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如何提升经济福利
庇古讨论了如何提升整个社会的经济福利,概括起来大致有四点:
1.增加国民收入
庇古指出:“一国的经济福利与国民收入的大小密切相关,而且经济福利的大小随着收入大小的变化而变化。”这就是说,在正常的情况下,只有经济发展,特别是在坚持科学发展的情况下,国民收入增加,经济福利才能增加,没有发展就没有经济福利的改善。
2.要增加国民收入,必须使生产资源在各个生产部门之间的配置达到最适宜的程度
庇古的福利经济学中有两个对应的非常重要的概念,一个是边际私人纯产品,一个是边际社会纯产品。所谓边际私人纯产品,是指厂商每增加一个单位的生产要素所增加的纯产品,用货币表现就是“边际私人纯产值”。所谓边际社会纯产品就是每增加一个单位的生产要素所增加的纯产品,或者是分散的生产者在自己追求的投资中所获得的纯产品,不论这些产品归谁,都叫做“边际社会纯产品”,用货币表示就是“边际社会纯产值”。庇古认为,只有使“边际私人纯产值”等于“边际社会纯产值”,才是生产资源最适宜的配置标准,从而也是国民收入达到最大量的标准和社会经济福利达到最大量的标准。庇古写道:“在任何用途中的边际社会净产量价值,是在该项用途中的边际增量所产生的满意感的货币量度。因此,每当资源的边际社会净产量价值在任何一种用途中的水平,低于在任何其他用途中的水平时,就可以通过将资源从边际社会净产值较低的用途中转移到较高的用途中,使满意感总量度增大。由此可以得出,根据假设条件,只有一种资源的安排使得在用途中资源的边际社会净产量的价值彼此相等,这种安排就必然是使国民收入实现了在这里所定义的最大值的安排。”他还说,如果资源的分配发生如此变化,使低于平均值的边际社会净产值的价值均增加,或者使高于平均值的边际社会净产量的价值均减小,则收入将一定会增加。
庇古所讲的资源在各产业之间的边际私人净产值等于边际社会净产值的安排是国民收入最大化的标准,相当于马克思所讲的平均利润及其形成的机制。看来,只有等量资本获得等量利润,才是产业结构的最佳安排。此后的帕累托对庇古的这一见解有了更进一步的发展。我们将在本章的第五个问题即“新福利经济学”中做进一步的介绍。
3.把富人的收入向穷人适度转移,会增进整个社会的经济福利
庇古认为,合适的分配政策,例如能够增加国民收入而不损害穷人的绝对份额,或增加穷人的绝对份额而不影响国民收入的总量,都会增进经济福利。因此,适当缩小贫富差距,是使经济福利或效用总量最大化的可行之路。他认为,收入的边际效用是递减的,货币收入愈多,货币的边际效用就愈小;反之则愈大。由是,高收入者的货币边际效用小于低收入者的货币边际效用。当一单位货币从富人手中转移到穷人手中时,社会经济福利就增大了,因为这样就可以使穷人的福利大于富人所受的损失。据此,他主张应当由国家通过累进税的政策,把富人缴纳的税款用来举办社会福利事业,供低收入者享用。
对于上述观点,庇古有着生动的论述,他说:“在考虑这一问题的时候,我们一定不要忘记任何人在任何时候所享受的经济福利取决于他们的消费收入,而并非取决于他们所获得的收入。因此,一个人越是富有,他可能消费的收入占其总收入的比重就会越少。如果假设他的总收入是每个穷人总收入的二十倍,则其消费的收入可能仅是穷人的五倍。无论如何,非常明显的是,收入从相对富有者向相对贫穷者的任何转移,是以牺牲较不急迫的愿望为代价的,使得比较急迫的愿望得到了更多的满足,因此,它一定会使满意感的综合有所增加。这样,根据古老的‘效用递减规律’就可以毫无歧义地得出如下结论:任何使穷人手中的实际收入的绝对份额有所增加的因素,在任何角度看都未造成国民收入减少的情况下,一般来说都使国民福利增加。”此点如同凯恩斯所论,穷人的边际消费倾向比较高,富人的边际消费倾向比较低,收入由富人向穷人转移可提高整个社会的消费水平。
4.简单地提升穷人的工资,可能会导致失业
虽然庇古主张把富人的收入适当地向穷人转移,但庇古对简单地提升穷人的工资却有所保留,他指出,简单地提高工资可能会造成穷人的失业,从而减少穷人的福利。他说,存在着一个基本的事实,即越容易找到替代品的物品,需求弹性就越大。这一事实相对于劳工与机器之间的关系有着重要意义,因为在某些行业中,手工生产过程的成本稍作增加,就会促使雇主采用机器进行生产。他引用当时的资料证明,指出当时在维多利亚的服装行业,最低工资的确定在不经意间伤害了家庭手工业。在维多利亚的制革工业,自从建立起工资委员会制度起,工人就被大量地使用节省劳动的机器设备所代替,制造业实际上经历了一场革命。劳动需求的弹性大客观上源于这一事实,即存在着容易获得的与劳动的服务呈现竞争关系的替代品,即资本,以及大量急等就业的其他劳动者。与短期相比,长期更容易引入替代品。庇古的结论是,如果某行业执行了不经济的高工资,从而造成大量劳工的长期失业,国家将不得不帮助他们。看来,提高穷人的工资是一柄双刃剑,一定要慎而为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