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章 “四省一市”现代服务业比较分析

一、“四省一市”现代服务业功能和地位比较

为了准确把握江苏现代服务业的发展现状和特征，本章首先从考察现代服务业的功能和地位入手，就江苏、广东、上海、浙江和山东现代服务业的现状进行比较研究。

(一)“四省一市”经济发展基本特征的比较

“四省一市”位于我国沿海开放地带和产业密集带，是我国经济最具活力与竞争力的经济区域。近年来，“四省一市”充分利用国际、国内两种资源、两个市场，依靠改革和开放两轮驱动，促进经济高速发展。

2012年，“四省一市”的GDP总和达到215986.4亿元，占全国的41.6%；公共财政预算收入达23334.2亿元，占全国的38.2%。到了2013年，“四省一市”的GDP总和达到235180.66亿元，占全国的41%；公共财政预算收入达26110.42亿元，占全国的40%。

人均GDP是衡量一个国家或地区发展水平、发展阶段以及富裕程度的重要标准(见表3—1)。2013年，全国人均GDP达到41908元。按照钱纳里工业标准阶段的划分方法，“四省一市”中不同地区可划分为两个层次：第一层次是上海，已迈入后工业化阶段。上海是中国的经济、交通、科技、工业、金融、贸易以及航运中心，经济发展水平高，2013年人均GDP已达到90092元，位居“四省一市”第一位。第二层次是广东、江苏、山东和浙江，处于工业化后期阶段。江苏在经历了乡镇企业崛起、开放型经济突飞猛进等发展阶段后，2013年人均GDP达到74607元，约是全国平均水平的1.78倍，在“四省一市”中位列第二。浙江是中国经济最活跃的省份之一，民营经济充满活力，带动了浙江经济的起飞。2012年浙江人均GDP达到68462元，远超全国平均水平，并且所辖11个地级市的人均GDP均高于全国平均水平，是我国经济发展最均衡的省份之一。广东与山东的人均GDP分别为58540元和56323元，与上海、江苏和浙江存在一定差距。

在经济规模上，从区域GDP数据中可以发现，2013年广东GDP达到62164亿元，广东是“四省一市”中经济规模最大的省份，也是全国经济规模最大的省份，其后依次是江苏、山东、浙江和上海，其GDP分别为59162亿元、54684亿元、37568亿元和21602亿元 (见表3—1)。事实上，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广东、江苏和山东的GDP规模一直保持在全国前三位。2013年广东GDP已达全国GDP的10.93%，是1978年的334倍；江苏经济总量呈现出“逼近”广东的趋势，GDP占全国的10.4%，与广东相差无几；山东是我国第三大经济强省，其GDP占全国的比例为9.61%；浙江和上海在我国经济发展中也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2013年二者GDP占全国比例之和超过了10%(分别为6.6%和3.8%)。1990—2013年“四省一市”历年区域GDP如图3—1所示。

在经济增长速度方面 (见图3—2),2013年全球金融危机后，“四省一市”GDP增长率出现了不同程度的波动，但与全国平均9%的增速相比，“四省一市”的经济增速仍然较快 (算术均值为10.07%)。其中，2008—2013年，广东、江苏、山东、浙江和上海的GDP年均增速分别为9.87%、11.42%、11.13%、9.35%和8.6%。

在居民收入方面，“四省一市”的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及居民人均储蓄余额等数据均高于全国平均水平。广东、江苏和山东三省的财政收入高于浙江和上海，但在其他指标方面却落后于浙江和上海。其中，上海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为43851元，高于浙江 (37851元)、广东 (33090元)、江苏 (32538元)、山东 (28264元)，而全国平均水平仅为24565元；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方面，上海达到19208元，超过浙江 (16106元)、江苏 (13598元)、广东 (11669.3元)和山东 (10619.9元)，全国平均水平为7917元。同样，上海居民人均储蓄余额达87720元，高于浙江 (52606元)、广东 (49287.89元)、江苏 (42602元)等，全国平均水平是25505元 (见图3—3)。

(二)“四省一市”服务业功能的比较

改革开放以来，“四省一市”服务业发展迅速，在推动当地经济发展、促进就业、增加税收以及提高人民生活水平等方面，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服务业尤其是现代服务业的功能日益显著。

1．经济总量的重要组成部分

表3—2给出了历年“四省一市”及全国三次产业增加值占GDP比例的情况，从表中可以发现，“四省一市”的服务业都已经成为这些省市经济总量的重要组成部分，并且都呈现出较快的增长趋势。其中，在2013年的“四省一市”中，上海第三产业增加值占GDP的比例最高，达到了62.2%，仅次于北京 (76.9%)，位列全国第二；山东该比例最低，为41.2%，排全国第十四位；江苏该比例为44.7%，排名全国第九；广东 (47.8%)和浙江 (46.1%)分列全国第六和第八位。从发展趋势上看，“四省一市”第三产业增加值占GDP的比例都呈现出上升趋势，2013年上海服务业比例较2000年提升了约11.6个百分点，增幅最高；江苏增幅达8.4个百分点；山东仅上升了5.7个百分点。因此，总体来说，目前“四省一市”的“退二进三”的格局已越来越明显，服务业的占比有望继续提升。

2．经济增长的重要引擎

2000年、2012年和2013年，“四省一市”服务业对当地GDP增长的贡献率和拉动率均超过了30%与3%。其中，2013年，广东、浙江和上海服务业贡献率要高于全国平均水平，江苏与山东服务业贡献率则低于全国平均水平。上海服务业贡献率与拉动率分别为68.4%和5.3%，这两项指标均位列“四省一市”第一位，反映出上海服务业对其经济增长的强大驱动力 (见表3—3)。江苏服务业贡献率与拉动率分别为42.3%和4.1%，均列“四省一市”倒数第二。

3．增加地方就业的重要渠道

配第—克拉克法则曾指出，劳动力在三次产业中的结构变化与人均国民收入水平存在一定的关系：随着经济的发展、人均国民收入水平的提高，劳动力表现为从第一产业向第二产业转移，再向第三产业转移的趋势。从表3—4可以看出，服务业为“四省一市”就业创业提供了广阔的空间，成为就业的重要渠道。

从就业人数角度看，近年来“四省一市”服务业从业人员逐年增加，2013年，山东服务业从业人员达到2224.2万人，为“四省一市”第一名，排在其后的分别为广东 (2149.1万人)、江苏 (1761.16万人)、浙江 (1348.35万人)和上海 (644.9万人)。从服务业就业人数所占比例来看，上海服务业吸纳就业人员的比例已达到57.20%，远高于其他样本省份；其余四省的占比均在30%之上，服务业在吸纳劳动力就业方面仍有提高的空间。其中，江苏服务业就业人数所占比例是37%，高于其他三省。“四省一市”中的上海，虽然服务业就业人口规模较小 (人口总量上的差异)，但是就业比例非常高，表明上海的服务业吸纳就业的能力较强 (见图3—4)。

4．改善民生的重要途径

服务业是吸纳劳动力的重要载体，其就业的平均收入水平较其他行业高。从表3—5可以看出，2013年，上海服务业就业人员平均工资最高，达到71385元，高于其他四省；山东则最低，为51448元。换言之，“四省一市”服务业就业人员的高工资提升了当地平均工资水平，为改善当地民生作出了贡献。对于江苏来说，服务业的平均工资比第二产业略低一点，说明江苏制造业的发展也相当强劲。

(三)“四省一市”现代服务业地位的比较

现代服务业一词最早出现在党的第十五次代表大会报告中，目前尚未对这一提法给出准确的概念和界定范围，但一般认为现代服务业是产生于工业化高度发展阶段，依托电子信息和网络技术等高技术和现代管理理念、经营方式和组织形式而发展起来的服务业。与传统服务业相比，现代服务业具有“三高三新”的显著特征。“三高”是高人力资本含量、高技术含量和高附加值；“三新”是指新技术、新业态、新的增长方式。

从现代服务业增加值占地区服务业增加值的比例来看 (见表3—6),2013年，广东、浙江、上海的现代服务业比例超过全国水平，其中广东这一指标达到67.52%，而江苏现代服务业的结构有待改善。通过数据分析可以发现，上海、广东、江苏和浙江四省市服务业内部已呈现出现代服务业占据主导地位的特征，而山东服务业仍然以传统服务业为主要支撑。

(四) 2013年江苏服务业功能与地位的新变化

2013年，江苏省GDP达到59162亿元，同比增长9.44%；人均GDP达到74607元，同比增长9.16%。已步入工业化后期阶段的江苏省，在“四省一市”中，GDP总值和人均GDP均排第二位，这为江苏发展服务业以及现代服务业打下了良好的经济基础。

对比2012—2013年“四省一市”服务业的功能与地位的变化可以发现，各省市第三产业增加值占当地GDP的比例均有所增加，其中，江苏省自2012年到2013年上涨了1.2个百分点，仅次于上海的增长水平，同时高于浙江0.3个百分点，这说明在“四省一市”中，江苏省第三产业的发展增速较快。同时，对比2012年到2013年“四省一市”服务业对地方经济增长的贡献度可以看出，与2012年相比，2013年江苏省服务业对本省经济增长的贡献上升了2.6个百分点，高于广东、上海、山东的增速，仅次于浙江省。对比拉动率可以看出，江苏省服务业对经济增长的拉动率高于山东和上海，较2012年上涨了0.1个百分点。这说明，服务业在江苏省经济增长中具有越来越重要的地位，并且以较快的速度对经济增长作出贡献。从增加就业的角度看，2012年与2013年相比，江苏省服务业就业人数占比上升了0.6个百分点，与上海的增速接近。从结构的角度来看，2012年到2013年，江苏省服务业结构呈现出现代服务业快速增长，传统服务业进一步萎缩的特征结构，2012年到2013年，江苏省现代服务业增加值比例上升了1.06个百分点，高于浙江的水平，与上海趋近。

二、“四省一市”现代服务业发展规模与结构比较

产业发展的规模与结构，是衡量产业发展水平最重要和最基本的指标。通过从多个不同角度对“四省一市”服务业和现代服务业规模与结构的比较，可以清晰地发现江苏服务业特别是现代服务业发展的主要特征。

(一)“四省一市”服务业规模的比较

1．服务业增加值规模

首先从“四省一市”服务业的总量上看，“四省一市”服务业增加值总和占到了全国服务业增加值总和的42%，比例相当高。其中，江苏、浙江、上海、广东、山东各自的服务业增加值，都领先于全国大多数省份。截至2012年，江苏省服务业的增加值已达26421.7亿元，位列全国第二。广东省 (29688.97亿元)位列全国第一，山东省(22519.23亿元)位列全国第三，浙江省 (17337.22亿元)位列全国第四，而上海市(13445.07亿元)则位列全国第六。图3—5给出了2013年我国各省 (区、市)的服务业增加值的情况，由该图可以发现，“四省一市”的服务业规模明显高出全国平均水平。图3—6进一步给出了“四省一市”近年来服务业增加值的变化情况，2008—2013年“四省一市”服务业的排名情况并未发生变化，依旧是广东和江苏在总规模上领先。特别是对于江苏省而言，2013年江苏服务业增加值相较于2008年增长了1.28倍，这个增长幅度在“四省一市”中是最高的。

2．服务业增加值的增长速度

首先，图3—7显示了2008—2013年“四省一市”中各省市服务业的平均增加值与平均增长速度。通过图3—7可以发现，2008年金融危机以来，江苏省的服务业增加值一直较大，平均值排名仅落后于广东省；江苏省2008年以来服务业的平均增速最快，增速达到年均14.8%。“四省一市”中的其他省市，如广东，虽然在服务业增加值的规模上一直名列全国第一，但是其服务业的平均增长率却不高 (11.7%)。山东的大致状况与江苏类似，都是有较高的服务业增加值和较高的年均增长率，浙江则表现一般，平均增加值与年均增长率均居中。“四省一市”中，上海在服务业总增加值上落后，但考虑到上海地理面积较小，其服务业相对规模已然不小。

其次，进一步我们还通过将服务业增长速度与地区总产值的增长速度做对比，来考察“四省一市”服务业的增长速度情况。“相对增速”这一指标是服务业增加值增速与同期GDP增速的差值，数值为正代表服务业增长速度快于GDP增长速度。由表3—7可以发现，各省市服务业增长速度均快于GDP增长速度，这表明“四省一市”服务业的发展都领先于当地经济的总体增长；该指标还反映出，广东、山东和上海的相对增长速度快，均超过了3%；江苏服务业成长能力略逊一筹，而浙江表现最差。但从整体来说，“四省一市”服务业的成长速度均偏慢，全部低于全国平均相对增速(3.55%)。产生这一现象可能的原因是，“四省一市”服务业发展水平在全国来说已较高，因此增速不那么明显。

发展经济学的理论表明，一个地区服务业的发展水平与当地的经济发展水平正相关。利用该理论，我们选取“服务业在GDP中的比例”作为衡量服务业发展水平的指标，选取“人均GDP”作为衡量经济发展水平的指标，绘制了2013年全国31个省(区、市)的服务业对人均GDP的散点图，从而实证分析出服务业在各省 (区、市)经济发展中所起到的作用 (见图3—8)。从图3—8中的散点图与回归线，可以看到“四省一市”中，江苏和山东散点落于回归直线的下方，并且与回归直线的距离较大，其经济学含义是：相对于江苏、山东较高的人均GDP而言，它们服务业的发展水平仍然较低；上海和广东均位于回归线上方，这表明上海和广东的服务业发展水平比较高；浙江散点与回归线靠近，可以近似地认为总体上服务业发展水平与人均GDP水平相符。

关于江苏等地区形成这种现象的原因，本课题组认为除了当前制约江苏服务业发展的一些障碍因素以外，还可能与以下两方面的原因有关。

一是与江苏等地区参与国际分工的模式有关。以出口导向战略为出发点，我国东部沿海地区 (尤其是江苏)的资本和劳动要素正加速进入全球价值链中由发达国家主导的制造生产环节，它们充当了制造商的角色，因而其制造业市场是全球性的，但其相应的服务业尤其是现代生产性服务业却是游离于制造过程之外的 (刘志彪，2011)。迅速成长的全球制造业市场支持了我国第二产业比例的持续上升，而没有与制造业同步全球化的服务业市场则长期局限于本地化的市场及其容量，江苏就是一例。

二是与特定区域的经济地理情况有关。现代服务业与制造业在空间上具有协同定位的要求，大都市经济区 (例如北京、上海)适宜发展现代高端服务业，而其周边地区 (例如江苏、山东)则比较适合发展先进制造业。大都市地区较高的收入水平和较高的生活成本，决定了该地区只能发展对成本比较不敏感而对制度特性比较敏感的现代服务业。对直接生产成本比较敏感的制造业，总是倾向于配置在大都市的周边地区。这一产业配置规律使许多处于大城市周边的经济区域处于第二产业比例始终过高的状态，其实这并不能算做不健康的产业发展格局。

(二)“四省一市”服务业结构的比较

1．服务业行业结构

服务业内部结构反映的是服务业内部不同行业在增加值和从业人员方面的规模及比例关系，本课题组将2013年我国“四省一市”的服务业的内部结构情况汇总在图3—9中。由于资料限制，本课题组着重选取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批发和零售业，住宿和餐饮业，金融业以及房地产业五个主要行业。

研究发现，总体来看，“四省一市”的批发和零售业在五个样本行业中占比最高，其比例均高于全国平均水平，体现了“四省一市”商品市场的繁荣。“四省一市”中，上海市在批发和零售业与金融业两方面极为突出，金融业的高比例表明了上海在现代服务业方面的优势，但上海在住宿和餐饮业方面的比例却较低，位于“四省一市”最后，房地产业比例则居中。广东虽然也有较高的批发和零售业比例，但是总体来说，以金融业为代表的现代服务业比例却不高，而且广东的房地产业比例较高，占五个主要行业的13.7%。山东在批发和零售业方面有极大的优势，批发和零售业比例高达到47.1%，位列全国第一，这带动了相应的配套产业，如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的发展，使得山东在这两个产业上表现优异。但这样的服务业结构并没有使山东的服务业占很大优势，服务业发展仍偏于初级，服务业结构失调严重。其他服务业发展相对缓慢，诸如金融业、房地产业等表现平常。浙江的状况大致与江苏相仿，不同的是，浙江省的金融业比江苏省占更高的比例，这一点值得江苏省思考。

2．服务业产权结构

服务业的产权结构主要是指服务业内部公有制成分与非公有制成分的比例，该指标通过计算服务业中私营企业从业人数与服务业总从业人数的比值得到。

图3—10给出了“四省一市”城镇服务业的产权结构情况。由图3—10可以发现，在上海市的服务业中，非公有制成分非常高，达到了80.9%，遥遥领先于其他四省。广东这一指标达到了60.9%，江苏和浙江该项指标超过了45%，而山东仅为34%。

非公有制经济可以为经济的发展注入活力，在现阶段的发展情况中，服务业内部的非公有制成分越多，服务业则表现出越强的活力。上海市在发展现代服务业过程中所彰显的强劲活力与其服务业内部大量非公有制企业的存在密切相关。在“四省一市”中，江苏省服务业的非公比例居中。

(三)“四省一市”现代服务业规模和结构的比较

现代服务业是服务业内具有高技术含量和高文化含量的服务业，它是能创造需求，引导消费，向社会提供高附加值、知识型的服务。现代服务业的发展情况很大程度上决定了服务业的发展方向。本课题组选取规模与结构两个方面对“四省一市”的现代服务业发展情况进行分析。

在增加值规模方面，图3—11已经给出了金融危机以来，“四省一市”现代服务业历年的增加值变化情况，可以发现：广东省的现代服务业规模遥遥领先于其他省市，2013年广东省服务业的增加值达到了18653.52亿元；江苏省服务业增加值为16645.05亿元，位居第二；山东和浙江的现代服务业在规模上相差无几，都在11000亿元左右；上海则“相对”落后，2013年的增加值为8662.57亿元。

在现代服务业增长速度方面，本课题组计算了金融危机以来，“四省一市”以及全国现代服务业的几何平均增长率。计算结果反映在图3—12中。通过比较我们可以发现，虽然“四省一市”服务业在规模上名列全国前茅，但是在现代服务业方面，尤其是现代服务业增长速度方面，表现较差。2008年全国现代服务业增加值为82179.07亿元，到2013年达到了167755亿元，平均增长率为15.73%。而在“四省一市”中，除了上海现代服务业增长率低于全国平均增长率外，其余省市均在全国平均水平之上。山东和浙江平均增长水平接近全国水平。广东和上海在现代服务业方面与其他省份的差距正在逐渐缩小。江苏的现代服务业增长率非常高，达到了24.89%，在“四省一市”中排名第一。

还可以通过观察“四省一市”现代服务业的就业情况衡量“四省一市”现代服务业的发展规模。图3—13给出了2008年金融危机以来至2013年样本省市现代服务业的城镇就业人口变化情况。结合图3—12对增加值的描述我们可以发现，广东无论在增加值方面还是在就业人口方面，现代服务业规模都排第一位，2013年广东现代服务业城镇就业人口达到了486.63万人；山东现代服务业在就业人口上排第二，山东本身是人口大省，大量的就业并没有带来现代服务业的高增加值，这表明山东省的现代服务业发展效率不高；江苏和浙江在就业人口规模方面情况相似；上海现代服务业就业人口几乎没变，但服务业增加值却增长明显，这表明上海现代服务业的人均产出不断增加，单位工人的产值较高。

(四) 2013年江苏服务业及现代服务业规模与结构的新变化

2013年，江苏服务业发展规模进一步扩大。在服务业增加值方面，2013年江苏达到26421.64亿元，比上年增长12.35%，总规模在“四省一市”中排名第二；同时，就服务业发展速度而言，2013年江苏服务业相对增长2.91%，高于浙江，与上海市服务业增速较为接近。

2013年，江苏省服务业结构得到了进一步的完善。根据细分行业的占比，2013年江苏省的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在“四省一市”中名列第二，规模相对较大；批发和零售业占服务业的比例最高，达到了37%；江苏的消费性服务业比例相对较低，在“四省一市”中排名靠后；江苏的金融业发展较快，比例达到22%，但仍低于上海市和浙江省；江苏的房地产业比例极高，在“四省一市”中仅次于广东，比例近21%。细分行业的结构进一步表明，江苏的生产性服务业比例极高，优势较大；消费性服务业发展相对滞后；以金融业和房地产业为代表的现代服务业增长迅速。通过对江苏服务业内部的产权结构研究我们发现，非公有制经济能给服务业发展带来活力，江苏服务业的非公比例已接近46%，经济活力持续得到释放。

2013年，江苏省现代服务业的发展规模进一步扩大。2013年江苏现代服务业增加值达到16645.05亿元，位列“四省一市”第二；就增长速度而言，2008—2013年，江苏省的现代服务业平均增长率达到24.89%，位居“四省一市”之首。此外，2013年江苏省现代服务业城镇就业人口达到340多万，在“四省一市”中位列第三。现代服务业已成为吸纳江苏劳动力的主要渠道。

三、“四省一市”现代服务业集聚、效率与竞争力的比较

在考察了“四省一市”现代服务业的功能与地位、发展规模与结构等方面差异的基础上，本节着重考察“四省一市”现代服务业在发展质量上的差异，深入探讨“四省一市”现代服务业的发展特性，并对现代服务业发展进行有针对性和实用性的评估。具体来说，我们将从现代服务业的集聚水平、发展效率、竞争力三方面进行比较。

一是现代服务业的集聚水平。产业集聚是产业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它能带来极大的正外部效应以及规模经济，能够有效降低产业内企业的生产成本，提高生产效率。现代服务业集聚水平的高低，很大程度上决定着该产业能否持续、高效地发展。本章采用区位熵法测算“四省一市”现代服务业的集聚水平，该方法能有效反映某一产业部门的专业化程度。在此基础上，我们基于江苏省的情况，进一步考察江苏现代服务业集聚的影响因素。

二是现代服务业的发展效率。产业发展效率指的是，产业的决策单元 (UMD)在生产、经营过程中投入与产出的对比关系或成本与收益的对比关系。现代服务业效率的高低，直接决定了现代服务业的发展质量。本章采用Malmquist指数法测算“四省一市”的现代服务业发展效率，该方法具有无须考虑生产函数、无须人为设定产出权重等优点，适合测度多投入、多产出情况下的复杂生产关系。

三是现代服务业的竞争力。产业竞争力是指某一地区的特定产业相对于其他地区同一产业在生产效率、满足市场需求、持续获利等方面所体现的竞争能力。本章通过构造一个科学的竞争力评价体系，从规模、效率、结构、创新、成长五个方面全面地衡量“四省一市”现代服务业的竞争力强弱。

(一)“四省一市”现代服务业集聚水平的比较

1.“四省一市”服务业整体集聚水平比较

集聚是产业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其外部效应和规模效应对经济发展起着重要作用。现阶段，发达国家已经步入服务经济时代，服务业产值和从业人数都达到GDP和就业人数的70%左右，这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它们服务业的集聚发展。从发达国家的发展经验来看，现代服务业集群是实现经济增长方式转变和实施城市新一轮产业布局调整的有效动力，是提升地区综合功能的载体和改善地区形象的新亮点。在经济全球化时代，现代服务业正在全球价值链上分工和集聚，进而决定着一个国家或地区的国际分工地位。目前国际上比较著名的现代服务业集聚区有英国伦敦的金融服务业集群、美国加利福尼亚州的多媒体集群以及日本东京的金融区等。中国的现代服务业集聚中心有上海陆家嘴金融服务业集群、深圳前海深港现代服务业合作区，北京中关村中介服务业集群等。

产业集聚水平通常通过产业集聚度来表示，测量方法有多种。本课题组选用区位熵指数对“四省一市”服务业集聚程度进行测算。区位熵指数大于1，表明某地区某产业具有比较优势；大于1.5，则表明该产业在该地区集聚能力较强且产业优势明显。区位熵主要是从产业专业化角度对集聚程度进行描述，可以帮助我们了解现代服务业的集聚情况。

根据区位熵的计算公式，我们首先估算了2005—2013年“四省一市”服务业总体区位熵，具体结果如图3—14所示。从图中看，2005—2013年，“四省一市”服务业区位熵的变动趋势较为平缓。上海的服务业区位熵历年都高于其他四省，上海、江苏、山东和浙江呈现小幅上升趋势。在这种波动变化中，浙江从没有专业化优势变为具有专业化优势，也即服务业区位熵从小于1变为大于1。上海、广东两省 (市)的区位熵一直大于1，说明专业化优势极强。需要指出的是，广东服务业区位熵不断变小，即从大于1逐渐趋近于1，表明其专业化优势持续减弱，具体原因可能是其他省份服务业加速发展弱化了广东服务业的优势。江苏和山东两省没有专业化优势，特别是山东的区位熵仅在0.8左右，服务业水平有待进一步提高。根据计算结果可以发现，近几年“四省一市”的区位熵均发生了明显变化，这与它们的内部经济结构调整有密切关系。

2.“四省一市”服务业分行业集聚水平比较

为更清晰地反映“四省一市”服务业的集聚程度，我们利用2013年的数据测算了样本省份服务业内各行业的集聚程度，计算结果如表3—8所示。

现代服务业在金融业、房地产业、租赁和商务服务业中的集聚水平较高。其中金融业在上海的集聚度最高，达到1.594，最低的山东省也达到了0.949。在房地产业中，广东拥有集聚优势，这也是近几年广东房价居高不下的原因之一。大量外来务工人员涌入广东，繁荣了租赁行业，因此租赁和商务服务业的集聚效应也较大。

集聚程度最低的行业主要是文化、体育和娱乐业，水利、环境和公共设施管理业，这两个行业在广东、浙江、山东中的区位熵指数都小于1。提供半公共物品或公共物品的水利环境和公共设施管理业，卫生、社会保障和社会福利业，文化、体育和娱乐业等，为使每个公民都尽可能享受到公共服务，就不可避免地要较均匀地分布，因此这些服务业集聚程度都很低。

江苏作为经济大省，2013年的GDP为59161.75亿元，高于山东省 (54684.33亿元)，然而其服务业占GDP的比例却低于广东、上海、浙江。比较而言，江苏生产性服务业集聚水平相对高于其他服务业，这与江苏发达的制造业密切相关。事实上，自2012年出台《江苏省现代服务业“十百千”行动计划》后，江苏众多城市纷纷推出有特色的生产性服务业集群政策，如常州的金融大厦、昆山的新城金融街、无锡的物流枢纽中心、常州的综合物流园区、镇江的科技园核心区等。

就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信息传输、计算机服务和软件业这两个行业而言，上海、广东位于前列，江苏紧随其后，江苏这两个行业的区位熵指数为0.917和0.819，和上海与广东相差较大。就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而言，上海是天然的运输良港，依托地理区位条件，上海市积极建设国际物流中心；广东省则依托珠三角的区位优势，充分发挥中国“南大门”的作用，是物流周转的重要集散地；江苏省虽然地处“长三角”，有一定的区位优势，但其物流周转的大部分功能被上海市分担，因此该行业相对薄弱。就信息传输、计算机服务和软件业而言，江苏省虽然在南京、苏州等地建立了软件园区，但在技术环节以及产业集聚程度上，相较上海市以及发展较早的广东的软件园区，仍有一定差距。就批发和零售业而言，上海的集聚优势十分明显，区位熵达到了1.947，江苏这一项的值仅为0.811。江苏省虽然拥有苏宁这样的大型零售商，但是并未依托品牌优势建立自身的比较优势，未能发挥出集聚效应。

进一步，本课题组整理了以从业人员数表示的“四省一市”各省辖市 (包含上海)服务业各行业2013年区位熵大于1.5的地区的分布，如表3—9所示。

上海、广东地区现代服务业区位熵大于1.5的地区要明显多于江苏、浙江和山东。几乎每个行业都含有广州和上海这两个城市，其次含有行业较多的是南京、济南和杭州。从行业分布来看，分布较为均衡的是教育，卫生、社会保障和社会福利业，说明它们的发展受地理位置的影响较小，与地区经济发展水平的联系不强。

3．江苏现代服务业集聚的制约因素比较分析

理论研究表明，影响现代服务业集聚水平的因素众多，它既与经济发展阶段有关，也与和现代服务业相关的其他产业 (如制造业)的发展水平有关。此外，理论研究也发现，现代服务业的集聚程度与科技水平、制度环境、政府财政投入等因素都存在相关性。将这些理论成果与江苏省的实际情况相结合，不难发现导致江苏现代服务业集聚存在不足的成因。

改革开放以来，江苏经济蓬勃发展，人均GDP不断提高。但由于种种原因，江苏省内不同区域之间的经济发展程度依旧存在较大差异。从整体上看，目前江苏的苏南地区已进入工业化后期阶段，已经形成新兴高端的服务业集聚区；苏中地区当前主要局限在制造业的集群式、规范化发展，生产性服务业尤其是高端生产性服务业集聚程度普遍较低，技术研发、法律服务、管理咨询、信息服务等相关支撑服务不足。苏北地区科学研究和综合技术服务业、商务服务、信息服务等生产性服务业发展滞后，文化产业、创意设计、物联网、软件服务外包等新兴高端服务业仅仅刚刚起步，服务业规模企业数量相对较少。就广东的情况而言，由于目前珠江三角洲城市群已经处于以集聚为主导的阶段，因此，广东省的现代服务业集聚水平优于江苏也就不足为奇了。

为了全面分析影响和制约江苏现代服务业集聚水平的因素，本小节根据理论分析成果，构建了以下影响和制约现代服务业集聚水平的计量模型：

lnLQt=α0+α1 lnperEXPt+α2 lnperINDUSt+α3 lnperCONt+α4 lnperFINt+α5 lnPATENT t+α6 lnperTRAN t+u it

在上式中，LQt为“四省一市”中各省市的现代服务业区位熵指数；perEXPt为人均出口额，用于表示经济开放程度和制度规范因素；perINDUSt为人均工业增加值，用于表示现代服务业相关产业与地区工业化程度；perCONt为人均最终消费支出，表示经济发展阶段；perFINt为人均财政支出，用于表示政府投入水平；PATENTt为每十万人申请的专利项数，用于表示与现代服务业有关的科技水平；perTRANt为人均运输线路长度，用于表示基础设施水平。

通过采用Stata软件对江苏及“四省一市”其他省份2004—2013年的数据进行时间序列运算，并且对各模型进行最小二乘法 (OLS)估计和剔除部分不显著变量等处理，最终实证计量结果如表3—10所示。表中回归的R2值都较高，在0.93以上，F 统计量也较大，在5%的条件下都通过了F 检验。

从表3—10可以看到，首先，在“四省一市”中江苏工业化程度 (perINDUSt)对现代服务业集聚程度的提升效应明显领先于其他省市，这反映出不仅江苏省现代服务业与制造业之间已经形成内在的良性互动机制，而且制造业对现代服务业集聚已起着推动作用。其次，江苏科技水平 (PATENT t)变量系数达到6.757，不仅远高于“四省一市”中的其他省市，而且在所有影响江苏现代服务业集聚的因素中，也排在第一位。究其原因，本小节认为一方面在于科技水平的提升有利于江苏知识密集型服务业的发展，从而有助于江苏现代服务业的集聚；另一方面，由于科技变量指标同时也反映了江苏制造业的科技实力，高科技含量的制造业很显然更容易与服务业之间形成良好的互动与融合，在制造业集聚水平普遍提升的背景下，江苏现代服务业应与制造业集聚协同定位，其集聚程度也将提高。

另外，江苏的政府财政支出 (perFINt)对现代服务业集聚的影响在“四省一市”中较大，达到0.143，高于其他省市。这说明近年来，江苏政府对现代服务业发展的支持，特别是对现代服务业集聚区建设的大力推动已经取得显著成效。广东、山东的政府投入在这方面的效果不大，浙江和上海的政府投入在这方面的效果甚至不显著，这反映出这些省市的政府财政投入与江苏相比略有不足，或者它们更加注重市场机制对现代服务业集聚水平的作用。

值得指出的是，江苏消费需求 (perCONt)对江苏现代服务业集聚水平的影响仅为0.032，低于广东、山东和浙江，这体现出江苏现代服务业的集聚还有一定的局限性，即近年来，江苏现代服务业集聚水平的提高主要局限在现代生产性服务业领域，而在现代消费性服务业的集聚上与其他省市相比还有一定差距。此外，实证检验结果还显示，经济开放度 (perEXP t)有助于提升江苏现代服务业集聚水平，其系数为0.189，略低于广东的0.239与浙江的0.234，这意味着江苏在通过经济对外开放推进现代服务业集聚上还需要向广东和浙江学习。良好的交通基础设施 (perTRANt)可以降低江苏的物流成本和现代服务业的信息传输成本，因此对江苏现代服务业集聚也起着正向的促进作用。

(二)“四省一市”现代服务业发展效率的比较分析

1.“四省一市”现代服务业效率的测度与比较

本小节研究样本地区现代服务业增长的质量，即不同省市现代服务业增长的效率问题。服务业效率指的是，服务业决策单元在生产、经营的过程中投入与产出的对比关系或成本与收益的对比关系。

技术进步往往会带来服务业效率的提高。此外，企业还可以通过提高对原有技术的利用率等途径来提升服务业效率。本部分研究将主要运用基于非参数的Malmquist生产率指数法来具体探讨“四省一市”服务业的效率问题。

这里分析使用的数据为2005—2013年“四省一市”的现代服务业产出、资本投入和劳动投入数据，根据历年《中国统计年鉴》和《中国第三产业统计年鉴》整理而得。相应的生产函数可以表示为

Y=f(K, L)

本课题组运用DEAP2.1软件对“四省一市”现代服务业Malmquist生产率指数进行了测算，具体结果如表3—11所示。

表3—11列出了2005—2013年“四省一市”及全国现代服务业Malmquist指数和其分解结果。从2005—2013年全国平均时间序列来看，现代服务业全要素生产率 (用Malmquist指数反映)的平均增长率为-2.4%，“四省一市”中只有江苏、浙江和上海的现代服务业其全要素生产率为正，其全要素生产率的平均增速分别为1.8%、0.9%和3.7%。广东和山东现代服务业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率为负值，分别为-0.3%和-5.7%。从技术进步指数来看，江苏的平均增速为2.3%，较山东 (4.1%)和浙江 (2.7%)低，但高于广东 (1.4%)和上海 (1.8%)。从技术效率指数来看，江苏平均增长率为-2.9%，位居上海 (4.8%)之后，与浙江基本持平，但仍优于-5.8%的全国平均水平。

综上所述，“四省一市”现代服务业全要素生产率存在显著差异。在推动现代服务业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的动力上，江苏与全国总体水平及样本省份基本保持一致，即主要是技术进步水平的提高，而技术效率的作用则非常小，甚至为负。但是鉴于江苏现代服务业增加值总量位居全国前列的现实，江苏现代服务业增长的效率现状是不理想的。技术效率的退步拖累了服务业技术进步对全要素生产率的拉动作用，其反映出江苏对于服务业要素的利用率不高，或者是江苏服务业立足于软技术的经营水平还不太理想。当前江苏现代服务业效率的提高，主要是依靠先进科学技术带来的生产边界扩展。因此，重视技术效率的提高，是促进江苏服务业效率提升的迫切任务。

2．现代服务业发展效率影响因素的计量回归和比较分析

本课题组利用面板模型进一步检验影响Malmquist生产率的因素。以前文所测的“四省一市”服务业Malmquist生产率指数 (TFP)为被解释变量，构建如下回归方程：

TFP it=α0+α1 lnperGDP it+α2+lnperEXP it+α3 lnENGit+α4 lnperINDUSit+α5 lnperCONit+α6 lnperFINit+α7 lnPATENTit+α8 lnEDUit+α9 lnperTRAN it+μit

其中，perGDP it为人均GDP，用于表示地区经济发展程度；perEXP it为人均出口额，用于表示地区经济开放程度；ENGit为恩格尔系数，用于表示地区城市化水平；perINDUSit为人均工业增加值，用于表示地区工业化程度；perCONit为人均最终消费支出，perFINit为人均财政支出，分别用于表示地区私人及政府消费水平；PATENTit为每十万人申请的专利项数，用于表示地区科技水平；EDUit为大专及以上人口占6岁以上人口的比例，用于表示地区人力资本要素水平；perTRANit为人均运输线路长度，用于表示地区基础设施水平。

选取“四省一市”2005—2013年度数据进行分析，采用Stata软件进行相关数据的时间序列分析。通过对各模型进行最小二乘法 (OLS)估计和剔除部分不显著变量后，最终估计结果见表3—12。回归的R2及调整后的R2值都较高，在0.93以上；F 统计量也较大，在5%条件下通过了F 检。

表3—12报告了各地区现代服务业影响因素的回归结果，考察经济开放度(perEXPit)可以发现，经济开放度对地区现代服务业发展有正向的推动力，样本地区现代服务业已进入较为稳定的发展阶段。工业化程度 (perINDUSit)的实证结果表明工业化程度对现代服务业的影响较为复杂。江苏、浙江、广东和上海工业化程度对地区现代服务业发展作用不明显，是因为样本省份同属中国经济发展水平较高的地区，已进入工业化后期阶段，出现了工业和服务业融合的趋势，因此两者关系较为复杂。山东由于工业发展速度更快，服务业发展所需生产要素更多被工业吸纳，工业对服务业产生了挤压效应。消费需求 (perCONit)在样本地区对现代服务业发展都有促进作用，但其系数普遍较小，原因或可从样本地区居高不下的房价、较早进入老龄化社会及大量农村劳动者流入样本省市务工等方面寻找。政府财政支出 (perFINit)对浙江和上海现代服务业的影响不显著，其原因可能是这些地区市场化程度较高，政府过多干预反而不利于当地服务业的发展，因此财政支出对经济的带动作用并不显著。从实证检验结果看，广东、江苏和浙江科技水平(PATENTit)变量系数为正值且较高，上海和山东则为负值。究其原因，一方面，科技变量指标主要反映制造行业科技水平，而广东、江苏和浙江服务业与制造行业之间的互动融合机制已逐渐加强；另一方面，科技水平提升反映了上述地区科研产出和所拥有的自主知识产权水平的提高，这有利于服务业自主创新效率的提升。上海或是因为现代服务业已进入高速发展之后的发展洼地，包括科技水平在内的众多变量对上海服务业的推动作用减弱。山东则是由于服务业并非其产业重心，科技水平提高也更多地影响工业的发展。交通基础设施 (perTRANit)的完备降低了样本地区内部的物流成本，对服务业生产率提升有着重要作用。

(三)“四省一市”现代服务业竞争力的比较研究

1．现代服务业竞争力综合评价体系

竞争力概念的提出源于20世纪70年代国外学者乔治·斯蒂格勒，他认为竞争力是指竞争主体争夺某种资源的能力，这种能力本质上决定了资源的配置格局和效率。在经济发展过程中，区域间的竞争表现为产业的竞争，产业竞争力决定区域经济的发展水平。金碚(2003)认为一国特定产业的竞争力就是该产业相对于外国竞争对手的比较生产力，即产业竞争力的实质是一国或地区的某产业能够比其他国家或地区同类产业向市场更有效地提供产品和服务。

竞争力是一种综合能力的体现，选择有效的评价指标，构建一套比较合理、完备的指标体系，是客观评价现代服务业竞争力的基础和前提。因此本课题组在前期研究的基础上，基于现代服务业竞争力的内涵和构成要素，根据绝对指标、相对指标或人均指标，并考虑指标之间相关性、科学性、针对性和可操作性原则，我们从规模竞争力、效率竞争力、结构竞争力、创新竞争力、成长竞争力五个方面构建江苏现代服务业竞争力评价指标体系 (见表3—13)。

(1)现代服务业规模竞争力。

现代服务业规模竞争力主要反映当前“四省一市”现代服务业的整体发展水平。这里主要从现代服务业的产业规模与就业规模来衡量。产业规模反映了“四省一市”各自服务业的发展水平及发展效益，主要有两个指标，即服务业增加值和服务业固定资产投资。

(2)现代服务业效率竞争力。

现代服务业的效率竞争力反映了各地区现代服务业有效利用资源的能力，用生产效率和服务密度来衡量。其中，生产效率用服务业劳动生产率，即服务业增加值与服务业从业人员的比例来衡量。服务密度用服务业单位土地面积产出率，即服务业增加值与地区面积的比值来表示。

(3)现代服务业结构竞争力。

现代服务业结构竞争力是现代服务业竞争力的重要组成部分，反映服务业内部结构协调化、高级化的程度。一个地区的现代服务业结构是否具有竞争力，对该地区的现代服务业发展水平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我们用产业结构竞争力与组织结构竞争力来考察服务业的结构情况，其中产业结构是指各产业的构成及各产业之间的比例关系，用服务业增加值比例、服务业固定资产投资比例、服务业从业人员比例、公共服务发展水平来衡量。这里公共服务发展水平用人均公共预算支出，即教育、文化体育与传媒、社会保障和就业、医疗卫生公共财政预算支出与年末常住人口的比值来表示。组织结构是表明组织各部分排列顺序、空间位置、聚散状态、联系方式以及各要素之间相互关系的一种模式。服务业非公有制企业比例是我们经常用来衡量服务业组织结构的重要指标。

(4)现代服务业创新竞争力。

在市场竞争激烈、产品生命周期短、技术突飞猛进的今天，创新是企业生存的根本、成功的保障。因此，现代服务业创新竞争力构成了现代服务业竞争力的重要部分。我们用创新投入与创新产出的大小来衡量现代服务业的创新竞争力，用R&D支出占GDP的比例与科学技术支出占公共财政支出的比例来反映一个地区的创新投入；用每万人拥有的专利申请量与每万人发明专利拥有量来反映其创新产出。

(5)现代服务业成长竞争力。

成长竞争力是现代服务业能够持续快速发展的重要体现，本小节用现代服务业成长基础与成长能力来衡量。本小节选用人均GDP与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这两个三级指标，以及服务业增速高于地区生产总值增速的量、服务业固定资产投资增速高于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增速的量来衡量。

2．样本地区现代服务业竞争力评价结果与比较分析

“四省一市”现代服务业竞争力评价指标体系中的数据主要来源于2013年各省市统计年鉴、各省市政府官方网站等。通过因子分析法和借助软件Spss12.0运算，本课题组得出了“四省一市”现代服务业总体竞争力及其排名。

根据原始数据，依据因子分析方法原理，计算出各指标变量正交旋转后的因子载荷矩阵，各因子所对应的特征值、贡献率、累计贡献率。按累计方差贡献率大于80%来提取公因子，以保证提取的因子基本能反映原始指标所包含的全部信息。

对主成分进行KMO和Bartlett球度检验，KMO统计量值均大于0.7, Bartlett球度检验sig值均小于0.05，表示原始数据适合进行因子分析。在此基础上，对各地现代服务业综合实力进行总体评价，并通过层析分析法 (因子分析中特征值贡献)给出五个方面的权重，最终得到各地现代服务业综合实力得分及排名，见表3—14。

从竞争力综合得分和排名来看，“四省一市”现代服务业竞争力排名依次是上海、浙江、江苏、广东和山东，这与当前各省市服务业发展的现状基本吻合。上海的现代服务业竞争力最强，主要得益于上海在效率竞争力、结构竞争力、创新竞争力和成长竞争力上的绝对优势。

从二级指标得分情况来看，规模竞争力得分广东位居首位，说明广东现代服务业发展的整体水平较高，山东、江苏、浙江和上海分列其后，这与各地经济发展状况及其在全国的地位基本吻合。从效率竞争力来看，江苏排名第二，广东、浙江和山东依次排在后面，但分值均不高，且与第一名上海的差距较大。这种结果与样本省份技术效率指数偏低的现象基本一致，也反映出江苏、广东、浙江和山东现代服务业利用有效资源的能力仍有待提升。从结构竞争力和成长竞争力来看，各省市排名一致，浙江、江苏和广东的差距较小。从创新竞争力来看，江苏名列第二位，反映了江苏既是人力资源大省又是人力资源强省的事实，说明江苏省近几年大力引进各方面人才的效果凸显。

(四) 2013年江苏现代服务业集聚、效率与竞争力的新变化

2013年，江苏省的现代服务业得到了进一步发展。从集聚角度来看，2013年江苏省服务业总体的区位熵指数为0.981，较上年略有增长，这表明江苏省服务业的发展进一步发挥了规模经济以及集聚带来的正外部效应。而细分行业的区位熵指数则揭示出江苏省在生产性服务业上的集聚水平更高。深入考察影响江苏省集聚的因素，可以发现本地资本密集度和需求能力对样本省份普遍具有拉动作用，而政府管理水平的提升对服务业集聚的作用尚未显现。

从效率角度来看，2013年江苏省现代服务业发展效率领先。通过对利用Malmquist指数法得到的指标的进一步分析，可以发现除了上海外，其他四省现代服务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主要得益于其技术水平的提升和生产边界的扩张，而技术效率的贡献即对服务业要素的利用率则相对不足。

最后从竞争力角度分析，2013年江苏省现代服务业综合竞争力在“四省一市”中名列第三，落后于上海和浙江。就细分的竞争力指标而言，除了规模竞争力指标外，其余四项指标，上海均排名第一；广东规模竞争力指标排名力压上海；江苏在效率竞争力和创新竞争力方面表现较好，均排在第二位。

四、“四省一市”现代服务业发展差异成因的比较

通过对“四省一市”现代服务业集聚、效率与竞争力等方面的比较研究，本课题组深入探讨了“四省一市”，尤其是江苏现代服务业发展的质量。本节内容着眼于样本地区现代服务业发展的比较优势，探讨“四省一市”现代服务业发展的基础和条件以及各地区现代服务业发展差异的成因。

本节内容分为两个部分，第一部分是对“四省一市”的发展基础做基本的归纳比较。发展经济学和产业经济学的研究表明，一个地区的产业发展首先取决于该地区的相关要素，“四省一市”现代服务业的发展离不开各自面临的地理区位、制造业基础、物质资本、人力资本、基础设施、服务业国际转移情况等，本节就这些角度展开详细比较。第二部分是对“四省一市”现代服务业增长模型的实证分析和比较，用严谨的计量分析研究影响其现代服务业发展的因素。

(一)“四省一市”现代服务业发展相关要素的比较

产业经济学研究表明，产业的发展首先取决于相关要素的状况。因此，对于造成以上“四省一市”现代服务业的发展差异的原因也应该从自身要素禀赋的特征上进行探究。根据服务业发展规律，本课题组认为影响现代服务业的要素具体来说主要是以下几个方面。

1．地理区位

在改革开放起步时期，广东地缘因素是广东的优势之一，它有毗邻港澳、联系海外的区位特点。事实上，中央在设立广东“改革开放综合试验区”的时候，这个地缘优势就是重要的政策依据。在港澳同胞和海外华侨中，原籍广东的人最多，浓厚的血缘关系使得大量港澳和海外投资投入该地区，为广东开放发挥了重要的历史作用，也促成了一批个体私营经济的起步。广东吸收要素能力强，中南部的珠三角地区更是市场竞争充分、市场发育度高、企业善于应对市场变化的地区。

山东古称齐鲁之地，是中国最接近日、韩两国的地区，具有得天独厚的对外开放条件；从国内区位看，山东半岛处在南方发达地区长三角和北方发达地区京津唐、辽中南之间，这为发展生产者服务业，向京沪双向输出服务，从两地的产业链中挖掘机会提供了难得的条件。

江苏省位于我国东部大陆的沿海中心地区，是长江三角洲地区的重要组成部分。江苏的地理位置为江苏发展外向型经济提供了优势。一方面，江苏所在的长三角位于中国沿海地区中部，腹地市场力量雄厚；另一方面，江苏充分发挥与上海毗邻的优势，借用上海的人才、资本、技术等高级生产要素，与上海现代服务业展开分工合作。目前，江苏与上海、浙江共同构成的长江三角洲城市群已成为国际六大城市群之一。

浙江省位于中国东部沿海长江三角洲南翼，海岸线总长位居全国首位，宁波、上海与舟山群岛形成了中国最为繁忙的海上客运“金三角”。浙江省经济活跃，民营经济发达，温州模式全国闻名，依托其地理区位优势，温州人逐渐将目光投向了更广阔的海外市场。近年来，浙江依托CBD引进了一批国际著名的商务服务企业落户杭州、宁波，通过并购重组培育了一批大中型商务服务企业，形成了高层次、强辐射、具有国际竞争力的商务服务企业集聚区。

上海是我国的经济、金融中心，繁荣的国际大都市。上海地处长江入海口，东向东海，与江苏、浙江两省相接，是一个天然的港口城市，为上海发展外向型经济提供了有利条件。上海与江浙共同构成了以上海为龙头的长三角经济圈，它为上海加快推进现代服务业提供了有力支持。作为一个国际化都市，上海现代服务业的服务对象着眼于全球，因此，立足长三角、服务全中国、面向全球是上海发展现代服务业的主要指导思想。现阶段，世界500强公司中已有400多家进入长三角区域，三资企业的客户、协作生产厂家和新设立的分支机构遍布长三角地区 (应勤俭，2010)。上海与江浙合作，形成了“前店后厂”的经济联系，推动了上海服务业的发展。

2．制造业基础

现代服务业需要一定的制造业基础。有的学者认为，作为独立的产业部门，现代生产性服务业可以离开制造业这一基础而单独大力发展。他们所举的例子就是某些城市国家或者城市经济体，如新加坡、香港等。但是，本课题组认为这种观点是错误的。应该说，新加坡、香港等地现代服务业的发展是建立在国际分工和区域分工的基础上的。由于现代服务业对成本比较不敏感而对技术知识高度敏感，因此把它们配置在高度发达的城市，既可以有效地利用这些世界性城市的生产要素，也可以发挥这些城市对周边地区制造业的辐射功能，降低制造业的交易成本。同时我们也应该看到，这些城市的周边地区往往集中配置了大量的制造业，这些制造业集群起着降低制造成本和对现代服务业产生强大需求的作用。这种协同定位的态势，刚好说明了现代服务业与制造业的相互依赖关系，尽管它们在空间上可能有一定的分离。综合来看，现代服务业与制造业的相互依赖关系主要体现为以下两点。首先，生产性服务脱胎于制造业。基于制造业的基础，它从制造业当中逐渐垂直分离出来并发展成为独立的产业部门，随着社会专业化分工的深化与泛化，其占经济总量的比例也会越来越大。其次，制造业与生产性服务业具有协同定位效应。Martin等(2007)的研究表明，生产性服务业区位是制造业区位的函数，反之亦然。其道理在于它们之间是“供应商—客户”的关系。制造企业从短距离的生产性服务那里获得益处，因而，基于时间的“可达性”是解释二者协同定位的重要变量。

结合“四省一市”的具体情况，不难发现，它们普遍具有雄厚的工业 (制造业)基础。2013年广东、江苏和山东三省的工业增加值分别达到了27426.26亿元、25612.23亿元和24222.16亿元，分别名列全国前三。样本地区中，除上海外，其余四省工业GDP占地区GDP的比例均超过全国38.5%的平均水平。“四省一市”工业GDP总和占全国工业GDP的比例达到了47.6%，几乎占据了半壁江山，这反映出样本地区雄厚的工业 (制造业)基础与广阔的生产性服务需求 (见图3—15)。从工业 (制造业)区位熵指数来分析(见表3—15),2005—2013年，广东、江苏、山东和浙江的该项指标均超过1，反映出这些地区制造业集聚程度较高，这显然对于协同效应乃至现代服务业集聚产生了较大影响。

3．物质资本投入

斯密、李嘉图等人在古典经济增长理论中指出，资本积累、社会分工和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对总体经济及现代服务业增长有促进作用。Hausmann等 (2007)的理论模型强调了成本发现 (cost discovery)过程以及一国从事成本发现的企业数量对于技术水平的重要影响，而研发投入作为基本要素的关键因素，能够扩展产品发现的范围，促进现代服务业中知识资本的积累，从而提升生产率水平。这里，我们从研发 (R&D)经费和固定资产投资这两个方面考察现代服务业的投入情况。

技术创新和研究开发是推动现代服务业升级的重要力量。如表3—16所示，2013年，江苏R&D经费内部支出与广东接近，为1440.02亿元，占全国的比例为12.16%；广东R&D经费内部支出略高于江苏，为1443.45亿元；上海R&D经费内部支出占地区生产总值的比例最高，为3.47%；虽然山东R&D经费内部支出达到了1175.80亿元，但其R&D经费内部支出占地区生产总值的比例最小，仅为2.14%。从总体来看，“四省一市”R&D经费内部支出合计占全国的47.75%。从投入力度来看，各省市R&D经费内部支出占地区生产总值的比例均超过了全国2.08%的平均水平，但应当注意的是该项指标仍与发达国家R&D投入强度有较大差距 (段小华等，2005)。

从固定资产投资来看 (见表3—17)，山东总量最大，2013年为17783亿元，其次是江苏的16485亿元，但山东和江苏的投资占比均低于全国55.1%的平均水平，2013年分别为50.5%和47.1%。而上海和广东尽管投资总量增幅不大，但占比基本徘徊在74%和65%，高于全国平均水平。相比之下，浙江服务业固定资产投资增长迅速，占比2013年比2011年提高了2.5个百分点。

4．人力资本积累

所谓人力资本，是指人的知识和技能的形成。美国经济学家舒尔茨认为，人力资本是投资的结果，只有通过一定方式的投资，掌握了知识和技能的人力资源才是一切资源中最重要的部分。由此看来，人们的知识和技能是资本的一种形态。从历史维度来考察，不难发现服务业的发展是人类进步的表现，而知识、技能密集的现代服务业更是以人力资本的发展为前提的。第三次技术革命的推动使服务业内部结构得到迅速改善，现代服务业从工业中分离出来，大大改变了服务产品的性质和内容。之后信息技术革命使现代服务业以高技术含量、高知识集聚、高附加值和高管理水平为特征，使服务业内部结构得到了彻底改变。而生产性服务业所提供的产品属于人力资本范畴的知识和技术，当用人力资本作为生产要素来替代商品要素构成中的土地时，现代服务业就成为人力资本实现其经济价值的桥梁。

理论界很早就研究了人力资本对发展现代服务业的重要作用。Coffer等指出，以生产性服务为代表的现代服务业都是以人力资本和知识资本作为主要投入并最终物化于所提供的商品与服务中的。现代服务业必须使用人力资本和知识资本作为主要的投入要素，以提高劳动与其他生产要素的生产率。国内学者也普遍认为人力素质与技能在以服务业为主要特征的知识经济的发展中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而人力资本则是各国现代服务业竞争的关键要素。

依据已有的研究，人力资本的大小通常是通过人接受教育的多少来衡量的。如果把人的受教育阶段进行划分，那么可分为初等教育、中等教育和高等教育，其中后两个阶段主要用于培养科学和技术能力。从高等教育在校生情况来看，“四省一市”高等教育在校学生比例最高的是上海，2013年达到25.5%，这反映出上海高等教育改革由以外延扩展为主向以内涵建设为主的战略转变，推进科教兴市、人才强市的战略。江苏和浙江高等教育在校学生比例分别为18.2%和13.2%，高于全国12.3%的平均水平。值得注意的是上海、江苏和浙江该项指标的比例均超过全国水平，反映出长三角地区高等教育的雄厚实力，有力支持了该地区服务经济的持续快速发展 (见表3—18)。

科技活动人员的数量也可以反映一个地区的人力资本水平以及该地区现代服务业的创新能力。从表3—19可以看出，2010—2013年，“四省一市”从事科技活动的人员数量都呈现上升趋势，2013年江苏科技活动人员数量位列样本省份第一位，达到109.46万人；山东科技活动人员数量最少，仅为40.94万人。从增长速度来看，广东省增幅最大，2013年比2010年增长了46.1%。

5．基础设施

要素禀赋理论认为，随着一国或地区的基础设施投入的增加，固定资本要素、人力资本要素和知识技术要素都会逐渐积累，该国初始的要素状况会发生改变，从而直接或间接地影响服务业的比较优势和服务贸易结构。

经济性基础设施投入，即交通、能源和通信基础设施投入能直接形成国家固定资本要素的扩张效应，改善基础设施服务功能。一方面，作为运输服务发展的先决条件，良好的交通基础设施直接促使运输服务企业降低生产成本，增大企业培育高附加值服务产品的可能性。先进的交通基础设施还能极大地推动高端运输服务业的发展，如现代化港口建设和各种高科技货运船舶的发展，在降低运输服务成本的基础上满足了现代多元化运输服务的需求。另一方面，良好的通信基础设施能加快信息传播速度，拓宽获取信息的渠道，是服务产品与时俱进、不断提升的必要条件。例如供应商通过网络进行服务的国际营销和交易活动，不但能节省大量交易成本，而且能及时获得最新的行业信息和产品信息，保持与同行业企业的技术交流合作，进而提升服务产品的竞争力。在社会性基础设施投入中，教育、文化、医疗、卫生以及行政法律和社会保障等基础设施将长期持续地促进高等人力资本要素的培育及生成，而形成的高等人力资本将投入到现代服务业中，促进国内知识技术要素的积累，提升服务产品附加值和服务产业层级。

本课题组用样本省份公路通车里程、铁路营业里程来度量基础设施的规模；另外，基础设施的利用效率、“可利用性”和基础设施质量高度相关，例如很多公路建筑质量差或地理位置不好，从而影响其运输能力，因此参考Lai.R (2006)的研究，我们用铁路货运量、公路货运量和港口货物吞吐量分别代表铁路、公路和港口的质量。

图3—16反映了2013年“四省一市”基础设施规模。其中，山东铁路营业里程和公路通车里程远超其他省份；广东与江苏在上述两项指标上基本持平；上海因地域面积较其他四省小，其基础设施规模排在样本省份的最末。图3—17则反映了2013年“四省一市”的基础设施效率。

6．服务业国际转移

近年来，大规模的国际服务业转移，已成为新一轮全球产业调整和布局中的新趋势，将为跨国公司全球化发展和承接转移的国家带来巨大的发展机遇。若样本地区能抓住这一机遇成功承接国际服务业，则对于发展外包带动型服务业无疑是一个佳音。服务业FDI (外商直接投资)对东道国服务业结构调整升级的影响，主要通过三个层次实现：第一是技术转让和扩散；第二是产业间前后向的关联作用；第三是示范与竞争效应。作为产业结构优化的决定性因素，外资的技术转让和扩散是其产业带动效应的核心，存在外资流入→技术溢出→产业升级的运行机制。需要指出的是，国际贸易和外商直接投资往往是结合起来对一国或地区产业结构变动产生影响的。一国的国际贸易规模发展愈快，对外部资本的吸引力也就愈大，利用外部资本的实际能力也就愈强。而服务业跨国公司对发展中国家的投资，在很多场合能够对后者的出口增长起到明显的带动作用 (黄先海、郑茉莉，2000)，进而使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加快步伐。

2013年广东合同利用外资达到366.63亿美元，实际利用外资253.27亿美元。近年来，广东逐渐将FDI向第三产业引流，以适应其产业升级的需要。2013年广东省实际利用的外资中，有40.17%(101.7亿美元，见图3—18)投向了服务业，这个比例超过了全国大多数省份，极大地促进了广东省服务业的发展。江苏的FDI规模极大，2013年合同利用外资达472.68亿美元，实际利用外资332.59亿美元，比2012年下降较多。江苏的FDI大部分流向了第二产业，第三产业外资利用额仅占31.75%(105.6亿美元)，比上年不升反降。这种现象与江苏制造业发达、服务业相对落后的现状相关，江苏应当重视服务业和服务贸易的发展。2013年浙江实际利用外资规模为141.58亿美元，其中70.9亿元流向了服务业，占50.06%。这一比例在全国各省份中处于较高水平，表明浙江省政府对服务业以及服务贸易极为重视。而事实上，浙江近年来服务贸易一直处于顺差状态，最新的数据表明，除了传统的运输、建筑、服务外包等领域外，浙江的计算机与信息服务、教育文化服务、通信服务所占的比例也在逐渐上升。上海市在我国的经济体系中扮演着极为重要的排头兵角色，不仅有很强的示范效应，而且还是经济转型的先驱者。2013年上海实际利用外资178.45亿美元，同比增长17.52%，速度极快。其中178.5亿美元流向了服务业，比例达到82.7%，这表明上海的发展重心已经转向服务业，贸易方式也正向服务贸易转型。近年来，上海大力发展总部经济，推进“四个中心”建设，这极大地带动了长三角地区的发展。随着2013年上海自贸区的设立，“中国—上海—世界”的联系更加紧密，大量跨国服务公司将其研发、销售环节落户自贸区，势必将推动上海现代服务业的结构高级化。2013年山东实际累计到账外资488.9亿美元，境外投资超过100亿美元，年均分别增长了10.7%和55.7%。实际利用外资规模为140.53亿美元，其中36.18%(44.7亿美元)流向了服务业，这一比例在全国处于中等水平。

(二) 新常态背景下“四省一市”现代服务业增长模型实证分析和比较

为进一步分析基础条件与要素禀赋对于样本地区现代服务业发展的贡献，本课题组依据以上理论，运用计量经济学知识，对样本省份建立了时间序列模型，同时为详细分析新常态背景下“四省一市”现代服务业增长因素的变化，将时间序列样本再分为两个子样本，即2005年到2008年子样本与2009年到2013子样本注1，具体计量模型如下：

lnY=C(1)+C(2)×lnX1+C(3)×lnX2+C(4)×lnX3+…+C(k+1)×lnXk

注1：新常态概念的提出发生于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事实上对于我国经济何时步入新常态阶段尚无理论依据。但不可否认，经济危机导致的外部需求疲软是我国经济发展方式转型的重要倒逼因素，因此我们将2009—2013年近似地定义为新常态阶段，并考察这个时间段内现代服务业增长动力的转换。在上式中，Y为样本省份现代服务业增加值 (亿元)，代表各省份现代服务业发展的总量规模，以当年价格计算；X1代表人力资本水平，指现代服务业劳动者受到教育、培训等方面的投资而获得的知识、技能积累，是一种可以带来收益的特殊资本。本课题组测量的人力资本，主要参考陈钊 (2004)、盛斌 (2011)以及熊灵 (2012)的做法，用区域受教育水平占劳动力数量的比例来表示。其中Lit表示i地区第t年的劳动力数量，受教育水平用H 表示，H=6×h1+9×h2+12×h3+16×h4，其中h1表示小学毕业人数，h2表示初中毕业人数，h3表示高中毕业人数，h4表示大专、本科及本科以上毕业人数，人力资本可以表示为Hit/Lit。X2代表现代服务业固定资本投入 (亿元)，该指标的大小往往决定着现代服务业发展壮大的潜力。X3代表第二产业增加值 (亿元)，该指标用于衡量一个地区工业的发展情况，它与服务业发展的关系根据不同地区会有不同的结果。X4代表服务业实际利用FDI (亿美元)。X5代表基础设施 (公里)，由于一个省份的公路网对其经济发展有着重要作用，公路作为基础设施之一，是很多地区发展经济的着手点，因此这里选用各省份“公路里程”这一指标来代表各省份基础设施建设情况。X6代表人均GDP (元)，可以反映一个地区的生产能力或者对现代消费性服务业的需求。X7为现代服务业区位熵，反映了一个地区现代服务业的集聚情况。服务业的集聚会产生明显的“本地化经济”，通过集聚可以大幅减少生产成本，从而实现现代服务业的规模经济。

因数据限制，本部分选取“四省一市”2005—2013年的数据进行分析，数据均来自相应年份的《中国统计年鉴》及各省市统计年鉴。本章采用Stata软件进行相关数据的时间序列分析，其中全样本数据回归分析结果见表3—20。

五个方程的可决系数均超过了0.95，整体F 统计量是非常显著的，通过了1%的显著性检验。这些说明该模型通过检验，拟合程度很高。对实证检验具体分析如下。

(1)人力资本水平。人力资本投入在各时间段内对现代服务业发展均有正向促进作用，这与现代服务行业的知识密集型和技术密集型特征有关。人力资本是知识和技术最直接的载体，各省市对于现代服务业人力资本、知识要素积累高度重视，而实证结果也证明了现代服务业发展过程中劳动力投入或人力资本投入的重要性。从表3—20可以看出，在新常态背景下，各地区人力资本的相关系数均有所增加，其中，江苏省的增加幅度最大，这表明江苏省人力资本对现代服务业发展的贡献有所提升，逐步接近广东和上海的水平。

(2)现代服务业固定资本投入。各省份现代服务业固定资本投入在2005—2008年的系数普遍高于2009—2013年，这表明新时期现代服务业增长的方式已发生重大改变，过去主要依赖大量资金投入的粗放式增长已难以为继。

(3)第二产业增加值。以制造业为主的工业发展规模与江苏、浙江、上海和广东现代服务业发展均呈正向关系。其中上海第二产业拉动系数大于1，说明以先进制造业为主导的上海工业体系对现代服务业产生了良好的拉动作用，现代服务业与先进制造业的良性关联机制已基本形成。广东、江苏和浙江的系数均小于1，说明制造业巨大的规模产生的需求促进了现代服务业的发展。随着制造业生产的专业化、信息化和国际化水平的提高，作为全球制造中心的长江三角洲和珠江三角洲将会对信息服务、科研服务、综合技术服务、通信服务、物流服务和商务服务等产生巨大的需求，从而导致生产性服务业发展出现质的飞跃。山东未通过显著性检验，原因可能是山东服务业中国有企业占比较高，而国有大企业的集权式组织结构较民营中小企业的分权式组织结构对外部生产性服务的需求更小，同时国有企业与民营企业的经营目标不同，前者关注企业规模扩张和多元化经营带来的总产值的增加，而后者则更关注企业利润的最大化和核心竞争力的提高，因此这使得前者因降低成本的需要而选择将生产性服务外包的可能性降低，从而导致了回归结果未通过显著性检验。同时，对比两个时间段的结果可以看出，在2005—2008年，“四省一市”第二产业对服务业发展的贡献略高于2009年之后，这说明在新常态背景下，国际市场需求持续减少对国内第二产业造成了一定的冲击，因此影响了第二产业对服务业发展的拉动效应。

(4)服务业实际利用FDI。服务业FDI流入显著提升了上海、广东和江苏的现代服务业规模。由于国际服务业转移与价值链分割，上海、广东和江苏通过服务业FDI的技术溢出，吸收和采用外国先进技术，提升了自身服务业的知识资本积累水平，从而促进了自身产业结构的改善。浙江和山东未通过显著性检验，说明两地区服务业FDI溢出机制尚未建立，服务业外资流入规模与技术结构偏低可能是主要原因。对比两个子样本可以看出， 2008年之后，上海、广东和江苏服务业实际利用FDI系数均有所增加，这可能是由于两方面的原因：首先，金融危机之后，大量的国际资本为避险而进入中国市场，刺激了服务业的发展；其次，随着三个省市服务业发展规模的壮大，对外资的吸引能力以及使用效率也在不断提升。

(5)基础设施。在样本地区的回归中，基础设施的分析较为复杂。上海、浙江、江苏和广东基础设施对于其现代服务业的发展起到了重要作用，且通过了显著性检验。从地理区位考察，江浙沪三省同处于长三角地区，地理区域紧密相连，并且区域分工网络也已基本形成；广东则支持和鼓励港澳资本共同投资机场、港口、公路、铁路以及物流园区等基础设施，构建一体化物流网络体系。实证结果表明，基础设施在这些地区产生了较强的外部性，这有助于提升服务产品的品质，实现产业结构升级。山东未通过显著性检验，可能的原因是过高的工业比例占用了大量的交通资源。观察对比两个子样本，可以看出，基础设施对服务业发展的影响系数变化不大，可能是由于样本省份普遍建立起了相当发达的交通运输网络。

(6)现代服务业区位熵。集聚对于上海、广东、江苏和浙江的现代服务业发展均产生了正向拉动作用，且通过了显著性检验。上述地区产业关联度普遍较强，基本形成了覆盖整个社会的服务网络，具有产业集中、空间集约、资源共享、高效连通、科技含量高、运行成本低、环境污染小的特点，这为服务业产业结构调整提供了便利。对于山东的回归则未通过显著性检验，可能的原因是，山东现代服务业集聚的程度还远远不够，存在政策性准入壁垒和垄断等问题。此外，对比子样本回归结果可以看出，金融危机之后，各省市服务业集聚进一步带动了现代服务业的发展。

(7)人均GDP。人均GDP与各地现代服务业发展正相关，且通过了显著性检验。收入效应明显，导致了国内市场需求旺盛，而广阔的国内市场又为规模收益递增的现代服务部门的发展创造了条件，因此，地方经济的发展极大地促进了现代服务业的发展。两个子样本的结果显示，2008年之后由于外部市场需求持续低迷，因此对国内市场形成了倒逼作用。在这样的背景下，国内的收入效应对服务业发展的拉动作用进一步增强，由于世界经济仍然在缓慢的复苏状态，中国经济开始进入新常态，因此预测未来收入效应对现代服务业的发展将产生越来越巨大的影响。

应用相关经济学理论，本课题组经研究发现，地理区位、制造业基础、物质资本投入、人力资本积累、基础设施和承接服务业国际转移等因素，对“四省一市”现代服务业发展具有至关重要的作用。通过理论与实证分析可以发现：地处沿海的优越地理位置、雄厚的制造业基础和人力资本，以及大规模地承接服务业国际转移等，都为样本地区现代服务业加速发展提供了无可比拟的优势。针对样本地区不同省份的实证分析发现，人力资本、固定资本投入以及现代服务业集聚发展，可以对样本省份现代服务业增加值增长发挥正向的促进作用；而工业 (制造业)发展与人均GDP提升为广东、上海、江苏和浙江的现代生产性服务业和消费性服务业提供了广阔的市场，从而带动了这些地区现代服务业的发展。

就江苏来看，在新常态背景下，江苏现代服务业的发展动力已由大量物质资本投入转向了以人力资本、服务业FDI为代表的高端知识密集型资本投入，同时国内市场需求、基础设施建设和集聚式发展方式对现代服务业的拉动作用也在不断增强。但受外需的影响，第二产业与现代服务业的融合提升作用略为下降，这对江苏加快发展先进制造业并实现产业融合互动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五、“十二五”时期“四省一市”现代服务业发展经验比较

通过前文分析，可以发现，现代服务业日益成为“四省一市”发展的新的经济增长点。作为新兴产业，各地纷纷把现代服务业列为发展重点。按照一般产业发展的规律，新兴产业在发展之初，往往需要政府的鼓励和支持，因此政府制定的政策措施对当地现代服务业的发展具有至关重要的作用。这就意味着，现代服务业的发展，不仅需要充分发挥市场机制的基础性作用，而且需要强有力的政策措施和行之有效的体制机制保障。因此，总结借鉴上海、广东、浙江和山东四省市政府在“新常态”背景下发展现代服务业的成功有效的经验，对于在江苏实现现代服务业跨越式发展，无疑具有重要意义。目前，各地政府主要从发展规划、空间布局、外部环境和人才基础等方面为现代服务业发展创造条件。相对而言，江苏较早地意识到了加快现代服务业发展的重要性，通过近些年的发展，已经积累了一系列符合自身发展实际的有益经验。

(一) 样本省份现代服务业发展经验比较

1．制定发展规划，聚焦高端服务业领域

“十二五”时期，样本省份普遍将发展服务业作为三次产业结构调整的重点，因此，当地政府要在总结各自发展经验的基础上，制定相关的现代服务业发展规划，明确服务业发展的总体要求。《上海市服务业发展“十二五”规划》明确提出，依托“四个中心”建设，稳定发展体现国家战略和国际大都市服务功能的服务业重点领域，支撑上海经济持续健康发展。其中，以生产性服务业、高技术服务业和新兴服务业为代表的现代服务业是服务业发展的主要方向。2012年广东出台了《印发广东省服务业发展“十二五”规划的通知》，提出构建与经济社会发展相协调、粤港澳地区优势互补、对外辐射能力强的现代服务业产业体系。2013年山东《关于加快服务业发展的若干意见》中指出要特别重视发展信息、物流、教育、研发、文化、旅游、养老、医疗、金融以及各种商务服务等现代服务业。2011年浙江《关于进一步加快发展服务业的若干政策意见》指出要切实抓好服务业重点行业，如现代商贸、金融服务、现代物流、信息服务、科技服务、旅游、文化服务、房地产、社区服务、服务外包和电子商务等。“十二五”时期样本省份出台的现代服务业相关规划纲要如表3—21所示。

2．合理规划空间布局，优化现代服务业空间结构

空间规划既能为现代服务业的发展提供空间载体，又能对现代服务业的产业聚集和长远发展起引导作用。2012年上海出台《上海市现代服务业集聚区发展“十二五”规划》，以集聚区作为发展现代服务业的重要载体和突破口，按照区域特点和现代服务业集聚区理念，在产业布局、轨道交通、土地利用、建筑形态等方面进行统筹考虑和整体运作。在空间布局上，上海已呈现出由中心地区向周边地区分散化、多极化发展的趋势。在上海整个市域面积中，90%左右是郊区，上海郊区发展现代服务业的潜力巨大，正延展出生产性服务业、商贸业等服务业格局。在产业功能塑造上，上海各集聚区基本形成功能集聚、错位发展的格局，如静安南京西路专业服务集聚区坚持高起点、外向型、国际化目标，突出顶级商业业态特色。浙江重点创建八类现代服务业集聚示范区，即物流园区、总部基地、科技创业园、软件与服务外包基地、商务综合体、旅游休闲度假区、新型专业市场和综合性生产服务集聚区。专业市场发达是浙江经济的一大优势，义乌小商品市场、绍兴国际轻纺城等在全国乃至世界都有一定影响力。广东根据珠三角城市群发展和全省产业布局的需要，构建了现代服务业集聚区“多核、多点、多圈层”的网络化结构，形成了以珠三角为核心、辐射东西北、在国内具有重要影响力的全省现代服务业集聚圈。其中心城市郊区、其他地级市规划建设了一批较大的综合性商务服务集聚区 (微型CBD)，形成了区域性服务中心，并结合城镇化发展，积极运用以公共交通为导向 (TOD)的开放模式，在主要交通站点规划建设了一批“城市综合体”，成为次区域服务业发展的载体。

3．完善政策措施导向，优化现代服务业发展环境

一方面，各省市均出台并落实了相关税收优惠政策，以减少现代服务业的发展成本。2012年1月1日，上海率先开展营业税改征增值税试点，试点行业包括交通运输业和部分现代服务业。本次试点将有助于解决目前对货物和劳务分别征收增值税和营业税所产生的重复征税问题，促进社会专业化分工和产业融合发展，推动服务贸易发展，增强企业发展能力，为加快服务业发展营造良好的制度环境。上海市针对具体的服务业种类，实行不同程度的税收优惠。比如，对符合条件的中小企业信用担保机构的担保业务收入，可按规定免征三年营业税，符合高新技术企业或技术先进型服务企业认定标准并取得相应认定资格的中介服务机构可享受相应的税收优惠政策。广东省在国家鼓励类生产性服务、农业生产性服务、自主创新节能减排社区服务、家政服务和实物租赁等服务业方面，实行地方税收优惠政策。同时，积极调整国家鼓励发展的服务业项目用地的耕地占用税、土地使用税的适用税率。另一方面，建立现代服务业发展专项基金，引导社会资金加大对服务业的投入力度。上海加大了对现代服务业的财政支持力度，充分发挥现有的服务业发展引导资金和中小企业发展专项资金的作用，不断向中介服务业适当倾斜；同时，上海进一步完善政府购买服务制度，明确政府购买服务范围，加大政府购买服务力度，拓展服务业的市场需求空间。2012年，上海市根据《上海现代服务业综合试点实施方案》，率先选择在浦东新区、虹桥商务区和黄浦江沿岸开展城市共同配送、现代商贸服务功能区、国际贸易中心公共平台三个重点领域试点。截至2012年年末，评审子项目达71个，经审核符合补贴要求的子项目有29个，补贴资金合计约为12亿元。广东省整合服务业发展专项资金，通过优化资金使用结构，综合运用贷款贴息、以奖代补和财政补助等多种方式，在批发零售、现代物流、电子商务、再生资源回收体系建设等现代生产和生活服务业关键领域、薄弱环节实现新突破。浙江省充分整合省级服务业发展财政专项资金，优化专项资金的使用结构，加大对重点领域和重大项目的资金扶持力度，引导社会资金投资服务业。2011年浙江省服务业财政引导资金规模增量超过1亿元，并建立了逐年增长机制。

4．夯实人才基础，促进现代服务业知识要素集聚

现代服务业是知识密集型、智力密集型行业，现代服务业的竞争归根到底是人才的竞争。广东把人才培养纳入“珠江人才引进计划”、南粤英才培养工程等人才发展重点工程，并起草实施了《广东省中长期人才发展规划纲要 (2010—2020年)》，加大服务业人力资本投资力度。广东省充分发挥广州留交会、深圳高交会和国际人才交流大会以及各类人才市场等现有平台，加快引进国际金融、商务服务、现代物流、专业服务、创意设计、营销策划、酒店管理等领域的高端专才和复合型人才。由于上海总部经济在产业带动、技术创新和人才集聚等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上海市鼓励跨国公司设立地区总部的规定》明确提出，鼓励跨国公司在上海设立地区总部，鼓励在沪跨国公司地区总部进一步集聚实体业务、拓展功能、提升能级，促进经济转型发展。浙江在2010年《关于加强浙江省现代服务业高端人才引进工作的若干意见》中提出，用五年时间引进10000名左右现代服务业高端人才和紧缺急需骨干人才，重点引进国际知名服务业企业的高级专业技术人才和经营管理人才，具备海外成功创业经验的现代服务业创业人才和团队，海外知名高校、科研机构的专家教授和研发人才，争取其中50名左右列入浙江省“海外高层次人才引进计划”, 20名左右进入国家“千人计划”。

(二) 江苏加快现代服务业发展的经验及特点

1．健全组织领导，强调政策支持

江苏省从2002年起成立了以省委常委、常务副省长任组长，40个职能部门负责人为成员的省服务业发展领导小组，负责指导和综合协调江苏省的服务业发展，研究制定江苏省服务业发展政策，统筹服务业各主要行业发展规划的衔接，综合协调服务业发展中的重大问题。江苏省服务业领导小组办公室设在江苏省发改委，负责分解下达年度目标任务、分析汇总工作推进情况、组织实施年度考核等具体工作，并将重点行业发展目标、地区服务业增加值增速及占比等重要指标纳入党委政府年度工作考核体系。江苏省各地市政府均成立了由分管市长任主任的市级现代服务业发展领导小组，以及专门的服务业办公室，结合实际制定推进本市的服务业集聚区发展计划和工作体系，对集聚区建设情况进行跟踪并对建设中存在的问题予以协调解决。江苏针对服务业发展的具体支持措施如表3—22所示。

认真落实国家和江苏省促进服务业发展的各项政策措施，努力营造有利于现代服务业加快发展的政策环境。在市场准入、税收优惠、财政支持、重点行业以及人才引进等方面都出台了具体的措施。目前江苏省省级财政每年用于支持促进现代服务业发展的资金达15.5亿元，采取补助、贴息、产业基金等多种方式，加大对服务业新兴业态、江苏省现代服务业集聚区公共服务平台、江苏省服务业重点项目、创新企业和创新团队的支持力度。近年江苏促进现代服务业发展的主要政策文件如表3—23所示。

2．重视公共服务体系建设，搭建全方位合作平台

公共服务平台是集环境服务、信息服务、人才服务、客户资源服务、技术支持等多种功能于一体的重要载体。江苏把公共服务平台建设作为服务业集聚区建设必不可缺的基础条件，从2005年起，每年安排1亿元的服务业发展引导资金，其中一大部分用于支持集聚区公共平台建设。围绕提高公共服务能力和完善公共服务功能的主旨，江苏服务业集聚区陆续建成具备现代信息技术和符合集聚区要素构成的科技研发、信息服务、金融服务、专业技术服务、展示交易、中介服务等公共服务平台 (见表3—24)。

与美、德、澳等发达国家以及北京大学合作建立的境内外服务业人才培训基地，专门培训服务业技术和管理人才。建立企业合作交流平台，汇聚江苏省内主要服务业行业协会和重点服务业企业，成立江苏省现代服务业联合会，搭建企业与政府间的桥梁纽带，促进区域间服务业合作推介与交流。建立媒体宣传平台。与《新华日报》社共建《江苏服务》专刊，及时解读最新政策，传递产业资讯，报道行业动态。

3．创新体制机制，推动服务业综合改革试点

始终坚持发展与改革并重、以改革促发展的工作思路，以加快推进南京国家服务业综合改革试点和深入实施省级服务业综合改革试点作为加快发展现代服务业、积极探索服务业体制突破和机制完善、创新服务业发展模式的重要举措。制定《江苏省省级服务业综合改革试点工作总体方案》，加快服务业改革创新步伐，通过江苏省省级服务业综合改革试点的积极探索，建立和完善政府引导、企业主导、市场推动的高效灵活的服务业发展体制机制。

聘请江苏省内外知名专家学者和江苏省相关部门领导组成江苏省服务业综合改革试点专家咨询委员会，为江苏省各地开展改革试点工作提供战略咨询和政策建议，共同研究解决试点工作中遇到的重大问题。经江苏省政府批准，2013年上半年，确定无锡滨湖区、张家港市等6个区域作为首批江苏省服务业综合改革试点单位。江苏省发改委在此基础上下达了6个试点区域年度改革试点工作目标任务，并与相关部门和试点区域政府经过深入研究，与无锡市、宿迁市政府签署了共同推进江苏省省级服务业综合改革试点工作框架协议，在试点区域“一区一策”中，有针对性地提出了一系列改革举措。

4．引入激励机制，发挥典型示范效应

每年江苏省委组织部、江苏省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厅和江苏省发改委联合评选“现代服务业专业人才特别贡献奖”，用于奖励新兴产业领域内从事企业管理、产业技术研发、商业模式创新等工作，在提升企业自主创新能力、引领产业发展水平、增强经济和社会效益等方面作出突出贡献的服务业领军人才和专业人才，每次选拔奖励10人，每人一次性奖励人民币30万元，并授予“江苏服务业专业人才特别贡献奖”。每年根据集聚区评价体系指标，评选出集群示范区，给予100万元现金奖励。江苏省服务业发展领导小组根据《江苏省省辖市服务业工作绩效考核实施办法》，对江苏省13个省辖市的服务业增加值占当地地区生产总值的比例、服务业增加值增速、服务业新兴产业发展、重点企业、重点项目、综合改革试点、服务业示范区、集聚区建设、服务业创新、服务业人才培训等重点工作和指标进行综合评定，评选出江苏省服务业工作先进单位。

六、加快江苏现代服务业发展的路径选择与政策建议

根据对“四省一市”现代服务业的地位功能、发展现状、差异成因以及发展经验的比较分析和经验概括，结合江苏自身的实际情况，可以发现，实现江苏现代服务业的持续、健康、快速发展，应该成为江苏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的战略重点。推动江苏现代服务业快速发展的基本思路，应该包括努力营造有利于服务业发展的政策和体制环境，不断拓展服务业新领域，发展新业态，培育新热点。具体来说，关于江苏加快现代服务业发展的途径，本课题组认为应该包括以下主要方面。

(一) 适应经济发展新常态，实施创新驱动战略

现阶段，我国已从低收入国家迈入中等收入国家，但是以往过分依赖廉价劳动力、以大量投资和外需驱动经济发展的模式已经难以维系，可以预见我国的经济形态将长期保持中高速增长的新常态。适应经济系统的新常态不仅需要发展战略新常态，而且需要发展动力新常态。在我国制定的“十二五”规划中，已明确提出构建服务经济体系的任务，而现代服务业作为服务业的主攻方向，其发展也要适应新常态，即从要素驱动向创新驱动转变。本课题组前面的研究已经表明，江苏目前现代服务业的发展已与其国内经济大省的地位严重不符，对经济发展的拉动作用也明显落后于上海等地。因此，江苏首先要挖掘和发挥现代服务业增长的潜力，以“创新能力强”为标准，重点发展“创新的产出”。从现代服务业作为中间投入的作用看，它是创新要素密集度最高的产业。靠创新培育新的增长点，抢占未来发展制高点是江苏服务业基本实现现代化的关键。实施创新驱动战略，发展创新型经济，打破原有的路径依赖，转入新的发展轨道是克服和避免陷入“中等收入陷阱”、切换发展动力源的主要途径。通过竞争力分析，可以发现，江苏现代服务业创新竞争力虽然高于广东、浙江等省份，但与上海仍有不小的差距。因此，江苏发展现代服务业，必须坚持技术创新、组织创新、体制创新并重。以自主技术创新为核心，着力实现现代服务业的机械化、标准化、信息化；以公共服务平台、产业链组织模式等组织形式的创新，实现产业内纵向和横向一体化；突破现有体制约束，尤其是率先破除行政垄断格局，发挥市场的基础性、主导性作用和政府的公共服务支撑功能。

(二) 优化服务业内部结构，推进聚集式发展

通过对样本省份现代服务业集聚发展水平和经验的分析概括，不难发现，各地服务业集聚现象日益明显，各地通过对现代服务业经济存量的空间布局调整，可以提高土地、人力资源的集约利用率，发挥信息、交通等配套功能的集聚效应，从而实现现代服务业可持续发展。目前，江苏服务业向产业带聚集，向中心城市聚集，向制造业产业集群聚集，产业形态不断创新，形成了多种类型的服务业聚集区和服务业功能区。虽然取得了初步进展，但在区域布局、产业构成和建设档次等方面还有待于进一步优化提升。江苏各地要立足当地资源禀赋、城市发展水平和现阶段经济发展特点，集中力量培育一批符合比较优势原则的特色鲜明的现代服务业集聚区。要抓住产业链、价值链、创新链的核心环节，大力发展高端的现代服务业产业集群，打造一批产业规模大、研发能力强、骨干企业集中、产业链完善的产业集群和基地。要优化综合配套的功能，完善服务环境，降低商务成本，重点实施集聚区的提升工程。

(三) 建设产业协同发展平台，构筑网络化生产结构

在现代服务业增长模型的实证分析中，可以发现制造业高速发展是推动江苏现代服务业发展的重要因素。但不应忽视的是，当前江苏服务业和制造业缺乏便捷的互通渠道以实现供需信息交流，以至于制造业企业对现有的外部服务不满意而选择自我服务，服务业企业则因需求不足而难以发展，但社会上却又普遍存在对高端服务的潜在需求。因此需要加快高端服务业公共信息平台建设，建立信息共享机制，加快多方交流平台建设，建立定期交流机制，提高服务信息资源的利用效率。此外，为解决阻碍高端服务业和先进制造业协同发展的体制机制、政策制度的问题，各级政府部门要主动协调区域政策，探索利益共享前提下整体与局部关系的协调机制，建立统一开放的规范化市场体系，推进高端人才、资本、技术等要素的自由流动，促进产业整合和重组，营造一体化的制度和政策环境，同时出台促进高端服务业与先进制造业协同发展的相关政策，积极解决技术创新、市场准入、人才和资金使用的相互协调等方面的问题。

(四) 利用全球产业转移契机，实现跨越式发展

通过差异成因分析，我们发现对外开放、积极承接国际服务业转移是加快现代服务业发展的不可抗拒的趋势和重要动力。江苏应借鉴上海、广东服务业的发展经验，进一步扩大开放，吸引外资到服务行业，同时积极发展服务外包，扩大服务贸易。要着力围绕提高服务业发展水平和质量“走出去”、“引进来”，主动接受国际服务业转移，接受高端的中间服务，近距离地学习先进服务技术和管理经验，逐步提升服务产品的技术含量和档次，并在技术法规、标准、认证体系上与国际市场逐步接轨，促进江苏现代服务业的跨越式发展。同时，也要避免被先行国家长期锁定在全球产业链和价值链分工体系中的低端，需要扬弃以“学习模仿”为特征的追赶者战略，适时采取以“自主创新”为特征的赶超者战略，应在过去积累的经济实力和管理经验的基础上，按照“微笑曲线”的产业链发展要求，做精、做大、做强产业链高附加值环节，让服务业深度参与全球价值链的高端分工，不断向全球价值链的高端环节攀升。

(五) 加强人才引进和培养力度，强化智力支撑

在前文的分析中，人力资本已被证明是样本省份现代服务业发展不可或缺的因素，因此，提高人力资本，加速知识要素的积累，也是样本省份普遍采取的政策措施。这就要求江苏从战略高度，进一步建立和完善人才的培养和引进机制。要加大资金投入力度，落实“十百千”计划。要充分挖掘高校在培养现代服务业所需各类人才方面的潜力和优势，扩大现代服务业人才资源的开发、利用和保护。要抓好现职人员的岗位培训和在职教育，不断改善现职人员的知识结构。

(六) 争取国家服务业改革试点，发挥“先行先试”效应

2010年国家发改委在全国选择了37个区域组织开展国家服务业综合改革试点。2013年，其中29个试点区的服务业增加值增速高于全国平均水平。近期国家不断出台新的服务业改革发展措施，其中有两个方向值得我们关注。一是，鼓励社会资本参与国家服务业综合改革试点。二是，鼓励改造城镇低效率用地，发展服务业。江苏在服务业发展体制机制方面，首先，需要积极探索在扩大对内对外开放、降低市场准入、完善税收征管制度、加快土地转型利用、推进贸易便利化、优化行政审批、创新市场监管模式、推进行业标准化、加强知识产权保护等方面进行改革；其次，要进一步加强与国家有关部委的沟通，积极争取相关试点改革能够在江苏“先行先试”；最后，在现代服务业各领域、各环节，多方位开展综合改革试点，在服务业关键领域和薄弱环节进行管理体制改革、技术进步、机制创新，初步形成有利于服务经济发展的制度环境，发挥国家服务业各类改革试点的示范效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