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梅斯梅尔政府及其内外政策和议会选举
一 危机和政府的更迭
自1971年7月以来，沙邦-戴尔马政府和戴派内部一些高级官员和政客贪污受贿、徇私舞弊、假公济私、偷税漏税的丑事接二连三地被法国报纸杂志揭露出来。《鸭鸣周刊》[18]于1972年1月披露了沙邦-戴尔马关于个人收入的声明同他实际所缴纳的税款有较大出入的新闻。一时间，调查、询问、攻击接踵而来，谣言和小道消息流传，闹得满城风雨。丑闻变成了政治事件，把政府和戴派置于十分尴尬的境地。沙邦-戴尔马被迫亲自出马“辟谣”，声明要保障“个人私生活”的权利，指出这是“卑劣的政治阴谋”，表示要继续推行“新社会”政策。当事者的辩护无济于事，政府和多数派的威信急剧下降。
为此，蓬皮杜于3月间开始酝酿更换总理事宜。除了要挽回政府的面子外，总统还考虑到其他原因。
随着“新社会”政策取得某些进展，沙邦-戴尔马的势力和影响在保卫共和国联盟内陡涨，这不能不引起蓬皮杜总统和戴派其他派别的疑虑。沙邦-戴尔马于1971年10月在该党的中央委员会上大言不惭地说：“我作为你们头领的义务是全面的；如同前任一样，我既是多数派的领袖又是保卫共和国联盟的统领。”[19]他于11月在斯特拉斯堡召开的保卫共和国联盟会议上被与会代表称颂备至。这就进一步引起了蓬皮杜总统和其他派别的妒忌和愤慨。
沙邦-戴尔马同议会的关系也遇到了麻烦。国民议会中的“六君子”向议长和戴派议员散发了《7·12宣言》。他们都是戴派显要，其中五位分别担任议会五个委员会的主席。在《7·12宣言》中，“六君子”指控总理的社会协商政策，说他忽视议员的观点、意见和愿望，把政府意志强加于议会，滥用议会紧急程序等。一时间，政府和议会关系紧张起来，而这种紧张关系实质上是总理和戴派关系紧张的表现。
蓬皮杜期望总理“向前走而不是走在他前面”，他绝不允许出现“双头政治”。他对沙邦-戴尔马在戴派和多数派内发号施令忧心忡忡，害怕因此夺走了他的权力和降低总统的作用。沙邦-戴尔马则认为，蓬皮杜在1972年4月公民投票中的“半失败”证实了公民“不再支持总统”。为了显示自己的实力和地位，他于1972年5月要求议会对政府投信任票。结果，他以368票对96票的绝对优势获得了议会的支持，达到了预期的目的。总统和总理在权力上的明争暗斗于5月间达到了白热化的程度，酿成了一场“政治危机”。6月间，两人在法国广播电视局自由化政策上再次爆发冲突，导致该局董事长和局长辞职。
为了把戴派和多数派团结在自己的周围，为了消灭“双头政治”以恢复总统的权力，为了对付逐渐走向联合的左翼和改善政府的形象，蓬皮杜于7月5日强迫沙邦-戴尔马辞职，任命皮埃尔·梅斯梅尔为总理并组织第五共和国第8届政府。
梅斯梅尔1916年3月20日生于瓦勒德马恩省一个工厂主家庭，毕业于巴黎大学法学院并获得法学博士学位，1940年参加海外抵抗运动，第四共和国时期一直担任负责法国殖民地和海外领地事务的高级职务，1956年加入社会党并成为德费尔的密友，1960～1969年任武装部队部长，1968年加入保卫共和国联盟并当选国民议会议员，1971～1972年任海外省和海外领地部长。长期的军人生涯造就他成为一个忠于职守、办事有条不紊、服从命令听指挥的人，“人们没有任何理由去怀疑梅斯梅尔有自己的政策，或者企图树立个人的威望”[20]。蓬皮杜认为这些资历和作用能够使他成为总统得心应手的工具。
梅斯梅尔组织了一个紧凑的政府，如国务秘书比前届政府减少一半，一些对法国封闭的社会“忧心如焚”的部长被赶了出来，而《7·12宣言》的作者如让·沙博内尔、让·富瓦耶、朱贝尔·热尔曼等被吸收进入政府，受蓬皮杜宠信的希拉克被提升为农业和农业发展部部长。在政府机构安排方面，被前总理取消的新闻部重又恢复建制。可见，梅斯梅尔政府实际上是一个“反沙邦-戴尔马政府”的政府。
蓬皮杜有意把政府更迭的日期选定在议会休会期间，一方面表明国家权力是来自爱丽舍宫而不是波旁宫，另一方面也是对一个多月前以压倒多数支持沙邦-戴尔马的议会的报复和蔑视。当议会复会后，梅斯梅尔发表了一个总政策声明，然而在声明中他并没有表示承担政府的责任。反对派对此十分恼火，于10月6日提出了对政府的不信任案，企图推翻政府，但未获通过。
为了重新控制马提翁大厦，蓬皮杜亲临第一线，取消了新闻方面的独立自治单位，撤换了具有“自由化”色彩的领导班子，委任总统亲信阿蒂尔·孔特为法国广播电视局的总经理，重又把新闻媒介抓到自己手中。他尤为突出地抓紧本届政府的中心工作之一——议会换届选举。
二 政治力量的变化和议会换届选举
自上届立法选举以来，法国政治力量的变迁如波涛起伏。现在，它围绕着议会换届选举再次动员起来，重新分化和组合，提出竞选纲领和策略，展开角逐。
保卫共和国联盟在戴高乐溘然长逝后，有如失去了一块巨大的磁石，它再也不能维持“坚如磐石般的”团结了。它实际上已分裂为三大派系。
戴高乐主义完整维持派[21]是戴派中有影响的派系。他们感叹“戴高乐主义丧失青春和活力”“今不如昔”。他们在朱贝尔·热尔曼、梅斯梅尔的策动下，于1969年7月创立“戴高乐主义存在和行动”议员联谊会[22]。联谊会“高度警惕和密切监视”新总统的开放性政策，防止爱丽舍宫对戴高乐的“背叛”和对戴高乐主义的“扭曲”。戴高乐的妹夫旺德鲁，还有富歇、让纳内、达维德·鲁塞等议员纷纷参加联谊会。
戴高乐主义保守派[23]（或称戴高乐主义正统派[24]）是戴派中的重要派系。他们把矛头指向马提翁大厦，对政府维持公共秩序政策和法国广播电视局的自由化政策所表现出的“软弱无力”十分愤懑，经常对沙邦-戴尔马发起攻击。上任不久的该党总书记弗朗索瓦-勒内·托马西尼于1971年2月宣称“法国电视一台已被自由的敌人所控制”，把治安不力的罪责归咎于“司法官员的胆小懦弱”。他尖锐的、刻薄的语言发泄了保守派的“积怨”。
戴派左翼派系早已存在。自戴高乐去世后，他们加强了攻击的火力。瓦隆在《反戴高乐》小册子中，对蓬皮杜肆意抨击，结果于1969年秋被驱逐出保卫共和国联盟。然而，戴派左翼并未罢休，他们于1971年秋成立以吉尔贝·格朗瓦尔为首的劳工联盟[25]和以皮埃尔·比约特为首的参与制社会主义运动[26]。这两个组织人数不多，能量却很大。一些知名人士如让-马塞尔·让纳内、达维德·鲁塞、埃德加·富尔都是其中成员。他们坚持戴高乐的社会政策。
保卫共和国联盟派系的形成，不可避免地导致党内的紧张关系，而戴派高级官员和议员的一系列丑闻则进一步加剧了派系的争斗。保卫共和国联盟还围绕着沙邦-戴尔马总理提出的“新社会”展开争论：保守派认为戴高乐主义已经包含新社会的内涵；联盟的左翼则认为应该对“封闭的社会”进行思考。1971年11月在斯特拉斯堡举行的第5次全国联盟大会上，保卫共和国联盟改名为共和国民主人士联盟[27]，联盟声明“忠于戴高乐将军”，强调“戴高乐主义原则为确定政策的方针”。蓬皮杜多次表示要“忠于戴高乐所确定的体制”，继续完成戴高乐所进行的事业。
独立共和人士全国联盟继续执行在多数派内“相互依存中保持独立性”的策略，同戴派维持若即若离的关系。它一方面巩固自己的组织和加强内部的团结，同时伺机对伙伴进行抨击。为了实现这种策略，吉斯卡尔·德斯坦主席和米歇尔·波尼亚托夫斯基总书记两人达成了默契。前者作为政府要员表示忠实于多数派，支持政府及其政策；后者则作为在野人士，像投枪手不时对政府以及“伙伴和混蛋”发难。该联盟中期和近期的主要目标是争取更多的本党成员进入议会，踏入政界，扩充势力。它建议改进多数派在选举中联合提名的办法，并提出了颇大数量的本党候选人名单。
为了阻止戴派的颓势、筹备立法选举和夺取选举的胜利，蓬皮杜亲临第一线指挥战斗。他整顿了戴派和多数派组织，撤换了保守派头头、有争议的托马西尼，推荐阿兰·佩尔菲特为共和国民主人士联盟总书记，暂时克服了各派的离心倾向，达到了团结。与此同时，他执行党内纪律，处理一批涉嫌丑闻的戴派成员，平息了党内的不满。
他联合戴派、独立共和人士全国联盟、进步与民主中心[28]，以及其他人士成立了“拥护共和国总统的进步共和国人士联盟”，以便统一步调，投入竞选。
他还采纳了独立共和人士全国联盟的部分建议，于1972年年底公布了拥护共和国总统的进步共和国人士联盟[29]候选人名单。根据名单，在法国本土选区中，405个选区每区联合提出一个候选人，其中戴派占281人，余下为其他两党候选人；另40个选区每区为两个候选人，戴派和其他两党各占一个。新的联合提名办法满足了独立共和人士全国联盟的要求。
蓬皮杜和梅斯梅尔还代表多数派发表了竞选演说，提出施政纲领。1972年9月，政府公布了“社会计划”，1973年1月总理又宣布“33点远景规划”，提出变革的口号和措施，迎合选民要求变革的心理。
社会党自总统选举遭到惨败后，开始寻找屡屡失利的原因。它准备从组织上重整旗鼓，从策略上改弦更张。它决定同争取左翼复兴俱乐部联盟、社会主义俱乐部与小组联盟合并，于1969年7月13日在伊西-莱-穆利诺联合召开大会，组建新社会党[30]，不再加“工人国际法国支部”的副称。这次大会还决定摒弃对中间派的幻想，重开同法共的谈判。大会选出主张采取积极态度同法共对话的阿兰·萨瓦里为第一书记。新社会党的诞生和新策略的制定扫清了左翼联合道路上的障碍，为同法共的接触打开了大门。
随后，新社会党与共和制度大会党派遣的代表团进行谈判，首先促成非共产党的左翼实现统一。这次会谈促成了1971年6月“社会主义者”统一代表大会在塞纳河畔的埃皮内的召开。该大会决定将两组织合并为社会党，共和制度大会党关于反对“第三种力量”路线和主张与法共结成左翼联盟的动议获得多数代表的支持，弗朗索瓦·密特朗因此当选为第一书记，从此社会党进入了“密特朗时代”。大会允许社会党各种思潮和流派的存在，从而使社会党的各种派别、流派、倾向、支派、同流、情感[31]日益发展。大会还通过了同法共结盟的策略，从而壮大了社会党和非共产党左翼力量，扩大了它们的影响，成为法国社会党发展道路上的重要里程碑。
密特朗根据埃皮内代表大会“先理内，后联外”的原则，于1971年秋组织起草政治纲领，并于1972年3月被社会党全国大会接受。《改变生活：社会党的政府纲领》从经济、政权、社会、外交四个部分阐明了社会党的主张和政策。总的来说，社会党更换了理论和政治主张，提出了“法国式的社会主义”[32]的理念和理论，它既不同于苏联模式，又有别于西北欧社会民主主义的“第三条道路”。法国式的社会主义主张与“资本主义决裂”[33]，实行激进的民主社会主义，并把它作为实行扩大的左翼联盟的政治基础。[34]
法共也在总结左翼联合几起几落原因的基础上，决定采取更加灵活的策略。1968年12月在香比尼召开的中央委员会会议决定：在基层同各种民主力量实行统一行动；在上层则优先与社会党联合，把社会党从中间派的诱惑中拉过来。在此以后，法共采取了积极主动的态势，对左翼政党开展了工作。法共还于1971年10月通过了《改变航向，建立人民团结民主政府纲领》。在纲领中，法共重申了同左翼政党、首先同社会党就共同施政纲领达成协议的愿望，以便在即将来临的立法选举中联合对付多数派，夺取选举的胜利。
法共和社会党的立场和策略正在相互靠拢，因而为双方的对话创造了良好的条件。1969年12月，法共和新社会党就“达成政治协议的基本条件”举行会议，并于1970年12月发表了会谈公报。双方在公报中列举了共同点和分歧点。这次会议标志着法国左翼在新的联合道路上开始起步了。1972年4月，两党再次就联合问题举行谈判。经过艰苦的努力，在各自做出程度不等的让步后，终于在6月27日达成了《共同执政纲领》[35]。纲领概括了左翼联盟[36]在取得政权后所应采取的政治体制改革、经济和社会措施、外交方面的基本政策以及对“其他民主政党和组织”的开放原则，规定了双方在立法选举的第二轮中相互让票的办法。
《共同执政纲领》比1967年的选举联盟和1968年的共同声明前进了一大步。选举联盟实际上是让票的君子协定；共同声明只泛泛地列举了民主主义和社会主义左翼联合会和法共各自的观点，而双方的分歧给人极为深刻的印象。《共同执政纲领》明确地申述了左翼夺取政权后所采取的政策。它标志着法国左翼几经折腾后破镜重圆，并且在较高的起点上前进。它大大地增强了左翼力量，扩大了它的政治影响。它还使左翼联盟在即将来临的议会选举中处于主动的进攻态势。
中间政党还将第四次谋求东山再起。激进党决定起用名噪一时的《快报》经理让-雅克·塞尔旺-施赖伯为总书记，整顿队伍。他果然不负所望，计划将激进党改造成为一支地地道道地向着多数派目标进军的中坚力量。他组织了改革委员会，发表了《天堂和地狱》的改革纲领，以便吸引和团结更多的中间政党。他的决心和行动使他在党内的地位迅速上升，最后于1971年10月在絮伦召开的激进党全国代表大会上被选为该党的主席。
1971年11月3日，激进党联合民主中心、共和中心[37]、社会主义民主党成立一个“革新运动”，图谋重建扩大的中间势力。但是，由于塞尔旺-施赖伯在波尔多部分改选中名落孙山、他在党内排斥异己的恶劣行径、激进党于1972年5月就达成选举协定同社会党谈判的破裂、《共同施政纲领》对中间政党的吸引力等问题，激进党和中间政党重又陷入困境。被塞尔旺-施赖伯排挤的原激进党主席莫里斯·富尔后悔“引狼入室”，另行搭帮结派，同左翼结成选举联盟。赞同《共同执政纲领》的激进党议员与本党彻底决裂，于1973年1月另组建左翼激进党人运动[38]。中间政党这个大家庭再度支离破碎了，只剩下勒卡尼埃等革新者作为中间力量参加立法选举的角逐。
议会的换届选举于1973午3月4日和11日举行了两轮投票。在两轮投票中，弃权选民约占登记选民的18.72%，是自第五共和国立法选举以来最低的数字。它说明在经济危机中，选民十分关注法国的政治和经济形势。
在第五共和国第五届国民议会中，拥护共和国总统的进步共和国人士联盟获得278席，保持了绝对多数。这是多数派在议会选举中连续第四次成为赢家。在多数派的席位中，共和国民主人士联盟183席，保持了第一大党的地位。但它比上届议会减少110席，不再单独拥有绝对多数，多次在立法选举中出现过的“戴高乐主义狂澜”一去不复返了。独立共和人士全国联盟55席，比上届议会略为减少。进步与民主中心30席，构成了“多数派三脚架”的第三只脚。其他人士10席。
同上届立法选举溃不成军的情景形成鲜明的对照，左翼联盟夺取了175席，接近1967年立法选举左翼所得席位的水平。在左翼联盟总席位中，社会党和左翼激进党人运动获得102席，法共获得73席，分别比上届议会议席增加近一倍和一倍以上。左翼政党再次以强大的阵容出现在国民议会中，活跃在20世纪70年代法国政治舞台上。它正在逐渐改变法国的政治力量对比关系和法国的政治格局。
三 “清一色的蓬皮杜分子政府”及其内外政策
为了对付日益强大的左翼反对派，阻止法国经济的每况愈下，显示“振兴”政治的决心，蓬皮杜总统打算集中权力，建立一个更加得心应手的政府。
他于4月2日改组政府。在改组中，他留任“对他忠顺的”梅斯梅尔为总理，并按共和国传统，接受在立法选举中落选的舒曼和普莱文两位部长的辞呈。德勃雷因个性强、同总统在政策上有分歧，退出政府。迪阿梅尔也因健康欠佳离职。这样，中间派人士相继离开了政府。在新政府中，蓬皮杜安插了一些亲信，如将长期以来的合作者总统府秘书长米歇尔·若贝尔任命为外交部部长，他的密友莫里斯·德吕翁院士任文化部部长。新政府的人事安排，显示总统要严密控制马提翁大厦的意图，要凯多赛紧跟总统的外交政策。梅斯梅尔第二届政府实际上是“清一色的蓬皮杜分子[39]政府”。
本届政府面临许多亟待解决的难题，首先是总统任期问题。1958年宪法规定总统七年的任期一向是反对派、政界和舆论界口诛笔伐的对象，左翼联盟在《共同执政纲领》中把缩短总统的任期列为政治体制改革的重要内容之一。蓬皮杜总统一方面要缓解日益增大的压力，另一方面考虑自己的健康状况；并未坚持任期，他向议会提出一份关于总统任期改为五年的宪法修正案。
这一草案立即遭到戴派中保守派如前总理顾夫·德姆维尔等人的非难。他们声称总统任期属于戴高乐亲手建立的第五共和国政治设施整体的组成部分，缩短总统任期则降低了第五共和国政治体制“拱顶石”（总统）的作用，等于拆毁第五共和国这座大厦。他们指控本草案是对戴高乐主义的“大逆不道”。
左翼联盟指出缩短总统任期仅是《共同执政纲领》中对第五共和国政治体制改革的一部分，要求一揽子解决，反对孤立地解决总统任期过长问题。左翼联盟还把总统任期同总统权限连在一起考虑：缩短总统任期意味着减少总统权限。而草案则维持了总统的权限，因此，对左翼联盟毫无价值。
蓬皮杜原以为草案准会获得左翼联盟的支持，也会得到中间派的同情，因此没有绕过议会诉诸公民投票，而直接提交议会讨论表决。事实并非如此，国民议会和参议院都展开了反对和支持的激烈交锋，并相继于10月16日和18日，分别以270票赞成对211票反对和162票赞成对112票反对通过了草案。但按宪法第89条规定，宪法修正案还必须获得两院大会3/5的多数票才能通过，而两院的赞成票远远低于这个要求。总统不愿再费精力去做徒劳的事情，也不敢再冒公民投票的风险，只得将宪法修正案束之高阁。蓬皮杜利用宪法修正案给正在恶化的法国政治和经济注射一针强心剂的意图化作了泡影。
法国经济经过了15年左右的高速发展，各部门的比例严重失调，生产和市场的矛盾日益尖锐，世界石油价格的暴涨则进一步激化了法国经济的内在矛盾。1973年，法国通货膨胀严重，物价迅速上升，失业猛增。梅斯梅尔第二届政府面对严峻的经济形势显得手忙脚乱，无所适从，在以反通货膨胀为主还是以刺激生产为主的政策上犹豫彷徨。从1973年11月起，政府颁发一个又一个的冻结物价的条令都无济于事，物价照旧像烈火一样往上蹿。
当美元于1973年2月第二次贬值时，法国货币受到巨大的冲击。在这种情况下，法国政府再也无法坚守旨在维护法郎稳定的双重汇率了，它于3月被迫参加欧洲经济共同体成员货币的联合浮动。然而，石油价格的猛涨和法国外汇储备的迅速流失，迫使法国政府于1974年1月19日做出法郎单独浮动的决定，并在国际上大举借债，以支撑摇摇欲坠的法郎地位。财政部部长吉斯卡尔·德斯坦代表政府在议会特别会议上阐明此项措施是经过“深思熟虑的”，以便打消议员的疑心，他还在会上信心十足地宣称：“我向你们保证，法国经济将得到很好的指导。”
事与愿违，梅斯梅尔政府在经济上、财政上和货币上的措施都未能奏效，财政部部长的余音未消，一场战后最严重的经济危机席卷了法国。
法国经济形势的每况愈下，加剧了法国社会动荡的频率。政府颁布防止肆意辞退工人的《解雇法》和保障小商人利益的《鲁耶法》都未能麻痹法国劳动人民反抗法国资产阶级剥削和压迫的高昂斗志，法国工人运动势头重又高涨，此起彼伏。1973年法国劳资冲突达到3731起，比上一年增加了267起。就在这一年，发生在法国贝芷松地方的“利普事件”尤为引人注目。利普钟表厂因资本家经营和管理不善年年亏损，濒临倒闭。该厂职工于6月12日将企业接收过来，实行自治管理。当地警察局用暴力驱赶工人，为资本家重新夺回工厂，但工人在工会领导下再次占领工厂。“利普事件”惊动了梅斯梅尔政府。政府担心事态扩大并在全国引起连锁反应，曾多次派代表团与工会谈判，但无结果。法国政府在“利普事件”中一筹莫展，还引起政府内部的争吵。
与此同时，法国学潮也有所发展。许多大中学校职工和学生罢教罢课，反对将大学预科阶段大学生年龄限制在25岁以内的《德勃雷法》。学潮进一步加剧了法国社会的动荡。
法国对外事务依然吞噬着蓬皮杜的大部分精力和时间。总统坚持从法国独立和大国地位着眼周旋于两个超级大国之间。他于1973年5月在冰岛同美国总统理查德·尼克松会晤，讨论了欧洲防务问题。在会谈中，法国政府正式承认了美国武装部队在欧洲的存在对西欧国家安全的必要性。然而，西方经济危机的爆发、美元贬值对法郎的压力、中东十月战争中两国意见相左等，使已经松弛多年的法美关系再度蒙上一片阴影。
这个时期，法国政府以疑虑的眼光注视着联邦德国总理维利·勃兰特推行的“东方政策”，担心苏德条约的签订会疏远法德关系，害怕联邦德国在欧洲事务中喧宾夺主取代法国，因而加强了对苏联的外交攻势。蓬皮杜于1973年1月到苏联进行短暂的工作访问，并同勃列日涅夫发表了联合公报。公报重申“最高级磋商的有效性，法苏关系中充满着良好气氛和双方友善的特点”。6月，勃列日涅夫回访法国，进一步推动了两国在经济和文化上的交流。
法国政府十分关注法国在中东的利益，它一方面在中东十月战争中采取亲阿拉伯国家的政策，继续对以色列禁运武器和向埃及提供武器装备；另一方面则谴责美国支持以色列的立场。当阿拉伯石油输出国决定使用石油武器对美国等13个石油消费国的决定进行回击时，法国政府考虑到本国石油主要依赖中东地区供应，不敢得罪阿拉伯国家，因而反对美国等国对阿拉伯产油国采取的强硬立场，主张欧洲和阿拉伯国家对话。若贝尔于11月21日在议会外交委员会上慷慨激昂，严厉批评美国的中东政策和欧洲伙伴国随声附和的态度。法国政府的中东政策在西方国家中独树一帜，有助于推动该地区从紧张走向缓和，也有利于阿拉伯国家反对犹太复国主义的斗争。
蓬皮杜总统时期，法中关系有了较大的发展。20世纪70年代初，当西欧与中国出现了建交高潮、中美关系也出现解冻的迹象时，法国决定利用第一个打开对华关系的西方大国的有利地位，开展与中国的高级政治对话。因此，法中两国部长级互访增加，从而使法国保持了与中国高级政治接触的势头。1973年9月13～17日，蓬皮杜总统作为西方国家中第一位应邀访华的国家元首对中国进行了正式访问，并发表了《中法公报》。公报表达了双方在许多重大国际问题上有着广泛一致或近似的观点和两国进一步发展双边关系的共同愿望。蓬皮杜总统的访华把法中两国关系推向一个新阶段。
法国政治气候正在进一步恶化。总统和梅斯梅尔第二届政府在处理政治、经济和社会问题上犹豫不决，所采取的措施软弱无力；在外交上建树不大，特别表现在面对智利政变和中东危机时缺乏有效的对策；政府在处理诸如“利普事件”和限制公路车速问题上爆发争吵。所有这些都严重地损害了当权者的形象。恰恰在这个时候，《鸭鸣报》揭露了法国本土的警戒局授意水管工在该报编辑部安装窃听器的丑闻，这如引爆了一颗定时炸弹，一时间舆论哗然。这个被称为法国“水门事件”的丑闻把政府置于极其尴尬的境地。左翼反对派借此机会在议会中不断地攻击，密特朗和乔治·马歇一针见血地指出：“法国已处在失控状态！”“法国已糟透了！”
多数派对正在恶化的法国政局惴惴不安。1973年11月，在南特召开的共和国民主人士联盟代表大会上，许多代表吐露了他们的忧虑，要求同爱丽舍宫和马提翁大厦保持一定的距离。独立共和人士全国联盟也于1974年2月提出应扩大多数派，为该组织添加“酶”来激发其活力。吉斯卡尔·德斯坦实际上已同中间派频繁地接触和商讨。
为了扭转政局和转移公众舆论的视线，蓬皮杜于2月27日改组政府，再次任命梅斯梅尔为总理，成立新政府。新政府成员减少了1/3，某些职务做了调整，但其政策依然如故，无所创新。
然而，有关蓬皮杜健康不佳的传闻早已不胫而走，法国观众也在总统访问冰岛和访问中国的电视节目中亲眼看到总统疲惫不堪的病容，爱丽舍宫一次又一次地辟谣都无济于事。蓬皮杜的健康状况构成了法国政局变动的重要因素。法国舆论、反对派甚至多数派中部分人士开始怀疑蓬皮杜能否继续承担国家重任，公开议论其下台的时机，猜测国家元首继承人。沙邦-戴尔马和吉斯卡尔·德斯坦乘机抛头露面，随时准备接班。
果然，爱丽舍宫于1974年4月2日发出讣告：蓬皮杜因癌症医治无效逝世，提前结束了总统任期。蓬皮杜逝世后，法国总统的位置再次出现空缺，参议长阿兰·波埃又一次代理总统的职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