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节 大学生生活方式与健康状况的关系

前两节分别考察了大学生的生活方式与健康状况及其随时间变化的趋势，本节通过拟合回归模型来分析二者之间的关系。具体地说，本节以大学生的自评健康得分、心理健康、BMI等指标作为因变量，以被访者的生活方式为自变量，通过控制被访者的个人和学校特征（包括性别、城乡生源地、院校类型），拟合相应模型检验大学生生活方式对健康状况及其动态变化轨迹的影响。

一、大学生生活方式与自评健康的关系

根据“首都大学生成长追踪调查”数据的特点，我们对大学四年被访者自评健康得分的变化拟合增长曲线模型（growth curve model）。也即，模型以大学四年被访者的自评健康得分为因变量，考察它随时间的变化轨迹以及其他因素对其得分高低和变化模式的影响。

这里的时间（t）以大一为零点，以年为单位。也即，大二、大三、大四对应的时间取值分别为（t=1,2,3）。考虑到上一节中自评健康得分随时间变化的非线性特征，模型中还包括了时间（t）的平方项。

在第1节所讨论的关于大学生生活方式的变量中，由于只有吸烟和饮酒的情况历次调查都进行了询问，因此在本分析中模型只包括了针对这两个方面的生活方式的测量。除此之外，模型还控制了被访者的性别、城乡来源地以及院校类型。相应变量的具体测度和统计分布情况参见表2—12。

表2—13给出了关于大学生自评健康得分的增长曲线模型拟合结果。其中模型1.1是一个简单的随机截距模型；模型1.2在模型1.1的基础上允许不同个体的增长曲线（也即时间和时间的平方项），具有随机效应；模型1.3在模型1.2的基础上进一步加入个体特征与时间的交互项，以检验和解释不同个体增长曲线的差异。

由模型1.1的结果可以看出，时间（t）和时间的平方项对应的回归系数均非常显著且符号相反，显示了被访首都大学生自评健康得分在整个大学阶段先降后升的波动特征。从生活方式与自评健康得分的关系来看，吸烟行为对自评健康状况具有显著的负效应。给定模型中其他变量的取值，吸烟者的自评健康得分平均比非吸烟者低3分左右。在过去一年中是否饮酒对大学生自评健康得分不具有显著影响。这可能跟大学生的很多饮酒行为是出于社交应酬的需要而偶尔为之有关，由于相应行为并不等同于被访者具有酗酒的习惯，偶尔饮酒往往对健康不产生明显的不利影响。由第1节的讨论我们知道，在大学生群体中酗酒的现象非常罕见，这也进一步解释了被访大学生目前的饮酒行为对健康不具有显著影响的研究发现。

模型中的控制变量显示，来源地为城镇的大学生自评健康得分显著低于农村生源的大学生。这既有可能反映了两个群体之间真实的健康差异，也有可能与城乡生源的大学生对健康具有不同的认识和评价准则有关。

模型1.2的结果显示，首都大学生自评健康得分的增长曲线在个体层次上具有明显的差异，表现为时间（t）及其平方项的随机效应非常显著。因此，在模型1.3中，我们进一步考察大学生个体特征对自评健康得分增长曲线本身的影响。不过，模型1.3的结果显示，大学生性别、城乡来源地以及所属院校均无法有效解释这种增长曲线在个体间的变动性，相应回归系数都未能达到统计显著性水平。

二、大学生生活方式与心理健康的关系

与上述关于自评健康得分的分析相类似，我们还拟合了关于首都大学生整个大学阶段心理健康状况的增长曲线模型，表2—14给出了相应的拟合结果。

模型2.1是一个随机截距模型，它允许第一层模型的截距项在第二层（即个体层次）服从正态随机分布。由模型结果可知，关于时间（t）及其平方项的回归系数均十分显著且方向相反，表明大学阶段心理健康的变化是非线性的。其中时间的平方项系数很大，这反映了在大四时大学生心理健康状况普遍急剧恶化的趋势。

从生活方式对心理健康的影响来看，吸烟行为对大学生心理健康具有显著的负面影响，是否曾经饮酒的经历对心理健康的影响微乎其微，相应回归系数几乎为零。此外，控制变量性别、生源地、就读院校类型（是否为211院校）均对大学生心理健康状况不具有显著效应。

模型2.2在随机截距之外还允许了时间及其平方项的效应在个体层次上随机变动，结果显示心理健康在大学阶段的变化轨迹存在明显的个体差异。模型2.3进一步检验了性别、城乡生源地和就读院校类型对这些差异的解释力。与关于自评健康得分的分析相一致，上述个体特征变量对时间及其平方项的效应都未能达到统计显著性水平。这可能与数据中测量的时点过少（只有4个时点），由此导致与时间有关的各项之间存在较高的共线性问题有关。

三、大学生生活方式与体质指数的关系

最后，我们考察首都大学生在大学期间体质指数（BMI）的变化。由于该调查只在基期和第四期时收集了被访者自报的身高和体重信息，因此这里我们只考察大一和大四两个时点首都大学生体质指数的情况。

按照前述有关划分标准，我们将体质指数划分为体重过轻和超重两种情况（具体定义参见表2—12），并分别以之作为因变量拟合多层Logistic回归模型。表2—15给出了相应模型的拟合结果。

首先来看体重过轻的情况。在控制了模型中的其他变量后，与大一时相比，大四时被访首都大学生体重过轻的可能性明显上升，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大学阶段大学生健康状况的变化。吸烟和饮酒等行为对于大学生出现体重过轻的可能性均不具有显著影响，相应回归系数在统计上不显著。与女生相比，男生出现体重过轻的可能性显著更低；也即，体重过轻的问题在女生中相对更加普遍。这可能与随着年龄的增长，女生更关注外在体态，甚至因此而进行以健康为代价的减肥行为有关。

表2—15还给出了针对体重超重问题拟合的模型结果。由模型结果可知，大四时首都大学生体重超标的可能性也显著高于大一时。因此，从体质指数的角度来看，大学阶段大学生的身体素质出现了两极分化的现象，体重过轻者和超重者所占比例同时上升。与对体重过轻的影响不同，吸烟者相对于不吸烟者更容易出现体重超标的情况；在过去一年曾经饮酒的经历则对超重发生概率不具有明显的效应。此外，大学生的性别、城乡来源地以及就读院校类型都对体质指数超重的情况具有显著效应。具体而言，与女生相比，男生体重超标的可能性明显更高；与生源为农村的大学生相比，来自城镇的大学生体重超标的可能性明显更高；与211院校相比，非211院校大学生体重超标的可能性明显更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