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孔子的“三忘”思想与管理者的精神境界

据《论语·述而》载，当孔子周游列国，由蔡入叶（今河南省叶县南）时，已是60多岁的老人。叶公沈诸梁向他的学生子路询问孔子是怎样一个人，子路因圣道高妙，难以描述，故未答。孔子知道这件事后，便告诉子路，你可以这样回答：“其为人也，发愤忘食，乐以忘忧，不知老之将至云尔（如此而已）。”这是孔子对其“三忘”精神境界的说明。所谓“三忘”精神，即是“发愤忘食”的勤奋精神、“乐以忘忧”的快乐精神和“不知老之将至”的不老精神。孔子的人生，可以说是勤奋的人生、快乐的人生和不老的人生。他的“三忘”精神，既充满着“厚德载物”的仁爱精神，也洋溢着“自强不息”的奋斗精神，是儒家道德人文精神的集中体现。

一、“发愤忘食”的勤奋精神

什么是“发愤忘食”呢？《论语·里仁》释曰：“君子无终食之间违仁，造次必于是，颠沛必于是。”意思是说，君子为了“成仁”，即成为有道德的人，哪怕是一顿饭的时间都不离开“仁”，即使在仓促之间，也必定在仁德上做人；在流离失所的困境里，也必定按照仁德办事。君子无时无刻不在追求“成仁”的人生境界。

孔子曾说自己“终日不食，终夜不寝，以思，无益，不如学也”（《论语·卫灵公》），即“终日不食，终夜不寝”，只是凭空瞎想，其结果毫无益处，还不如勤奋好学，对于“成仁”倒有些好处。根据这一“发愤忘食”的精神，一方面他对颜回在“成仁”上的好学精神称赞说：“回也，其心三月不违（离开）仁；其余则日月至焉而已矣！”（《论语·雍也》）其他学生只能短时间内做到“仁”德，而颜回则一年到头都离不开“仁”德。另一方面，孔子也批评某些学生在“成仁”上的懒惰行为，指出某些学生“饱食终日，无所用心，难矣哉！”（《论语·阳货》）即整天吃饱饭，不在“仁义”上用心，这种人也是难以教化“成仁”的。他的学生宰予白天睡大觉，他批评说：“朽（烂）木不可雕（雕刻）也，粪（腐）土之墙不可杇（同 ‘圬’）也；于予与何诛？”（《论语·公冶长》）对于宰予这样不可教育的人，我责备他还有什么用呢？

“谋道不谋食”的价值理念

孔子一生“所发愤者何”？这是人生追求的价值取向问题。在这一问题上，孔子坚持“君子谋道不谋食”（《论语·卫灵公》）的人生价值理念。世俗之人一生所发愤者，皆为功名利禄。未得时，发愤以图；既得后，意遂而乐。孔子则不同于世俗之人，他从15岁起，所追求的是“志于学”、“志于道”、“志于仁”（《论语·里仁》）。认为道德价值高于物质价值，把追求道德情操和道德境界视作生命的真正价值所在。

他的一生，是不断升华自己的道德意识和道德境界的一生。他自述说：“吾十有（又）五而志于学，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顺，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论语·为政》）孔子把“志于学”、“志于道”、“志于仁”视作他的人生理想追求。

在话语系统上，“罕言利，与命与仁”（《论语·子罕》），即孔子一生很少言“利”，他大力提倡“天命”，赞许“仁义”。他由此对某些人批评说：“群居终日，言不及义，好行小慧，难矣哉！”（《论语·卫灵公》）意思是说，如果整天聚集在一起，而不谈仁义，专门喜欢卖弄小聪明，这些人要“成仁”是很难的啊！

在理想人格上，孔子把“成仁”（谋道）与“去仁”（谋食）看作君子与小人的根本区别。他说：“君子去仁，恶乎成名？”（《论语·里仁》）肯定“仁”是君子人格的基本内涵，如果丢弃了“仁”德，那还称得上“君子”吗？又说：“君子上达（上达于仁义），小人下达（下达于财利）”（《论语·宪问》）; “君子怀（思念）德（道德），小人怀土（安乐的地方）”; “君子喻（晓得、明白）于义，小人喻于利”（《论语·里仁》）。

孔子还批评说：“士而怀居，不足以为士矣。”（《论语·宪问》）这里所谓“怀居”，是指留恋家庭的安逸生活，过度地追求物质享受。孔子认为过度地追求宫室之华，声色货利之奉，就不够“士”的资格。在孔子看来，“不仁者，不可以久处约”（《论语·里仁》），即认为“怀居”的小人不可能长久地处于窘困的境地；若长久地处于窘困的境地，则必定为非作恶。他又批评说：“士志于道，而耻恶衣恶食者，未足与议也。”（《论语·里仁》）假如一个有“志于道”的人，却以“恶衣恶食”为耻，就不必同他谈论仁义了，因为这种人“志道不笃”。在世俗社会里，穿着一件破旧的衣裳的人不愿意同穿着狐皮袍子的富人并立而行，以为自己难堪；而子路却不以自己穿一件破旧的麻织袍子与穿着狐皮袍子的富人在一起感到羞耻。这是子路君子人格的表现。所以，孔子对子路称赞说：“衣（穿）敝缊（乱麻）袍，与衣狐貉（狐皮袍子）者立，而不耻者，其由也与！”（《论语·子罕》）

在出处之道上，孔子并不一般地反对做官，只是坚持“天下有道则见（出仕），无道则隐（隐居）”（《论语·泰伯》）的原则。“不仕无义”是孔子出处之道的基本准则。当原宪向孔子请教“什么是可耻的事”时，孔子回答曰：“邦有道，谷（俸禄）；邦无道，谷，耻也。”（《论语·宪问》）意思是说，国家有道的时候，做官吃俸禄，是应该的；国家无道的时候，也去做官吃俸禄，便是可耻的事了。因为在孔子看来，君子之仕是为了“行其义也”，而不是为了拿俸禄。根据“不仕无义”的价值观念，孔子赞许蘧伯玉的“邦有道则仕，邦无道则可卷而怀之（退隐不仕，如一张纸卷而藏于怀）”（《论语·卫灵公》），认为他是一位真正懂得出处之道的君子。

合理追求富与贵

孔子一生虽然坚持“君子谋道不谋食”的人生价值理念，但是他并不反对人追求富与贵的物质欲望。他认为“富与贵，是人之所欲也”、“贫与贱，是人之所恶也”（《论语·里仁》），肯定“富与贵”是人人所渴望、“贫与贱”是人人所厌恶的。就连孔子自己也承认，如果“富而可求也，虽执鞭之士，吾亦为之”（《论语·述而》）。周游列国时，孔子感叹卫国人口众多。弟子冉有问道：如果老师执政，“既庶矣，又何加焉？”孔子回答：“富之。”（《论语·子路》）在治国上，他大力提倡“富民”政策。可见，孔子对于人追求物质价值是充分肯定的。在他看来，对待物质利益，君子与小人的区别不是要不要“富与贵”，而是如何追求“富与贵”的问题。

第一，不要过度地追求物质享受。

孔子在《论语·学而》中指出：“君子食无求饱，居无求安，敏于事而慎于言，就有道而正焉，可谓好学也已。”这里所谓“饱”，当作美味解；“安”当作华屋解。意思是说，君子饮食不必求美味，居住不必求华屋，只要做事勤敏，说话谨慎，亲近有道之人以匡正自己，就算是好学了。所谓“君子食无求饱，居无求安”，用孟子的话说，就是“仰足以事父母，俯足以畜妻子，乐岁终身饱，凶年免于死亡”（《孟子·梁惠王上》），即根据社会生产发展和家庭实际收入，追求不超过自身及家人生活需要的物质享受。

根据这一适度原则，孔子称赞卫大夫公子荆，认为他居家过日子，勤俭而不奢侈。家里刚刚有一点器物，就说“凑合着够了”；后来，器物又稍多了一些，就说“已经齐备了”；再后，器物又添置多了，就说“已经太华美了”（参见《论语·子路》）。

孔子弟子公西华奉命出使齐国，其母找冉求请求给予生活补助。冉求去请示孔子，孔子说：“给六斗四升吧。”冉求希望再增添一些，孔子又说：“那就再增加二斗四升吧。”冉求还觉得少，就自作主张给公西华补助了八百斗小米。孔子生气地说：“赤（公西华之名）之适齐也，乘肥马，衣轻裘。吾闻之也：‘君子周急（救济急需的人）不继富（不必给富有者再增加他的财富）。'”（《论语·雍也》）根据“君子周急不继富”的原则，孔子认为公西华出使齐国，乘着高头大马，穿着又轻又暖的皮裘衣，已经够奢侈的了，还要给他那么多的生活补助，实在是太过分了。鲁国贵族季氏已经富于周公，而冉求还要帮他搜刮小民钱财，使之更加富有。所以，孔子生气地说：“非吾徒也！小子鸣鼓而攻之，可也。”（《论语·先进》）为什么孔子在物质生活上既不求“多”，亦不求“美”呢？因为在他看来，过多地追求物质享受是招祸之源。

西方思想家也深谙这一人生真谛，如古罗马著名雄辩家西塞罗虽身为贵族，却轻于财富、权势，淡于物质享受，一再告诫人们：“要谨防对财富的过分追求。没有什么比贪恋金钱更暴露出灵魂的褊狭与渺小了。相反，也没有什么比对金钱无动于衷更表现出一个人的可贵与崇高了。”英国思想家培根指出：“对于财富，我充其量只能把它叫做美德的累赘……财富之于美德，犹如辎重之于军队，辎重不可无，也不可留在后面，但它却妨碍行军。”德国哲学家尼采也说过：“我不要许多光荣或很多财宝，这是自讨烦恼。但没有好名声与一点点财富的人也是不能安睡的。”

孔子主张不要过多地占有和享受物质财富的观点，对于现实生活中的某些人仍具有重要的警示意义。有人不懂得孔子这一思想的真理性，信奉金钱万能论，拼命地追求和享受美食、豪宅、美物、美声、美衣、美色……结果如何？因为贪吃美食，营养过剩，得了肥胖病，同时又引发了胃病、心血管病、高血脂、糖尿病等，这难道不是自己害自己吗？过于追求住宅的豪华，装修的高档，往往造成室内氨气、氡气、甲醛等超标，家电辐射过多，导致肺癌、败血症、头痛、发烧、嗜睡、食欲不振等疾病，等于埋下隐形杀手。如果过于追求美色，不但因为纵欲会伤身、染上性病，而且很容易触犯法律。在现实生活中，的确有一些人包二奶、嫖娼、吸毒；也确有一些女人不惜出卖灵魂，出卖肉体，或第三者插足，或去卖淫。由此引发的家庭破裂、情杀案件还少吗？现在有不少年轻人相信钱挣得越多越好，按照“40岁以前拼命赚钱，40岁以后以钱养病”的人生怪圈生活，结果是钱赚了不少，可人的身体也垮了，落得一个“英年早逝”的可悲下场。可见，人是需要物质财富的，但过度地追求物质财富，常常会带来种种恶果。如果沉溺于“美食”、“美色”和权势，过多地追求物质享受，必然会造成各种社会弊病。

第二，对于财富与权势应“以道取之”。

在如何取得财富和权势上，应以“道义”作为唯一正确的取舍标准。在孔子看来，富与贵虽是“人之所欲也”，但倘若“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论语·述而》）。孔子所提倡的“以道取利”或“见得思义”的价值理念，在今天市场经济的运行中仍然有着重要的价值。孔子并不反对人们致富、赚钱，问题在于如何致富、赚钱。如果违背“君子爱财，取之有道”这个原则，一味强调“利益驱动”，凸显个人利益与局部利益，误认为搞市场经济就是搞坑、蒙、拐、骗，只讲获利，不择手段，大发不义之财，将职业道德和社会公德抛到九霄云外，就会变成唯利是图的经济动物。如果坚持这一错误导向，必然会出现数不清的假冒伪劣产品，使“金钱至上”的人生欲望极度膨胀，导致社会道德滑坡。要医治市场经济中这一“现代文明病”，使市场经济从无序走向有序，除了采取法律手段外，从人生价值取向上继承和弘扬儒家“以道（义）取利”的价值观念，也是一剂对症良药。

孔子提倡“君子谋道不谋食”的价值观，对于每个人构建自己的物质家园和精神家园也有重要的指导意义。每个人在现实社会中，既要追求衣食住行等物质生活，建构自己的物质家园；又要注意培养与提升自己的道德品格和精神境界，建构自己的精神家园。但是有些人由于纵欲主义和享乐主义的膨胀，只注意建构自己的物质家园，而忘记和忽视了建构自己的精神家园，结果把自己变成了“物质富有、精神贫乏”的畸形之人。他们什么都不缺，就缺一个“德”字；什么都不少，就少一个“魂”字。面对现代人的这种精神危机，我们需要重温孔子“君子谋道不谋食”的价值观念，树立正确的人生价值取向，真正懂得不但要“以道取利”，还应该“清醒地使用财富，愉快地施与财富”，认识到在世上还有比赚钱更为可贵的东西，赚钱是为了“博施于民而能济众”（《论语·雍也》），没有什么比利他主义和乐善好施更为可敬和崇高，真正把自己变成精神世界的亿万富翁，做金钱的主人而不是它的奴仆。正如李嘉诚所说：“贵为天子，未必是贵”; “身价百亿，未必是富”。“财富不是单单用金钱来衡量的。”只有自己“内心的富贵才是真财富”，这是任何人都拿不走的。真正的富贵，“是靠智慧、靠辛苦、靠工作能力而赚钱”; “是作为社会的一分子，能用你的金钱，让这个社会更好、更进步，更多的人受到关怀”。可见，孔子所提倡的“君子谋道不谋食”的价值观念对培育中华民族精神和塑造现代理想人格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二、“乐以忘忧”的快乐精神

人生有乐亦有忧。在忧乐观上，君子与小人是有原则区别的。孔子指出：“君子坦荡荡，小人常戚戚。”（《论语·述而》）意思是说，缺德的小人心里想的只是“富贵”二字，未得富贵之时，无时不想取得富贵，所以无限忧虑；既得富贵之后，又恐怕失去，时时忧戚，总是患得患失，永无满足之时，一生都处于忧戚之中。而有德的君子心里想的是“仁义”二字，不因富贵得失而忧愁，心胸坦然，光明正大，一生快乐。是“坦荡荡”还是“常戚戚”，是君子与小人的重要区别之一。

君子之忧乐

君子所谓“乐”，虽有食色之乐、山水之乐、音乐之乐和朋友之乐，但是孔子所追求的主要不是这些源于现实生活中的具体之乐，而是一种超越现实的纯粹的精神愉悦。这是关乎人的“安身立命”的整体之乐。这种整体之乐，既是人生乐趣的一种内心体验，也是人生的一种精神境界。不断地追求道德的充实与完善，才是人生真正的快乐。孔子也讲“忧”，但他讲的“忧”不是追求物质与权势之忧，而是一种如何能使道德更完善、更充实的忧。他说：“德之不修，学之不讲，闻义不能徙，不善不能改，是吾忧也。”（《论语·述而》）孔子所忧的，是“修德”、“讲学”、“徙义”、“改过”四件事，都是属于道德修养和道德情操范围内的事。

孔子一生所追求的道德之乐，从本质上讲是一种“修德成仁”的人生价值理念。在孔子看来，人对快乐的体验，都是以道德情感和道德情操为基础的，离开“仁德”也就无人生的快乐。“人而不仁，如乐何？”（《论语·八佾》）肯定“仁”是礼乐的根本精神，也是生命的真正价值所在。只有仁德君子，才能享受这种人生乐趣。孔子认为，君子之道有三，即“仁者不忧，智者不惑，勇者不惧”（《论语·宪问》）。所谓“不忧”，是指君子安于仁，心底坦然，不为功名利禄所扰，故“仁者不忧”；所谓“不惑”，是指君子不为财富、权势和名誉所诱，也不为人的情欲、认知所惑，故“智者不惑”；君子“内省不疚，夫何忧何惧”（《论语·颜渊》），不忧不惧即是人生最大的快乐。这是孔子对君子心灵和道德境界的真实描述。在他看来，君子是仁德之人，待人接物皆光明磊落，一生不做坏事，不搞阴谋诡计，公而无私，故内心无愧。世俗所谓“平生不做亏心事，半夜敲门心不惊”，正是君子“内省不疚”的形象说明。

根据“君子忧道不忧贫”的人生价值理念，孔子把“乐”分为三种。他说：“益者三乐，损者三乐。乐节礼乐，乐道人之善，乐多贤友，益矣；乐骄乐，乐佚（逸）游，乐宴乐，损矣。”（《论语·季氏》）即人生有三种快乐是有益的，有三种快乐是有损的。以有节制的礼乐为乐，以称道别人之善为乐，以有许多贤友为乐，这是三种有益之乐。以骄横无礼为乐，以追求安逸、游艺为乐，以饮食酒色为乐，这是三种有害之乐。有益三乐，是孔子所提倡的；有害三乐，是孔子所反对的。

孟子进一步发挥孔子的“三乐”思想，在《孟子·尽心上》中指出：“君子有三乐，而王天下不与存焉。父母俱存，兄弟无故，一乐也；仰不愧于天，俯不怍于地，二乐也；得天下英才而教育之，三乐也。”在一般人眼里，得到“王天下”之势，拥有“广土众民”，是人生的最大快乐，但是在孟子那里并不把“王天下”视为人生快乐。他认为，第一乐是父母身体健康，兄弟无灾无病，这是天伦之乐。第二乐是做一个“仰不愧于天，俯不怍于地”的清白之人。孟子所谓“大丈夫”精神即“富贵不能淫（荡其心），贫贱不能移（变其节），威武不能屈（挫其志）”，就是这样一种人格之乐。第三乐是“得天下英才而教育之”，这是君子人格价值的社会实现，这是一种事业之乐。孔、孟的“三乐”之论，所追求的人生乐趣，不是财富与权力欲的满足，而是一种对家庭亲情、道德人格和事业成功的自我体验。

“乐以忘忧”的快乐精神

从本质上讲，儒家的“乐以忘忧”是一种“安贫乐道”的快乐精神。在《论语·学而》篇中，有一段孔子与子贡的对话：“子贡曰：‘贫而无谄，富而无骄，何如？’子曰：‘可也。未若贫而乐，富而好礼者也。'”在《论语·宪问》篇中，孔子进一步指出：“贫而无怨，难；富而无骄，易。”在世俗者那里，贫贱者在富贵者面前总是低声下气，赔着笑脸去奉承，而一朝成为富贵者，在贫贱者面前，又总是满脸骄色。“贫而无谄，富而无骄”比“贫而谄，富而骄”虽说好一些，但是远不及贫而乐、富而好礼者。因为贫贱者在缺吃少穿的情况下做到无怨言是很难的。富贵者因衣食无忧，只是去掉骄傲还比较容易做到。如果一个人能达到“贫而乐”、“贫而无怨”的境界，就是乐道君子了；如能做到“富而无骄”，就是好礼君子了。根据君子“安贫乐道”的精神，孔子在“饭（吃）疏（粗）食（饭），饮水，曲肱（由肩至肘的胳膊）而枕（枕着）之”的情况下，也能“乐亦在其中矣”（《论语·述而》）。同时孔子称赞颜回说：“贤哉！回也。一箪（竹器饭篮）食，一瓢饮，在陋巷（矮旧小屋的胡同），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论语·雍也》）孔子以此说明颜回是一位“乐以忘忧”的“仁人”。

“内省”与“外修”的修养之道

要想达到“安贫乐道”的道德境界，孔子认为必须通过“内省”和“外修”两种修养之道。

所谓“内省”，就是要通过个人的自我反省而获得道德之乐。曾子曰：“吾日三省吾身：为人谋而不忠乎？与朋友交而不信乎？传（孔子教的做人的道理）不习（练习）乎？”（《论语·学而》）即通过“内省”的办法，做到办事诚实，交友守信，做人依礼。孔子提倡“见贤思齐焉；见不贤而内自省也”（《论语·里仁》）。但是在现实生活中，却有不少人做不到“三人行，必有我师焉。择其善者而从之；其不善者而改之”（《论语·述而》）。所以，孔子由此感叹说：“吾未见能见其过而内自讼（责备）者也。”（《论语·公冶长》）孟子亦提倡“内省”。他说：“万物皆备于我矣。反身而诚，乐莫大焉。”（《孟子·尽心上》）认为万善皆在我良心中，只要能够做到内省，反躬自问是否诚实，真正做到天道之“诚”与人道之“思诚”的统一，便是人生的最大快乐。

所谓“外修”，就是通过人生种种窘困的磨炼而从中体悟出道德愉悦与精神满足。孔子所说的“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论语·颜渊》），就是提倡不为外界富贵、权势和声名所诱惑，以达到“克己复礼”之目的。这就是一种“外修”功夫。孔子为了推行他的学说，从55岁到68岁的14年间，周游列国。途经匡地，为匡人所拘；过蒲地，又为蒲人所袭；去曹经宋，宋司马桓魋拔树以害孔子；在陈绝粮七日，“从者病，莫能兴（起）”。子路满脸怨恨，不满地问道：“君子亦有穷乎？”孔子在这种极端窘困的处境下，依然讲学、抚琴、诵诗不辍，并对弟子解释说：“君子固穷；小人穷，斯滥矣。”（《论语·卫灵公》）鼓励弟子在窘困中坚持“安贫乐道”的人生理念，在窘困的逆境中体悟人生的道德之乐，这就是一种“外修”的功夫。

孟子发挥孔子的“外修”思想，根据“舜发于畎亩之中，傅说举于版筑之间，胶鬲举于鱼盐之中，管夷吾举于士（狱官），孙叔敖举于海，百里奚举于市”的历史事实，认为将要担当伟大历史使命的人，“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困穷）其身，行拂（违背）乱其所为，所以动心忍性，曾（增）益其所不能”（《孟子·告子下》）。这就是说，若不从物质与精神两方面去磨炼人生，就不可能触动人的心灵，坚忍人的性情，增强人的才干，也就不能获得事业的成功，更难以享受到成功者的愉悦和精神上的满足。

三、“不知老之将至”的不老精神

“不知老之将至”的不老精神，主要含义是指年老心不老，身病心不病，人死名不殁。

所谓“不知老之将至”，清代汉学家刘宝楠释曰：“‘不知老之将至’者，言忘身之老，自强不息也。”（《论语正义》卷八《述而》）所谓“身老心不老”，用三国曹操的话说，就是“老骥伏枥，志在千里；烈士暮年，壮心不已”（《步出夏门行·龟虽寿》）。孔子年虽耆朽而心灵不老，依然“笃信好学，死守善道”（《论语·泰伯》），孜孜以求。孔子推天道以明人道，认为天道“贵其不已。如日月东西相从不已也，是天道也”（《礼记·哀公问》），人道也应法天道而自强不息。进德修业“譬如为山，未成一篑（土筐），止，吾止也；譬如平地，虽覆一篑，进，吾往也”（《论语·子罕》）。只要能以忘身之老的心态，积少成多，自强不息，学至于殁而后止，总有一天会“成仁”的。曾子说：“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仁以为己任，不亦重乎？死而后已，不亦远乎？”（《论语·泰伯》）这可以说是对孔子的不老精神的真实写照。正因为孔子晚年具有这样的青春心态，所以他才可以达到“不知老之将至”的道德境界。

年老心不老

在现实社会中，常听到有些刚四五十岁的人说：“我现在年龄大了，事业上不会有什么成就了，就等着死了。”他们借口年龄为自己的意志衰退和懒惰行为辩护，坐失了许多良机。我们把这种病态心理称之为“年老借口症”。其实年龄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对年龄的态度。

俗话说：“人老不服老，赛过老黄忠。”黄忠是三国诸葛亮手下的一员大将。当诸葛亮准备派大将去增援葭萌关时，黄忠不顾年老而请求出战。诸葛亮说：“汉升（黄忠）虽勇，怎奈年近七十，恐非张郃（曹操手下大将）对手。”黄忠说：“某虽老尚开三石之弓，浑身还有千斤之力，岂不足敌张郃匹夫耶！”说罢取出大刀抡动如飞，又接连拉坏两张硬弓。于是，诸葛亮同意派他和老将严颜同往葭萌关。他们不但打败了张郃，还在天荡山斩了韩浩、夏侯德，在定军山斩了夏侯渊。后来，黄忠与关羽、张飞、赵云、马超同被封为“五虎上将”。

所以，借口年老，是老年人事业成功的最大障碍。当你一旦战胜“年老借口症”后，做到“忘身之老，自强不息”，乐观精神和年轻心态就会油然而生，这是事业成功的巨大动力。从精神上治疗“年老借口症”的最好办法，就是一个“忘”字，也就是孔子所说的“不知老之将至”。只有“忘老”，方可铸就辉煌的不老人生。

身病心不病

随着年老而伴生的是疾病丛生。如何对待疾病呢？《论语·雍也》云：“伯牛有疾。子问之，自牖执其手，曰：‘亡之！命矣乎！斯人也，而有斯疾也！斯人也，而有斯疾也！'”孔子的学生伯牛，大概患了麻风病。这是一种传染性极强的绝症。所以，孔子慰问他的时候，从窗户去握住他的手，十分伤感地说：“快要死了，这是命呀！这样的人竟会得这样的病！这样的人竟会得这样的病！”这一事例说明人的生老病死是人无力抗拒的。既然“死生有命”，那就应该坦然面对生老病死。俗话说，“既来之，则安之”。在疾病面前，既要积极治疗，改变不合理的生活方式，坚持适当运动，又要保持心理平衡。医学研究证实，人的心理状态与生理功能是相互影响的。精神忧郁、缺乏信心、情绪悲观、猜疑嫉妒、生活孤寂等，就会降低机体免疫力，继而导致心脏病、高血压等多种疾病发生。研究人生延寿法的胡夫兰德有一句名言：“一切对人不利的影响中，最能使人短命夭亡的就是不好的情绪和恶劣的心情。”所以，病患者应切忌急躁情绪和恐惧心理，不可有病到处乱投医，做到身病心无病，让身体不断地增强抵抗力，战胜疾病，从而恢复身体健康。

人死名不殁

曹操云：“神龟虽寿，犹有竟时（死亡）；螣蛇乘雾，终为土灰。”（《步出夏门行·龟虽寿》）人总是要死的，这是客观存在的辩证法，是人力无法抗拒的。但是如何死才是最具有社会意义的呢？这是孔子人生价值观的重要组成部分。孔子指出：“民之于仁也，甚于水火。水火，吾见蹈而死者矣！未见蹈仁而死者也。”（《论语·卫灵公》）认为民对于物质生活的追求不可一日无有。而民对于仁德的追求，比对于水火的追求更为重要。但是，在现实生活中，世俗之民有为谋取物质享受而死者，却没有为仁德而死者。他们总是热衷于物质财富的追求，或“争名于朝”，或“争利于市”，往往造成“人为财死，鸟为食亡”的悲剧。在生死观上，虽然应该肯定追求物质财富的合理性，但是不应为“蹈物而死”，而应为“蹈仁而死”。“无求生以害仁，有杀身以成仁。”（《论语·卫灵公》）在孔子看来，生命虽由身躯来支持，而身躯又是以追求物欲为前提，但是生命的价值不是由富贵来决定，而是由“闻道”来裁断。“杀身以成仁”的气节和献身精神，才是生命的价值所在。要求志士仁人“朝闻道，夕死可矣”（《论语·里仁》）。在孔子之前，叔孙豹曾提出了“三不朽”的思想，指出：“太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其次有立言；虽久不废，此之谓不朽。”（《左传·襄公二十四年》）孔子深受“三不朽”思想的影响，认为“君子疾没世而名不称焉”（《论语·卫灵公》）。如果人死后，他的名字不为世人所称颂，这是君子最遗憾的事。孔子举例说：齐景公有马四千匹，可谓富矣，但他死后因无德行而不被世人称颂，孔子认为这样的死是没有意义的。伯夷、叔齐“不降其志，不辱其身”（《论语·卫灵公》），宁肯不食周粟，饿死于首阳山下，却受到后世的称颂。在孔子看来，这样的死，才是最有价值的。

孔子提倡的“杀身以成仁”和“蹈仁而死”的终极理念，对于培育中华民族精神和塑造现代理想人格有深远的社会影响。如东汉思想家徐干在《中论·夭寿》篇中指出：

古人有言，死而不朽。谓太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其次有立言。其身殁矣，其道犹存，故谓之不朽。夫形体者，人之精魄也；德义令闻者，精魄之荣华也。君子爱其形体，故以成其德义也。夫形体固自朽弊消亡之物，寿与不寿，不过数十岁；德义立与不立，差数千岁，岂可同日而语也哉！

宋代民族英雄文天祥在《过零丁洋》中说：“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这一名句为世人广为传诵。近代康有为在《论语注》中也说：“名在则其人如在，虽隔亿万里亿万年而风采如生。”这正是中国历代民族英雄在民族危难和阶级斗争的紧要关头，能够自觉地慷慨捐躯、视死如归的精神支柱，也是现代社会重铸中华民族魂的精神财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