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代议民主”的衰落和“群众民主”的崛起
19世纪以来的社会科学大体遵循了如下知识“范式”：（1）特殊的技术塑造特殊的社会分工；（2）特殊的社会分工塑造特殊的社会结构和社会意识；（3）特殊的社会结构和社会意识塑造特殊的政治结果[1]。
政治结果指的主要是政府管理社会的方式。
统治者的宫廷政治是农牧时代的产物；以政党为基础的选举政治是制造业时代阶级斗争的产物。在服务业占主导的时代，信息和知识普及，分工不是确定的，“社会地位”高度不确定，阶级界限日趋模糊，所以“当选”与“代表性”日渐脱节。只是由于选举制度，选民们被迫在“都不满意”中挑一个。
于是，公民们参与选举的热忱逐渐衰落，甚至堕落成“公民责任”。当“代议”者难以拥有稳定的民众声望，维持由少数人“代议”的“民主”就日渐艰难，议会政治就日趋脆弱。所以，在发达国家，选举制本身的正当性遭到越来越多、越来越普遍的质疑。南美洲左派统治者希望“穷人”都去投票，规定不去投票就要被课以罚金。若这类做法以变种的方式在西方发达国家普及，就说明一度辉煌的“代议制”走向没落。
在今天的发达国家，以政党政治为核心的“阶级斗争”正在被“社会运动”取代。“社会运动”的发动者多是此起彼伏的“市民会社”。市民会社围绕某个议题或“符号”突然发难，突然崛起，突然消失。移动互联时代政治生态的不稳定性或不确定性已经初露端倪。
以移动互联技术为支撑的“社交网络”改变了社会生态——虚拟政治比实体政治更强大，正如虚拟经济比实体经济更强大。“符号”成了权力和财富的明确代表。占有流行的“符号”，就占有了权力和财富。例如“效率”“99%”“占领华尔街”“茶党”，就属于这类符号。技术的突变导致了社会分工的突变，也就导致社会结构和社会意识的突变。社会结构和社会意识的突变指向政治结果的突变。
政治结果的突变起于倡导“符号”的“网络大字报”。镇压“网络大字报”极不得人心，而用“水军”操纵“网络大字报”在技术上很容易被发现，成为巨大的政治丑闻。于是，一个群众普遍参与日常政治的时代到来了。抵抗群众的参与会遭遇群众或迟或早、以各种形式进行的报复，最终淹没政治家。
在第二产业时代，精英政治是常态。在第三产业时代，精英政治日渐难以维持。网络上如雨后春笋般出现的知识“共建”和“共享”平台能把“超乎寻常”的知识迅速变为大众知识。事实上，而今的大众是知识创造的主体，更聪明的人负责提供商业平台和知识创造的平台。无论是“微软”还是“苹果”，千千万万应用者提供的意见和他们“去中心化”的“休闲式劳作”是“知识经济”的主力军，是公司业务进步的基本动力。“维基百科”兴起了，昂贵的《大英百科全书》退出了历史舞台。尽管“精英”们依然对拥有比较多的知识而“自恋”，却再难得到公众的认可和尊重。政治的神坛上没有了“神”，只有“人”。
在第二产业时代，暗室里不为人知的高层政治活动是常态，群众普遍议政是不正常的，是“政治风暴”的症候。在第三产业时代，群众议政是常态。越来越多的群众会加入日常政治的公开讨论，并产生左右政治方向的结果。高层政治的“透明”不仅是社会需求，而且是网络技术进步导致的。从此，虚拟的政治比实体政治强大，因为移动互联是大众参与的，也是无法被限制的。所有企图限制网络交流自由的努力终将被淘汰，正如谣言终将被真相淘汰。
如同第一次大转折，人类生产方式的第二次大转折会带来新的文化意识和文化概念。新的、大众的政治文化已经呼之欲出。19和20世纪制造业的勃兴在世界各地引发的大革命迄今让我们记忆犹新。服务业的初兴，加上民族解放运动，曾导致欧美年轻人与中老年人在文化意识上的“代沟”。于是，在20世纪60年代中期到70年代中期出现了席卷西方的“文化革命”风暴。这场革命不仅改变了人们的家庭生活方式，而且改变了服饰、音乐、艺术、文学、影视。而今交流沟通的方式再次发生重大变化，“代沟”比那个时代更深、更宽，一场新的“文化革命”是必然的。由于原来的“合法”观念已然腐朽，“政体”“国体”“主义”之类的讨论将被逐渐淘汰，世界政治的大风暴是可以预料的。
群众参与时代的到来，迫使发达国家的政治精英们为生存而信奉中间路线，信奉无所作为，而且“随风倒”。然而，这不是助长平庸的“太平”时代，而是群众的时代，是意见纷杂混乱的时代，是不确定的时代，是“突发事件”的时代，是“创意”的时代。平庸并不必然导致生存。在群众参与的时代，出色的政治家不复是那些熟练操作议会政治的人，而是“走群众路线”的人。
凝聚不同意见，驾驭网络舆论，创造并使新的文化符号流行，是生产方式第二次大转折对政治家能力提出的严峻挑战。
或许，一种新的管理社会的方式将随着第三产业的发达而出现。人类前途不会因思想界“先知”们发明了“主义”标签而封闭，管理社会的方式向所有随机的可能性开放。
在这个政治体制创新的时代，国内国际事务连在一起，盛行“全球政治”。所有民族国家都是危险、不稳定的。稍有不慎，就会出现大国的迅速衰败。历经百年浴血奋战的中国，处于复兴的“门槛”边，处于产业升级的路口，尤为脆弱。
注释
[1] 这种说法可以被贴上“历史唯物主义”标签，也可以不贴“主义”标签。这个学术“范式”的影响可以从19世纪以来的多数西方社科重要著作看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