黑格尔《精神现象学》中的“绝对真理观”
冯子龙[1]
绝对真理是把握黑格尔哲学的一把钥匙，与他的整个哲学体系紧密地结合在一起。在黑格尔看来，“真理只有作为体系才是现实的”，他的整个哲学体系就是绝对真理，真理并不是一个尚未展开自身的僵死的共相，而应该是绝对通过中介展开自身从而实现自在自为的活动。近代西方哲学在认识论上的困境正是对绝对真理的未曾深入理解造成的。事实上，假如承认绝对真理存在，则真理就不应该是一个和人类玩捉迷藏的小丑，而应该是无所不在、无所不包的守护在我们身边的“大全”，我们本身也是真理的一部分。正是由于不承认这种真理的存在，真理才与人类产生隔阂，此时认识论的重要性就会凸显，并在近代西方哲学中形成虚假繁荣。由于在这种认识论中知性思维占主导地位，因此透过这种认识论认识的世界势必是分裂的，人类无法认识真理，真理是一个不可企及的自在之物。但在黑格尔看来，绝对真理的存在可以弥合这个分裂的世界，在这样一个世界中，实然与应然、方法与内容、真与美、理想与现实等一切对立的概念都是统一的。因此，绝对真理的意义并不在于解近代认识论困境之围，而是关系到对整个近代西方哲学的批判以及人类的自身命运，它势必导向对生命意义的思考和对人类使命的关心。
一 绝对与真理
形而上学不同于其他学科，在亚里士多德看来，形而上学研究“实是之所以为实是”，以及“实是由于本性所应有的禀赋”，这与任何其他的专门学术不同，专门学术只是研究实是的某一段，[2]而形而上学则是研究“实是”本身的一门学问。“实是”的整体性决定了其无法通过属加种差的方法定义，而是通过实体与其他范畴来描述。最终，这体现为一与多之间的关系，形而上学因此将体现为关于同一性的学问。形而上学的研究对象决定了它的困难性，因为不同于其他学科，形而上学研究的对象具有整体性，这完全不同于人类的日常思维方式。人类的日常思维是与具体的、片面的事物联系在一起的，从这个意义上说，黑格尔的“绝对”概念无疑是对亚里士多德这一传统的继承和复兴。尽管他对实体加其他范畴这种方法十分反对，但两个人都意识到这种研究对象的整体性对人类思维构成怎样的一种挑战，即人类在试图“头朝下来走路”时会多么容易误入歧途。《精神现象学》即是这样一部书，它展现了意识发展的各个形态，如果不经过这样一个艰苦的提升过程进而上升至一定境界，那么便不可能认识绝对。并不是任何一种意识的形态都可以认识绝对，便如同何晏对王弼的评价：“若斯人者，可与言天人之际乎。”绝对就好像何晏口中的“天人之际”，若无“斯人”，绝对也无法展现自身、发展自身，它只对合适的意识形态展现自身。这样一个过程不可替代。《精神现象学》也不能被视为一部理论著作，它就是绝对对自身反思的表现，是哲学在绝对中把握绝对的过程，因此是活着的哲学。
形而上学研究对象的整体性决定了其研究的起点亦是其终点，对于研究同一性的学问来说，这是不言而喻的。“真理就是它自己的完成过程，就是这样一个圆圈，预悬它的终点为目的并以它的终点为起点，而且只当它实现了并达到了它的终点它才是现实的。”[3]这是因为形而上学研究的是整体，既然“真理就是全体”，而“唯有这种正在重建其自身的同一性或在他物中的自身反映，才是绝对的真理”，那么起点和终点又怎么会在真理之外？所以，问题并不像笛卡尔所想的那样，需要通过普遍怀疑寻找一个不可怀疑的坚实的起点，也并不像康德所想的那样，预设一个永远不可达到的物自体作为终点。在黑格尔看来，起点和终点事实上都已经被绝对真理包含在自身之内，问题在于全体是如何实现的，自在的东西是如何成为自在自为的。真理是绝对反思自身的过程及其结果，自在的东西与自为的东西是同一的但又是不同的，因为后者是具体的同一、有差别的同一，而不是一个僵死的共相。在谢林看来，直观体会到这样的“以太”便已经达到哲学的目的，但黑格尔反对这种黑夜中看牛的做法，这样把差别消融于抽象的同一中的做法无疑是“知识空虚的一种幼稚表现”。[4]绝对并不是单调性和抽象普遍性，因为抽象普遍性仅仅是自在，而非自为，而真正的实体必须是包含差别的整体。
因此，从绝对真理的角度来说，黑格尔的“实体在本质上即主体”的观点事实上也是他关于真理的观点。这种观点贯穿于他对真理的理解，主体代表着活动的原则，实体只有实现自身才可以成为主体，这是逻各斯精神的复活。有差别的同一的基础就在于主体，同一性最终要落实在主体上。绝对既是主体，也是实体，因此实体是活的实体，它有着建立自身的运动，这样的运动是它反思自身、认识自身的运动。这种认识过程也表现为异化以及对异化的克服，这个过程同样表现为对“原始的或直接的统一性”的拒绝。它的终点亦是其自身，当它返回到自身时，它才是现实性的。这样的过程是一个丰富自身的过程，现实性意味着有差别的同一。真理必须是具体的，是不同规定之统一，这意味着真理是普遍性与特殊性之统一。绝对真理因此是一个有机的整体，在这样一个整体中，真理在揭示自身，在这个自在展开自身的过程中，正如黑格尔所言，哲学“只考察本质的规定，它的要素和内容不是抽象的或非现实的东西，而是现实的东西，自己建立自己的东西，在自身中生活着的东西，在其概念中实际存在着的东西”。[5]真理的展开过程是一个否定的过程，真理自身已包含否定，但这种否定表现为扬弃。真理的实现要求精神逐渐提升自身，绝对的展开是不可避免地向前推进的，“灵魂在这个道路上穿过它自己的本性给它预订下来的一连串的过站，即经历它自己的一系列的形态，从而纯化了自己，变成为精神”，[6]而其目标则是“它找到了它自己的地方和概念符合于对象，对象符合于概念的那个地方”。[7]在这里，黑格尔对概念和对象的理解不同于以往，黑格尔把概念理解为为他的，把对象理解为自在的，所以不是概念符合对象，而是对象符合概念，概念和对象都存在于绝对真理这个无所不包的大全的自身之内。思维即本质，只有对象与其概念相符合，它才是现实的，思维与存在是同一的，而同一的基础就是绝对，亦即绝对真理自身。绝对即实体，当它展开自身时又表现为主体和自我意识，它认识它自己。世界就是绝对，这个世界是运动的、反思自身的、思有同一的。
黑格尔对中介的论述也是与其关于“绝对”的学说联系在一起的。引用黑格尔的话来说，“如果中介或反映不被理解为绝对的积极环节而被排除于绝对真理之外，那就是对理性的一种误解”。在这个观点中，我们可以很明确地看到对中介的理解必须与黑格尔对绝对真理和理性的理解结合在一起。中介之所以为人所厌恶，很大程度上是由于知性所理解的世界是分裂的，中介因此仿佛是隔绝主客体的一道墙。但如果把真理理解为全体，真理就是绝对对自身的展开，那么我们对中介就会拥有一种与众不同的看法。因为中介是主体的异化，因此它是真理的组成部分，中介在绝对的实现环节中并非一个消极的因素，反而是其必须经历的一个积极的环节，“中介不是别的，只是运动着的自身同一”。它被黑格尔表述为自身的反映、自为存在的自我的环节、纯粹的否定性、单纯的形成过程等，是“正在行程中的直接性又是直接的东西自身”。[8]它是异化，但这种异化的归宿将是绝对自身，异化的形态——中介也是绝对真理的一部分。但此时真理未能完成其自身，还不是现实的。在黑格尔看来，真理是体系，是一个有机的整体，而不是一个僵死的共相，绝对真理在最初的体现也许仅仅是它的直接性或概念、原则，但直接性或概念、原则并不等同于绝对真理本身。归根结底，我们仍要回归到黑格尔对于真理之为体系的观点，但这个体系是发展的、不断异化自身并回归自身的。在理性看来，中介不是一个令人厌恶的隔阂，而是真理实现自身的积极组成部分，这不同于知性思维方式的理解。在知性的静态思维中，中介无疑会被视为人类认识停步于前的界限，中介就仿佛芝诺的飞矢中的点一样，是不可逾越的界限。但真理的实现是连同其自身实现过程的，在这样的认识运动过程中，绝对不应该被表述为一个“空虚的开端”，而要实现、充实自身，中介在这里就是必不可少的。真理的实现同时也是精神发展的结果，真理只对合适的精神形态才是有意义的。
二 近代西方哲学的知性思维之体现
黑格尔对绝对真理的主张必然导致他对近代西方哲学的认识论的批评。近代西方哲学的一大特征即“认识论的转向”，对认识论问题的重视是主客体二元分立的知性思维方式的产物，也是近代西方哲学高扬主体性的结果，这与自然科学思维方式的兴盛有着密切的关系，在“认识论的转向”的背景下，符合论成为哲学家们看待真理的主流观点。
笛卡尔无疑是近代西方哲学最具代表性的人物之一。从笛卡尔的哲学出发，我们可以发现近代西方哲学的一些重要特点，即主客体二元分立的预设和对主体的依赖。这也是自然科学思维对哲学思维产生的影响。在自然科学里，人与世界的关系是认知关系，并且从事自然科学的前提也是主客体的分立，这种思维方式对于科学来说是天经地义的，但对于哲学来说却是不成立的。这是因为两者的研究对象是不同的，自然科学研究的是物理世界，但物理世界只是丰富多彩的生活世界的一个维度，认知经验也不能代替人类的整体生活经验。在认知关系中，人类与世界的关系是假定为主客体分立的，但这种假设就像几何学中的辅助线一样，是为了研究方便人为设定的。
近代西方哲学从产生之初就具备数学和自然科学思维的基因。以笛卡尔的哲学体系为例，他希望为知识找到一个坚实的基础。为了找到这个坚实的基础，笛卡尔十分重视方法，这种对方法的重视是近代西方认识论必然导致的结果，他们希望通过正确的方法剔除错误。但这样做却忽略了一点，即这种脱离内容的方法其实出自哲学家的建构。
在《谈谈方法》一书中，笛卡尔提出的规条是具有普遍性的，对数学方法的重视使他产生了把这种方法推广到一切学科的想法。如他所说，“我没有把这种方法固定到某种对象上，很希望运用它顺利地解决其他各门学问的难题，跟过去解决代数上的难题一样”。[9]而且，由于他把哲学看作其他学问的基础，于是这种方法首先被在哲学上加以适用，由此，对方法的重视反而导致了方法的滥用。在《第一哲学沉思集》中，通过普遍怀疑，如同刑事诉讼法上的有罪推定，经过不断排除从而找到一个不可被怀疑的起点，以此作为整个理论大厦的根基。这是笛卡尔方法的第一步。他经过普遍怀疑后提出精神比物体更容易被认识，我能够确定的仅仅是“我是一个在思维的东西”，这便是普遍怀疑的成果，“我思故我在”也成为笛卡尔整个理论体系的基石。
然而，这个体系从一开始就是以范畴的区别对立作为分析条件的。在《致神圣的巴黎神学院院长和圣师们》一文和《第一哲学沉思集》的前言中，笛卡尔反复强调自己要解决的是有关上帝和灵魂的永恒问题，即上帝存在与人的灵魂和肉体之间的实在区别。《第一哲学沉思集》的哲学体系也是在这两个主题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对立的范畴在理论体系的内部建立起来，世界从一开始就是分裂的。
这就导致认识论问题开始出现。在笛卡尔看来，真理和错误显然是两个对立的范畴，真理应该是符合论的，即主观认识符合外部的客观事物。这种二元对立的知性思维方式导致认识论问题无解，主体无法超越自身。在这种思维方式下，最诚实的结果或者就是如同康德一样滑向不可知论，认为人类是无法认识物自体的。为了弥合物自体和现象界之间的鸿沟，就必须追求同一性，但在知性思维方式下，认识论问题好像数学问题一样，解题条件中势必包含主客体的二元对立，要论证的结果则是二者的符合。在这种论证过程中，同一性即便最终能够被证明也是外在给予的，不能被视为真理的有机组成部分，证明过程完全为外在的目的所推动。在黑格尔看来，这种真理是有缺陷的，在批评数学真理的缺陷时，他就指出“数学证明的运动并不属于证明的对象，而是外在于对象的一种行动”，[10]而数学却“以这种有缺陷的知识的自明性而自豪”，这种数学方法显然不应该是哲学所艳羡的。
而哲学的真理要处理的情况完全不同，如亚里士多德对形而上学的定义所展示的，形而上学的研究对象具有整体性。这就导致哲学的真理中的同一性绝不是外在给予的，也不可能被外在给予。因此，哲学的真理就是这样一个整体——绝对反思自身、返回自身的过程，这是实体即主体的思想必然导致的真理观。存在与思维在这里是同一的，主体与客体的同一性并不应该是从外部获得证明的，世界本来就是统一的，而不应该是有待证明的结论。知性思维方式造成两个世界之间的鸿沟，近代西方哲学家没有意识到现象界即物自体，两者是不可分开的。这样一种辩证的同一是在绝对展开自身的运动中达成的，无限性代表着只有一个世界，这个世界就是绝对的自身展开，因此差别是“内在的差别或自己本身的差别”。
三 黑格尔对符合论真理观的批判
对符合论真理观的批评是《精神现象学》中非常重要的一个部分。在《精神现象学》的导论部分，黑格尔对近代西方哲学认识论的前提进行了质疑。近代西方哲学强调认识论，认为对认识论的研究是人类认识真理的前提，在符合论真理观的前提下，认识被视为工具和媒介物。工具起着消极的作用，因为工具使事物在形象上发生变化，所以媒介物同样起着消极的作用，它能够呈现的也仅仅是绝对在媒介物里的样子而非其本真面目。哲学家们在这里对认识毫无理由地采取了有罪推定的看法，认为认识在人们认识真理的过程中只起到消极、歪曲的作用，这显然是对认识的不公正。“在研究关于绝对真理的具体知识以前，有必要先对认识自身加以了解”这样一种观点是近代哲学认识论之所以繁荣的主要原因，这样一种观点貌似是合理的，但本身却是矛盾的。一方面，假如我们把认识看作工具，把“通过工具而获得的关于绝对的观念里属于工具的那一部分从结果里抽出去，从而获得关于绝对的纯粹真理”，这种做法实际上“不多不少重新恢复了它没经过这一度多余的麻烦以前的样子”；另一方面，假如我们把认识看作媒介物，近代西方哲学家的想法则是认识“媒介物对光线的折射规律，然后把光线的折射从结果里抽除出去”，但在黑格尔看来，“认识就是光线自身”，这种做法的最终结果是只能得到“一个纯粹的方向或空虚的地点”。[11]两种做法都是多此一举，黑格尔通过上述论证消解了认识论的重要性。
黑格尔的立足点乃这样一个观点：“因为只有绝对是真的，或只有真理是绝对的。”[12]即使对认识的作用持消极看法的人，在他们的论证中也含有一个隐含前提，即存在绝对真理，并且认识绝对真理是一个漫长而艰苦的过程。既然真理是绝对的，那么真理就应该是无条件的，它必将被认识，绝对展开自身的活动就是真理。绝对是无限的，正是因为它是无限的，所以人类自身也是绝对的一部分。我们与貌似对立于我们的世界实际上是一体的，绝对乃是自身差别的。黑格尔的绝对真理观包含无限性这一概念，无限性肯定了世界的同一性和内在差别。黑格尔批评认识与绝对不相关联的看法，这种看法不仅认为“我们自身与这种认识之间有一种差别”，而且假定“绝对站在一边而认识站在另外一边”。这样的观点同样是自相矛盾的，因为它导致这样的结论：“认识虽然是在绝对以外，当然也在真理以外，却还具有真理性。”也就是说，“害怕错误，实即是害怕真理”。[13]
既然只有绝对是真的，真理即是绝对，那么符合论真理观就是走不通的。在黑格尔的理论体系中，绝对真理观导致融贯论的真理观。黑格尔主张融贯论的真理观，这里的融贯论体现为绝对在展开自身的过程中是融贯的，融贯论的真理观要求活动的原则，真理是绝对的自我展开。这个过程是一个否定的过程，而主体就代表着否定，所以实体即主体的观点与融贯论的真理观也是一致的。绝对对自身的认识和人对绝对的认识实际上是一个认识过程，绝对挪用了人对绝对的认识作为对自身的认识。当然，在这里隐含的前提是人与世界的统一而非对立。意识对自身的经验是包含“整个的精神真理的王国”的。意识并不是在考察自身以外的东西，它在与自身进行比较，而尺度也在意识自身之内。尺度随着意识的变化而变化，既不存在一个不变的绝对尺度，也不存在一个不变的自在。因此，意识的结构从本质上说就是自我意识。黑格尔的绝对真理观只有被表述为一种融贯论的真理观，才能与他的自我意识学说相一致。
尽管在导论中，黑格尔极力抨击近代认识论，但绝对真理的重要性在黑格尔这里绝不是局限于认识论的。近代西方哲学认识论的繁荣和符合论真理观代表着典型的知性思维方式，它的影响与现代性问题直接相关。
四 绝对真理的哲学意义
近代西方哲学的缺陷在笛卡尔那里就已经初见端倪，由于对自然科学思维方式的推崇和知性在现实世界展示的伟大力量，这种缺陷在当时还没有引起太多的反思。但结合哲学史来看，继启蒙运动后兴起的浪漫主义运动就已经是对近代西方哲学缺陷的一种抗议。人们不得不开始认真反思近代西方哲学的缺陷及其后果——现代性。现代性的“祛魅”自韦伯以来一直都是人们就喜欢谈论的话题之一。通过“祛魅”，现代性的世界变成一个普遍化的世界，但同时现代性的人的形象却变成不可沟通的孤独个体，在实证科学大行其道的同时，价值规范逐渐变成无根之水。各种各样的二元对立变成现代性世界的常态，黑格尔的绝对真理观即建立在对这一现象的思考之上。从这个角度来说，对于如何把对二元对立的超越变成对现代性的超越，黑格尔的思想资源仍是值得重视的。
黑格尔重新树立了绝对真理的地位，这是对虚无主义的抗拒。在近代西方哲学里，绝对真理是缺席的，“害怕错误，实即是害怕真理”。通过黑格尔的分析，我们可以发现近代西方哲学认识论中存在的矛盾，在这里已经可以预见价值多元化和虚无主义的蔓延。合理的外在权威在启蒙运动中也被打倒，以至于卢梭在《爱弥儿》中谈教育问题时不得不把爱弥儿设定为一个孤儿，因为现代人的形象正是一个孤儿的形象。在启蒙中，最重要的角色是主体自身，主体的世界即是主体的自我独白，启蒙排斥他人造成他人的缺失。启蒙运动是知性的胜利，启蒙运动的世界本来就是分裂的，应然与实然等对立的概念之间存在一条不可跨越的鸿沟。有些启蒙思想家如卢梭已经开始对现代性展开批判，这同时也是对近代西方哲学的批判，他批评科学与艺术，追求德性和生活意义。在他的理论体系中，目的论是一个重要的部分，即“在既定的秩序中保存这个整体”。[14]通过目的论，他也在用自己的方式排斥虚无主义。在黑格尔的理论中，目的论也是不断被提到的，因为绝对真理观就是一种目的论。绝对真理观排斥虚无主义，它不承认多元化的真理，认为真理只有一个。绝对即真理，绝对是整体性的，真理是一个运动的圆圈。理性是有目的，这个目的表示生命的意义和最终目标。在其指引下生命不再只是为了满足基本的生存欲望，而应该是超越自身的，从而有了超出生存以外的价值。但这个目标并不在不可企及的彼岸世界，而就在我们所处的世界本身之内，与我们的存在不可分割。这个绝对的目标也是绝对价值，应然和实然并不是分割在两个世界，而是存在于我们这个真实完满的世界。而要体会这个目标需要艰苦的努力，不能通过理智直观等神秘的途径来达到，也不能如怀疑主义一样对这样的目标持消极态度。
如前所述，近代西方哲学从产生之初就具备数学和自然科学思维的基因，认识论成为主要问题，人与世界的关系被视为认知关系，对认知经验的分析成为哲学的主要内容。这种分析的起点从笛卡尔开始就被设定为自我我思。但这种分析是在一个抽象的知性世界中进行的，通过反思获得自我意识，自我被设定为个体的、原子式的，生活世界被抽象为单调乏味的知性世界，真实的、整体的意义世界萎缩。但真实的生活经验是一个丰富的、有机的整体，无法被认知经验代替。黑格尔在阐述自我意识时不同于笛卡尔等其他近代西方哲学家，他是把自我意识放在一个拥有他者的始源世界中来谈的。这样的分析关注的是生活和事物本身，这不是知性的抽象的世界，它不排斥非理性因素和他人，事实上，他人反倒被视为获得自我意识所不可缺少的。如在对主仆辩证法的阐述中，黑格尔就认为一个自我意识需要有另外的自我意识与它对立，这是从更加原始的生存经验出发得出的结论。从笛卡尔开始，近代西方形而上学就表现为主体性形而上学，构建哲学体系的出发点几乎必须从对自我的分析开始。如果从主客体二元分立的认识论角度出发，自我意识的获得似乎就可以简单地被认为是主体自身同语反复的结果，它排斥其所属的世界。但这种主客体二分的假设已经是人为构造的，在认识论的探讨中哲学家无法真正解释自我意识的产生。真正的自我意识只有从存在论的角度，从人们的原始欲望、与其他自我意识的斗争等意识的发展形态中才可以得到。黑格尔把世界与人看作一体的，自我意识有着历史的、社会的产生背景。从这个角度出发来描述自我意识的产生，自我意识的产生就与主体所属的世界密不可分。而在笛卡尔那里，自我已经是一个处于世界之外的主体，它把世界作为它要研究的对象，世界变成一个有待被处置、开拓的外在对象。在这里，可以很明显地看到自然科学的知性思维方式。笛卡尔的自我概念是一个被知性构造的观念，而不是在意识的发展历程中被发现的。而在黑格尔对自我意识的阐述中，自我意识与其所处的世界是一体的，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黑格尔的自我是一个“在世之我”而不是外在于世界的孤立主体。在黑格尔看来，对人的分析必须从他与其所属的世界的关系出发。自我不再是孤立于世界之外的旁观者，人与其所属的世界由敌对走向和解。而这种和解的最终保证和归宿仍然是绝对真理，绝对真理和黑格尔对自我意识的分析是分不开的。
《精神现象学》的序言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视为整个黑格尔哲学的序言。其中，之所以大篇幅地介绍有关真理的观点，是因为黑格尔的整个哲学就是他的真理学说。他的真理观是无法脱离他的体系哲学来谈论的，与他的许多哲学观点是一个有机的整体，如实体即主体、绝对即精神、存在即思维、他关于中介的学说，以及他对他所处时代的批判。所有的这些观点都不是黑格尔闭门造车的产物，而是与他对整个近代西方哲学的批判和他对其所处时代的深刻理解分不开的。哲学作为一门学科，它的德性就是追求真。但哲学又不同于自然科学和数学，符合论真理观在自然科学中是需要被承认的，但这种真理观不适合哲学。哲学是关于绝对的学说，哲学的讨论需要超越知性思维，呈现无限性的真实世界。这个真实世界是一个目的论的世界，它是统一的，抗拒虚无主义。生活在这样一个世界中的生命是有意义的，生命有着无法逃避的使命和不可掩盖的神圣。现代性把孩子与脏水一起泼掉，神圣性被消解在知性思维的斤斤计较之中，因此在批判知性思维的同时，找回生命本身的神圣性也成为黑格尔哲学的必然要求。通过绝对真理，实然与应然、现实与神圣等对立的概念被统一起来，现代性作为一种普遍性，不再被视为一种空洞而抽象的普遍性，而是有着神圣的内涵和不可推卸的责任。现代性境遇中的人也不是笛卡尔式的反思的自我意识或不可沟通的个体，而是以一种在世并与他人共处的形态面对这个世界。同时，在绝对真理的视角下，现代人的形象更不是被各种二元对立分裂的形象，现代性的“祛魅”并不能让现代人陷入必须在实然和应然中二择其一的尴尬境地，相反，绝对真理作为一种世界统一的保证，使实然与应然能够在现代人的世界中共存。
[1] 冯子龙，北京大学哲学系外国哲学专业2016级博士研究生。
[2] 亚里士多德：《形而上学》，吴寿彭译，商务印书馆，1995，第56页。
[3] 黑格尔：《精神现象学》，贺麟、王玖兴译，商务印书馆，2013，第13页。
[4] 黑格尔：《精神现象学》，第11页。
[5] 黑格尔：《精神现象学》，第34页。
[6] 黑格尔：《精神现象学》，第61页。
[7] 黑格尔：《精神现象学》，第63页。
[8] 黑格尔：《精神现象学》，第14页。
[9] 笛卡尔：《谈谈方法》，王太庆译，商务印书馆，2001，第18页。
[10] 黑格尔：《精神现象学》，第30页。
[11] 黑格尔：《精神现象学》，第58页。
[12] 黑格尔：《精神现象学》，第59页。
[13] 黑格尔：《精神现象学》，第58页。
[14] 卢梭：《爱弥儿》，李平沤译，商务印书馆，1996，第394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