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土耳其伊斯兰主义政党的发展谱系
第一节 土耳其早期伊斯兰主义政党
自1946年实行多党制以来，土耳其出现了多个伊斯兰主义政党。[1]而自1970年民族秩序党成立以来，属于民族观点运动的伊斯兰主义政党则经历了民族秩序党（NOP）→民族拯救党（NSP）→繁荣党（WP）→美德党（VP）→幸福党（FP）和正义与发展党（AKP）这样一个完整的发展链条。[2]因此，简要回顾土耳其伊斯兰主义政党的发展谱系，有助于加深我们对土耳其政党政治的理解。
一 早期伊斯兰主义政党的出现
在多党制背景下，土耳其出现了政治伊斯兰主义思潮及其政党。民族党（Nation Party）是当代土耳其最早建立的伊斯兰主义政党，它于1948年由民主党内分化出来的一部分人组成，反对凯末尔主义者的强制性世俗化政策，认为政府和宗教事务应该完全分离。[3]民族党的纲领宣称：每个公民有“思想和信仰自由以及以他选择语言进行宗教实践的权利”。[4]该党总书记希克米尔·拜尔称，世俗主义原则应该是禁止国家干涉宗教事务。1948年12月23日，反对党的一项联合声明要求从宪法中取消共和人民党的六原则，认为一个党的纲领不应该成为宪法的一部分。民族党确认“宗教改革的必要性”，要求“更多地强调社会生活中的伊斯兰道德和价值观，更多地尊重伊斯兰制度，结束国家对宗教组织的控制，把宗教课程纳入中小学课程中”。[5]1950年5月14日大选临近前，伊诺努表示接受这一要求并将一些著名的土耳其人的陵墓对公众开放参观。1950年大选中，民族党获得了4.6%的选票和1个议席。20世纪50年代，民族党日益右倾且反对凯末尔主义，于1953年7月被政府以利用宗教为由解散。[6]
然而，在谁是土耳其第一个伊斯兰主义政党的问题上，有学者持不同看法。威廉·哈勒和埃尔衮·奥兹布敦，比劳拉·耶舍拉达都认为，多党制时期出现的第一个伊斯兰倾向的政党是1951年成立的伊斯兰民主党（Islamic Democracy Party，İslam Demokrat Partisi，IDP），该党领导人是杰凡特·雷法特·阿特汗（Cevat Rıfat Atıhan），此人以其反犹立场著称，然而该党仅存在了半年。[7]在其宣传口号中，伊斯兰民主党宣称：“繁荣和幸福的太阳终将升起，此时我们手持古兰；信士们团结起来，成立你们自己的政权。”[8]必须指出的是，该党在其口号中提到“繁荣”（refah）。
1954年1月成立的农民党是继民族党之后的另一个伊斯兰主义政党，它的纲领要求宪法保证宗教权利和公民权利，攻击世俗主义。[9]一般认为，这两个伊斯兰主义政党对20世纪50年代土耳其的伊斯兰复兴起了极大的推动作用。
二 民族秩序党和民族拯救党
埃尔巴坎领导的一系列前后相继的民族观点政党是土耳其伊斯兰主义政党的主要代表，在1980年军事政变之前，主要代表性政党是民族秩序党和民族拯救党。
（一）民族秩序党
民族秩序党是在后20世纪60年代军事政变的政治结构框架下出现在土耳其政治舞台上的，这一时期土耳其政治的特征是对政府和立法机构的制衡，是个人权利和政治自由相对自由的体制和选举的比例代表制。[10]民族秩序党成立于1970年1月28日，是由从当时的著名政党正义党中分裂出来的成员组成的。[11]
该党的领导层主要由宗教民族主义中右政治家组成。该党领导人埃尔巴坎，曾是伊斯坦布尔技术大学的工程学教授。[12]在1969年曾当选土耳其商业协会（TOBB）的主席，但未能获得正义党政府的批准。在1969年选举中，正义党并没有提名埃尔巴坎为该党候选人；他就以独立候选人身份在科尼亚当选，成为“独立人士”中唯一一位进入议会的人。[13]之后，多名有影响力的伊斯兰主义人士在正义党参议员艾哈麦特·陶菲克·帕克苏（Ahmet Tevfik Paksu）的家中讨论是否成立新政党。[14]他们一致认为，因反对埃尔巴坎，正义党已经背离了伊斯兰主义价值观。[15]在与纳格什班迪教团的著名谢赫麦哈麦特·扎西特·考克图（Mehmet Zahit Kotku）会面后，埃尔巴坎、帕克苏、阿卡萨伊、雅兹甘一起决定党的名称。党名源自土耳其著名伊斯兰主义作家埃什雷夫·埃迪普（Eşref Edip），定名为民族秩序党，党徽是一只以伊斯兰方式指向天空的手。
1970年2月8日，民族秩序党的成立大会上充满了倾向伊斯兰教的口号和演讲。党的纲领在强调为真正民主做贡献的同时，也表现出强烈的伊斯兰倾向，但纲领更多地使用了间接词汇，如“道德和善行”。纲领赞成社会正义、维护思想自由、强调宗教教育的必要性，赞扬宗教事务局和其他宗教机构的工作并为这些机构要求全面的行动自由；纲领在表面上反对为政治目的而利用宗教。著名土耳其研究专家雅各布·兰道（Jacbon Landau）关于民族秩序党的纲领中对世俗主义和宗教的态度解释如下：
当它不能够合法地反对世俗化本身时，它坚持反对世俗化做任何不利于宗教的解释，或许同样的对伊斯兰教的肯定态度和对宗教情感利用的愿望在1945年推动了民主党，在20世纪70年代推动了民族秩序党。在民主党的纲领中，只有一些比较隐蔽的宗教倾向，而救国党的纲领中却有明确的伊斯兰倾向，这种倾向使该党成为一个合法的具有伊斯兰特征的政党。[16]
该党认为西方代表着犹太复国主义、压迫（masonism）和剥削。因此，该党反对土耳其加入欧共体。在民族观点意识形态看来，土耳其经济“落后”和文化堕落的原因是西化和接受其价值观的结果。土耳其国内的“西化派”是西方的“效仿者”。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都是物质主义意识形态，而民族观点意识形态指出道德是经济发展的基础。此外，民族秩序党谴责暴力，在现有合法政治体制内活动，承认民族国家、民族主义意识形态以及发展主义国家的主流政治经济模式。然而，他们的目标是增强伊斯兰在生活各领域的作用，这是他们为什么被贴上伊斯兰主义者标签的原因。[17]
1971年3月，土耳其军队发动备忘录政变，宣布取缔所有政党，民族秩序党自然位列其中，难逃被取缔的命运。1971年5月20日，土耳其宪法法院判决取缔该党，理由是其违反政党法，寻求在土耳其恢复神权秩序和支持改变国家的世俗本质。虽然该党只存在了18个月，其重要性在于它能够被视为民族观点领导层的第一次“政治学习”经历。随着民族秩序党的成立，宗教民族主义政治家获得了独立平台，他们不再受中右政党的限制，能够更加积极。[18]
（二）民族拯救党
1971年军事政变后，宪法法院以民族秩序党支持反世俗政治主张和反对共和国为由取缔了该党。埃尔巴坎流亡瑞士，开始出版报纸《唯一秩序》（Tek Nizam）并创立民族观点组织，成为未来土耳其伊斯兰主义政党的最重要支持基础。1972年10月11日，埃尔巴坎重建民族秩序党并更名为民族拯救党（一译为救国党）。党的第一任领导人是苏莱曼·阿利夫·埃姆雷（Süleyman Arif Emre）。虽然埃尔巴坎宣称自己是独立议员，但他是该党的幕后主席。1973年5月，埃尔巴坎正式加入民族拯救党。
民族拯救党成立不久，埃尔巴坎于1972年8月3日在议会中说：“我们认为，宪法中有关思想和信仰的自由与权利条款必须明确澄清，这样就可以在贯彻过程中消除违反宪法基本原则的事。”按照埃尔巴坎的观点，没有思想和信仰自由的民主政体是不可行的。他的目的在于获得利用和传播宗教思想的完全自由。土耳其宪法规定国家的特征是民族的、民主的、世俗的。埃尔巴坎说：“民族一词必须用一种对历史和传统意义的所有道德价值表示尊敬的方式予以清楚的定义。”[19]埃尔巴坎认为世俗主义可以是反对宗教对宗教的压迫，也可以是国家不干涉宗教事务。他要求取消宪法中规定的禁止为个人、政治和经济目的而利用宗教的条款，他说世界上没有任何其他国家有这种现象，宗教、信仰、思想自由是宪法的基本精神，利用宗教控告一个人有罪是违背宪法基本精神和原则的。他强烈反对土耳其加入欧共体。他认为土耳其的大企业会因为和欧洲国家的联系而日益强大，从而越来越在土耳其经济中居主导地位，土耳其将会在经济上和文化上被“4亿基督徒居民”同化。共同市场是“新十字军精神”的产物。[20]民族拯救党把宗教抬高到了政府和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之上。
民族拯救党称，道德进步是“物质进步”的前提和基础。[21]民族拯救党将道德秩序的建设作为其追求目标，强调学校教育中道德和伦理课程的重要性，主张建立伊斯兰道德秩序，反对以追求个人利益为目标的资本主义道德价值，提倡“公正的经济秩序”。它不反对私人经济，但反对多国公司和垄断资本主义，主张国家保护小企业，免受大企业的排挤。这说明民族拯救党得到小资产阶级的支持。民族拯救党曾多次强调国家发展重工业的必要性，并认为这是土耳其经济和政治独立的迫切需要。民族拯救党还主张保护国内市场。该党还试图在广泛发展私有企业的基础上将对小企业的保护和国家领导的重工业结合起来，以此来反对私有垄断。与当时的发展主义观点一样，民族拯救党认为工业化特别是重工业化是达到发达国家生活水平的唯一道路。此外，该党支持思想和信仰自由框架下的世俗主义。然而，该党亦宣称世俗主义不应该成为压制其他人行使这些权利的手段，支持发展与伊斯兰国家的关系，提倡基于“谦虚、道德和美德”的教育，发展宗教教育，反对节育，支持提高人口增长的措施，呼吁实现工业在全国范围内的均衡分布。[22]
民族拯救党在1973年全国大选中获得11.8%的选票和48个议会席位，从而成为议会第三大党。民族拯救党的选票主要来自落后省份和农村。与共和人民党相比，民族拯救党在发达省份仅获8.4%的选票，而共和人民党选票占38.6%；在半发达省份，两党所占选票份额分别是13.7%和30.5%；落后省份这一比例是27.5%和15.4%。在几个大城市中，共和人民党取得了明显胜利。这种模式在1977年选举中仍然没有改变，民族拯救党在大城市的得票率还是很低。民族拯救党的支持者主要是教团组织和安纳托利亚的小店主、小商人、手工业者和小城镇的宗教人士。这些手工业者和小商人抱怨资源流向大城市的大企业，要求政府对他们进行保护和支持，他们不反对国家主义。民族拯救党代表工业化冲击下的衰退中的小资产阶级，因此在社会和政治方面是保守的。[23]
从选票的地区分布来看，民族拯救党在三个大城市（伊斯坦布尔、安卡拉、伊兹密尔）的表现较差，该党在这三大中心城市的得票率平均为8.1%。相反，该党在中等城市的得票率则达到17.2%。中等城市和欠发达地区是该党的主要“票仓”。民族拯救党的得票集中在安纳托利亚地区，比如该党在乌尔法的得票为43.5%，锡瓦斯的得票为38.2%，埃尔祖鲁姆的得票为34.2%，马拉塔亚的得票为31.8%，埃拉泽的得票为26.6%，迪亚巴克尔的得票为19.5%。[24]1977年选举中，民族拯救党的得票率降至8.6%，议席数降至24席，该党在土耳其西部、中部和黑海地区失掉了多个席位。有学者认为，导致这种下降可能是努尔库教团成员因与党的领导人埃尔巴坎的政治分歧而退党有关。[25]
由于共和人民党和正义党拒绝相互合作，这一战略为民族拯救党成为政府重要成员敞开了门户。[26]该党先是加入了1974年埃杰维特领导的共和人民党-民族拯救党（CHP-MSP）联合政府（仅存在8个月），此后又加入了正义党领导的两届民族阵线政府（1975年4月至1977年6月，1977年7月21日至1977年12月31日）。[27]在第二届民族阵线政府倒台后，民族拯救党首次成为反对党。在新的全球伊斯兰主义意识形态的日益影响和没有公共职务限制下，民族拯救党领导层的伊斯兰主义话语渐强。
这一时期，民族拯救党积极加强党的组织建设。1973年1月，民族拯救党在42个省和300多个区建立了组织网络；截至1973年4月初，该党在土耳其52个省拥有支部。而到了1977年7月，该党在65个省和400多个区拥有自己的组织。[28]此外，1976年，为加强党的资金基础，埃尔巴坎成立了欧洲民族观点组织（AMGT）。同时，民族拯救党还利用政府中的地位，组建了积极分子网络——劫掠者（Raiders，Akıncılar）。[29]劫掠者网络分为合法组织、非法组织和1977年之后从民族拯救党分裂的组织。[30]除这些基层组织外，民族拯救党成功地渗入公共官僚机构，使其支持者获得了几个关键部长职位，如内政部部长和教育部部长。在这一时期，纳格什班迪和努尔库的精英激烈竞争进入党的中央执行委员会。党的第三次全国大会后，纳格什班迪的成员获得胜利，努尔库集团退出该党。帕克苏辞去劳动部部长和中央执行委员会成员职务。两个月后，16名努尔库议员退党。
然而20世纪70年代中后期，土耳其陷入了严重的经济和政治危机。面对这种形势，土耳其军队于1980年9月12日宣布接管政权，土耳其进入了长达3年之久的临时军政府统治时期。民族拯救党连同其他政党被取缔，多名前政党领导人被禁止从事政治活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