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把《赵城金藏》托付给共产党

1933年，上海影印宋版藏经会成员范成法师在搜寻《碛砂藏》的过程中，机缘巧合于山西洪洞广胜上寺发现了数千卷经卷，并“分函各处报告”，于是一部“向所未知”的金代刻藏始为世人所知，“中外人士往赵城探讨者不绝于道”^[2]。1934年，上海影印宋版藏经会和北京三时学会开始影印《宋藏遗珍》，并制作了两种仿真卷子，即《因明论理门十四过类疏》（一卷）和《首楞严经》（十卷），以方便世人对《赵城金藏》有个大概的直观认识。同年秋，欧阳竟无派弟子蒋唯心奔赴广胜寺检校经卷，并将调查结果以《金藏雕印始末考》^[3]为题发表。大约同时期，北平图书馆曾举办过一次《赵城金藏》的展览，进一步扩大了《金藏》的知名度。为配合《宋藏遗珍》影印发行，1935年国内名宿朱庆澜、蒋维乔、欧阳渐、袁同礼、叶恭绰、徐乃昌、许文霨、周叔迦联合署名发表《发行宋藏遗珍缘起》，说广胜寺新发现的藏经“有梵经佚典、有法相秘文、有古德未见之专书、有历代失编之要录。……海内耆硕，力赞其成，巨籍巍然，重兴于世，岂非现代佛化事业中之一大因缘乎！”^[4]。一系列举措使得《赵城金藏》的影响如日中天，远及日本。自1935年起，日本学者常盘大定、樱部文镜、石田干之助、塚本善隆等都曾发表过与《赵城金藏》有关的文章，反映了日本学术界对《赵城金藏》的重视程度，并进一步扩大了《赵城金藏》在日本的影响。正是由于《赵城金藏》的重要价值，所以自它被发现后，就有人动起歪脑筋，打它的坏主意，以致流散到外地。现在很多国内外机构除中国国家图书馆之外收藏的广胜寺本《赵城金藏》，就是通过非正常渠道从广胜寺流散出去的。更严重的是，在日本侵华的大背景下，国民党、日本侵略者都曾打过《赵城金藏》的主意，但所有这些非分的想法都被力空法师腰斩了。

（一）拒绝国民党转移《赵城金藏》的非分要求。1937年9月，日本侵略军进入雁北，蒋介石派遣第十四军驻防晋南，军长李默庵住在赵城绅士张奇玉家中。当时李默庵接到蒋介石签发的电报，要他负责将《赵城金藏》转移到西安。蒋介石此时之所以要李默庵转移《赵城金藏》，是有大的背景的。面对日本的侵略，国民党步步退缩，撤往后方，并将沦陷区的重要文物转运后方，故宫文物南迁，就是在这一背景下进行的。李默庵接到命令后，即告张奇玉派人将广胜寺主持和尚力空法师唤到赵城县城商议转移藏经之事。当时张奇玉见力空和尚便说：“军长已扣下火车皮了。”力空法师表示：“《赵城金藏》属于赵城全县所有，不是我个人的私有物，我不能作主。”于是张奇玉出名召集县内有关人士，在他家集议。当时参会的绅士有王绍友、王有章、张奇玉、张平生、王重华、乔仙吕等。众问李默庵：“军长主张运往西安很好，但是西安能保住不失么？”李默庵回答：“若西安紧急了，再往后方重庆转移。”众人又问：“重庆能保住必不失吗？”李默庵回答不出。众人说：“既然无人敢负责保住重庆不失，则我们广胜寺的藏经，费上九牛二虎之力，转移至重庆还是难保，与其失之于重庆，不如失之于广胜寺原地。”^[5]至此《赵城金藏》转移西安之议，即作罢论。次日，力空法师返回广胜寺，即将《赵城金藏》五千卷封于广胜寺飞虹塔内。1938年2月7日（农历正月初八），八十三师师长冯钦哉，根据阎锡山的旨意，派人自临汾来到广胜寺，与主持和尚力空法师商议，要把《赵城金藏》往山西吉县山内转移。力空法师说：“你们来得太迟了，藏经已经固封在塔的顶层，留此则万无一失，搬运既不易，更难保证安全。”来人无奈，始下山而去。就这样，力空法师一次次拒绝了国民党的要求，从而得以使《赵城金藏》安然封存在飞虹塔内。

（二）为防止《赵城金藏》落入日寇之手而托付于共产党。早在1936年，“日本东方文化研究所的一位不速之客突然到访广胜寺，借考察名义，开价22万银元，欲收买藏经”^[6]，遭到护法僧人的断然拒绝。1938年2月26日，日军占领赵城，27日进占洪洞，广胜寺已处于日军占领区。“1940年至1941年期间，日本人多次询问过供养在广胜寺的《赵城金藏》。当时，赵城县的绅士孔兆镜、鲁瑞和广胜寺主持和尚力空法师，都应付日本人说是《赵城金藏》早被国民党中央军第十四军军长李默庵运走了。”^[7]1942年春，日本政府派遣“东方文化考察团”来赵城活动，驻道觉村的日军向力空法师提出，要于农历三月十八（1942年5月2日）庙会期间，上藏有佛经的飞虹塔游览。^[8]力空法师“闻知此息，日夜焦急，坐卧不安，数夜不能成眠”^[9]。因为当时，佛经就藏于塔内，如打开塔门，日军发现经卷，必然抢走。他“考虑如何才能使这部宝贵藏经不落于敌人之手而保留在祖国的土地上”^[10]，“想来想去，只有请八路军运走此经，而有保存之希望。但是运走后，日军知情定要兴师来山问罪，定有性命之虑……我既誓愿在先，为法舍身，要我性命，这不是要我早离娑婆苦地么？”^[11]，“经过几日几夜的审虑，想到只有八路军。于是冒着生命的危险，跑下山往界子峪找到了八路军负责人——当时任赵城县县长的杨泽生同志”^[12]，报告了日军想抢夺《赵城金藏》的消息，并希望八路军能予以保护。有关八路军获得日军抢夺《赵城金藏》的消息有两种来源说法：一说是力空法师主动联系八路军，一说是通过敌工人员探得情报。不管是通过哪种途径，力空法师都是绕不开的关键人物。共产党不是强盗土匪，从广胜寺运走《赵城金藏》必定会事先获得主持和尚力空法师的同意才会进行。为了妥善转移《赵城金藏》，杨泽生同志事先派人与力空法师协商抢救办法。在协商过程中，力空法师担心《赵城金藏》在转移过程中会遭到破坏乃至丢失，故而从爱护经卷的角度考虑，提出了三个条件：一、经卷要装布口袋；二、搬运时要装箱；三、尽量争取转运到延安，以防敌扫荡时丢失。^[13]这些条件，杨县长答应尽力做到后，密商决定：必须在农历三月十八日以前，将《赵城金藏》抢运转移。为了力空法师及广胜寺僧人的安全，杨泽生同志还给力空法师开了借据，借条上盖了赵城县抗日政府的县印及县长的名章，以防日军追查时，可推卸众僧责任。^[14]1942年农历三月十三日，《赵城金藏》从广胜寺成功运走后，“占驻晋南日军司令大发雷霆，亲带军队来山声色俱厉地责问，意在杀我焚寺以泄愤。我已抱着为法忘躯的决心，不为他的威力所屈，并得一位陈姓的日军司令的侍从武官（临汾人）从中代为劝释，始悻悻而去。山西伪省长苏象乾，也曾为此事亲到赵城调查过。”^[15]正是由于力空法师的贡献，所以杨泽生同志回忆这段历史时，对力空法师大加赞赏，说：“力空从头到尾保护这部经卷是有功劳的，是一位为保护经卷表现了爱国主义精神的僧人。”^[16]他爱国爱教的壮举，在我国现代佛教史上留下了光辉的一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