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金瓶梅》通过典型人物的描写，抓住当时现实社会发展中的症结问题，对腐朽反动势力的黑暗统治所作的暴露为以前所未有，已如上述。问题在于：书中的描写，在读者的眼前只见一片令人窒息的如磐夜气和森严的黑暗；虽然在被压迫层中也算有一些微不足道的反抗，从侧面也透露了一点似有若无的斗争，但总的看来，在这个现实世界里，简直看不到任何与黑暗统治相对峙的积极因素和有希望的力量。我们要问，难道当时面临变革的现实社会真相就是如此么？否！事实是，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看有关当时的史书记载，从广大农村到重要城市，农民起义和市民暴动连续发生，规模之大，组织力之强，反抗之激烈与英勇，足使统治者丧胆。只拿山东地区说，正德时刘六、刘七义军由河北、京畿攻入山东、河南，众至百万；万历时临清市民反抗税监马堂的劫掠，远近罢市，民众万余焚毁税署，打死爪牙三四十人。甚至宫廷里也发生“宫变”，嘉靖二十年（1541）十六名宫女勒死那个荒淫残暴的皇帝（后被救活）；史家说，“宫闱事秘，疑莫能明”，其实正说明群众暴动，反抗罪恶统治者，已成普遍风潮。这样斗争形势，这里或那里，被压迫者的精神面貌总会有所表现，《金瓶梅》作者却视而不见，听而不闻，作品里没有适当的反映，是对现实的歪曲。这显然出于作者的阶级偏见。

原来作者暴露现实黑暗，并非从变革的要求出发，或向往什么新的前景，而只是要拿西门庆作个反面典型，对封建统治阶级提出警告。《金瓶梅词话》东吴弄珠客的序说得直截了当：“奉劝世人，勿为西门庆之后车可也。”书中作者常常出面发议论，说的也都是这种作为“世戒”的意思；第七十八回说：“乐极生悲，否极泰来，自然之理。西门庆但知争名夺利，纵意奢淫，殊不知天道恶盈，鬼录来追，死限临头。”看来，作者对当时现实社会旧秩序的破坏，传统观念的淡薄，虽然视为既成事实，不以为意，但他的思想体系仍不出当时盛行的“三教合一”思想的范围。他所谓“自然之理”或“天道之机”，无非是什么“世运代谢，物极必反”的天理循环论；无非是什么“祸因恶积，福缘善庆”的因果报应的世故迷信之谈。这都是极端庸俗反动的封建阶级统治思想。作者认为“当局者迷，旁观者清”，他写作此书，“寄意于时俗，盖有谓也”，就是要以旁观者身份为封建统治阶级敲起警钟。

唯其作者的根本立场观点是如此，所以书中颇着重有关封建阶级“祸福”的最切身的所谓“女色”问题。于此写得穷形尽相，多重渲染，简直以淫秽为有趣，具见在当时上层腐朽糜烂生活风气的影响下，作者的精神、情趣的下劣与病态。此实超出揭露黑暗统治特征现象的需要。最后写西门庆纵欲亡身，不过借作“鉴戒”，劝告剥削阶级不要步他的后尘。令人诧异的是，作者顽固地持封建传统的谬见，不厌重复地用独白和韵语，连同具体描写，把“祸源”一律归于女方，而西门庆倒好像成了受害者。众多的妇女多被写得下流无耻，甘当玩物，以取得主子的欢悦为荣，对她们被污辱被损害的奴隶地位及内心悲苦，根本无动于衷。就中特举出三个较重要的典型人物作为书名，正是以“女人祸水”的谬见，向世俗男子如西门庆之流说教。这里面还写了西门庆之妻吴月娘，对她的势利眼，刻薄寡情，贪财不义等劣迹虽不加掩饰，但总的看来，作者心目中是拿她作为被肯定的“贤妻”的形象，以与诸妇作对照的；因为她三从四德，相夫育子，主持门户，品行端正，在主要方面无不合乎封建伦理标准。

但是作者的封建伦理观念还是很淡薄的。或许由于商品经济发达的社会生活所形成，或者由于作者饱经世故，感情麻痹，在具体描写中经常流露一种冷漠的无动于衷的客观主义的态度。作者好像认为“凡是存在的，都是合理的”；现实世界及人事的变化，都受“自然之理”的支配，其间一切都是冷酷无情的，无所谓是非与善恶。这样一种客观定命论世界观，就导致他艺术方法上爱憎不明、美丑不分、褒贬模糊以及精芜无别、细大不捐的自然主义倾向。例如小丫头秋菊的横遭凌虐，孙雪娥的不幸经历和悲惨遭遇等等，作者都出之以若无其事的冷漠之笔，描写中不露明确的爱憎与褒贬。对西门庆许多恶行劣迹和鬼蜮伎俩的描写，作者有时流露惊奇欣赏，有时好像认为此人坦真无辜，有时则出以玩世的游戏之笔，很难引起读者严肃的感情。与此相关联，是艺术概括往往不足，对日常生活活动的描写过于琐屑，几乎每顿酒饭都详点品名，讲经宣卷以至唱曲，都连篇累牍记述故事和曲词，致使全书臃肿，令人生厌。

作者所信持的所谓“自然之理”，实际归结为“天理”与“神道”以及庸俗的因果轮回的迷信思想，作者十分相信看相卜卦，“吴神仙”为诸妇相命，无不一一应验，巫婆卜龟儿卦和为潘金莲作法，也都其应如响。西门庆死后，吴月娘生一遗腹子孝哥，据说孝哥乃西门庆投胎，这个“二世”西门庆后为高僧普静和尚收为徒弟，众多冤死的男女一个个荐拔转世，于是现实世界的严重矛盾斗争，都完事大吉。此可见作者根本的立场观点之庸俗与顽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