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朴初与当代中国佛教
学愚[1]
如果说，佛教是以佛法为中心，在不同时代呈现出不同示教利喜的文化模式，那么，佛教亦是因缘所生，深受时代社会的影响。当佛法确定后，人的因素在佛教发展历史上起了决定性作用。自释迦牟尼佛创立佛教后，佛教的传播和发展就是历代高僧大德修证和弘扬佛法的历史。公元一世纪前后，佛教传入中国，与传统中国文化相碰撞，经历了无数次繁荣和衰落，而每一次衰落后的繁荣都与当时佛教领袖人物相关。唐宋以降，中国佛教持续走下坡路。当然亦有些学者认为，明末清初之际，中国佛教曾出现过短暂的复兴。这种复兴的出现，与当时四大高僧及其他佛教人士共同努力相关。清末民初，中国佛教界涌现出杨仁山、寄禅、来果、印光、虚云等一批有德有学、有修有证之人，又一次掀起近代佛教中兴。20世纪80年代初，经历了“文革”浩劫后的中国佛教满目疮痍、百废待举。历史选择了赵朴初来领导当代中国佛教；或更为恰当地说，赵朴初当仁不让地承担起当代中国佛教中兴的历史使命。八十年代初，中国佛教起死回生———寺院恢复、僧尼回归寺院、宗教生活正常化，体现了传统中国佛教的重建，赵朴初应是当之无愧的中兴者。在此基础之上，赵朴初进一步提倡“人间佛教”思想，推动当代中国佛教的恢复发展。这样，如果说当代中国佛教是民国时期人间佛教的中兴，那么，赵朴初可谓当代人间佛教复兴之父。
历史的选择与佛教的中兴和当代人间佛教的复兴，道路十分艰难，其曲折性后人难以想象，唯有在像赵朴初这样深受党和人民政府信任、社会尊敬、佛教界推崇的人的领导下，才能实现。“文革”后期，佛教几乎在中国内地消亡，绝大部分僧尼回到世俗社会，从事工农业生产，全国只有数十所寺院被作为历史和文化遗产保存下来。八十年代初，中国政府重新确立宗教信仰自由政策，但如何落实这样的政策，或由谁来协助政策落实宗教政策、调和政府与佛教界的关系、恢复寺院、培养人才？赵朴初成为不二人选。在很大程度上，赵朴初之所以成为这样的人选，或者说之所以能够领导中国佛教从废墟中走出来，走向复兴，不仅因为他精通佛法和世间法，更为重要的是，他能融会贯通二者。
赵朴初精通世间法，主要表现在他的政治智慧——对时代命脉的把握和对社会发展的洞察。早年生活在上海，经历过新旧社会的赵朴初深切体会到，唯有中国共产党才能救中国，唯有走社会主义道路，中国才能富强、社会才能繁荣；唯有在社会主义社会，佛教徒才能享受真正的信仰自由。五十年代后，或更为恰切地说，中国佛教协会成立后，无论是在国际国内，还是教内教外，赵朴初都能顾全大局，旗帜鲜明地支持、协助党和人民政府，维护国家整体利益，反对任何形式的民族分裂。或许正因如此，赵朴初得到中共领导人的高度肯定以及社会各界的尊敬，再加上他个人中国文化的修养和宗教领袖的魅力，深受中国佛教徒的爱戴。所有这些都成为他恢复传统佛教、复兴人间佛教的增上缘。
所谓复兴，即是在一段时间的衰落后，在一些领袖人物的努力和领导下，佛教出现转机、创新和发达的景象。清末民初，随着社会的巨变，中国佛教也曾出现转机和新的发展。一方面出现了像来果、印光、虚云、弘一这样的高僧，他们努力恢复传统佛教，振兴净土佛教、禅宗佛教，或律宗道场；佛教思想活跃，吸引了一批社会知识分子的兴趣、爱好乃至信仰，佛学研究传统得以恢复和发展；另一方面，太虚等领导的人生佛教异军突起，契应时代和社会需要，既是对传统佛教的批判，又是佛教文化的创新。作为佛法应化时代性和社会的新模式，严格来讲，人间佛教的兴起并非传统中国佛教的复兴，而是近代中国佛教新范式的创建。从典范转换理论来观察，人们不难发现，传统中国佛教虽在一些高僧大德的领导下出现了新的发展，但很少有创新，大多强调传统佛教的恢复和振兴。人间佛教作为近代中国佛教的创新，为佛教提供或创立了新的发展模式。传统佛教与人间佛教之间虽然存在着种种张力，但并不对立。后者没有取代前者，而是并存于中国社会，并在民国期间都得以不同程度的发展。
如果说民国时期，中国历史见证了传统佛教的恢复和人间佛教的创新，那么，我们可以这么认为，20世纪80年代以降，中国佛教又一次见证了传统佛教的恢复和人间佛教的复兴。无论是前者还是后者，赵朴初都功不可没。新中国成立后，随着土地改革及其他一系列社会政治运动的开展和深化，以寺院为中心的中国佛教失去赖以生存的经济基础——土地，僧尼被迫回到世俗社会，从事自食其力的生产劳动，寺院成为工厂、合作社或学校。这样，传统佛教逐渐退出中国历史舞台。五十年代中后期，巨赞等亦曾倡导佛教“生产化”和“学术化”运动，并在北京先后成立各种佛教企业，如大生麻袋厂等生产机构，维持出家人自食其力的物质生活。但是，随着“文化大革命”的临近，佛教同其他所有宗教一样，全都成为封建迷信、牛鬼蛇神，被扫进历史的垃圾堆。20世纪70年代后期，随着大陆对外开放和宗教政策的落实，濒临消亡的中国佛教又一次看到生存的希望；此希望的实现，与赵朴初的非凡努力和智慧是分不开的，其指导思想即是“人间佛教”。这样，当代传统佛教的恢复和人间佛教的复兴，虽是一脉相承，但亦有所不同。传统佛教的恢复主要表现在寺院的修复、僧尼回归寺院、佛教信仰生活的落实。在此基础之上，中国佛教三大传统——农禅并重、学术研究、国际往来亦得以重建。此当代佛教三大传统的重建，既有继承，又有创新，其创新部分则成为当代人间佛教复兴的主要内容。
赵朴初承人间佛教发展的契理与契机，上契太虚人间佛教思想，下契当代中国社会政治，开创了当代人间佛教新模式。就契机而言，20世纪80年代初，濒临消失的佛教在改革开放大潮中，重新出现在社会主义中国。赵朴初清醒地意识到，或者说，数十年的革命经验告诉他，中国佛教必须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必须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这是政治前提，亦是生存基础。因此，赵朴初坚信，唯有“人间佛教”思想才能契应当代马克思主义的中国社会实践，才能有效指导佛教与社会主义相适应。同时，他亦相信，当代中国政治和社会，为“人间佛教”的实践提供了千载难逢的时代因缘。
1983年10月，赵朴初在《中国佛教协会三十年》的报告中，强调佛教徒爱国的重要性，重申爱国即是爱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中国。他总结了过去三十年中国佛教的三条基本经验：1.佛教徒必须爱国守法，接受中国共产党和人民政府的领导，拥护社会主义；2.中国佛教协会和地方佛教团体，要协助人民政府贯彻宗教信仰自由政策，团结佛教徒发扬佛教优良传统，积极参加社会主义建设事业；3.全国和地方佛教协会要积极主动地发挥桥梁作用和专业作用。赵朴初认为，中国佛教徒要真切地认识到，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也就无法享受真正的宗教信仰自由，也就不能保证佛教事业的顺利开展。同样地，只有走社会主义道路，中国才能走向繁荣富强，实现“人间净土”。1993年10月，赵朴初在中国佛教协会第六届全国代表会议上发表了《中国佛教协会四十年》的报告，总结了过去四十年中国佛教发展的经验，第一条即是：“中国佛教必须而且能够与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或相协调。”
爱国守法、接受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为国家建设和社会经济发展做贡献，与其说是当代中国佛教发展的基本经验，倒不如说是中国佛教协会成立时，赵朴初等人为中国佛教制定的指导原则和历史使命。中国佛教协会章程第二条，规定了其性质，即团结全国佛教徒，在人民政府领导下，参加爱护祖国及保卫世界和平运动；协助人民政府贯彻宗教信仰自由政策；并联系各地佛教徒，发扬佛教优良传统，参与社会主义建设。赵朴初把社会主义建设同人间净土理念结合起来，创造性地建立起契合时代的人间佛教思想，并以此指导中国佛教协会的工作，确立了中国佛教生存和发展的时代因缘，统一了佛法与世法的不二关系。
就契理而言，赵朴初坚信，人间佛教是佛教特别是大乘佛教的根本，其基本内容包括五戒、十善、四摄、六度。他说：“佛陀出生在人间，说法度生在人间，佛法是源出人间并要利益人间的。我们提倡人间佛教的思想，就要奉行五戒、十善以净化自己，广修四摄六度以利益人群，就会自觉地以实现人间净土为己任，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这一庄严国土、利乐有情的崇高事业贡献自己的光和热。”赵朴初的这一思想，深受太虚人间佛教的影响。清末民初，上海成为中国传统佛教和人间佛教的活动中心。早年常住上海的赵朴初，深受这两种貌似对立、但实际相辅相成的佛教影响，既努力护持传统佛教，又积极参与各种人间佛教的社会实践和慈善活动。当然，太虚大师对这位青年才俊亦是慧眼相识，曾以人间佛教事业相托。赵朴初曾这样回忆道：“师逝世前十日，以电话招余至玉佛寺相见，欣然若无事，以所著《人生佛教》一书见赠，勉余今后努力护法，不期遂成永别。闻人言：‘师数日前告人，将往无锡、常州。’初未知暗示无常也。”太虚大师圆寂后，赵朴初作挽诗一首，以寄纪念，同时亦表达了他继承师志的愿望和决心：“旬前招我何为者，付我新编意倍醰。遗嘱分明今始悟，先机隐约话头参。神州风雨沉千劫，旷世光华掩一龛。火宅苇儿应不舍，再来伫见雨优昙。”
如果说，赵朴初在太虚人间佛教模式的理论基础上，创造性地建立新的人间佛教模式，那么，它的新主要表现在其契机性——契合社会主义中国。其实，就整个历史而言，佛教的兴衰主要在于契机与否。同太虚模式人间佛教一样，赵朴初模式人间佛教具足佛法性，即契理性；但是，随着时代和社会的变化，无论是传统佛教还是太虚模式，人间佛教都不再适应1949年后的中国社会。20世纪80年代初，赵朴初提出，当代中国佛教必须与社会主义相适应，既是对当代中国佛教历史的总结，亦契合了中国社会政治的发展。换句话说，唯有人间佛教才能有效地与社会主义相适应。在具体实践方面，赵朴初不但重申了中国佛教的三大传统，而且用人间佛教思想创造性地重新诠释了这些传统，促使其现代实践符合社会和政治需要（有关这方面的讨论，后文将做进一步分析）。其实，1949年后，赵朴初很少谈及太虚大师及其人间佛教，直至1983年，在中国佛教协会成立三十周年的纪念大会上，才正式提出“人间佛教”理念。但是，这并不是说他在这段时间忘失人间佛教，恰恰相反，他正在思考中国佛教的出路，默默地构建其具有社会主义特色的人间佛教思想。这样，赵朴初人间佛教模式与太虚人间佛教模式不一不二，不一表现在契机性方面，不二表现在契理性方面。换句话说，前者继承了后者的部分思想，但在实践中又有新的发展，更加契应当代中国的社会政治文化。
在《中国佛教协会三十年》的报告中，赵朴初这样说道：“当代社会主义中国的佛教徒，对于自己信奉的佛教，应当提倡一种思想，发扬三个传统。”如果说“人间佛教”思想确立了当代中国佛教与社会主义相适应的性质，那么三个传统，即农禅并重、学术研究和国际友好交流，即是当代中国佛教与之相契应的实践。赵朴初认为，人间佛教思想和三个优良传统，是同一个问题的两个层面，既有利于佛教的生存和发展，亦有利于社会主义建设，保证了佛教与社会主义相适应。他说：“我以为我们社会主义中国的佛教徒，对于自己信奉的佛教，应当提倡人间佛教思想，以利于我们担当新的历史时期的人间使命；应当发扬中国佛教农禅并重的优良传统，以利于我们积极参加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建设；应当发扬中国佛教注重学术研究的优良传统，以利于我们积极参加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应当发扬中国佛教国际友好交流的优良传统，以利于我们积极参加增进同各国人民友好，促进中外文化交流和维护世界和平的事业。”1983年以后，“一种思想＂和“三个传统＂成为当代中国佛教发展的指导原则和实践内容，它们既是赵朴初对传统中国佛教和太虚人间佛教的继承，又是对当代中国佛教实践的创新，被赋予强大的时代性和社会生命力。下面，我们就从分析三个传统入手，探讨当代人间佛教的实践。
一 农禅并重（“三大传统”的现代化创造）
农禅并重是中国佛教的传统，而这一传统是中国佛教的创造。在印度佛教传统中，特别是戒律传统中，僧尼不得从事生产劳动。但是，佛教传入中国后，深受中国文化，特别是儒家文化的影响，强调自食其力的经济生活。最早提倡这一传统的禅宗佛教，主张出世与入世的不二，从而认为，挑柴担水做饭都可以修行，由此极大丰富了中国禅修的理论和方法，“一日不作，一日不食”也就成为中国佛教传统。唐宋以降，中国佛教特别是僧团越来越趋于闭关保守，大多数僧人以经忏佛事为生，被社会人士认为是不劳而获的寄生虫。一些寺院拥有大量的土地，长年租给农民耕种，寺院收取租金，以此维护僧尼的生活。民国期间，社会各界普遍认为，佛教徒不但要自食其力，亦应为社会服务，报效国家。太虚大师等倡导的人间佛教创造性地继承了中国佛教“农禅并重”传统，强调佛教的社会参与和人生服务，鼓励僧尼从事社会劳动，乃至参与抵抗外国侵略。1949年，中国社会政治发生巨变，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取得了成功，建立中华人民共和国。时代的巨变，特别是随后的农村土地改革和城市集体制改造运动，让广大僧尼失去赖以生存的经济基础，纷纷响应政府的号召，组织成立合作社，成为全职生产劳动者，或农民或工人；一方面自食其力，另一方面为国家和社会建设做贡献。
20世纪80年代初，中国佛教努力寻求生存和发展空间，农禅并重则成为这一努力的理论基础。赵朴初重新定义了“农禅并重＂的传统和实践。他解释道：“从广义上理解，这里的‘农’系指有益于社会的生产和服务性的劳动，‘禅’系指宗教学修。”[2]正是由于这一优良传统，中国古代僧尼艰苦创业，辛勤劳作，精心管理，开创了田连阡陌、树木参天、环境幽静、风景优美的一座座名刹大寺。赵朴初说：“中国佛教协会成立三十年来，一直大力发扬这一优良传统，号召全国佛教徒以‘一日不作，一日不食’的精神，积极参加生产劳动和其他为社会主义建设事业服务的实践。在开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局面的今天，我们佛教徒更要大力发扬中国佛教的这一优良传统。”在改革开放的八九十年代，所谓“农”即是参加政府领导的经济建设，为社会创造物质财富和经济效益。这样，农禅并重传统的发扬和光大，成为八十年代以后中国佛教的常态，大大促进了寺院经济的发展。
就传统佛教而言，“农禅并重”即是把日常寺院生活中的劳动或“出坡”当成是禅修，强调的是禅而非“农”本身，即把“农”当成禅来实践。太虚人间佛教把“农”扩大至社会乃至政治实践，旨在为佛教开辟一条新的生存和发展之路。赵朴初“人间佛教”继承了传统佛教中的农禅并重和太虚人间佛教的社会参与传统，但所不同的是，为契应当时的社会，赵朴初强调了“农”，农即是禅——即把生产劳动、经济建设、服务国家当成禅修乃至佛教修行的全部。这样，赵朴初提倡的“农禅并重”，虽有传统佛教和太虚人间佛教之背景，但重点不同，强调了“农”的重要性。这是赵朴初人间佛教思想的创新，而这一创新亦具足大乘佛法特别是菩萨行基础——一切资生事业皆是佛事，皆是佛教徒之应行。大乘菩萨思想强调慈悲，以饶益有情为菩萨最上乘戒。这样，一切利他行为皆是宗教修行，究竟利他即能成就佛道。“农”或僧尼从事生产劳动，即在利他，亦即是自利，即是修行，即在行菩萨道。在《佛教常识答问》中，赵朴初诠释了服务大众与成就佛道不二的思想，他说：“菩萨行总的来说是上求佛道、下化众生，是以救度众生为己任的。修学菩萨行的人不仅要发愿救度一切众生，还要观察、认识世间一切都是无常无我的，要认识到整个世间，主要是人类社会的历史，是种不断发生发展、无常变化、无尽无休的洪流，这种迅猛前进的滚滚洪流谁也阻挡不了，谁也把握不住。菩萨觉悟到，在这种无常变化的汹涌波涛中顺流而下，没有别的可做，只有诸恶莫作、众善奉行、庄严国土、利乐有情，这样才能把握自己，自度度人，不被无常变幻的生死洪流所淹没，依靠菩萨六波罗蜜的航船，出离这种无尽无边的苦海。《华严经》说，菩萨以‘一切众生而为树根，诸佛菩萨而为花果，以大悲水饶益众生，则能成就诸佛菩萨智慧花果’。又说‘是故菩提属于众生。若无众生，一切菩萨终不能成无上正觉’。所以，只有利他才能自利，这就是菩萨以救度众生为自救的辩证目的，这就是佛教无常观的世界观和菩萨行的人生观，这也是人间佛教的理论基础。”由此可见，赵朴初“人间佛教”不但继承了中国佛教“农禅并重”和太虚人间佛教社会参与的传统，同时发展了这一传统，统一了农和禅、自利与利他、服务社会和修证佛法之间的关系，规范了当代人间佛教的实践，极大促进了佛教的社会经济事业的发展。
二 学术研究
佛教具有学术研究传统，鼓励人们研究佛学、理解佛法。正是这种传统，历代高僧大德不断对佛法思想进行诠释，共同造就了三藏十二部经典、大小乘佛教。民国期间，太虚等因应时代需要，大力提倡佛学研究，创办杂志社、开办佛学院；契应当时社会科学的发展，进行佛教哲学和历史研究，培养了一批精通佛学的僧才。20世纪40年代末，这批人或去台湾，或留在大陆，成为当代人间佛教复兴的栋梁。1953年，中国佛教协会成立后，中国佛教在赵朴初的参与和领导下，一方面根据时代的需要，倡导佛教入世、僧尼劳动，另一方面注重佛教人才的培养。1956年，创办中国佛学院，设有专科、本科和研究班。1962年，增设藏语佛学院。1980年，中国佛学院恢复，1982年改为四年学制，同年在南京开办僧伽培训班。同时，全国各地亦纷纷开办地方性佛学院，培养不同专业的人才。在赵朴初的领导下，中国佛教协会恢复金陆刻经处，成立《中国佛教百科全书》编纂委员会，整理和拓印房山石经，出版了一系列介绍性和研究性佛学论著。
近代以来，随着宗教学的发展，宗教研究呈现“内”和“外”两条进路，即以信仰为基础的神学研究和以科学为基础的宗教研究，二者之间似乎存有不可逾越的鸿沟和矛盾。或许正因如此，在西方国家，宗教团体很少同学术机构合作或支持宗教研究，因为在前者看来，宗教研究会削弱乃至颠覆宗教信仰基础。但是，在当代中国，佛教界与学术界合作紧密，召开形式多样的学术研讨会，从多个方面探讨佛学、研究佛教。这一方面固然是因为佛学不同于其他神学，佛教不同于其他宗教，主张以人为本、觉悟成佛，不与科学相违背；同时由于历代高僧大德勇于开拓，善于批判创新，建立学术研究传统；另一方面，这一现象的出现，亦应归结于赵朴初尊重学界、提倡学术研究的结果。学术界和佛教界配合，召开各种形式的研讨会，一方面增进佛教学术交流，提升人们对佛学和佛教的理解和认识，同时促进了各国佛教界和学术界的友好往来。在很大程度上，赵朴初“人间佛教”思想的建立，正是他重视佛学研究的结果。
三 国际友好
在2500多年的传播过程中，佛教传遍亚洲及世界各地。整个佛教传播史就是一部国际交流史。在历史上，佛教不但没有因为传播而引发暴力运动，反而增进了各国文化交流和人民友好往来。这种性质取决于佛教自身的和平包容理念，以及缘起共生思想。早在公元前三世纪的阿育王时代，佛教就向印度以外的国家传播，成为各国文化交流和友好往来的使者。公元一世纪以后，佛教由往返于丝绸之路（海上丝绸之路和陆上丝绸之路）的商人和佛教僧侣，从中亚和东南亚传入中国；后与中国传统文化碰撞，构成新的儒释道合一的中国文化，同时造就了具有中国特色的大乘佛教。中国大乘佛教后又传入其他国家，如日本、韩国、朝鲜、越南等，成为这些国家的主流文化和民族精神，加强了中国同这些国家的外交关系和人民的友好往来。佛教的传播既是各国文化交流的结果，亦促进了后者的发展。
民国期间，太虚大师等继承了中国佛教国际友好往来的传统，创办各种世界性佛教组织，召开国际性佛教会议，组织佛教代表团访问其他国家，加强同国际佛教界的联系，派遣学僧去斯里兰卡学习南传佛教。抗战期间，中国佛教界在太虚大师等带领下，一方面响应政府的号召，参与抗日救亡运动，另一方面利用佛教进行国际反侵略宣传，呼吁中国佛教徒走出国门，争取周边佛教国家及其人民的同情和支持，控诉日本军国主义在中国犯下的罪行。[3]1938年底，太虚大师组织佛教代表团访问了缅甸、印度、斯里兰卡、新加坡等地，一方面进行佛教文化交流活动，另一方面宣传中国佛教徒支持中国政府抵抗日本侵略的决心，呼吁全世界佛教徒乃至所有宗教徒联合起来，建立国际反侵略联盟。新中国成立后，国际往来成为中国佛教，特别是1953年成立的中国佛教协会的工作重点。20世纪50年代，中国政府一方面努力在国际社会中展开一系列“以国家为中心的等级模式外交”和“战略公共外交”等活动；另一方面，鼓励和支持由官方主导的民间公共外交。赵朴初洞察时代因缘，不失时机地配合国家需要，开展佛教外交；通过中国佛教协会，与世界各地的佛教组织和领袖进行友好往来，宣传中国宗教信仰自由政策，维护国家统一和主权尊严，扩大中华人民共和国在国际社会的影响力。
中国佛教协会成立的主要因缘之一，就是为了继承和发扬中国佛教国际友好往来的传统。1952年10月，亚洲及太平洋区域和平会议在北京召开。赵朴初等中国佛教界代表与来自37个国家的代表参加了会议。[4]会议期间，赵朴初邀请与会的缅甸、锡兰、日本、泰国、越南等国家的佛教代表到广济寺座谈，讨论佛教徒参与世界和平运动事宜。[5]座谈会后，各国代表发表了联合声明，呼吁全世界佛教徒同全世界人民一道制止侵略，保卫和平。11月4日至5日，在赵朴初的组织下，虚云、喜饶嘉措、圆瑛、巨赞、陈铭枢等高僧大德，又一次聚会于广济寺，商讨成立中国佛教协会事宜，得到中央领导人的支持。随后，由赵朴初担任主任的筹备委员会在北京成立，统一筹办中国佛教协会事宜。1953年6月，中国佛教协会在北京成立，其宗旨：“团结全国佛教徒，在人民政府领导下，参加爱护祖国及保卫世界和平运动；协助人民政府贯彻宗教信仰自由政策；并联系各地佛教徒，发扬佛教优良传统。就当时的国际形势而言，“保卫世界和平”是中国政府外交中的头等大事。中国佛教协会在赵朴初的实际领导下，配合政府，积极参与国际和平活动，重启中外佛教特别是中日佛教界友好往来之大门。
如果说，佛教国际交往传统促成了中国佛教协会的创立，那么，我们可以这么认为，中国佛教协会成立后的使命之一就是在新时期继承和发扬这一传统，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进行佛教外交，在国际佛教界建立统一战线，服务国家。1955年8月，赵朴初出席了在东京召开的“禁止原子弹和氢弹世界大会”。在日本期间，他广泛接触日本佛教界人士，参观多个佛教寺院和佛教团体，出席日中佛教交流恳谈会、中国人在日殉难者慰灵委员会、全日本佛教会共同举办的亲善法会，以及追悼中国在日殉难烈士法会。每到一处，他就向当地佛教组织赠送观音菩萨像，转达中国佛教徒对日本佛教徒的问候，向日本佛教界介绍中国佛教情况，呼吁日本佛教徒转变他们对红色中国的看法，断绝同台湾佛教界的官方往来。这次访问，为赵朴初同日本佛教界半个世纪的友谊打下了基础，同时开启了中日建交的大门。
1961年，中国佛教界欢迎以大谷莹澜为首的日本“中国殉难烈士名单捧持代表团”访问中国。赵朴初代表中国佛教界，接受日本代表团“日中不战之誓”签名簿。在赵朴初的发动和组织下，1963年，中国佛教协会主办了亚洲11个国家和地区佛教徒会议；同年，中日两国共同举行纪念鉴真和尚圆寂一千二百周年活动；1980年，奉迎鉴真大师像回国巡展。表面看来，这些都是佛教活动，但实质上具有深刻的政治含义。20世纪50年代后，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仇视以中国共产党为领导核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时时处处试图分裂中国。赵朴初无论在什么时候、什么情况下，都旗帜鲜明，坚持中华人民共和国是中国唯一合法政府的立场，坚决反对任何形式分裂祖国的行为，维护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1961年11月，第六届世界佛教联谊会在柬埔寨的金边召开，赵朴初代表中国佛教界出席了会议。由于一部分与会代表主张台湾是该会中国地区代表，赵朴初坚决反对，并带领中国代表团退场以表示抗议。
反对美帝国主义、维护国家统一是当时中国政府在国际社会上发动的统一战线的主要工作，成为中国佛教协会国际交往的指导思想，同时成为中国佛教外交工作的重点。无论是中日关系正常化、香港回归，还是中斯友好传统的继承和发扬、中日韩三国佛教黄金带的建立，都倾注了赵朴初的智慧和心血，体现了当代中国佛教服务国家的愿行。或许正因如此，佛教在服务国家的同时，亦为自己在社会主义中国的生存和发展奠定了基础、开启了空间，成为20世纪80年代中国佛教的快速恢复、当代人间佛教复兴的动力——正如赵朴初所预见。在很大程度上，中国佛教之所以能够在1949年后的社会主义中国继续生存，或者极少部分寺院之所以能够在“文化大革命”浩劫中保存下来或得以恢复，正是出于国家外交的需要。早在1972年9月，赵朴初就给周恩来总理写信，提出有关对外活动中佛教的问题，建议政府适当保存和开放数个具有历史和文化价值的寺院，接待外国友人、协助国家外交。[6]1977年10月，日本佛教代表团访问中国，得到统战部部长乌兰夫的接见。随后赵朴初写信给乌兰夫，重提佛教外交，他说：“佛协外事工作，是要以宗教形式同外国人打交道的，所以必须要有一点足以适应当前迫切工作需要的寺院和僧人以及有关的知识分子。目前，寺庙、僧人和佛教知识分子大大减少，这固然是种种条件造成的，但也是由于‘四人帮’的干扰，使我们无法根据工作需要采取必要的保护措施，以致今天佛协外事工作的条件不仅是‘捉襟见肘’，事实上甚至是‘无襟可捉’。”[7]为了打破佛协外事工作上的被动局面，开展国际交往工作，赵朴初向政府建议，给一些佛教知识分子落实政策，让他们回到佛协从事外事活动。赵朴初给周恩来和乌兰夫的信，既是他多年从事佛教外交活动的总结，亦是八十年代中国改革开放时代佛教外交的开始，概括性地道出佛教在社会主义中国的外交使命和价值。在赵朴初的领导下，中国佛教协会积极组织参与佛教外交活动，邀请各国佛教代表团访问中国，或组织中国佛教代表团访问其他国家，其中包括日本、韩国、朝鲜、斯里兰卡、泰国、缅甸、柬埔寨、越南、新加坡，以及欧美各国，参加国际佛教活动。据不完全统计，1987～1993年，中国佛教协会共接待外事活动600多起，近9000人次。
1993年，赵朴初在中国佛教协会第六届全国代表会议上做了《中国佛教协会四十年》的报告，总结了过去四十年的工作。成就如下：1.协助政府贯彻宗教信仰自由政策、维护佛教权益；2.增强团结，密切佛教徒与党和人民政府的关系；3.引导和推动佛教徒参加爱国主义和社会主义学习，积极投身各项爱国活动和两个文明建设；4.指导和推动佛教团体和寺院的自身管理和建设，端正道风和学风；5.举办佛教院校、培养佛教人才；6.建立佛教文化机构、开展佛学研究、进行中外佛教文化交流；7.开展台湾同胞、港澳同胞、海外侨胞及华人的联谊活动；8.发扬佛教国际交往的优良传统，开展同各国佛教界的友好往来，增进友谊、促进交流与合作、维护世界和平。[8]这八项成就其实是对过去四十多年中国佛教落实“人间佛教”思想、发扬“三个传统”历史的总结，同时开始了此后二十多年来中国佛教的实践，加速了当代人间佛教的复兴。2002年9月，中国佛教协会第七届全国代表会议在北京召开，刀述仁副会长作了《继承传统，与时俱进》报告，总结了1993年以来的成就、规划了未来的工作重点：1.学习赵会长的爱国精神，完成赵会长的未竟事业；2.坚持正信，继承传统，面向当代，开拓未来；3.完善制度，健全组织，加强佛教自身建设；4.集中精力发展教育，加速培养合格人才；5.发扬优良传统，办好慈善事业；6.加强国际交往和海外联谊，为促进世界和平发挥积极作用。由此可见，赵朴初虽离人间而去，但其人间佛教思想仍然指导着当代中国佛教，其实践依然是当代中国佛教的典范。
20世纪80年代，传统中国佛教起死回生，寺院逐步恢复，早先“还俗”的僧尼重新回到寺院。与此同时，人间佛教在中国大陆和台湾开始复兴，并逐步成为当代中国佛教发展的主流。当代人间佛教的复兴，并非只是对民国期间太虚人间佛教的继承，在很大程度上更有创新和发展。在印顺、星云、圣严、证严等大师的领导下，人间佛教在台湾创造了佛教发展的奇迹，各种佛教文化慈善事业兴旺发达。在大陆，人间佛教在赵朴初的领导下，发扬中国佛教优良传统，把握社会的命脉，紧跟时代的步伐，完成了从太虚模式至赵朴初模式的转换，造就了当代中国佛教的繁荣。当前，寺院经济快速发展，佛教教育提升，佛学研究深入，佛教文化流行，中国佛教与国际佛教的交流更加密切，所有这些都与赵朴初提倡农禅并重、学术研究和国际交流三个传统关系密切。随着时代的变迁、社会的发展，中国佛教不可能永远只继承赵朴初人间佛教模式而无任何创新。更何况当代人间佛教的发展亦开始出现一些隐患，如寺院经济膨胀、佛学高级僧才贫乏、国际交往形式化等。这样，当代中国佛教界就有必要学习太虚大师、赵朴初先生与时俱进、勇于创新的精神，在新形势下，再一次创造性地诠释三大传统——从农即禅重新回到农禅兼备，从信仰性研究扩大至学术性研究，在“一带一路”框架内，建立以佛教文化为中心的国际友好往来，这将是当代中国佛教的使命。谁能引领这样的转型，谁就可以创建新的人间佛教模式，引领未来中国佛教。
[1]学愚，香港中文大学禅与人类文明研究中心主任，华东师范大学哲学系教授。
[2]赵朴初：《中国佛教协会三十年》，《中国佛教协会五十年》，中国佛教协会，2005，第273页。
[3]《太虚大师全书·时论》第24卷，佛陀教育基金会，1972，第193～94页。
[4]会议分别讨论了八个问题：一、朝鲜问题，二、日本问题，三、文化交流，四、经济交流，五、妇女权利与儿童福利，六、民族独立，七、五大国公约，八、组织委员会。
[5]值得一提的是，各国佛教代表座谈会是新中国成立后，中国佛教界第一次同国际社会接触，为一年后中国佛教协会的成立打下了基础。
[6]《关于对外活动中有关佛教方面的几个问题和意见》，《赵朴初文集》（上卷），第404页。
[7]《关于当前佛教情况和对外关系问题的看法》，《赵朴初文集》（上卷），第417页。
[8]赵朴初：《中国佛教协会四十年》，《中国佛教协会五十年》，第411～41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