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穷智力勇兼仁”：赵朴老的社会担当
刘元春[1]
作为睿智的文化大家，赵朴老在诗书文论的字里行间都蕴含并洋溢出他的信念与情怀。赵朴老作为中国佛教的一代领袖，历经国家的内忧外患，佛教的存亡兴衰，尤其是在“十年浩劫”之后，他肩负着中国佛教拨乱反正之中艰难复兴的历史重任，奔走呼号，锲而不舍，引领中国佛教走上健康发展的轨道，开创了良好的局面。赵朴老突出的德行就在于他始终不渝的社会担当，不仅对于中国佛教，而且对于整个中国乃至世界，都充满着真切的富有远见的责任意识与担当精神。
一
“以力服人者，非心服也，力不赡也；以德服人者，中心悦而诚服也，”古人在这段话里讲的就是人格的力量。人格力量来自德行，而德行的力量来自真情。人与人之间，最难得的就是彼此的真情，真而不虚，真而不诓，情真意切，这是人之为人最基本的道德准则。真情是仁爱的基础，真情是尊重与尊严的支撑。真情来源于自信、自主、自强、自立，是高尚人格最基本的要素。无真，便无以善、美。因此，古人所谓君子、圣人、修行等等，总习惯冠以“真”字，而赞美“真君子”“真圣人”“真修行”，以至有“真人”“真佛”。无论所谓仁义礼智信、温良恭俭让，还是五戒十善、四摄六度，都必须有个“真”字，方算名副其实。有真情，才能光明磊落，才能不惧险恶，才能不避毁誉，才能成为一位真君子。
作为睿智的文化大家，赵朴老在诗书文论的字里行间都蕴含并洋溢出他的信念与情怀。赵朴老作为中国佛教的一代领袖，历经国家的内忧外患，佛教的存亡兴衰，尤其是在“十年浩劫”之后，他肩负着中国佛教拨乱反正之中艰难复兴的历史重任，奔走呼号，锲而不舍，引领中国佛教走上健康发展的轨道，开创了良好的局面。赵朴老突出的德行就在于他始终不渝的社会担当，不仅对于中国佛教，而且对于整个中国乃至世界，都充满着真切的富有远见的责任意识与担当精神。
1980年元旦，赵朴老充满激情地写下了《八十年代献词》[2]，从中可以感受到他的视野、胸襟、抱负：
放眼风云观世界，洪波涌起新年代。
不辞险阻与艰难，长征万里雄心在。
学业天人日日新，无穷智力勇兼仁。
良朋四海看携手，共为人间保太平。
“文革”之后，放眼世界风云变幻，展望中国社会未来，面对百废待兴的中国社会与中国佛教，赵朴老将不畏艰难险阻，发扬万里长征的雄心勇往直前，携手天下志士仁人，奉献自己的智慧、胆略、爱心，扶正祛邪，维护社会的安定与世界和平。由此开启了他长达二十多年的人生征程，也开启了当代中国佛教的复兴历程！
十六年后的1996年11月，赵朴老在《九十述怀诗》中很少见地回忆起自己一生最重要的几个人生成就，提起自己在重大的历史关头的勇敢抉择。他写道：
九十犹期日日新，读书万卷欲通神。
耳聋不畏迅雷震，言笑能教远客亲。
曾助新军旗鼓振，力摧谬论海天清。
千年盲圣敦邦谊，往事差堪启后生。
不论是1938年他选送优秀青年去皖南参加新四军，1961年在印度世界和平理事会上即席驳斥对中国的诽谤，还是倡议中日两国共同举办鉴真逝世1200周年纪念活动，都是基于国家命运和世界和平大局的一种准确的判断和智慧的担当，影响深远。[3]
当代高僧茗山法师（1914～2001）在2000年5月25日悼念赵朴老逝世的日记中，根据自己的亲身感受，讲述了赵朴老的“六大功德”：
1.协助政府落实宗教政策，促进恢复全国重点大寺及焦山定慧寺；
2.提倡爱国爱教，1980年恢复中佛协，提出宗教要与社会主义社会相协调的方针；
3.1983年全国佛教代表大会上提倡“人间佛教”：（1）农禅并重；（2）学术研究；（3）国际交往。
4.1993年全国佛教代表会议上，提出五个自身建设：（1）信仰；（2）道风；（3）人才；（4）教制；（5）组织。
5.倡办佛学院，《法音》佛刊，恢复金陵刻经处等佛教文化机构，弘护佛法。
6.提倡“庄严国土，利乐有情”“爱国守法”“独身、素食、僧装”等佛教总方向。
“总之，他是宗教界爱国爱教的典范，值得我们隆重地纪念和学习。”茗山法师的认知，应当是很公允的。[4]对于这些，赵朴老个人是很少述及的。
考察古今佛教界那些创宗立说、弘法利生的祖师大德，他们最值得崇敬和效法的就是“敢于担当”的精神气概。尤其是在佛教面临机遇与挑战之风云际会的时代，他们不仅敢于挺身而出，而且能够“智慧地担当”，善于转化逆缘为顺缘、增上缘，达成善愿。“文革”之后，在争取和推进在宗教界拨乱反正与恢复落实宗教信仰自由政策工作中，赵朴老充分地展现出他的智慧与担当精神。正如《赵朴初同志生平》文告中表述的那样：“作为新中国一代宗教界领袖，赵朴初同志把佛教的教义圆融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之中；圆融于维护民族和国家的尊严，捍卫国家领土和主权的完整，促进祖国和平统一的伟大事业之中；圆融于促进中国佛教界与世界各国佛教界友好交往的伟大事业之中。……赵朴初同志以高度负责的精神，对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宗教理论和工作，坦诚提出许多宝贵意见和建议。……他恪尽职守，殚精竭虑，为宗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的理论与实践做出了杰出的贡献。”[5]
二
从近年中国佛教协会综合研究室原主任徐玉成先生整理出来的相关文稿[6]，以及《赵朴初文集》等有关内容看，自1979年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赵朴老肩负重任，坚持实事求是、理论联系实际的原则，一方面从理论上、政策观点上阐明自己有关宗教问题的有关思考，同时亲自到众多省市地方通过自己连续不断的实地考察调研，直接给中央和地方的党政领导和业务主管部门写信反映并提出具体的解决办法。他从国家大局和长远利益出发，既坚决维护佛教界的正当权利，也善于沟通协调，不被那些带有局限性的政策条文规定所束缚，从实际出发，解决了不少老大难的问题。就理论上讲，朴老1981年发表的《对宗教方面一些理论和实践问题的认识与体会》一文，对宗教的一些理论观点以及中国宗教的社会特性与实际状况、党的宗教信仰自由政策和宗教工作等方面的重要问题，都做了系统的论述；之后，一直持续到他逝世前的近二十年间，都不断对相关问题直言不讳地提出自己的意见和建议，“勇敢地亮出自己的新思想新观点”，彰显出他有关宗教思想的实践性、开创性、指导性特征，至今仍值得我们珍视与运用。[7]
其实，早在“文革”中的1972年9月12日，赵朴老就曾致信周恩来总理《关于对外活动中有关佛教方面的几个问题和意见》，提出应当保护浙江天台山国清寺，南京、扬州、山西、广东等地与鉴真和尚和玄奘法师有关的寺院，并且提出恢复南京金陵刻经处对外开放等。同时提出开放寺院要有僧人和解决僧人的僧服问题。正如徐玉成先生按语中所说的，“在当时极‘左’思想路线横行，宗教界人士受到残酷打击的情况下，提出这样的意见是要冒很大风险的。但是，赵朴老从国家和民族的整体利益出发，毅然提出应对国外佛教界来朝拜的意见，体现了朴老爱国爱教、无私无畏的崇高精神。”从1977年开始，赵朴老在十余年间直接写给陈云、乌兰夫、胡耀邦、习仲勋、邓力群、李鹏、胡启立、李铁映等中央领导同志的信就有数十封之多，还有写给地方负责人的信已经难以统计。其中不少是针对已经出台的有关宗教和佛道教活动场所的政策法规，提出应当修正的建议。这都是极易“招惹是非”的。即使在“文革”后的八十年代乃至九十年代，依然存在着针对宗教问题的极“左”影响，以及这样或那样的思想和认识误区，“替宗教说话”仍然面临意想不到的个人风险；加之，诸如文管、园林、旅游等部门与佛教寺院等宗教场所存在利益纠葛，恢复和落实宗教政策的阻力一直很大，赵朴老所承受的压力是很大的。赵朴老于1989年2月15日在中国佛协内部刊物《会务通讯》上发表的《关于寺观的属性、职能和归属问题》的长篇讲话稿，开场白便谈了自己的如下“感想”：
对文物部门来说，我个人和文物局的最早领导人郑振铎同志是老朋友和好朋友。五十年前，抗日战争时期，我们常在一起。解放后，我同国家文物局郑振铎局长和他的继任者王冶秋同志合作得很好，我们之间只有互助合作的关系，一点也没有矛盾。实在地，我至今还常常想念着他们。至于旅游部门，我是极其关心和爱护旅游事业的。我深知旅游事业对国家经济有利，是所谓“无烟工业”。这些年来，各地开发名胜观光场所，要我写字题诗，我都乐于从命。事实可以证明，我对旅游事业只有爱护的心情，绝无抵触情绪。对园林事业，亦复如此。我认为，佛道教寺观是完全可以和文物部门、旅游部门、园林部门友好相处，相得益彰的，而今天到这里来，不得不摆一摆彼此之间存在着许多不愉快的问题，实际是佛道教徒单方面遭受的苦难问题，被迫地寻求解决，这种情况是当初郑振铎、王冶秋所想象不到的。抚今思昔，我实在不禁感慨系之。
今天在中央的关怀下召开这个会，我虔诚愿望今后我们之间的关系能够合理地得到协调。如果这个愿望能够实现，那就不仅对宗教工作有利，对国内的安定团结，对祖国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对和平统一事业，对国际和平友好事业都有利，对文物、旅游、园林事业也是有百利而无一害的。[8]
接着，赵朴老针对有关部门强力改变寺院属性、职能、归属等问题据理力争，逐条驳斥，指出：“有的部门和同志以我们国家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思想的社会主义国家为理由，就把贯彻宗教信仰自由政策同党和国家的总方针、总政策割裂和对立起来，把宗教信徒的利益同国家利益、人民利益割裂和对立起来。我看，根本问题在于对宗教问题存在着‘左’的偏见，缺乏科学认识。”——朴老时年已经82岁了！
三
佛教是一种宗教，同时也是一种文化。自传入中国两千余年之后，就融入中国传统文化之中，而且独树一帜，对中国文史哲和民众民俗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但是，“文革”之后，深受极“左”思想影响的社会思想界、学术界还一时难以摆脱以往的思维定式，仍然对包括佛教在内的宗教及其思想文化存在不客观的价值评价，这也阻碍了宗教信仰自由政策的全面落实。对此，赵朴老首先提出了“佛教是文化”的命题，而且进行了系统的论述，开展了持续不断的研究。
1985年3月，赵朴初在《法音》第二期上发表了《佛教与中国文化》一文，比较系统地阐述了“佛教是文化”的意义。他认为：“大乘佛教传入中国后，和中国文化相结合，发展是多方面的。一方面是与中国的思辨哲学相结合，而向学术化发展，对教义愈研愈精，由此引起各宗派的成立，使佛教本身达到高度的繁荣。一方面是与中国的精美工艺相结合而向艺术化发展，使佛教成为绚丽多彩的艺术宝库。一方面与中国的人生理想相结合而向社会化发展，使佛教与中国社会密切联系。这三方面都使佛教成为中国文化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自大乘佛教提出菩萨应以五明为修学的主要内容以来，佛教已由避世潜修的宗教信仰和思辨哲学转而向世间的学术、文艺、理论科学、生产工艺的领域迈进。我们千多年的历史经验证明，佛教在中国大地上吸取中国文化的营养，沿着这一人间佛教的方向发展，取得极其巨大的成功。”文中提出了中国佛教具有全面性、丰富性、广延性特点，而且沿着学术化、艺术化、社会化方向发展。之后，他在1986年又发表了《要研究佛教对中国文化的影响》《佛教与中国文化的关系》等文章，开启和推动了当代中国佛教文化研究的热潮。[9]方立天的《中国佛教与传统文化》、汤一介的《佛教与中国文化》、洪修平的《中国佛教文化历程》、赖永海的《中国佛教文化论》、方广锠的《中国佛教文化大观》等著作，进一步深化了“佛教文化”的主题，论证了佛教对中国传统文化和社会发展的深刻影响，揭示了中国佛教文化多元相融的丰富内涵。这种对佛教的“文化定位”，推动了教内外佛教研究事业的发展，也推动了当代中国佛教文化的繁荣和发展。
赵朴老关于佛教与中国文化关系的论述中，一再强调的有两点，很值得我们深思，不妨摘录出来：
一、人类文化发展是一个连续不断的过程。传统文化和现代文化不可能完全割裂。我们要汲取传统文化中一切有价值的精华来充实、发展社会主义的民族文化。要纠正中国传统文化只是儒家文化一家的偏见，不能抹杀佛教文化在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地位。
二、佛教哲学本身蕴含着极深的智慧，它对于宇宙人生的洞察，对人类理性的反省，对概念的分析，有着深刻独到的见解。佛教在世界观与人生观上，以其独特的思想方式和生活方式，给予人们以新的启发，把人的精神生活推向一个新的世界。
也正是基于这样的认识，赵朴老超越个人宗教信仰之上，而热切地关注着当代中国传统文化教育问题，不断呼吁和尽力支持国民教育中重视优秀传统文化知识与道德的培育和引导，可谓在推动国民由“文化自觉”“文化自信”达成“文化自强”——而这正是当今我们实现中国梦的“根”与“魂”。
近年来，习近平主席多次强调说：“我们决不可抛弃中华民族的优秀文化传统，恰恰相反，我们要很好传承和弘扬，因为这是我们民族的‘根’和‘魂’，丢了这个‘根’和‘魂’，就没有根基了。”2013年3月1日，在中央党校80年校庆时的讲话中说：“中国传统文化博大精深，学习和掌握其中的各种思想精华，对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很有益处。”2014年2月24日，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十三次集体学习时的讲话中进一步讲：“培育和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必须立足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牢固的核心价值观，都有其固有的根本。抛弃传统、丢掉根本，就等于割断了自己的精神命脉。博大精深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我们在世界文化激荡中站稳脚跟的根基。中华文化源远流长，积淀着中华民族最深层的精神追求，代表着中华民族独特的精神标识，为中华民族生生不息、发展壮大提供了丰厚滋养。中华传统美德是中华文化精髓，蕴含着丰富的思想道德资源。不忘本来才能开辟未来，善于继承才能更好创新。对历史文化特别是先人传承下来的价值理念和道德规范，要坚持古为今用、推陈出新，有鉴别地加以对待，有扬弃地予以继承，努力用中华民族创造的一切精神财富来以文化人、以文育人。”
习近平主席2014年4月1日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部的演讲中指出，“中华民族的先人们早就向往人们的物质生活充实无忧、道德境界充分升华的大同世界。中华文明历来把人的精神生活纳入人生和社会理想之中。所以，实现中国梦，是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比翼双飞的发展过程。随着中国经济社会不断发展，中华文明也必将顺应时代发展焕发出更加蓬勃的生命力。”由此，“将按照时代的新进步，推动中华文明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启动其生命力，把跨越时空、超越国度、富有永恒魅力、具有当代价值的文化精神弘扬起来”，“为人类提供正确的精神指引和强大的精神动力。”这是一种自信与开放的思维，展现出海纳百川与吐故纳新的胸襟与气魄。
1988年12月19日，赵朴老在回复时任南京大学校长的匡亚明先生的信中说：
公年长于我，而能不辞万里西游，传播文化，既佩贤劳，亦多感慨。今日我国传统文化之所以不受国民之重视，实与二三十年来轻视知识、轻视教育事业及过分强调“厚今薄古”等“左”的思想影响有关。不可讳言，今日大陆人民一般的文化水平远不及新加坡。新加坡物质资源极为贫乏，而智力资源甚丰富，正当我国大搞运动，举国若狂之时，彼邦则致力振兴文教，三十年中赢得翻天覆地之变化，跃居四小龙之列。我两月前应佛教界邀请首往访问，曾参观一中学，不仅重视现代化的教学，亦有包括儒教（列为必修课）在内的宗教教育。彼邦社会秩序良好，国土清净美丽，人民彬彬有礼。同是炎黄子孙，而其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建设均超过吾人，岂不可令人深思乎？[10]
时隔十年之后，1998年1月5日，赵朴老又给主管文教的时任国务院副总理李岚清同志去信[11]，更是殷殷切切，令人动容：
我已是年过九旬的老人，唯有一事长系于心，即近年来深感我国五千年来代代累积、代代承传的文化遗产是我民族智慧、民族心灵的庞大载体，是我民族生存、发展的根基，也是维护我民族始终不解体的纽带，而如何使这笔文化遗产不致中断、消失是关系到我民族兴衰的大事。如果我们这一代人不及时采取措施，任其在下一代逐渐消失，我们将成为历史罪人、民族罪人。为此，我与冰心、夏衍、曹禺、吴冷西、陈荒煤、启功、叶至善、张志公诸同志在全国政协八届三次会议上提出了一份题为“建立幼年古典学校的紧急呼吁”的提案（见附件）。此事曾为海内外媒体广泛报导，得到海内外众多人士的赞同，安徽大学文学院并曾提出一具体的实施方案，以响应此提案。迄今，时间已过去了两年多，提案人中，夏衍、曹禺同志竟已先后作古，思之曷胜感叹。
这是一项不能再事拖延的工作。我们寄厚望于国家教委能及时订出实施方案，及时采取有效措施，以使我民族的固有文化真能永不衰替、永不消失。因此，我又于1996年4月25日及9月12日两次致函教委，陈述我的心愿和意见。教委对我们的提案，原则上是肯定的，在教的人才就像戏剧、舞蹈、音乐、杂技等必须从小训练一样，而不得不从小独立定向培养。既然作为民族文化中一个局部的戏剧、音乐、杂技等需有幼年或少年学校或训练班，而从小进行定向培养，则为培养承传我民族文化整体的精通古代典籍的人才，就更需要成立幼年或少年古典学校或古典班了。在一个十二亿人口的大国，为继承五千年民族文化的大事而对在学龄儿童、少年中所占比例微乎其微的极少数人（据安徽大学文学院提出的方案，幼年古典班及少年古典班首届均只招收30名学生）进行必要的定向培养，似对现行教育原则、教育制定的推行和贯彻，不但无影响，且可起补阙拾遗的作用。
在这里，我们看到了一位文化老人挚爱祖国优秀传统文化的拳拳之心与赤子之情，看到了一位大丈夫“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的博大胸襟与智慧远见！
行文即将结束，我们读到习近平总书记十九大报告，其中第七大部分《坚定文化自信，推动社会主义文化繁荣兴盛》中提出：
“文化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灵魂。文化兴国运兴，文化强民族强。没有高度的文化自信，没有文化的繁荣兴盛，就没有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要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道路，激发全民族文化创新创造活力，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源自中华民族五千多年文明历史所孕育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熔铸于党领导人民在革命、建设、改革中创造的革命文化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植根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就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坚守中华文化立场，立足当代中国现实，结合当今时代条件，发展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社会主义文化，推动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和物质文明协调发展。要坚持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坚持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坚持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不断铸就中华文化新辉煌。”
“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当代中国精神的集中体现，凝结着全体人民共同的价值追求。要以培养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为着眼点，强化教育引导、实践养成、制度保障，发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对国民教育、精神文明创建、精神文化产品创作生产传播的引领作用，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社会发展各方面，转化为人们的情感认同和行为习惯。坚持全民行动、干部带头，从家庭做起，从娃娃抓起。深入挖掘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蕴含的思想观念、人文精神、道德规范，结合时代要求继承创新，让中华文化展现出永久魅力和时代风采。”
——由此，我们更加深切感念赵朴老的睿智和远见，更加景仰赵朴老的担当和情怀！
[1]刘元春，上海社会科学院佛教研究中心秘书长、研究生导师。
[2]《赵朴初韵文集》上册，上海古籍出版社，2003，第277页。
[3]《赵朴初韵文集》下册，第700～701页。
[4]《茗山日记》续集，上海古籍出版社，2003，第732～733页。
[5]《赵朴初同志生平》，《赵朴初文集》（上卷），华文出版社，2007，第4页。
[6]徐玉成www.pinpaidadao.com；徐玉成的BLOG http：//blog.sina.com.cn/qdy2111403，均可查阅。
[7]萧秉权：《赵朴初宗教思想研究》，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2010，第142～154页。
[8]就在校勘行文时，查看徐玉成先生博客，又见他在10月21～23日的新浪博客中连载了赵朴老《关于寺观的属性、职能和归属问题》的文论，而且加了按语：“当今，许多佛道教寺观被有关部门占据，作为敛财谋利的场所。即使是佛道界人士管理使用的寺观，也常常被政府有关部门围起来卖门票，有的是高额门票，引起佛道教界人士和一切正义人士的忧虑和反对。但是，经过‘文革’浩劫到现在，一大批佛道教寺观与宗教活动场所相分离，归属于政府某些部门，改变了它们的基本属性和职能。宗教界人士对此感到十分痛心。对这个问题，原全国政协副主席、中国佛教协会会长赵朴初居士在25年前的1989年就提出了一系列思想、理论和观点，论述了关于寺观的属性、职能和归属问题。现应大家的要求，将朴老的这篇檄文连载于下，供各界朋友们参考。”
[9]《赵朴初文集》上下卷收录了《佛教和中国文化》（上卷，第697～702页）、《要研究佛教对中国文化的影响》（下卷，第797～800页）、《佛教与中国文化的关系》（下卷，第801～808页）。
[10]匡亚明（1906～1996），原名匡洁玉，又名匡世，曾用名匡梦苏、匡润之，（转下页注） 曾用笔名何畏、何晨、梦苏，江苏丹阳导墅匡村人。著名革命家、教育家、哲学家。注重传统文化教育，著有《孔子评传》，被称为“孔学泰斗”，他晚年主持编撰的《中国思想家评传丛书》，对中国传统思想文化进行全面和系统的总结，被称为“二十世纪中国规模最大的思想文化工程”。信函内容，引自徐玉成博文。
[11]引自徐玉成博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