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二战”以后的道德社会学研究

“二战”以后，西方社会出现文化及价值观念的危机，道德社会学也越发受到重视。在美国，一些学者把日益严重的犯罪、酗酒、虐待老人等社会问题与道德问题联系起来研究，运用统计分析方法探讨社会的道德问题；在德国，法兰克福学派对社会做出病理诊断，称其中最大的病症往往就是人们道德和精神状况的异化和无所归依；在法国，后现代主义否定了关于历史与社会整体概念的“宏大叙事”，认为“生活被解构了”，“那么，道德又将以何种方式存在并发挥作用”等问题被提出。20世纪80年代以来，无论是在尤尔根·哈贝马斯的“交往行动”、“公共领域”，还是乌尔里希·贝克的“风险社会”，或是安东尼·吉登斯的“失控的世界”、“社会反思性”等研究中，道德都是一个永恒的主题，这些研究无疑充实了道德社会学的研究内容。

特别值得关注的是，20世纪50年代以来，国外在社会价值观方面的研究取得很大进展，社会学家帕森斯把价值观视为社会成员共享的符号系统（shared symbolic system,1951），文化人类学家将价值观作为某一文化类型的特征加以研究（如本尼迪克特），这尤其体现在对价值观的操作化研究方面，比如日本，自1953年以来，在“日本的国民性研究”这个题目下，以5年作为一个周期，进行了一系列的民意测验，这样的调查研究不仅能够揭示价值变革的总体图像，而且还能够比较准确地展现社会变革的机制。再比如，20世纪70年代，罗基奇对价值观的研究，把价值观分为“终极性价值观”（terminal values）和“工具性价值观”（instrumental values），并设计“价值观调查量表”，使得价值观的研究可进一步操作化。80年代中期，许志超和特兰迪斯又设计出了“个体主义—集体主义量表”（Individualism-Collectivism Scale），试图从这一角度研究不同文化背景下的人们的价值观。另外，80年代初，由一个设在阿姆斯特丹的名叫“欧洲价值体系研究小组”的基金会发起的“欧洲价值体系调查”，也是特别值得关注的一项成就。这些价值观的操作化研究无疑为道德社会学的实证研究提供了范例。总体来看，“二战”以后的道德社会学研究主要侧重于社会生活中的某类伦理问题或某类道德现象，虽然在价值观的研究方面成就卓著，但是在理论建树方面却没有继续深入，对这门学科的理论总结和总体建构尚付之阙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