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儒家“三达德”思想与管理者的人格塑造
20世纪80年代以来，在中国企业界和学术界，对“儒商”这一经济文化群体展开了热烈的讨论。“儒商”这一概念是如何提出的？“儒商”与儒学到底有什么关系？现代儒商的内涵和特质又是什么？这些重要的理论问题，需要认真研究和探讨。
一、“儒商”概念是一个历史范畴
古代儒商
“儒商”这一概念是一个历史范畴。在先秦文献中，虽有“儒”与“商”的名词，但还未提出“儒商”这一概念。春秋末年，由于工商业尚不发达，在政治上亦尚未构成对统治者的威胁。所以，统治者推行“通商惠工”（《左传·闵公二年》）和“通商宽农”（《国语·晋语四》）的政策。当时，除了“工商食官”外，自由市场和自由商人也相当活跃。士、农、工、商是不分高低尊卑的，彼此之间也是可以相通的。人们可根据工商业者的道德品格，把道德高尚的商人称之为“诚贾”或“良商”。《管子·乘马》篇指出：“非诚贾不得食于贾”，即认为缺乏诚信的商人是无资格从事商业活动的。《战国策·赵策》亦指出：“夫良商不与人争买卖之贾，而谨司时。”即认为品德高尚的商人从不与人斤斤计较买卖的价钱，而是善于观察和把握商机。如越国大夫范蠡辞官后居陶地，善治生，“能择人而任时。十九年之中三致千金，再分散与贫交疏昆弟。此所谓富好行其德者也”（《史记·货殖列传》）。周人白圭“乐观时变”，采取“人弃我取，人取我与”的经营策略，并且认为“其智不足与权变，勇不足以决断，仁不能以取予（通‘与’），强不能有所守”（《史记·货殖列传》），是不可能成为富商的。孔子的得意门徒子贡本是卫国的商人，后从孔子习儒学。由于子贡善于预测市场供求关系，虽不受命于官府，也能“亿（同 ‘臆’）则屡中”（《论语·先进》）而成为富商。正如王充在《论衡·知实》篇中所云：“子贡善居积，意（推测）贵贱之期，数得其时，故货殖多，富比陶朱。”子贡不只是一位富商，还是一位卓越的社会活动家，“子贡结驷连骑，束帛之币以聘享诸侯，所至，国君无不分庭与之抗礼”（《史记·货殖列传》）。子贡不但积极从事商业和政治活动，而且还以他的雄厚财力到处宣扬孔子及其儒家学说。正如司马迁所云：“夫使孔子名布扬于天下者，子贡先后之也。”（《史记·货殖列传》）范蠡、白圭、子贡不愧是中国古代儒商的鼻祖。
司马迁根据先秦商人的品德高低，又把他们分成“廉贾”（“良贾”）与“贪贾”两种，指出“贪贾三之，廉贾五之”，即认为贪得无厌的商人，一年长途贩运三次，高价出售商品，以获取厚利；有良心的商人，一年长途贩运五次，多跑多销，只获薄利，故“廉贾归富”（《史记·货殖列传》）。
从上述可知，从先秦至汉初，人们尚未把有道德、有智慧的商人誉为“儒商”，只是把他们称为“诚贾”、“良商”或“廉贾”。在这里，把“诚”、“良”、“廉”这些富有道德意义的概念与“商”结合在一起，在某些商人那里也能自觉地把“儒”与“商”两种职业集于一身（如子贡），这说明当时“儒”与“商”之间是可以相融相通的，并非是完全对立和排斥的。这是“儒”与“商”的初步结合。
但是，西汉以降，历代封建统治者及其士大夫，基于巩固以农业为主体的自然经济及其政治统治的需要，都把“重农抑商”和“右儒左贾”的理念奉为金科玉律。他们把儒者视为道德高尚、博学多才的君子，而把商人则说成唯利是图、道德卑下的小人，“儒”与“商”是两个截然对立、互不相融的范畴。在“儒”与“商”严重分离与相斥的封建社会中，要把“儒”与“商”相结合，提出“儒商”这一概念，根本上是不可能的。
明清儒商
中国封建社会步入明中叶后，由于资本主义萌芽的产生和“西学东渐”的影响，人们冲破“重农抑商”和“右儒左贾”的思想壁垒，开始从“重农抑商”、“四民相分”的人生价值观向“工商皆本”、“四民相混”的人生价值观转变。如明弘治、嘉靖年间，黄崇德“幼习儒，有志于举子业”。他的父亲对他说：“象山之学，以治生为先。”于是，他便“弃儒从商，挟资贾于齐东”（歙县《竦塘黄氏宗谱》）。明成化、嘉靖年间，歙县人许大兴“累世农耕，不事商贾”。但是，在“弃农就商”的历史潮流影响下，深刻地认识到“吾郡保界山谷界，即富者无可耕之田，不贾何待！且耕者什一，贾之廉者亦什一，贾何负于耕？古人非病贾也，病不廉耳”（《新安歙北许氏东支世谱》），遂弃农从商。
正是在这种人生价值观念的转变中，大批士大夫投身于工商业中，出现了“弃儒就商”或“弃农就商”的历史潮流。以地域儒学文化为特征，在全国范围内形成了十大商帮，即徽商、晋商、陕甘商、泉漳商、宁绍商、粤商、江右商、龙游商、临清商、洞庭商，其中最为突出的是徽商、晋商、江右商、临清商、洞庭商等。在十大商帮中，出现了诸如徽商中宽厚仁德的程维宗，守信重义的汪福光、吴南坡，礼贤济贫的黄莹，以诚取胜的汪通保，薄利多销的程封，公正无欺的黄崇德，亦聚亦散的汪拱乾，墨业巨商胡开文等；晋商中尚仁尚德的李明性、范世逵、杨继美、王海峰等；江右商中重贾道、重义气的胡钟、李春华、梁懋竹，重乡情、守诺言的刘永庆，讲道义、守信用的左文升等。
这些著名商人深受儒家思想影响，或由儒而贾，或由贾而儒，都能自觉地把儒家的哲学智慧和道德伦理同工商业结合起来，提出“四民异业而同道”的观念，使自己成为义利合一的“儒贾”。他们都能够“用儒意以通积贮之理”（《陆文公集》卷七）, “藉令服商贾而仁义存焉”，使自己成为“商名儒行”（歙县《竦塘黄氏宗谱》），即“贾为厚利，儒为高名”的商人。在明清文献中，虽出现了许多“商名儒行”的商人，但还未见到“儒商”的提法，只有如“士商”、“商贾”等相近的提法，如明代李晋德的《商贾一览醒迷》、清代吴中孚的《商贾要览》、明代憺漪子的《士商要览》等。“儒贾”、“士贾”等概念在明清文献中的出现，正是明清社会和价值观念转型的思想反映，也是“儒”与“商”的进一步结合。
近代儒商
中国跨进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后，在“实业救国”的旗帜下，涌现出了一大批民族工商业实业家。其中代表性人物有近代民族工业的开山鼻祖陈启源，中国民族工业的先驱郑观应，“红顶商人”胡雪岩，状元实业家张謇，一品三代封典巨贾王炽，民族工商业巨子刘鸿生，航运救国企业家卢作孚，“荣氏家族”创始人荣宗敬、荣德生，化学家范旭东等。在他们身上，已初步具备了近代儒商的典型品格。一方面，他们在经营之道上凸显儒家的道德观念和人生价值，重视在企业管理中营造和谐的人际关系，提倡“超个人成功”和“超赚钱主义”的新道德，十分重视廉洁自律的个人道德修养。另一方面，他们根据时代精神和现代工商业的要求，对传统道德作出了改造和修正，大力提倡近代科学管理。但是，这些近代工商实业家虽具备“儒商”的特质，当时是否称他们为“儒商”，在近代文献中尚未查到，不敢妄言，只好存而不论。
从明清以来，虽然提出了“儒贾”、“士贾”等概念，也出现了诸如胡雪岩、卢作孚、荣德生等近代“儒商”，但是真正对“儒商”这一经济文化群体进行科学研究，则始于20世纪后半期。
现代儒商
中国现代儒商，既包括20世纪40年代以来的海外华人企业家，也包括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大陆崛起的新型企业家。在潘亚暾等著的《儒商列传》中列举了40多位，大多数是新加坡、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和泰国等国以及香港、台湾和澳门等地区的著名华商，其中除了荣毅仁、王光英、董建华、何厚铧、霍英东、马万祺等“商而优则仕”的官方人物外，大多数是“儒”与“商”相结合的新型企业家，如陈嘉庚、李嘉诚、曾宪梓、包玉刚、邵逸夫、王永庆等。
随着中国大陆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型，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大批知识分子和政府官员“下海”，千百万科技人才和国家干部进入了市场经济的主战场。随着四通、联想、方正、紫光、海尔、长虹、科龙、华讯、蒙牛等高科技企业的崛起，也涌现出了一大批知名的企业家，如王选、柳传志、王石、牛根生、倪润峰、张瑞敏等。
这些著名的企业家，不管是海外华商还是国内新型企业家，都是亚洲四小龙经济腾飞和中国经济崛起的带头人。在这里，必然会向世人提出一个不得不认真思考的问题：亚洲四小龙和中国大陆经济崛起的文化动因是什么？在探讨和回答这一问题时，人们不难发现：他们都同中国传统文化特别是儒家文化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这些企业家们不但从中国传统文化特别是儒家文化中吸取了许多人生智慧和管理之道，在国际市场竞争中，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而且在他们的个人气质、人格魅力和思维方式上也都不同程度地带有中国传统文化特别是儒家思想的印记。人们将他们经商成功的文化秘诀归功于中国传统文化，特别是儒家文化，并将他们誉为“儒商”。他们自己也以“儒商”自诩。于是，“儒商”这一概念便应运而生，成为现代社会关注的热门话题。在海内外，不但成立了不少儒商研究机构，召开了上千次儒商学术研讨会，而且出版了多部儒商研究论著，如宫达非、胡伟希主编的《儒商读本》，潘亚暾等主编的《儒商文丛》，葛荣晋所著的《中国哲学智慧与现代企业管理》，戢斗勇所著的《儒商精神》，鲍建强、蒋晓东所著的《儒商之道》，等等。
从上面所述，不难看出“儒商”这一概念的提出，在中国经过了一个由“合”到“分”再到“合”的否定之否定的历史演变过程。从先秦到汉初，是“儒”与“商”的初步结合，称之为“良商”、“诚贾”和“廉贾”。从西汉到明中叶，从职业分工到价值观念，“儒”与“商”都处于绝对对立与分离的状态中，不可能提出“儒商”这一概念。从明中叶至现代，随着市场经济的不断发展和完善，“儒”与“商”的结合也逐步趋于成熟，在“士贾”、“儒贾”提法的基础上，20世纪后半期才正式提出了“儒商”这一概念。可见，“儒商”概念是一个历史范畴。
二、“智、仁、勇”的君子人格论
“儒商”是现代华人企业家所追求的理想人格和道德境界。华人企业家要想把自己塑造成现代儒商的理想人格，绝不能凭空虚构。除了向西方学习先进的管理经验外，还必须继承和发扬中国传统文化，特别是儒家“三达德”的君子人格思想。儒家的“三达德”思想，不仅为建构现代儒商提供了初步的理论架构，而且也为现代儒商人格的塑造提供了丰富的文化资源。塑造现代儒商的理想人格，既不能将中国古代儒家的“三达德”思想原封不动地搬过来，也不能把儒家的“三达德”思想视为无用而弃之。这种文化复古主义和虚无主义态度，都是应当抛弃的。那么，什么是儒家的“三达德”君子人格思想呢？现在，简要地作一些阐述和说明。
君子人格的三要素
孔子在《论语》一书中，曾三次将“智（知）”、“仁”、“勇”三种美德视为构成君子人格的三要素。《论语·子罕》篇指出：君子“知（智）者不惑，仁者不忧，勇者不惧”。《论语·颜渊》篇载：司马牛问“君子”，孔子答曰：“君子不忧不惧。”在孔子看来，君子不做过恶之事，故“内省不疚（病），夫何忧何惧”在《论语·宪问》篇中，孔子又对子贡说：“君子道者三，我无能焉。仁者不忧，知者不惑，勇者不惧。”在这里，孔子虽自谦“我无能焉”，但在子贡眼里，这正是孔子人格的自画像。
春秋时期，把“智”、“仁”、“勇”三者看成理想人格要素者是一个相当普遍的看法，并非孔子一人。如《国语·吴语》载，越王勾践向楚大夫申包胥请教如何战胜吴国。申包胥答曰：“夫战，智为始，仁次之，勇次之。不智，则不知民至极，无以铨称度天下之众寡；不仁，则不能与三军共饥劳之殃；不勇，则不能断疑，以发大计。”在这里，申包胥认为越国要想战胜吴国，最根本的是越国将领要具备“智”、“仁”、“勇”三种美德。《国语·晋语七》载，晋国大夫韩厥年老而辞位，国君以其长子无忌为公族大夫。韩厥拒绝曰：“厉公之乱，无忌备公族，不能死。臣闻之曰：‘无功（国功）庸（民功）者，不敢居高位。’今无忌智不能匡君，使至于难；仁不能救，勇不能死；敢辱君朝，以忝韩宗。”在这里，韩厥也是把“智”、“仁”、“勇”视为理想人格的三种高尚品格。
孔子之后，《中庸》作者从理论高度进一步将“智”、“仁”、“勇”概括成君子的“三达德”，指出“智、仁、勇三者，天下之达德也”。把“智”、“仁”、“勇”视为通行于天下最基本的人类美德。释曰：“好学近乎知，力行近乎仁，知耻近乎勇。”在《中庸》作者看来，君子只有勤奋好学，以求仁德品格和渊博知识，方能明白天下事理、博爱于民，故曰“好学近乎知”。君子不仅好学求知求仁，还应尽力实行，使自己成为言行一致的仁德君子，故曰“力行近乎仁”。在知行中，君子难免做错事，只要自知羞耻，勇于知错改过，方能成为“过而改之”的君子。这同“小人之过也必文”的错误态度，是截然不同的。君子具备这三种品格，“则知所以修身；知所以修身，则知所以治人；知所以治人，则知所以治天下国家矣”（《中庸》）。从修身与事功相结合的高度，说明“三达德”思想是塑造君子人格的基石。
在孔子看来，智、仁、勇“三达德”是一个以“仁”为核心的相互联系、相互补充的整体。认为“智”若离开“仁”，必将迷失方向而流于恶。“勇”若离开“仁”，就势必成为背义之勇。孔子云：“君子有勇而无义为乱。”（《论语·阳货》）故“仁者必有勇，勇者不必有仁”（《论语·宪问》）。所谓“杀身成仁”、“舍生取义”，说明“智”和“仁”也离不开“勇”。在“智”与“勇”之间，只有两者互补，方可成就智勇双全的人才。只有以“智”明是非，辨善恶，方可爱所当爱，恶所当恶。君子只有具备智、仁、勇“三达德”，才能逐步地达到“不惑”、“不忧”、“不惧”的精神境界。而这正是儒家君子人格所追求的完美的人生理想境界。现代企业家在塑造儒商理想人格时，可以从儒家的“三达德”思想中吸取什么文化资源和哲学智慧呢？这是一个需要进一步探讨的理论问题。
仁乃全德之称
什么是“仁”呢？据统计，在《论语》中，“仁”字共出现了108次。
从内涵上，孔子把“仁”的本质规定为“爱人”。“樊迟问仁。子曰：‘爱人’。”（《论语·颜渊》）这里讲的“爱人”，并非特指爱某类人群，而是泛指爱一切人类，即孔子所说的“泛爱众，而亲仁”（《论语·学而》），或韩愈所说的“博爱之谓仁”（《原道》）。即要求以爱己之心爱护、关怀、尊重一切人，做到与一切人友善。这是人的相亲相爱的类意识的自然表现。
“爱人”有两条原则：
一是“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子贡问：“如有博施于民而能济众，何如？可谓仁乎？”子曰：“何事于仁？必也圣乎！尧舜其犹病诸！夫仁者，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论语·雍也》）即自己欲立欲达的事，也要尊重他人立与达的权利和愿望。这是从正面而言。
二是“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仲弓问仁。子曰：‘出门如见大宾，使民如承大祭；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论语·颜渊》）即认为自己不愿做的事，也不要强加于他人。如此，才能做到“在邦无怨，在家无怨”。这是从负面而言。
从外延上，“仁”乃全德之称，兼统人的各种美德。这也就是二程所说“仁者，全体；四者（义礼智信），四支”（《河南程氏遗书》卷二）；朱熹所说“仁者，本心之全德”（《论语集注·雍也》）；陈淳所说“仁含百善，能仁则百善在其中矣”（《北溪字义·仁义礼智信》）。孔子在《论语》中内在地蕴涵“自爱”、“亲亲”、“仁民”、“爱物”四个层次。这里不仅有人类之爱，也有宇宙之爱，既含有社会伦理，也含有生态伦理。它是一个由己及人、由人及物、由近及远的推展过程。“爱”是具有远近和厚薄之分的。
在《论语》中，孔子虽然没有明确地提出“自爱”这一概念，但是“自爱”的思想是随处可见的。孔子认为，要“爱人”，首先就要“自爱”, “自爱”是“爱人”的前提。要想得到他人的爱，也要首先“自爱”，要想得到他人的尊敬，首先就要“自尊”。在孔子看来，一个人“群居终日，言不及义，好行小慧（喜欢卖弄小聪明）”，要想“成仁”并得到他人的敬爱，“难矣哉！”（《论语·卫灵公》）只有从自身做起，从身边小事做起，把自己修养成“仁人”，真正做到“自尊”、“自爱”，才能由“自爱”而“爱人”。孔子曰：“仁远乎哉？我欲仁，斯仁至矣。”（《论语·述而》）“自爱”、“自尊”是建立在“我欲仁”的基础上的。《礼记·大学》篇指出：“仁者以财发身，不仁者以身发财。”即认为仁者以分财济贫来获取自身的好名声，而不仁者则以身殉财。仁者，要“爱人”，首先要从“自爱”开始。
汉代扬雄把孔子的“自爱”思想视为“仁之至”，即是对“仁”的最高理想追求。他发挥孟子的“爱人者，人恒爱之；敬人者，人恒敬之”的思想，认为要想得到他人的“爱之”、“敬之”，必须以“自爱”、“自敬”为前提，指出：“人必其自爱也，然后人爱诸；人必其自敬也，然后人敬诸。自爱，仁之至也；自敬，礼之至也。未有不自爱、敬而人爱、敬之者也。”（《法言·君子》）“自爱”、“自敬”是“仁者爱人”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
在“自爱”、“自敬”的基础上，进而要求由“自爱”推展到爱、敬自己的父母兄弟及其家族，这是“亲亲”之爱，因为这种“亲亲”之爱是建立在至纯至真的血缘关系基础上的。孔子弟子有子曰：“孝弟也者，其为仁之本与！”（《论语·学而》）孔子曰：“今之孝者，是谓能养。至于犬马，皆能有养。不敬，何以别乎？”（《论语·为政》）在孔子看来，孝悌之道所以是“仁之本”，因为一个人如果对于生他、养他、育他、护他的父母，对与自己最亲近的人都无仁爱之心，又怎能以仁爱之心去爱他人？认为“爱人”应从“孝悌”开始，再把这种对亲人的爱，推广到社会上，方可做到“泛爱众”。孔子在“弟子入则孝，出则弟”之后，马上就说：“谨而信，泛爱众，而亲仁。”（《论语·学而》）又说：“君子笃（厚待）于亲，则民兴于仁。故旧（老朋友）不遗，则民不偷（薄，不偷即不薄）。”（《论语·泰伯》）“慎终（父母之死）追远（追思祖先），民德归厚矣。”（《论语·学而》）一个人在家不孝敬父母，不慈爱兄弟和亲人，在社会上是不可能尊敬师长、上级和朋友的，一个六亲不认的人，是不会在社会上爱别人的。只有在家庭中真正做到孝悌之道，方可以爱心对待他人、尊爱他人，只有以爱齐家，方可以爱治国、平天下。
把这种“亲亲”的爱人思想，贯彻于治国之中，孔子进一步提出了“为政以德”的治国理念。他说：“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共（拱）之。”又说：“道（导）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导）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论语·为政》）在“德治”与“刑治”的对比中，他虽不否认“刑治”，但他认为“德治”优于“刑治”, “德治”是“仁民”的根本之道。所谓“德治”，主要有三方面内容：在政治上，孔子虽不是一个非暴力主义者，但是他认为“不教而杀谓之虐，不戒视成谓之暴，慢令致期谓之贼”（《论语·尧曰》），极力反对滥施刑罚的暴虐统治；在经济上，他主张减轻徭役和赋税，大力提倡“富民”、“利民”、“养民”、“惠民”；在吏治上，主张“举贤才”，认为“举直错诸枉则民服，举枉错诸直则民不服”（《论语·为政》），甚至设想以选举制选拔贤才。“尧有天下，选于众，举皋陶，不仁者远矣；汤有天下，选于众，举伊尹，不仁者远矣。”（《论语·颜渊》）孔子“德治”所包含的内容，实际上是“仁爱”这一人道主义理性精神在政治层面的具体表现。“德治”是以“仁爱”为前提、为基础的。孔子所谓“仁爱”，在阶级社会里，虽具有抽象的、空想的性质，但它所蕴涵的崇尚仁道，追求博爱的人道主义思想，并由它在中国历史上所铸造的“无求生以害仁，有杀身以成仁”的志士仁人，成为中华民族的脊梁。它是中华民族的精神支柱，是最具光华的民族之魂。同时，它所包含的民本主义，也是现代人用以构建中国式民主的重要文化资源。
在《论语》一书中，孔子并没有从理论上系统地提出“爱物”的生态伦理思想，但是当他将“仁爱”思想由社会领域进一步拓展到宇宙万物时，也提出过一些十分精辟的观点。在《论语·泰伯》篇中，孔子提出：“巍巍乎唯天为大，唯尧则（效法）之。”认为天道无私、唯德是与，这多么崇高啊！在人间，只有像尧这样的圣君才能效法天道，让位于舜，亦唯德是与也。这是一种“天人合德”的模式。从这一模式出发，孔子提出两条“爱物”的原则。一是“不时不食”（《论语·乡党》）。孔子不但“爱民”，而且热爱自然，热爱生命。所以，凡是不合时令的谷物瓜果，未成的幼小动物，他是不吃的。有时，孔子把“孝”的内涵不限于子女对父母之孝。子女对父母之孝，这叫“小孝”；如能博施“仁爱”于宇宙，以成全天地万物之发展，这叫“大孝”。《礼记·祭义》篇云：“曾子曰：‘树木以时伐焉，禽兽以时杀焉。’夫子曰：‘断一树，杀一兽，不以其时，非孝也。'”在人类生态环境遭到严重破坏的今天，能将仁爱之孝推展到宇宙万物，是一种可贵的生态伦理思想。孟子在“不时不食”的思想基础上，根据动植物依“时”（季节）变化而发育、成长的生态规律，进一步明确地提出了“取物以顺时”的生态道德观念。他指出：“不违农时，谷不可胜食也；数罟不入洿池，鱼鳖不可胜食也；斧斤以时入山林，材木不可胜用也，谷与鱼鳖不可胜食，材木不可胜用，是使民养生丧死无憾也。养生丧死无憾，王道之始也。”（《孟子·梁惠王上》）荀子在《王制》篇也进一步丰富和发展了孔子的“不时不食”思想，认为“圣王之制也，草木荣华滋硕之时，则斧斤不入山林，不夭其生，不绝其长也；鼋鼍鱼鳖鳅鳣孕别（产卵）之时，罔罟毒药不入泽，不夭其生，不绝其长也；春耕，夏耘，秋收，冬藏，四时不失时，故五谷不绝，而百姓有余食也；污池渊沼川泽，谨其时禁，故鱼鳖优多，而百姓有余用也；斩伐养长不失其时，故山林不童（山无草木）而百姓有余财也”。二是“钓而不纲，弋不射宿”（《论语·述而》）。意谓孔子只用渔竿钓鱼，而不用大绳挂渔网，横栏在河道中捕鱼。他虽用带生丝的箭射鸟，但不用它射归巢歇宿的鸟，这叫“取物不尽物”。由此，后世儒家多主张捕鸟“不覆巢”，打猎“不合围”，以免杀伤过多，灭绝生灵。不管是由“不时不食”而引出的“取物以顺时”，还是由“钓而不纲，弋不射宿”引出的“取物不尽物”的思想，都是今天我国制定生态环保法律的文化资源，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智即是明
什么是“智”呢？儒家所谓“智”，就是一个“明”字。曾国藩认为：“智即是明也。”（《曾文正公全集·杂著》卷四《书赠第六则》）“智”即是聪明、睿智、智慧之意。正如扬雄所云：“智，烛也。”（《法言·修身》）“智”是人生道路上的一盏明烛，只有在它的照耀下，人才能保持清醒的头脑，以理智的态度辨善恶、明是非、识利害，既自知，又知人，克服非理性的不良情绪，获得对人、对事的正确理解，并采取正确的行动。
“智”这一概念，既有道德论意义，也有认识论意义。作为道德论范畴的“智”，就是明是非、辨善恶。孔子云：“知（智）者不惑。”（《论语·子罕》）智者所以不惑，是因为他能以智明是非、辨善恶。所以，孟子肯定“是非之心，智也。”（《孟子·告子上》）荀子肯定“是是、非非谓之知，非是、是非谓之愚”（《荀子·修身》）。孟子还从孝悌之道的角度指出：“仁之实，事亲是也；义之实，从兄是也；智之实，知斯二者弗去是也。”（《孟子·离娄上》）这些都是从道德论角度来规定“智（知）”的内容的。
作为认识论范畴的“智（知）”，就是识利害，明事理。孔子曰：“知者利仁。”（《论语·里仁》）意谓有智慧的人认识到“仁”对他有利才去实行“仁”。在这里，“知”含有正确认识利害的内容。除此，还包括对事物之理的正确认识。“物动而知其化，事兴而知其归（结局），见始而知其终。”（《春秋繁露·必仁且智》）孔子在《论语》中所说的“告诸往而知来者”（《论语·学而》）、“温故而知新”（《论语·为政》）、“闻一以知十”（《论语·公冶长》）、“多闻，择其善者而从之，多见而识之，知之次也”（《论语·述而》）等，都是从认识论角度来规定“智（知）”的含义的。
“智”还要求君子善于知人。《论语·颜渊》篇载：“樊迟问知（智）。子曰：‘知人。'”“知人”包括“自知”，也包括“知人”。荀子指出：“知者知人，知者自知。”（《荀子·子道》）《大戴礼记·主言》指出：“知者，莫大于知贤。”所谓“知人”，就是善于识别贤佞，选拔贤才，做到“智者不失人，亦不失言”（《论语·卫灵公》）。俗话说，人贵有自知之明，即要求对自己要有清醒的认识，既要认识到自己的长处，也要认识到自己的短处，更要认识到自己的过错。“知过之谓智”，是一句千真万确的真理。
勇者不惧
什么是“勇”呢？孔子答曰：“勇者不惧。”（《论语·子罕》）即无畏无惧是“勇”的基本内涵。它属于人的意志方面的品格，要求人类在改造社会和自然的过程中，面对困难、艰险、进犯、胁迫、压力、阻力而不胆怯、退缩、回避、气馁。这是君子应具备的美德之一。
儒家把“勇”分成“德义之勇”和“违义之勇”两类。孔子在《论语》中指出：“见义不为，无勇也。”（《论语·为政》）“好勇疾贫，乱也。”（《论语·泰伯》）“君子有勇而无义为乱，小人有勇而无义为盗。”“好勇不好学，其蔽也乱。”（《论语·阳货》）因为“违义之勇”有害于社会，所以，孔子厌恶“勇而无礼者”，子贡厌恶“不孙（逊）以为勇者”（《论语·阳货》）。在儒家看来，只有符合道义的勇，才算是“德义之勇”。贾谊所云“持节不恐谓之勇”（《新书·道术》），即要求人们无论在什么情况下，都要坚守道义而不动摇，坚持真理而不顾安危，做到“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才是真正的“君子之勇”。这是儒家所提倡的。
宋明理学家在孔、孟思想的基础上，进一步把“勇”分成“血气之勇”与“义理之勇”两大类。所谓“血气之勇”，即是由一时的感情冲动而鼓起的勇气，如暴行、蛮干、斗殴、自残等；所谓“义理之勇”，是指由道义而激起的勇气，如坚持真理而百折不挠等。儒家一再告诫人们“义理之勇不可无，血气之勇不可有”。
儒家提倡的“德义之勇”，还有另一层重要含义，就是善于知错、改过，敢于自我否定。在儒家看来，人皆有过，连圣贤也不例外。问题不在是否有过，而在于如何对待自己的过失。孔子认为：“小人之过也必文。”（《论语·子张》）即小人在过失面前总是采取文过饰非的错误态度，“过而不改，是谓过矣”（《论语·卫灵公》）。君子则与小人不同，“君子之过也，如日月之食焉；过也，人皆见之；更也，人皆仰之”（《论语·子张》）。对于他人的批评，应抱“闻过则喜”的正确态度。孟子曾说：“子路，人告之以有过则喜，禹闻善言则拜。”（《孟子·公孙丑上》）南宋陆九渊曾对自己提出过这样的要求：“闻过则喜，知过不讳，改过不惮。”（《陆九渊全集》卷六《与傅全美》二）这一正确态度，正是“德义之勇”的一种表现；文过饰非，讳疾忌医，知过不改，则是怯懦无勇的表现。清代学者陈确指出：“知过之谓智，改过之谓勇。”（《陈确集·别集》卷二《瞽言一·近言集》）深刻地揭示了智与知过、勇与改过的内在联系。
上述儒家设计的“智”、“仁”、“勇”的君子人格，虽然有它的时代局限性，但也蕴涵人类普遍理想人格思想的胚芽，具有永恒的普世性，含有许多人类共有的高尚道德，为建构现代儒商人格提供了丰富的文化资源。现代企业家要想把自己培养成现代儒商，就必须从儒家“三达德”思想中吸取其合理成分，努力寻求“三达德”思想与现代儒商的结合点和生长点，使“三达德”成为现代儒商必备的重要思想要素。不从中国传统文化特别是儒家思想中吸取智慧和启示，要想塑造现代儒商的理想人格，几乎是不可能的。
三、塑造具有“四商”品格的现代儒商
但是，我们也必须指出，儒家设计的“智”、“仁”、“勇”的君子人格论并不是凝固不变的。它的外延和内涵，是随着历史的发展而不断地改变的。所以，要塑造现代儒商，除了吸收儒家“三达德”思想的合理性外，还必须能够及时地反映时代精神，以满足现代市场经济发展的需要，推动市场经济和人类精神文明建设的进程。现代儒商是现代社会文明的产物，离开社会发展和市场需要，是不可能培育出现代儒商这一理想人格的。
“三达德”的缺陷与不足
从现代眼光看，儒家“三达德”的君子人格论至少有两大理论缺陷和不足：
（1）“三达德”理想人格论主要是以“仁”为核心，是从“仁爱”角度立论的。由于它过分地强调“仁”的主导性而忽视“智”和“勇”的相对独立性，所以，在“三达德”中出现了“仁”一头独大的弊端。儒家所讲的“智”，主要是从“智者利仁”角度立论的道德论概念，具有浓厚的道德论色彩；所讲的“勇”，主要是指“仁义之勇”，也是从属于“仁”范畴的。“智”和“勇”在“三达德”的人格结构中，不具有独立的地位。而“智”与“勇”在现代社会中却是构建现代儒商人格不可或缺的高贵品格。
（2）从“智”与“勇”的内部结构看也是有缺陷的。从“智”的内涵看，它还没有从道德论中解脱出来成为独立的认识论范畴，没有强调人对客观世界及其规律性的认识，没有强调创造性地思考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没有强调逻辑思维的智慧力。从“勇”的内涵看，儒家只肯定它的“果断性”、“自制性”和“坚持性”，而忽视了它的“独立性”、“风险性”和“竞争性”，这与现代市场经济发展是不相适应的。
总之，儒家所设计的“三达德”的理想人格，是农耕社会自然经济的产物，是一种“片面性的道德型人格”，是一种与现代市场经济不完全适应的人格模式。
塑造现代儒商的理想人格
在21世纪，要塑造现代儒商的理想人格，必须在继承和发挥儒家“三达德”思想的基础上，不断地完善和补充“智”、“仁”、“勇”诸概念的社会内涵，从理论上提出“四商”之说，即现代儒商应具有“德商”、“智商”、“胆商”和“情商”四种品格，以纠正儒家君子人格模式的狭隘性，从而为建构现代儒商提供新的人格理论框架。
（1）“德商”。
在继承儒家的“仁”德思想基础上，根据现代社会和市场经济发展的需求，现代管理学家提出了“德商”（MQ）的概念。所谓“德商”，是人的品德商数的简称，是指一个人的德性水平或道德品质。这是美国哈佛大学教授罗伯特·科尔斯在《孩童的道德智商》一书中提出的一个概念，主要是指人的道德、品行、人格和作风等。具体内容有公而忘私、虚怀若谷、正直公道、诚实守信、以身作则、宽恕谦和、真诚待人、严于律己、从善如流、言行一致、联系群众、勤奋工作、善于合作、勇于自我批评等。现代儒商只有具备这些高尚品德和优良作风，才能使企业员工对其产生一种亲切感、敬佩感，才能富有巨大的号召力、动员力和说服力，从而实施有效的企业管理。反之，一个品德和作风恶劣的管理者，以权谋私、媚上鄙下、高傲自大、言行不一、办事不公、文过饰非、清谈虚伪、空话连篇、不修边幅等，即使他的职位再高，资历再深，他在企业员工中的威信也不会高，影响力也不会大，人们对其总是投以鄙夷的目光。所以，要塑造现代儒商的理想人格，必须根据时代精神，依照孔子“重九思”（详见《论语·季氏》）的观点，要求现代儒商具备“十要”：脑要清——头脑清醒，思维清晰；心要诚——交谈、办事要有诚意；气要平——遇到困难挫折和“顶牛”的事，气要平和；眼要明——眼观六路，目光敏锐，善于发现新事物，解决新问题；耳要聪——耳听八方，及时听取群众的意见和要求；嘴要勤——勤于宣传，勤于做思想工作；手要短——不以权谋私，不伸手捞好处；腿要长——深入基层，调查研究，掌握第一手资料；行要正——作风正派，行为端正；笔要直——秉笔直书，办事公正。
在走向成功的道路上，管理者和企业家面临的最重要的问题，就是如何正确处理利润赚取与道德追求的关系。美国管理大师彼得·德鲁克早在1954年出版的《管理实践》一书中就提出了“企业是什么”的问题，而至今还有相当多的企业家认为企业是一台赚钱的机器。但是也有企业精英从成功企业家身上认识到道德优先性原则的重要性。如蒙牛董事长牛根生提出的“小胜凭智，大胜靠德”的企业理念，他解释说：“想赢两三个回合，赢三年五年，有点 ‘智商’就行；要想一辈子赢，没有 ‘德商’绝对不行。”联想柳传志也有一句名言：“小公司做事，大公司做人。”即做事只注意一时之得失，只能是个小公司；只有注重做人，加强企业家的道德修养，把德性视为商道的根基，才能成为大公司。香港富商李嘉诚称自己“首先是一个人，再而是一个商人”，认为做人是本、赚钱是末。全球零售业巨头沃尔玛公司的创始人山姆·沃尔玛所以能够获得成功，主要是靠“为顾客节省每一个铜板”的“和善”经营之道。美国西南航空公司所以能成为最受尊敬的公司，是靠它的对内关爱员工成长、对外关爱弱势群体的“爱心文化”，从而赢得了员工、顾客和合作者的人心。把“仁德”作为企业的经营理念，是西南航空公司的成功经验。
“德商”对于管理者和企业家来说，具有控制企业发展方向的关键作用。管理者和企业家都掌握着一定的权力和资源。“绝对的权力导致绝对的腐败。”他们在面临金钱、权力、荣誉和美色的诱惑时，能否有定力，能否抵御住这些诱惑，除了外在的“法”和“礼”的制约外，真正能够长久起作用的还是其内心的道德防线。古希腊著名哲学家亚里士多德曾说过：“人在最完善的时候是动物中的佼佼者，当他与法律和正义隔绝之后，便是动物中最坏的东西。”现代一位科学家也讲过类似的话，指出：“如果没有道德和人格的支撑，那么科技越发达，人的文化层次越高，对人类社会造成的危害就很可能越大。”因此，“德商”在经营管理中，控制和规范着企业家的言行，使他不偏离企业发展的正确轨道，使他成为有益于企业发展和推动社会进步的人。
（2）“智商”。
所谓“智商”（IQ），除了继承和发挥儒家的“德义之知”等合理思想外，还有更为丰富的社会内容。“智商”是智力商数的简称，是指智力年龄与实际年龄之比，用公式表示即为：智商=智力年龄÷实足年龄×100，即智力达到某一年龄的水平，表现为一个人对知识的掌握程度，反映了人的观察力、记忆力、思维力、想象力、创造力以及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概括而言，“智商”作为现代儒商品格的要素，主要包括知识、能力和智慧三项。美国心理学家霍华德·加纳德在1983年出版的《心智的结构》一书中提出了“多元智力”的理论。在他看来，决定人生成功的因素并不是只有一种智力，而是至少有七种智力，即语言运用智力、数理逻辑智力、空间认识智力、音乐智力、身体动作智力、人际交往智力、自我认识智力等。其中某一种智力特别突出的人，称之为“专才”；多种智力都很突出的人，称之为“全才”。
从知识上，要求现代儒商不仅具有渊博的现代科学知识，还要具备合理的知识结构。在知识激增和信息万变的时代，知识是权力的来源和基础，知识就是力量。知识不仅可以获得权力，还可以使管理者正确地运用权力。“智商”越高，他的发展空间也就越大。因此，现代儒商既要精通自己的专业知识，具有知识的深度，成为专家；又要尽可能地掌握与本专业有关的其他知识，具有知识的广度，把自己培养成通才，以确保知识的权威性，这样才能得到企业领导和员工的信任。冒充“内行”，以权势唬人，在现代企业管理中，只能败事，不会成事。
从能力上，要求现代儒商必须具备各种社会实践能力。尽管知识和能力是相辅相成的，但知识不等于能力。所谓能力，主要是指观察能力、分析判断能力、经营决策能力、组织管理能力、协调人际关系能力、创新能力和预测能力等。一个合格的现代儒商，既要重视各种知识的学习，又要重视社会实践能力的提高。在日本，要求现代儒商应具备十项能力：思维决定能力、规划能力、判断能力、创造能力、洞察能力、劝说能力、理解人的能力、解决问题的能力、培养下级的能力、调动积极性的能力。赵志裕等人于1998年在台湾心理出版社出版的《多元能力观》一书，要求人应具备九种能力：分析思考能力，有效学习能力，务实能力，创造新思想、新方法和新科技的能力，控制情绪能力，坚持目标的意志能力，有效的沟通能力，维系和谐人际关系的社交能力，道德判断能力。多元能力之间是相辅相成的，只有坚持多元能力观，方能建构儒商完整的理想人格。
从智慧上，要求现代儒商应具备深度的理性哲学思维。现代儒商是负有历史使命感的政治家和外交家，更是站在战略全局高度把握企业管理规律、运用辩证思想、提升企业素质的专家。所以，企业家应成为哲学家，至少应成为半个哲学家。第一，要求现代儒商树立战略思维方式。在空间结构上，把握好系统思维方法；在时间维度上，把握好纵向性、历史性的综合分析方法；在目标导向上，把握本质性的思维方法。第二，要求现代儒商树立创新思维方式。创新是现代儒商的生命和灵魂，现代儒商应具有开放性思维方法和进取性思维方法，并努力寻找求异性思维方法。第三，要求现代儒商树立辩证思维方式。既要从矛盾的结合上把握对立互补思维方式，坚持“求同存异”策略，又要掌握理性思维方法，做到工具理性与人文理性的巧妙结合。
（3）“胆商”。
所谓“胆商”（CQ），是胆量、胆识、胆略智力商数的简称。2001年，中欧国际工商学院执行院长刘吉教授提出了这一概念。它体现了一个人的决断、果敢、冒险、负责的精神，是敢于冒险、善于冒险的素质和气魄。企业家面对市场经济的竞争性和风险性，必须具备“竞争意识”和“风险意识”，而这正是儒家思想中所缺乏的东西。在继承儒家提倡的“德义之勇”思想的同时，应当对它的内涵加以补充和修正，把“勇”从“仁”中剥离出来，变成独立的人格要素。“胆商”可以为管理者和企业家提供走向成功的驱动力、加速力和提升力。当管理者和企业家对重大问题作出正确决策时，需要有高瞻远瞩、把握大局的超人胆识。在组织面临危机的时刻，要有临危不惧的非凡魄力，把企业从死亡中拯救出来。
管理者和企业家在经营管理中，是迎接挑战还是寻求安稳呢？具有胆量和冒险精神的人总是直面困难和挑战，在风险中寻求发展机遇。张瑞敏认为在风险面前，“如果有50%的把握就上马，有暴利可图；如果有80%的把握才上马，最多只有平均利润；如果有100%的把握才上马，一上马就亏损”。如《商道》主人公朝鲜商人林尚沃以他的魄力和勇气，在中国商人强烈压价的情况下，将人参每斤价格从25两银子提高到40两，又提高到45两，激起了中国药材商的联合抵制，但林尚沃断然命令属下焚烧人参。在这种情况下，中国商人为了买到人参，不仅接受了每斤45两的高价，还补偿了被烧掉的人参的全部损失。两军相逢勇者胜。林尚沃以他的非凡勇气赢得了丰厚的利润。当北约用飞机、大炮包围、轰炸南斯拉夫的时候，温州商人不惧战争，将大量轻工业品和食品运到南斯拉夫周围。一旦战争结束，他们便第一时间进入这个商品奇缺的国家，其商品被抢购一空，他们也获得了丰厚的利润。上述例子证明“胆商”是成功的企业管理者和企业家取得成功的重要人格因素。所以，网易创始人丁磊先生说：“人生都有很多机遇，但抓住机遇是要付出代价的。勇敢地迈出第一步，往往是人生的分水岭。”
（4）“情商”。
所谓“情商”（EQ），是情绪智力商数的简称，是测定和描述人的情绪、情感的一种指标。儒家虽然对“情”有许多精彩思想，认为“情”是人的一种心理要素，“感人深者，莫过于情”，但是没有把它上升为构建理想人格的重要因素。“情商”是指一个人管理自己的情绪和处理他人情绪的能力，要求现代儒商既要认识和控制自己的情绪，又要理解和善待他人的情绪。这是一门管理艺术。现代儒商应真情对待企业员工，架起管理者与被管理者之间的情感桥梁，从而建立起同志式的友谊，互相理解、互相沟通、互相支持。现代儒商不仅是企业员工的领导者，也是企业员工的知心朋友。
21世纪，企业管理将进入以人为本的新时代，情感管理将成为一种新的管理理念。西方许多管理学家针对“智商”理论的缺陷，提出了“情商”概念。美国心理学家彼得·萨洛维和约翰·梅耶于1990年共同提出了“情绪智力”的概念，认为“情绪智力”由三种基本能力所构成，即准确评价和表达情绪的能力，有效地调节情绪的能力，将情绪体验运用于驱动、计划与追求成功等过程的能力。1993年，他们又将“情绪智力”概念的内涵修改成：区分自己与他人情绪的能力；调节自己与他人情绪的能力；运用情绪信息去引导思维的能力。1996年，他们再一次修改这一概念，认为“情绪智力”应由四种基本能力所构成，即：情绪的知觉、评估和表达能力；思维过程中的情绪促进能力；理解和分析情绪、获得情绪知识的能力；对情绪进行成熟调节的能力。
美国哈佛大学心理学家和专栏作家丹尼尔·戈尔曼在1995年出版的《情绪商数》一书中，提出了“情商”的概念，并将“情商”归纳为五种能力：自我情绪觉知的能力；自我情绪管理的能力；自我情绪激励的能力；识别他人情绪的能力；处理人际关系的能力。“情商”理论在一定程度上注意到人的情绪在管理中的重要性，弥补了“智商”理论的不足，揭示了情绪过程与认知过程的相互关系，深化了人类对心理素质以及它与成功关系的认识，具有重要的理论贡献。人的“情商”在管理活动中，具有聚合协调的功能，既能把自己的身心和爱好聚合在所确定的目标上，矢志不渝地坚持下去，又能与他人建立良好的人际关系，形成合力，保证事业取得成功。
应当从“德、智、胆、情”四位一体的角度，构建“四商”式的现代儒商人格。有人提出现代儒商在21世纪应具备12种素质，即新的视野、新的思想、新的知识结构、新的能力、新的思维、新的风貌、经济意识、市场意识、科技意识、开创意识、风险意识和进取意识。也有人提出21世纪的现代儒商应具备10种素质，即信念与追求、权力与服务、改革与继承、超前与务实、通才与专才、顺境与逆境、实践与总结、理解与尊重、能力与魅力、愿望与体质。上述两种说法，出发点不尽相同，概括也未必精当，但是他们的理论概括对于我们构建现代儒商的人格都具有一定的启示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