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来华背景、原因与经过

1811年10月3日，雒颉出生在英国第二大港埠利物浦（Liverpool）的一个基督教家庭。他的祖父自苏格兰移居利物浦，经营纸张小生意，父亲则是利物浦海关的职员。雒颉5岁时丧母，15岁时又丧失兄长，他和父亲、姐姐三人相依为命。

雒颉是19世纪初英格兰的社会与医学教育制度养成的外科医生典型。当时的英国工业革命当道，科学知识大增，中产阶级的数量与经济能力大幅增长，社会对合格医生的需求增加，而医生的收入与社会地位也相对提升，许多新跻身为中产阶级的家长愿意付出昂贵代价让子女接受医学教育，以培育下一代成为收入丰厚又有专业形象的医生，雒颉的父亲也是其中的一位家长。当时英国的医生有内科医生（physician）、外科医生（surgeon）与药剂师（apothecary）三个专业，内科医生都出身于牛津与剑桥两所大学，但雒颉一家在基督教信仰上是公理会信徒（Congregationalists），不在英国国教会（The Established Church）的体制内，不可能进入那两所大学。至于外科医生与药剂师两者，虽各有专业，但其实都在为人诊治，只是两者的收费名义分为诊费与药费之别而已，许多医生也同时拥有外科医生与药剂师两种资格。至于外科医生的教育，苏格兰固然在大学中设有医学院，但英格兰另有制度，不论外科医生或药剂师大都从学徒出身，再到医院学习一段规定的时期后，通过皇家外科医生协会（Royal College of Surgeons）或药剂师公会（Society of Apothecaries）的考试而取得从业资格。

雒颉读完基本的学校课程后，在16岁（1827年）时付学费成为利物浦一位药剂师帕克（Mr.Parke）的学徒，经历6年的学徒生涯，再于1833年前往爱尔兰都柏林（Dublin），进入当地最好的教学医院米斯医院（Meath Hospital），接受医生斯托克斯（William Stokes）的理论与临床的教导。在规定的半年课程结束后，雒颉于1833年10月参加药剂师公会在伦敦举行的考试，通过后取得职业药剂师（Licentiate of Society of Apothecaries,LSA）资格。随后他留在伦敦继续准备外科医生考试，并于取得药剂师资格的同月注册进入著名的盖氏医院（Guy's Hospital），向资深医生纪伊（Charles Aston Key）等人学习解剖、外科、妇产科及临床等，半年后完成规定的课程，因为成绩优秀获得纪伊医生设置的外科奖金（Surgical Prize）荣誉，随即通过1834年4月底皇家外科医生协会的考试，取得职业外科医生（Member of the Royal College of Surgeons,MRCS）资格。也就是说，雒颉担任药剂师学徒6年后，在一年多的时间内接连通过两项专业考试，成为合格的外科医生兼药剂师，当时他年仅22岁半。

青年医生雒颉先在公立的利物浦医院（Liverpool Infirmary）服务一年，接着担任利物浦埃弗顿（Everton）地区职业医生温赖特（William Wainwright）的助理医生，为期三年，到1838年加入伦敦会成为传教医生为止。

雒颉所以会成为传教医生，是19世纪初弥漫英国社会的海外传教风气的熏陶所致。从1790年代起，随着英国国力的日渐强盛以及对外殖民事业与贸易的发展，英国基督教的各宗派也相继组织海外传教团体，派遣传教士向全球各地异教徒传播基督教福音，以成立于1795年的伦敦会为例，到1835年底为止的40年间，共派出了335名传教士，包含到中国及东南亚各地向华人传教者14人。此种规模可观的全球传教事业，需要大量的人力和经费才能支持，因此伦敦会及其他传教会分别在英国各地普遍建立分支机构与后援团体，也编印分发各种书刊全力宣传，并不断举办演讲、聚会、祷告等各种形式的活动，以吸引基督徒加入传教士阵容或踊跃捐款支持传教工作，由于这些组织、宣传与活动，海外传教成为19世纪初英国持续进行的一种社会运动。雒颉也受到此种社会氛围的强烈感染，他本是虔诚的基督徒，他所属的公理会教派是伦敦会最主要的成分，而且他所属教会的牧师凯利（John Kelly）就是伦敦会在利物浦的重要支持者，所以当伦敦会决定派遣传教医生并公开招募志愿者时，雒颉便挺身而出应征。

伦敦会是最早派遣传教士来华的传教会，有些早期来的传教士也进行了一些医疗活动，但最先派出专业传教医生的却是美国的美部会（American Board of Commissioners for Foreign Missions），该会的传教医生伯驾（Peter Parker）于1834年10月抵达广州，在第二年开设医院为华人治病。当时也在广州的伦敦会传教士麦都思（Walter H.Medhurst），目睹伯驾的病人门庭若市的盛况而留下深刻的印象，并在1836年回英国述职后建议伦敦会派传教医生来华，认为“医学与宗教结合并用，可望成为打开中国人心胸及其国家的最有效工具”；麦都思又在参加同一年的伦敦会年会时发表同样的呼吁，也在自己巡回英国各地演讲时大声疾呼，要基督徒医生勇于到中国协助传教。在麦都思的努力下，伦敦会决定要派遣传教医生来华，并在医学期刊上刊登广告招募有志医生。

麦都思的巡回演讲中，有一次就在利物浦的雒颉所属教会举行，雒颉是在场的听众之一，他原已在传教和医学杂志上注意到麦都思的呼吁和伦敦会招募传教医生的广告，在聆听了麦都思的慷慨陈词后，下定决心为中国的医疗与传教事业奉献自己。1837年12月13日雒颉写信给伦敦会秘书，表示受到伦敦会及麦都思呼吁有志医生前往中国传教的感召，他愿意放弃一切投身于此，并自我介绍其26岁，具有医生资格和执业经验，自认健康良好，足以承受相当艰苦的任务，又表示他的父亲已同意让仅存的独子到中国为上帝服务，等等。

雒颉于1838年2月26日在伦敦接受伦敦会选举委员会两次面谈后，委员会决定向理事会推荐，任命他为对华传教医生，在同一天稍后举行的理事会批准，也决定雒颉应和即将离英返回驻地的麦都思同行。

1838年7月31日，雒颉与麦都思一家人从多佛（Dover）搭乘船只“乔治四世号”（George the Fourth）出发，经过三个多月的航程，在同年11月5日抵达麦都思的驻地巴达维亚。雒颉从当地发回第一封信给伦敦会秘书，表示在航程中自己每天学习中文，并感谢麦都思的教导，得以获得一些进步，他发觉许多困难由于努力学习而消失，也相信自己一定可以完全学会中文，和中国人沟通无碍。雒颉的自信并没有过分，当时已经是中国语文专家的麦都思在写给秘书的信中赞扬雒颉如下：

我高贵可敬的同伴雒颉弟兄不停地努力研读中文，由于他的热忱和勤奋，他在航程中已经读完了孔子四书之一，开始读另一种，此外也通读了马礼逊的《中文会话》和其他书。他发觉直接学习中国经典和掌握最困难的文体有其好处，此后学习白话惯用语就显得容易了。有些人来了两年仍不敢攻读困难的四书，只限于专读传教小册和欧洲人在华出版的书，因此没能如同雒颉这样在航程中就获得如此大的进步。

麦都思认为，以雒颉学习的态度和先文言后白话的学习方法，应该很快就可以在中文上有所成就，有助于未来的工作。事实正如下文所述，雒颉来华后两三年就能英译中文医书并出版，足以印证他的自信和麦都思的赞扬与期许确是名副其实的。

雒颉在巴达维亚停留一个月后，又搭乘原船继续北上，由于船医在登船的第二天就染病卧床，即由雒颉在抵达中国前的49天航程中持续代理船医工作，经常一天得治疗多达25名病人，直到1839年1月26日终于抵达香港，也结束了从英国出发以后几乎长达6个月的旅途，他立刻就转乘小船前往澳门，展开在中国的全新生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