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引论
作为2010年冬季奥运会的举办城市,温哥华在许多方面都独具特色,在关于都市研究的文献中被视为具有开放性和可持续发展机制的城市,也是一个参与式政策对话和政策辩论较为激烈的城市,该市为申办2010年冬奥会而举行的公投就是一个有力的证明。(注:E.Brunet-Jailly,“Vancouver-sustainable City”,Journal of Urban Affairs 30(4),2007,pp.375-388.T.A.Hutton,“Thinking Metropolis:From Livable Region to Sustainable Metropolis,”International Planning Studies 16(3),2011,pp.237-255.)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温哥华市中心就成了开发者的天堂。而在此“高端化”发展的过程中,也带来了地区紧张。其中一个值得关注的问题,就是城市发展对温哥华市中心东区(Downtown Eastside,DTES)(加拿大最贫穷街区之一)的影响。如今,DTES虽毗邻繁华的商业中心,但依然是加拿大最贫穷的城市街道,同时也是一个有着激进的公民参与和多层级政府决策体系的社区。早在20世纪70年代末,当时的“市中心东区居民协会”(the Downtown Eastside Residents Association,DERA)认为消防和建筑法规应同样适用于DTES寄宿公寓(rooming houses)的业主,并因此去市政府游说。DTES相对较长的公民参与历史是本研究得以开展的背景。具体而言,本章旨在研究城市贫民和新DTES移民在何种程度上能够参与社区的政策治理(policy governance)。换句话说,本章主要探讨温哥华DTES包括城市贫民、新移民和城市原住民在内的公民政治参与和治理水平。
温哥华被称为高风险偏好创业者的乐园。在这里,保守的、自由的和社会民主主义的思想都拥有一席之地且针锋相对。温哥华每年都有成千上万的新移民,也依然存在着一个相当大的城市贫民区(主要集中在DTES)。大多数观察家都认为,保守—自由主义与自由—社会—民主主义商业联盟在该市历次的政治选举中都占据优势。然而,值得注意的是,传统上居于领先地位的公民政党(CivicParty)始终对解决社会问题持有自由主义倾向,温哥华市菲利普·欧文(Philip Owen)市长(1993—2002)的成功连任就足以证明。此外,左翼倾向的温哥华公民党派一直以来都代表着与商业联盟主流有分歧的思想和群体,它于1968年成长为地方的公民力量,此后直至20世纪90年代初一直受到加拿大共产党(the Communist Party of Canada)(1992年解体)的支持。在共产主义理想已经破灭的情况下,该组织得以幸存,并支持拉里·坎贝尔(Larry Campbell)参加2002年的地方选举。坎贝尔于2005年辞职,但他竞选期间的施政理想并未被弃之不用,申办2010年冬奥会、贫穷与毒品问题、住房问题等依然是温哥华政治舞台的主角。坎贝尔的继任者山姆·沙利文(Sam Sullivan)对于上述问题的处理不力,失去了地方自由派公民组织的支持;而2008年秋季当选的格雷戈尔·罗伯逊(Gregor Robertson)也同样不可避免地面对这些难题:2010年冬奥会管理问题、住房问题、无家可归者和城市贫民问题,以及DTES的毒品犯罪问题等。
虽然当选的四任市长都未回避上述难题,但时至今日这些难题依然不容小视。在这种财政上坚持保守主义而对待社会问题却日益激进的环境中(这也是不少加拿大城市的典型特征),几乎没有证据表明强大的宗教或道德运动足以影响公众舆论和城市政治,这也解释了为什么这个庞大的城市社区是世俗化的(secular)、具有社会进步性且有利于发展(pro-development)。然而,也有人认为它的决策者和公民领袖在城市贫困治理中不过是“耍嘴皮子”。正如本章后面的研究所描述的,温哥华已经展示了其具备的整合社会、自私的公众和发展项目的能力,但与此同时,其是否有能力保证温哥华贫民的有效参与呢?
本章的写作结构如下:首先是关于公民参与的文献综述,随后分为四部分,依次为阐释温哥华政治体制的高度开放性和可持续性;DTES的历史、地理和人口特征;地方治理和公共政策如何回应DTES的居民诉求;介入政策过程的各方参与者。本章的研究表明:(1)尽管有着雄心勃勃的政策和治理举措,但城市贫民和新移民参与治理的程度仍是有限的;(2)为贫民和新移民提供服务、宣传动员和“代言”(actively represent)的组织数量众多,表现积极,但仍存在目标和资源的“分裂”(fragmented)现象;(3)归根到底,尽管贫民和新移民具有政策参与的途径,但鉴于他们对社会机构的依赖性,因而对公共服务和公共政策仅具有极其有限的影响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