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所做的一切相加就等于未来

《陈虻，我们听你讲》系列博文之一

整理陈虻资料，看到几段描述他第一次去《生活空间》栏目组亮相的文字，写得生动，仿佛一组镜头闪过：

1993年7月14日上午，32岁的陈虻走进一间简陋的办公室。

白色的圆领T恤、浅米色的西装长裤。小平头，儒雅、俊秀。

他被介绍给大家：这是《生活空间》的第三任制片人。

那时，《东方时空》开播刚两个月，喷薄欲出的劲头势不可挡。但定位为服务性节目的子栏目《生活空间》却有点找不着北。陈虻来的当天，一档教人做西瓜盅的节目正在忙着编后期。节目的编导告诉陈虻：之前我还教人熬过粥。

也就是在这一天，陈虻提出：

《生活空间》还是要做服务，但要服务于人们的精神需求。

新官上任三把火。这位年轻人还说：

我没有三把火，但有两个想法：第一，通过我们的栏目，要填补中国电视的空白；第二，要推动中国的新闻改革。

言简意赅，深思熟虑、韬略在胸。显然，陈虻是有备而来的。

在此之前，他已经在央视工作了8年。上述表态，应该与陈虻这8年的经历、思考和准备密不可分。

对陈虻以往的经历，我们还怀着另一份好奇：他是一个工科学生，在新闻、广电科班出身、强手如林的中央电视台，他又是怎样脱颖而出的？

我们手头的材料，他的讲课录音，媒体对他的采访记录，还有网上网下能收集到的关于他的纪念文字，绝大部分内容都是陈虻担任《生活空间》制片人以后的。因此，只能从碎片化的信息里，寻找线索，钩沉1985年至1993年陈虻的一些小故事，形成《陈虻，我们听你讲》系列博文的开篇。

本篇博文的关键词：生命激情、思维方式、过程与结果、现在与未来

陈虻：生命需要保持一种激情，激情能让别人感到你是不可阻挡的时候，就会为你的成功让路！一个人内心不可屈服的气质是会感动人的，并能够改变很多东西。

在上个世纪80年代初，大学毕业生的就业与工作，还处于计划分配、组织安排的状况。陈虻却执着地自我选择，处心积虑运作成功了此生唯一的一次跳槽。

1985年1月，一纸调令，将24岁的陈虻，从航天工业部团委调入了中央电视台专题部。

这次跳槽，不仅意味着转行，更意味着舍弃：

在原来工作的单位，这位年轻的共产党员曾被告知： “你是我们这里画了圈的人。”

“什么叫画了圈的人？”陈虻问。

“哈工大分来的10个学生中，有两个被圈定为部里的培养对象，你是其中之一。”

干部梯队的格局如此明朗，陈虻只需拾阶而上。

但内心的激情，生命的热血，却在告诉他：这不是你要的，不是你喜欢的。

陈虻从小热爱艺术。骨子里是个文艺青年。

四五岁的时候，父亲陈列教他背诵唐诗宋词：“记性真好，只要带着读两三遍，他就朗朗上口。”

在小学、中学同学的回忆中，陈虻多才多艺，一直是校园内外各种汇演、文艺活动中的小明星。到了大学，他指挥的大合唱、他的琵琶独奏、他创作并表演的配乐诗朗诵、他创作编导并表演的小话剧，都曾屡屡为他所在的精密仪器系赢得哈尔滨工业大学全校文艺汇演一等奖。

母亲杨青记得：还在读高中二年级的时候，陈虻就去报考过北京电影学院。临出门，母亲往他的书包里塞了一瓶水、四个他爱吃的豆包。

没有考取。第二年，陈虻的10个报考志愿都填上了北京以外的大学。他想离开身边熟悉的环境，去感受一种新的生活。他被哈尔滨工业大学录取。

离家前，唯一的不甘心，他问母亲：学完理工科还能搞文吗？

4年以后，母亲收到陈虻毕业从学校寄回家的一大箱子书，打开来，眼里一热：除了很少部分光学专业书，赫然入目的全是文学和哲学的世界名著。

当年的校友尹海洁，被陈虻称为尹姐，同为工科院校里不多的文学青年。回忆他们如饥似渴狂热读书，她说：每次在食堂排队买饭，等着炒土豆、炖白菜，我们都抓紧一切时间，在交流读书心得。

那正是浩劫过后，开启民智、解放思想的时代。读文学、读哲学，陈虻的精神世界充满活力，他的生命需要自由地伸展。显然，仕途与官场不适合他。

上大四的时候，陈虻回到北京实习，一个偶然的机会，他到了中央电视台，从小到大一直朦朦胧胧的搞文艺的念头突然清晰起来，化作了一幢大楼、一间间编辑室、一个个可以踏踏实实做电视的位子。

于是，从到航天部上班的第一天起，他就在设计怎样才能尽快地调出去。

陈虻说：“我当时脑子里有两条路：一条是不好好干，给你们捣乱，那么我要走就没有人会留我了。还有一条是好好干，干得非常出色，让你们觉得我这个人值得尊敬。你们尊敬我，也就会尊重我的愿望，然后，我说服你们。”

他选择了后一条路，开始玩儿命似地工作。航天部机关团委经常需要组织大型活动，这正好应了陈虻的长项：

国庆35周年天安门广场联欢，国家机关50多个部委的3600名青年排练集体舞，初练时场面一片混乱。陈虻临阵受命，当了总指挥。站到高高的主席台上，只见他环顾四周，利落地挥动手臂，果断地喊话下令，台下很快就秩序井然，起舞翩翩。

也是那一年，胡耀邦总书记邀请日本3000名青年来中国访问。团中央组织中日青年联欢活动，陈虻忙碌在会务第一线，办公室里一住就是八九天，从票务、交通到演出，一切安排得有条不紊。

几件大活儿都干得利落、出色，团中央发现了这个好苗子，准备把他调上去。

于是时机到了。陈虻抓住这个可能有所松动的节骨眼儿，开始逆向实施自己的调动计划。他一级一级地找领导，不辞辛苦，不厌其烦，反复陈述自己的愿望：“我想去中央电视台”。

“我心里特别喜欢电视。”听从内心的召唤，找到自己生命的最爱，这是陈虻毅然改行的唯一理由。

留在书面材料里，也是一行直白、朴素的文字：

由于我个人的爱好与愿望，想办法说服了我所在的单位，也说服了中央电视台。

陈虻：一个完全不同的结果，一定有一个完全不同的过程。你不改变这个过程就改变不了这个结果。

在中央电视台专题部，他进的第一个栏目组是《人物述林》。

他把自己的名字陈小兵，改为陈虻了。

你的名字叫陈máng吗？

那个字念méng。

这个名字和“牛虻”有关吗？

有，因为我属牛。我父母读过《牛虻》这本书。

但叫来叫去，在众人口中，还是把méng叫成了máng。后来，陈虻也懒得纠正，自己也叫máng了。

同事们回忆当年的陈虻，在关海鹰的笔下：陈虻个头匀称，短发，两眼非常有神。在赵微的眼里：陈虻穿件大红的T恤，留着短寸，很瘦很健康，意气风发的模样。

而在老一辈人的眼中，当年央视的著名主持人吕大渝回忆“陈虻在先后进组的几个年轻人中是比较文弱的一个”。她在《悼念陈虻》文章中提到一件往事：“当时组里分到一个支教的名额，人选原来是别人，可临阵意外地变成了陈虻，我有些不忿，但好歹是个副组长，没原则的话不能讲，只好劝慰他：没关系，就去一年，很快就回来了。陈虻安静地笑笑，什么话都没有说。我对他心疼的感觉，大概就是从那件事开始的。”直到十多年以后，吕大渝再见到陈虻时，陈虻已经当上了新闻中心新闻评论部的副主任，但不知为什么，她的感觉仍然是“让人心疼的陈虻”。

到这个栏目组的头三年，陈虻没有具体分工，每天上下班，与在航天部当机关团委书记时的反差犹如天上地下。他后来说：“当年我干的工作就叫‘打杂’。主要任务领肥皂、毛巾，拿报纸，干杂务。谁在外面拍片子磁带不够了，一个电话回来，我就扛几箱带子，买张站台票送过去。谁的钱不够了，我就负责跑邮局寄钱。”

有心人即便打杂，也不忘学艺。给摄像师扛机器，陈虻说：“趁卸架子的功夫，我瞅一眼取景器的构图。晚上别人休息的时候，我偷偷拿摄像机比划比划。后来还渐渐试着给摄像出点主意，给导演提点结构上的建议。”

跟在剧组后边扛大箱、接电线的那个阶段，陈虻有一次被分配给日本NHK电视台当剧务，拍一部关于亚洲住房的专题片。他把这个机会当成上一次培训班，每天张罗琐碎事务的同时，他默默地观察这部专题片的每一个生产环节，记下了日本人怎么做前期、怎么做调查、怎么选择被拍摄对象和现场，还有每晚怎么做案头工作。

有个圈内人指点陈虻：“你进电视台要先学会拍照片。”他立马就把结婚的金戒指卖了，还卖了一个小录音机，凑足钱买回一台佳能照相机。十多年以后，在给《纪事》栏目组讲课的时候，陈虻谈起这段往事：“家里什么都没有了，一贫如洗。但我有了相机，天天在马路上咔嚓咔嚓拍照，回家自己冲胶卷，琢磨构图、用光、景深。”

机遇总是青睐有准备的人。进入栏目组的第三年，一天下午，陈虻在办公室值班，领导大步闯进来：“有个紧急任务。”他环顾四周，没有别人，就对陈虻说：“交给你吧。明天上午九点半在钓鱼台国宾馆采访哈默。你知道谁是哈默吗？”

《中国青年》杂志记者王振宇、《劳动报》记者费凡平在当年采访陈虻的报道中，都曾描述过这段故事：

陈虻脑子“嗡”的一下：哈默是谁？第六感觉告诉他，把他撞“嗡”的不是哈默，而是机会。他迅速回答：“知道。” 领导说：“那好，明天9点，把采访提纲带上，我们准时出发。”

时间已经是下午4点。陈虻起身窜了出去，如果抓紧时间，如果图书馆还没有关门，一切都还来得及。守着哈默的材料，陈虻忙了一夜，写下了九个问题。

第二天，他们顺利地采访了哈默。收工的时候，领导叫住陈虻，把13分钟的素材带交到他的手上，只留下一句话：“做一个10分钟的节目。”

对于一个10分钟的专访节目来说，这点素材只是杯水车薪。离播出还有两个星期，陈虻跑遍了北京城所有能够找到哈默资料的地方，文字的、图片的、影像的，一一搜罗到手。解说词只需要几百字，但陈虻字斟句酌，整整写了三天。把节目带交上去的时候，陈虻的手都在发抖。

《中国青年》杂志记者王振宇记录了这样一个细节：2002年他采访陈虻的时候，已经距离这个节目拍摄过去14年了，但陈虻还能准确地背出几百字的解说词。

陈虻成功了。美方也很满意。不久，美国西方石油公司决定邀请一个摄制组赴美拍摄哈默的人物传记片，点名要的就是陈虻这个摄制组。

在美国整整拍摄了一个月。回国做后期时，陈虻请赵忠祥做解说，第一次做完以后，赵忠祥对陈虻说：“这片子太好了。我又找到新的感觉了，我要重新配一遍。”

《勇敢的人——哈默》是陈虻拍摄电视人物片的处女作，也是代表作。他采用了一种新的结构方式，把最新的新闻时事镜头与过去的历史镜头平行剪接，他说：“利用结构的力量，构成时空的张力，展现人物的变化。”

陈虻：努力不是成功的根本。想成功的人都很努力，但成功的人往往只有一小部分。倘若你努力，但你的观念是错误的，很可能离正确的方向越来越远。所以重要的是观念。而认识观念、改变观念完全是由思维方式决定的。

陈虻是学理工科的。他后来接受采访的时候，有过这样一段关于文科理科的对话：

问：你今天从事的职业，和大学所学的相差真的很大呀！

陈虻：很对不起我的大学老师。现在甭说背那些公式，就是把公式写出来，我都念不下来了。

问：对此，你是一种庆幸，还是一种失落？

陈虻：都谈不上。我觉得人要有两方面的能力，我们一般来说更注重一种知识的积累。而与知识相比，有一个更需要注意的，那就是思维方法，包括你接受新知识的能力，包括你判断和处理信息的能力，它应该比知识更重要。大学四年的学习，教给了我怎样从已知推导出未知，教给了我怎样用一种科学、严谨的态度工作。这些东西潜移默化地深入到我的血液里，无论从事什么工作，也不管处在什么职位，它都会打上烙印，无法抹去。

陈虻的大学读书笔记，就与众不同，他不抄结论式的名言警句，密密麻麻记下的既不是论点，也不是论据，而是在论据阐述之后，论点和论点之间的过渡段。陈虻认为，尽管这些段落在文章中没有实质性的作用，却是思维的转折点。

他醉心于研究推理的逻辑，把这种思考称为“做思想体操”。

当年哈工大的同窗挚友纪刚在悼念文章《给我的兄弟——陈虻》中说：“我们认识三十年了，除了大学里的四年是朝夕相处，以后的日子我们是几年才见一次，还记得你说的话吗？‘哥们，不管我们多长时间没见面，我们总好像昨天才分开’。”“翻出以前你的来信，恍惚昨天，你昨天的字迹和今天的没什么区别，还是那么笨拙，但是充满了激情。你说过，你最喜欢简单的人，我当然知道，简单的人才值得让你更多地付出爱。”

他至今保留着毕业时陈虻给他的留言：

生活的磨难能够成为力量的源泉。

陈小兵1983年7月30日

当年同时分在航天部的一个老同学，回忆陈虻：他在与我说中央台的同事时，是那么的豪情满怀。而在“老航天”聚会的时候，他会选择角上落座，他总说：让领导先坐。陈虻对不大感兴趣的“大”话题常常发呆，满脑子就是他的节目。

20年过去了，到了2003年，陈虻有一次大发感慨，向部下谈起自己的人生经验，他强调的其实还是要改变思维方式，换一个角度看生活：

人一生要学会经常往回看——为什么呢？我们从小受的教育一直都是站在起点往终点看，上了小学琢磨着上个好中学，上完中学琢磨着考个好大学，考完大学再找个好工作。价值观都是单向的。我觉得必须再添一个往回看的坐标。

你想啊，到了你临死的时候，什么哪个台长、哪个领导说你了，什么哪个片子没做好了，这些可能全都不重要了。重要的是什么呢？每个人也许都不一样，可能是你年轻时喜欢一个姑娘，你特喜欢，但一直没追上……也可能追上了，这都没关系，反正是特个人特情感的东西。社会化的评价标准到那个时候就不起作用了……如果我们的教育能在原来的基础上多加这么一个坐标，我相信，很多人在看待很多事情上的价值观就会不一样，这个社会也可能就会变得有点不一样。

陈虻：你们遇到的问题，我当年在做片子的时候都遇到过，都曾经思考过，并且总结了应该怎么做，还分析了这样做的道理。

1988年陈虻被调到总编室《观察思考》栏目当记者，这是中央电视台创办的第一个带有评论性的深度报道栏目。彩电中心14层办公室，集结了一批血气方刚的年轻人。他们提出的目标：做中国改革的探照灯。每周一期的节目，每个人都希望自己的节目：内容有思想，形式出新意。

陈虻埋头苦干，做了大量解释社会问题的节目，他和每一个节目都较真儿，对每一个细节都求真，非常在意到现场采访这个环节。他后来在一篇工作总结中写到这段当记者的经历：

我曾到过贫困山区，那是1990年夏天，发洪水的时候，为了赶往十几个受灾区，我们每天在泥泞的、随时都可能塌陷的山上行车近两百公里。我曾到过世界第二大沙漠——新疆塔克拉玛干沙漠的腹地。为了真实地记录在沙漠中寻找石油的工人，我们在那个被称为生命无法存活的沙漠中住了近一个月。为了调查轰动一时的、当时被一些新闻媒介错误报道的企业辞退女工案件，采访到真实有力的证据，我们也曾几次赴南京“微服私访”。为了报道新中国成立以来最大的一起商标纠纷案，我们还曾被调查单位的一些不明真相的人扣留了摄像器材，并被殴打、辱骂、拘禁数小时。我也曾在采访途中出过车祸，并幸运地成为车祸中唯一的幸存者。回忆自己走过的路，作为一名新闻工作者，我认为这些经历是用汗水换来的财富，应该为此感到欣慰。

上文中提到的“企业辞退女工案件”，是一个压了半年多、原本是一个以正面宣传为采访起点的选题。陈虻在前期调研中得到了相反的结论，发现没有报道出来的一些事实的细节恰恰是非常关键的。他调整思路，重新结构了节目。这个名为《迟发的报道》的节目获得了当年中国电视节目评比一等奖、中国新闻奖三等奖。

纪录片编导陈晓卿认识陈虻是在牌桌上。那时候的陈虻已经成为栏目组里的高手了。陈晓卿回忆：每天中午我们会在一起“拱猪”，热火朝天的。在牌桌上，大家都叫他阿虻。阿虻大学学的是工科，脑子好使，他长得俊，白净，眉清目秀，加上又会倒饬，长发飘飘，是很多女青年注目的对象。但阿虻不喜欢别人夸他儒雅，有时甚至会冒出几句粗口来掩饰自己的文静。

陈虻爱看书的习惯也没有改变。有一个与他有同样嗜好的同事，认识陈虻就是在12楼的书库。他发现自己借书登记时，借阅名单前面经常出现两个人的证件号码。后来知道了，一个是音乐编辑方兵，一个是《观察思考》的陈虻。

栏目组里业务氛围浓厚，更让陈虻如鱼得水。当年的同事赵微在《忆陈虻》一文中有生动的描写：“那时候常开小组会，总结工作和节目，会开得挺轻松，时常有人开两句玩笑，打个岔儿什么的。但是轮到陈虻发言，他总是很认真，说出许多头头是道的理论，大有把每次小组会变成电视理论研讨会的架势。后来他那些成体系的电视理论应该是从这儿开始发端和奠基的吧。”

陈虻善于提炼归纳，善于举一反三，喜欢哲理性的思辨。那时每做完一个片子，他都会写一个总结。在日后给记者们讲课的时候，他多次谈到早年的这些总结。

陈虻说：这些总结既不是交给领导的，也不是交给父母的，也不是拿来给大家念的，就是自己给自己总结。后来我出去讲课，就有一种信心，只要是让我讲纪实性节目的创作，下面的人，只要提问，那个问题我一定有答案，或者我一定想到过。也就是说，你们遇到的问题，我当年在做片子的时候都遇到过，都曾经思考过，并且总结了应该怎么做，还分析了这样做的道理。

陈虻：我过着过着突然明白了，“现在”就是小时候想过无数次要为之奋斗的未来啊。所以最现实的做法就是把现在的事情、眼前的事情做好。今天所做的一切相加就等于未来。

1985年到1993年，陈虻用8年的时间，使自己成功地进入到中央电视台电视新闻制作的核心与前沿。

陈虻说：30岁以后我明白了两点：第一，我是个俗人，因此要想得到任何东西都必须靠自己努力；第二，我没有将来，小时候总爱说将来如何如何，现在就是小时候无数次憧憬过的将来，因此，每一天都要好好把握。

有人把到《生活空间》之前的陈虻，形容为一座积蓄着巨大能量、正欲找到喷发口的火山。这座火山能量的积蓄与喷发，当然与天地的造化，与时代和环境的熏陶分不开。

陈虻赶上了一个好时代。他所热爱并投身的中国电视事业，他所供职的中央电视台，正在经历着十年一个周期的改革。陈虻对电视的起步就是在第一个十年中完成的。第二轮、第二个十年的改革已经开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