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关心《赵城金藏》，并宣扬《赵城金藏》乃广胜寺所创雕

《赵城金藏》自发现起，其创雕地就引起了学者们的关注。蒋唯心等学者认为创雕于解州天宁寺，而力空法师则认为创雕于赵城广胜寺，并认为“是藏（《赵城金藏》）自癸酉年名驰中外后，因国内一般爱护之士珍爱心切，急于广大宣扬，遂致有仓卒疏忽考察失宝之说法，后此讹音相继传播，因而失实之文章迭见志刊”^[17]，为此采取了多方面措施表达对《赵城金藏》的关心，并纠正错误的观点，宣扬自己的观点。

（一）与毛泽东、周叔迦、《弘化月刊》主编等人联系，表达自己对《赵城金藏》的关心，并宣传自己的观点

首先，于1951年10月13日（农历九月十三）致信毛主席简述了《赵城金藏》的价值，并着重介绍了发现乃至抢运《赵城金藏》的经过，意在引起毛主席对《赵城金藏》乃至广胜寺的重视。其次，周叔迦在《大藏经雕印源流纪略》（上）中把发现于广胜寺的大藏经称为《金解州天宁寺大藏经》，并说“就藏中题记考之……可以证明当时是在解州天宁寺设立开雕大藏经板会主持这事的”^[18]。对此，力空法师于1955年4月24日（农历闰三月初三）致信批评周叔迦对《赵城金藏》的论述缺乏“责任心”，认为周叔迦的文章“对于金藏来历一段之记述，当系摭拾影印宋藏遗珍流通启事中之陈言，所以有此不符事实之文字”，并以所写《金刻卷式大藏经是山西赵城广胜寺之刊物而非解州天宁寺所创雕说》给予周叔迦参考。再次，1955年5月16日（农历闰三月二十五）力空法师把与周叔迦的通信致信《弘化月刊》主编，并特意强调“系商讨金藏之产生地，于弘扬佛法之工作前途不无关系”，所以“寄奉核阅”。此外，还就《弘化月刊》第161期提到的李经纬编印五种大藏经总目录是否收入《金藏》，乃至对《金藏》考核是否翔实表达了关心。

（二）撰写《金刻卷式大藏经是山西赵城广胜寺之刊物而非解州天宁寺所创雕说》，并请国家图书馆代为“揆著一文，登报发表，籍以纠正以往失实之纪录”

1955年5月22日（农历四月初一），力空法师致信国家图书馆，并附写于1951年10月9日（农历九月初九）的文章《金刻卷式大藏经是山西赵城广胜寺之刊物而非解州天宁寺所创雕说》，从三个方面论证《赵城金藏》创雕于广胜寺。首先，“这有个不用多言的铁证，即是每经卷首佛像右角上镌有赵城广胜寺等字之证据，足证此大藏经五千余卷确是在金朝时自家刻版印刷的法物，而这一点也就说明了绝无有其他寺院主刊之经，而会于经卷首额镌刻广胜寺名之道理。但是因为刻印全藏的工程浩大，自然不是广胜一家所能够胜任的，故必须向四方募化，或托有力之檀护及各山大丛林的长老们代为募化。诸善信士输出资财作功德主。此是明显必走的趣势。全部经版既由各方的功德财务所助成，则各个功德主之芳名自不能无所表示，所以刻经版时将四方的功德主名字一一分别附刻于个人所愿刊行的经文之后，以示善缘众多而非为一，且亦表明本寺功不自居，善不泯隐。而对雕刻形式，宾主又分得清清楚楚，即刊印经之广胜寺为主，故将广胜寺字样镌于经文之首，镌助刊印经费之人和团体（寺）为宾，故将出资及代募化各功德主名字镌于经文之末。至功德主内有解州天宁寺大藏经版会等字者，乃系天宁寺寺主代为募化刻经版费时自立之会名也，阅者不加详审，而竟误认此数字为系天宁寺所创雕。”其次，认为《宋藏遗珍》流通启事上所写“原刻本凡五千余卷，为金皇统时解州天宁寺大藏经版会创雕，元初亦有补版，故为睢州天（注：应为“太”）平兴国禅寺之物，而发见于陕西赵城之广胜寺”等语，未加详细审核，“以致有缘浏览佛学之人多为他这一错觉失实之言，引导在荒芜旷野或者入于道观之内，而不自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