构稳固，覆盖的地域广阔，组织良好并且拥有自己的资源，是政党体制制度化的标志之一。在制度化的政党体制下，包括选择和改变党的领导团体在内的政党内部各种程序都实现常规化了。[75]因此，叶麒麟认为，政党体制的制度化视角摒弃了体制类型论证，而是去关注每一政党体制自身承担西方民主政治实施机制功能的能力，从而更加贴近各个国家政党体制的现实运行情形，从而成为当前政党体制的一个较为合理的研究视角，因而成为当前政党体制的主流研究视角。[76]
3.竞争方法
竞争方法强调竞争对政党的重要性。唐斯认为，“形成政党政策的主要力量，是政党同其他政党争取选票的竞争。竞争不仅决定了政党政策的内容，……而且，它还决定了：（1）政策的稳定性；（2）政策同政党的言论之间的联系。所以，竞争决定了政党是否有责任感，是否诚实可靠”[77]。
政党都希望吸引尽可能多的选民，或者至少在一定社会范围内吸引尽可能多的选民。所以，每个政党都要说明它的产品同所有相近替代品的不同，并且要证明它的产品具有所有替代品的优点。因此，所有政党都要支持压倒多数的选民强烈拥护并渴望实行的政策，但是，为了吸引选民投票，各政党有必要制定不同的纲领。政党没有必要建立世界观，它们只需在实际问题出现时做出明确表态。[78]因此，任何政党都不会仅让自己的意识形态僵硬地坚持一种哲学观。另外，为了吸引教条主义投票人，政党又要表现出意识形态方面的能力，这样它就不能仅制定一些杂乱无章的混合政策。意识形态的稳定性是每个有责任心的政党的特点，而且意识形态的集中程度取决于参加权力竞争的主要政党的数目。政党的最终目标是执政所带来的权力、收入和荣誉。[79]唐斯认为，“在合法投票人的意识形态观念分布发生显著变化后，新政党能够迅速而成功地建立起来”[80]。
上述三种研究路径，是西方学界政党研究的主要范式。本书在研究过程中综合运用上述三种方法，多角度、全方位地呈现土耳其伊斯兰主义政党发展演变的过程，并论述土耳其政治、经济和社会变化对此类政党的影响和反影响。同时，在思考这些问题的过程中，笔者认为，这些方法和路径与彭树智先生提出的文明交往自觉理论亦可以结合在一起使用。
（二）文明交往自觉理论
著名历史学家彭树智先生的文明交往自觉理论已为学界所熟知和运用。[81]先生提出的“一个中轴律、两类经纬线、三角形主题、四边形层面、五种社会文明交往形态、六条交往力网络、七对交往概念、八项变化、九何而问”，是对文明交往自觉理论的精炼概括。[82]在笔者看来，土耳其正义与发展党的崛起在某种程度上遵循着先生提出的“文明交往互动规律”，体现了先生所言的“历史在交往互动中发展，交往互动无时、无事不在。互动作用总是双向的，或多向的”思想。[83]此外，正义与发展党的崛起亦说明土耳其伊斯兰主义者在参与土耳其政治现代化过程中的“文明自觉”，他们理解了文明交往的真谛，学会了“善择”和“择善”。
在《当代中东地区性研究的几个问题》一文中，彭树智先生指出，“综合地理解中东地区，至少需要理解三个综合性要素：结构、历史、比较”[84]。在笔者看来，这同样适用于土耳其和正义与发展党研究，具体说来就是：从政治、经济、文化等各方面跨学科分析土耳其社会的独特结构以研究正义与发展党的社会基础；由于正义与发展党的崛起和执政是长期发展的结果，因此不能忽视土耳其历史和该国伊斯兰复兴运动的历史。
此外，先生还认为，现代和传统这一对矛盾统一的交往环节，是历史交往过程中过去各时代发展的当代表现。每一历史时代的时代与传统，都有自己独特的内容和形式。[85]而在处理传统与现代的关系过程中，就会面临着挑战与应战、外化与内化、善择与择善等多个文明交往自觉理论的内容。诚如先生所言，挑战和应战，在内部交往中决定着一个国家社会文明结构的转型，在外部交往中决定国际秩序的重建。在一个全球化的世界里，几乎所有的政治都是全球性的。[86]1999年土耳其正式成为欧盟候选国之后，其历届政府依照欧盟各项标准所进行的政治、经济改革不正证明了后一句论断么！
再如，先生有言，外化与内化确实是文明交往中最关键的环节，它与时俱进，如果调适处理得当，运筹得法，完全能够使“内圣”化出一个新“外王”来。[87]土耳其正义与发展党在执政过程中，融合了民主、自由、人权等西方价值观和土耳其本土的伊斯兰价值观，将前者内化入土耳其的政治文化，展现出伊斯兰与民主相容的同时，试图“外化他邦”，成为世界其他伊斯兰国家的“灵感之源”和“民主样板”。土耳其正义与发展党的“自觉”虽未达到“内圣”“外王”的文明自觉标准，却是在正确的方向上前进。
总之，本书试图将西方政党学理论和文明交往自觉理论糅合在一起，把土耳其各种力量（包括政党、军队、官僚机构、公民社会组织、个人）视为行为体，把土耳其政治体制、所处国际环境视为结构，从结构与行为体互动、行为体与行为体互动的视角来分析和呈现土耳其正义与发展党的成立、崛起、执政理念和执政实践。在写作过程中，侧重于描绘和分析全球化、现代化、民主化、欧洲化背景下，土耳其政治、经济、社会各个层面发生的重大变化及其对土耳其政治所产生的影响。
四 本书结构
本书由绪论、七章正文、结论、两个附录等部分组成。七章正文中，前三章主要论述土耳其伊斯兰主义政党的发展演变史和正义与发展党作为一个政党的“应有之义”；后四章则主要论述正义与发展党政府在各个领域的具体政策。
第一章，土耳其伊斯兰主义政党的发展谱系。本章简要回顾伊斯兰主义政党在土耳其发展演变史，介绍了这些政党的成立、发展演变、各项主张及它们在土耳其政治中的地位和作用。
第二章，正义与发展党的成立与崛起。本章利用新政党成立理论分析了正义与发展党的成立；利用选举理论分析了土耳其的五次议会选举、三次地方选举和2014年总统选举，在此基础上对该党胜选和相对衰落的原因进行了综合分析。
第三章，正义与发展党的意识形态、组织结构及性质之辨。本章首先以保守民主为中心，分析了土耳其正义与发展党的意识形态；接着分析了正义与发展党的组织结构和组织原则；最后就国内外学界对正义与发展党性质的大讨论进行了梳理并总结了几点看法。
第四章，正义与发展党政府的政治改革。本章从政治体制改革、普通法改革、修宪政治、文军关系变化等方面对正义与发展党政府的政治改革进行了较为全面的梳理。
第五章，正义与发展党政府的经济与社会政策。经济政策部分，主要分析了正义与发展党政府的宏观经济政策和部门经济政策；社会政策部分，主要从社会保险政策、医疗卫生政策和教育政策三个方面管窥了该党政府的社会政策。
第六章，正义与发展党政府的民族宗教政策。本章主要分析和讨论了正义与发展党政府的库尔德政策、阿莱维政策、头巾政策和宗教学校政策，并初步总结了正义与发展党政府民族宗教政策的指导思想。
第七章，正义与发展党政府的对外政策。本章首先分析了正义与发展党政府的外交指导思想——达乌特奥卢主义；然后从土耳其与大国的关系、土耳其与中东国家的关系、土耳其与主要国际组织的关系三个方面分析了该党执政时期的对外政策实践，并简要分析了影响其政策实践的主要因素。
结语部分则从文明交往自觉的角度对正义与发展党和土耳其模式进行了简要探讨。
[1] 转引自张广智主编《史学之魂——当代西方马克思主义史学研究》，复旦大学出版社，2011，第19页。
[2] 彭树智主编《阿富汗史》，陕西旅游出版社，1993，序言第2页。
[3] 彭树智：《老学日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5，第250页。
[4] 彭树智：《我的文明观》，西北大学出版社，2013，第487页。
[5] 彭树智：《我的文明观》，第538页。
[6] 张荫麟：《中国史纲》（生词注音版），江苏美术出版社，2014，自序一第7页。
[7] “长远时间”是一个大时段的历史概念，它包括对过去的继承，对现代的重视和对未来的向往这三个时间段的“无穷无尽的和不会完成的对话”。转引自彭树智《我的文明观》，第523页。
[8] 张荫麟：《中国史纲》（生词注音版），自序一第7页。
[9] Banu Eligür，The Mobilization of Political Islam in Turkey，New York：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10.
[10] Banu Eligür，The Mobilization of Political Islam in Turkey，pp.3，22.
[11] M. Hakan Yavuz，Islamic Political Identity in Turkey，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03；M. Hakan Yavuz，Secularism and Muslim Democracy in Turkey，New York：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09.
[12] Jenny White，Islamist Mobilization in Turkey：A Study in Vernacular Politics，Seattle：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Press，2002；Jenny White，Muslim Nationalism and the New Turks，Princeton：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2012.
[13] Birol A. Yeşilada，“The Refah Party Phenomenon in Turkey”，in Birol A. Yeşilada ed.，Comparative Political Parties and Party Elites：Essays in Honor of Samuel J. Eldersveld，Ann Arbor：University of Michigan Press，1999，pp.123-50；Birol A. Yeşilada，“The Virtue Party”，in Barry Rubin and Metin Heper eds.，Political Parties in Turkey，London：Frank Cass，2002，pp.62-81；Haldun Gülalp，“Political Islam in Turkey：The Rise and Fall of the Welfare Party”，The Muslim World，Vol.89，No.1，January 1999，pp.22-55；Metin Heper and Jacob Landau eds.，Political Parties and Democracy in Turkey，New York：I.B. Tauris，1991；William Hale and Ergun Özbudun，Islamism，Democracy，and Liberalism in Turkey：the Case of the AKP，New York：Routledge，2010.
[14] 黄维民：《中东国家通史·土耳其卷》，商务印书馆，2002；刘云：《土耳其政治现代化：观察与思考》，甘肃人民出版社，2002；陈德成主编《中东政治现代化——理论与历史实践的双重探索》，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李艳枝：《土耳其伊斯兰复兴运动研究》，南开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09。
[15] 五次全国大选的时间分别是2002年、2007年、2011年、2015年6月、2015年11月；三次地方选举的时间分别是2004年、2009年、2014年。此外，土耳其还于2007年、2014年举行了两次总统选举，在这两次选举中，正义与发展党推举的候选人阿卜杜拉·居尔和埃尔多安均当选总统。
[16] William Hale and Ergun Özbudun，Islamism，Democracy，and Liberalism in Turkey：The Case of the AKP.
[17] M. Hakan Yavuz，Secularism and Muslim Democracy in Turkey，pp.1-78.
[18] İhsan Dağı，“Rethinking Human Rights，Democracy and the West：Post-Islamist Intellectuals in Turkey”，Critique：Critical Middle Eastern Studies，Vol.13，No.2，2004；İhsan Dağı，“Transformation of Islamic Political Identity in Turkey：Rethinking the West and Westernization”，Turkish Studies，Vol.6，No.1，2005；İhsan Dağı，“Turkey’s AKP in Power”，Journal of Democracy，Vol.19，No.3，July 2008，pp.25-30.
[19] 转引自M. Hakan Yavuz，Secularism and Muslim Democracy in Turkey，p.78。
[20] Ali Çarkoğlu and Ersin Kalaycıoğlu，The Rising Tide of Conservatism in Turkey，New York：Palgrave Macmillan，2009；Ali Çarkoğlu and Ersin Kalaycıoğlu，Turkish Democracy Today：Elections，Prost and Stability in an Islamic Society，London and New York：I.B. Tauris，2007；Ali Çarkoğlu，“Turkey’s November 2002 Elections：A New Beginning？”，Middle East Review of International Affairs，Vol.6，No.3，pp.30-41.
[21] Carol Migdalovitz，“Turkey：Issues for U.S. Policy”，CRS Report RL 31429，May 22，2002；Carol Migdalovitz，“Turkey：Financial Crises in Context”，CRS Report RS 20842，March 13，2001；Bulent Aliriza，“Turkey’s Crisis：Corruption at the Core”，CSIS Turkey Update，March 5，2001.
[22] 正义与发展党公布的章程和纲领的中文摘译可参见于洪君主编《当代世界政党文献（2011）》，党建读物出版社，2012，第74～94页。
[23] M. Hakan Yavuz ed.，The Emergence of a New Turkey，Salt Lake City：The University of Utah Press，2006；William Hale and Ergun Özbudun，Islamism，Democracy，and Liberalism in Turkey：the Case of the AKP；M. Hakan Yavuz，Secularism and Muslim Democracy in Turkey，2009.
[24] 敏敬：《土耳其正发党与繁荣党的差异比较研究》，《西亚非洲》2009年第8期。
[25] 王林聪：《论正义与发展党执政下的“土耳其民主模式”》，《西亚非洲》2009年第8期。
[26] 李艳枝：《土耳其伊斯兰复兴运动研究》，南开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09。
[27] 李艳枝：《土耳其正义与发展党三连胜原因分析》，《国际资料信息》2011年第10期。
[28] 李艳枝：《试论土耳其的宪法更新与民主化进程》，《国际研究参考》2013年第8期。
[29] 李艳枝：《正义与发展党修宪与土耳其民主政治的发展》，《阿拉伯世界研究》2016年第3期。
[30] 李艳枝：《中东剧变与穆斯林民主政党的兴起》，《国际论坛》2013年第3期。
[31] Metin Heper，“The Justice and Development Party Government and the Military in Turkey”，Turkish Studies，Vol.6，No.2，2005，pp.215-231；Gareth Jenkins，“Symbols and Shadow Play：Military-JDP Relations”，in Hakan Yavuz ed.，The Emergence of a New Turkey：Democracy and the AK Party，pp.185-206；Ümit Cizre，“The Justice and Development Party and the Military：Recreating the Past after Reforming it？”，in Ümit Cizre ed.，Secular and Islamic Politics in Turkey：The Making of the Justice and Development Party，London：Routledge，2008，pp.132-171；Akın Ünver，“Turkey’s Deep State and the Ergenekon Conundrum”，Middle East Institute Policy Brief，No.23，29 April 2009；Gareth H. Jenkins，“Between Fact and Fantasy：Turkey’s Ergenekon Investigation”，Silk Road Paper，August 2009，http：//www.silkroadstudies.org/new/docs/silkroadpapers/0908Ergenekon.pdf. Evangelia Axiarlis，Political Islam and the Secular State in Turkey：Democracy，Reform and the Justice and Development Party，London and New York：I.B. Tauris，2014. pp.164-207.
[32] 范若兰：《试论土耳其军队干预政治的原因》，《西亚非洲》1991年第3期；刘云：《土耳其军队与政治现代化的关系》，《宁夏社会科学》2002年第3期；周术情：《试论军人政治与民主化进程——以土耳其1980年政变为例》，《西亚非洲》2008年第8期；李秉忠：《军人干政与土耳其民主政治》，《史林》2010年第4期；李艳枝：《试析土耳其文官政治与军人政治的博弈——基于正义与发展党的执政实践》，《西亚非洲》2012年第2期。
[33] Soner Cagaptay，The Rise of Turkey：The Twenty-first Century’s First Muslim Power，Lincoln：Potomac Books，2014，chapter 3.
[34] Ziya Öniş and Barry Rubin eds.，The Turkish Economy in Crisis，London：Frank Cass，2003；Ziya Öniş and F.Şenses eds.，Turkey and the Global Economy：Neo-liberal Restructuring and Integration in the Post-Crisis Era，London：Routledge，2009.
[35] Seubidey Togan ed.，Economic Liberalization and Turkey，London：Routledge，2010.
[36] T.Çetin and Fuat Oğuz eds.，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Regulation in Turkey，Springer，2011.
[37] 田文林：《土耳其私有化的后果及教训启示》，《经济导刊》2014年第3期。
[38] Kemal İnal and Güliz Akkaymak，eds.，Neoliberal Transformation of Education in Turkey：Political and Ideological Analysis of Educational Reforms in the Age of AKP，New York：Palgrave Macmillan，2012.
[39] Republic of Turkey Prime Ministry，The Silent Revolution：Turkey’s Democratic Change and Transformation Inventory（2002-2012），Undersecretariat of Public Order and Security Publications，3rd Edition，November 2013. http：//www.akparti.org.tr/upload/documents/ingilizce.pdf.
[40] 也有学者把“阿莱维派”译为“阿拉维派”，笔者倾向于使用“阿莱维派”，除引用的资料外，本书统一用“阿莱维派”。
[41] 米切尔·刚特（Michael Gunter）、格拉汉姆·福勒（Garham Fuller）、罗伯特·奥尔森（Robert Olson）等是研究库尔德问题的专家，他们的专著和论文是值得参考的重要资料。
[42] 唐志超：《中东库尔德问题透视》，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3。
[43] 汪波：《中东库尔德问题研究》，时事出版社，2014。
[44] 敏敬：《中东库尔德问题研究》，中央编译出版社，2015。
[45] Paul J. White and Joost Jongerden eds.，Turkey’s Alevi Enigma：A Comprehensive Overview，Boston：Brill，2003；Tord Olsson，Elisabeth Özdalga and Catharina Raudvere eds.，Alevi Identity：Cultural，Religious and Social Perspectives：Papers Read at a Conference Held at the Swedish Research Institute in Istanbul，November 25-27，1996，Stockholm：Swedish Research Institute in Istanbul，1998.
[46] 李艳枝：《试论土耳其阿拉维派穆斯林的特征及处境》，《世界民族》2009年第1期；李艳枝：《土耳其的宗教少数派：阿拉维派》，《世界宗教研究》2015年第3期。
[47] 相关文献有：Marvine Howe，“Turkey Today：Headscarves and Women’s Rights”，Middle East Policy，Vol.XX，No.3，Fall 2013，pp.121-133；Banu P. Gökariksel and Katharyne Mitchell，“Veiling，Secularism，and the Neoliberal Subject：National Narratives and Supranational Desires in Turkey and France”，Global Networks，Vol.5，No.2，April 2005，pp.147-165.
[48] Are Knudsen and Basem Ezbidi eds.，Popular Protest in the New Middle East：Islamism and Post-Islamist Politics，London and New York：I.B. Tauris，2014.
[49] 李艳枝：《土耳其伊斯兰复兴对女权运动的影响》，《西亚非洲》2012年第5期。
[50] Iren Ozgur，Islam Schools in Modern Turkey，New York：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12.
[51] Tahir Abbas ed.，Islam and Education，Vol.1-4，New York：Routledge，2011.
[52] 孙振玉：《传统与现实：土耳其的伊斯兰教与穆斯林》，民族出版社，2001年。
[53] Yücel Bozdağlioğlu，Turkish Foreign Policy and Turkish Identity：A Constructivist Approach，New York：Routledge，2003；Martina Warning，Identity and Foreign Policy：Turkey’s External Relations under Culturalist Influence，Saarbrücken：VDM Verlag Dr. Müller，2011.
[54] 土耳其外交部下属的战略研究所（SAM），发布了多份研究报告，论及当前土耳其外交政策的主要指导思想，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55] 根据笔者的统计，以土耳其与欧盟关系为主题的专著约有20部之多，作者多为土耳其国内学者。以土耳其与美国关系为主题的专著约有4部，主要研究土美关系所面临的挑战；以土耳其与中东国家关系为主题的专著有5部，主要论及土耳其的中东政策，土耳其与伊朗、叙利亚和以色列的关系，如Robert W. Olson，Turkey-Iran Relations，1979-2004：Revolution，Ideology，War，Coups，and Geopolitics，Claforina：Mazda Pub，2003；Suleyman Elik，Iran-Turkey Relations 1979-2011：Conceptualising the Dynamics of Politics，Religion and Security in Middle-Power States，New York：Routledge，2011。以土耳其与高加索国家关系为主题的专著有1部，主要论述凯末尔主义对土耳其高加索政策的影响，如Umut Uzer，Identity and Turkish Foreign Policy：The Kemalist Influence in Cyprus and the Caucasus，London：I.B. Tauris，2011。
[56] 田文林：《土耳其战略转型及其局限》，《现代国际关系》2010年第9期；邓红英：《土耳其外交转型析论》，《现代国际关系》2010年第10期；郑东超：《土耳其新中东政策辨析》，《现代国际关系》2011年第1期；胡少聪：《土耳其外交新思维及其影响》，《国际问题研究》2011年第4期；郑东超：《土耳其外交的战略深度主义》，《国际资料信息》2011年第1期；李秉忠：《“中东波”以来土耳其中东政策的调整》，《现代国际关系》2012年第4期。中国社会科学院西亚非洲研究所主办的《西亚非洲》杂志2011年第9期，刊登了五篇关于土耳其外交政策文章，主要涉及土耳其的西巴尔干政策、非洲政策、认同对土耳其政策的影响等；《阿拉伯世界研究》杂志2012年第5期发表了三篇土耳其对外政策的文章；郑东超、高岚、徐维、邹占伟等学者的学位论文亦论及土耳其与美国、欧盟、中东国家的关系。
[57] 李秉忠：《“土耳其模式”刍议》，《欧洲研究》2012年第5期，第136～150页；Berna Turam，Between Islam and the State：The Politics of Engagement，Stanford：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2007。
[58] M. Hakan Yavuz ed.，The Emergence of a New Turkey，Salt Lake City：The University of Utah Press，2006；Ahmet T. Kuru，“Changing Perspectives on Islamism and Secularism in Turkey：the Gülen Movement and the AK Party”，Muslim World in Transition：Contributions of the Gülen Movement，Conference Proceedings，London：Leeds Metropolitan University Press，2007，pp.140-151；Ahmet T. Kuru，“Passive and Assertive Secularism：Historical Conditions，Ideological Struggles，and State Policies toward Religion”，World Politics，Vol.59，No.4，July 2007，pp.568-594.
[59] Stefano Maria Torelli，“The ‘AKP Model’ and Tunisia’s al-Nahda：From Convergence to Competition？”，Insight Turkey，Vol.14，No.3，2012，pp.65-83；Feriha Perekli，“The Applicability of the ‘Turkish Model’to Morocco：The Case of the Parti de la Justice et du Développement （PJD）”，Insight Turkey，Vol.14，No.3，2012，pp.85-108.
[60] Umit Cizre and Joshua Walker，“Conceiving the New Turkey After Ergenekon”，The International Spectator，Vol.45，No.1，March 2010，p.90.
[61] 详见本书结论部分。
[62] 王林聪：《“土耳其模式”的新变化及其影响》，《西亚非洲》2012年第2期。
[63] 李秉忠：《“土耳其模式”刍议》，《欧洲研究》2012年第5期。
[64] 昝涛：《“土耳其模式”：历史与现实》，《新疆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2年第2期。
[65] Bora Kanra，Islam，Democracy，and Dialogue in Turkey：Deliberating in Divided Society，Burlington：Ashgate Publishing Limited，2009.
[66] Ali Çarkoğlu and Ersin Kalaycıoğlu，The Rising Tide of Conservatism in Turkey，New York：Palgrave Macmillan，2009.
[67] Ergun Özbudun，Party Politics and Social Cleavages in Turkey，London：Lynne Rienner，2013.
[68] Berna Turam，Between Islam and the State：The Politics of Engagement，Stanford：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2007.
[69] Ergun Özbudun，Party Politics and Social Cleavages in Turkey.
[70] 转引自〔意〕安格鲁·帕尼比昂科《政党：组织与权力》，周建勇译，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13，第304页。
[71] 在中文里，“制度”一词在政治学意义上运用时实际上有两种含义：第一，它指的是一种政治统治形式。我们平常所说的资本主义制度、社会主义制度等，均属此含义；第二，它指的是一套成系统的法规或规定，如选举制度、法律制度直至议会制度、学习制度等。转引自王长江《政党政治原理》，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2009，第162～163页。
[72] 〔英〕艾伦·韦尔：《政党与政党制度》，谢峰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第85页。
[73] Angelo Panebianco，Political Parties：Organization and Power，translated by Marc Silver，New York：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88，pp.55-58.
[74] 叶麒麟：《从类型到制度化——西方民主政治场域中政党体制研究的视角转移》，《教学与研究》2011年第12期。
[75] 转引自叶麒麟《从类型到制度化——西方民主政治场域中政党体制研究的视角转移》，《教学与研究》2011年第12期。
[76] 叶麒麟：《从类型到制度化——西方民主政治场域中政党体制研究的视角转移》，《教学与研究》2011年第12期。
[77] 〔美〕安东尼·唐斯：《民主的经济理论》，姚洋、邢予青、赖平耀译，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05，第88页。
[78] 〔美〕安东尼·唐斯：《民主的经济理论》，姚洋、邢予青、赖平耀译，第84页。
[79] 〔美〕安东尼·唐斯：《民主的经济理论》，姚洋、邢予青、赖平耀译，第94～95页。
[80] 〔美〕安东尼·唐斯：《民主的经济理论》，姚洋、邢予青、赖平耀译，第99页。
[81] 《文明交往论》（陕西人民出版社，2002）、《书路鸿踪录》（三秦出版社，2004）、《松榆斋百记——人类文明交往散论》（西北大学出版社，2005）、《两斋文明自觉论随笔》（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2）、《我的文明观》（西北大学出版社，2013）、《老学日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5）是先生治人类文明交往史的六部曲。
[82] 彭树智：《我的文明观》，第7～12页。
[83] 彭树智：《我的文明观》，第546页。
[84] 彭树智：《文明交往论》，第387页。
[85] 彭树智：《文明交往论》，第39页。
[86] 彭树智：《文明交往论》，第36页。
[87] 彭树智：《文明交往论》，第39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