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生态整体原则

生态整体原则是将系统论思想贯穿于交通与环境关系的审视中，从总体的角度理解交通与环境，是看待交通与环境的基本出发点。

从系统论的观点看，世界是以系统的方式存在的，而系统内各要素、各部分间具有难以分割的联系，因此和谐是系统世界的内在要求。《易经·泰卦》彖曰：“天地交而万物通也，上下交而其志同也。” 庄子的《齐物论》云：“天地与我并生，而万物与我为一。”古希腊的毕达哥拉斯学派较早提出了系统和谐思想，他们认为：“一切美好的东西都是和谐的，或产生于和谐。美是和谐，爱是和谐，音乐是和谐，灵魂也是和谐。宇宙是天体的和谐，数是和谐的最好表现。”

交通作为社会系统的子系统，是社会生产、生活的一个部分、一个环节，其发展必然受到社会整体约束，为社会全面发展服务。同时交通还与社会一起构成自然系统中的一个子系统，它们对自然界都具有不可超越的依赖性。系统是交通存在的基本方式，交通发展也必须在系统环境中展开。生态系统的平衡是地球上每一个物种包括人类的生存基础，打破其平衡的行为迟早会受到生态系统的报复。人类作为自然界进化得最为成功的物种，力量大、智慧强，破坏能力也很大，所以更有义务维持地球生态系统总的平衡。

人类产生于自然，又有别于自然，人类自诞生的初期开始就有探索自然的好奇心。古人在自然面前显得能力较弱，只能敬畏自然、崇拜自然、模仿自然，将自身与自然视为一体。古希腊人朴素地理解自然界，将自然界看作独立于人的存在，具有自身的规律和秩序，人类可凭借理性能力理解自然、认识自然。到近代西方文艺复兴运动时期，人们的眼光从关注自然价值转到关注人的价值，推崇人性解放，凸显人的主体性，增强了人类控制自然的信心，从此自然成为人类的征服对象，由此也确立了“人类中心论”思想。在此观念指导下，人类逐渐将自己凌驾于自然之上，认为自己在自然面前无所不能，可以无限制地向自然索取。正如英国生态学家AJ.麦克迈克尔所说：“18世纪后期欧洲开发逐渐积累起来的毁灭性的后果已越来越显著，在一个半世纪里，仅仅两个生命期，世界生产力所遭到的破坏比以前整个人类的历史进程中遭受的还要多”[1]。尤其近代工业化发展使人类的生存和发展面临着威胁。

基于对人类生存环境恶化的反思，以及对于人与自然关系的深入思考，人类已深切感到自身生存于土壤、矿石、森林、空气、水、动物之间，与它们之间已组成一个巨大的共同体，人类不可从中孤立出来，相反需要维持与之更稳固的关系，狭隘的“人类中心主义”已走到穷途末路。这便是环境整体主义思想者利奥波德、克利考特及罗尔斯顿的主要观点。利奥波德在大地伦理学中确立了人类与其有机和无机的环境的共同体关系，人类从绝对征服者角色转变为共同体中普通一员，人类应该尊重大地，就像尊重其他的生物同伴一样。大地伦理“不仅包含对每一个成员的尊敬，也包括对这个共同体本身的尊敬”[2]。大地伦理要求人类依赖大地共同体从而形成一种“生态良心”。罗尔斯顿继承和发展了利奥波德的生态整体主义的伦理价值观，批判了传统人类中心主义只肯定人的内在价值的观点，把道德责任从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推广到人与自然的关系上去。

与其他人类活动领域一样，现代交通与自然的关系也从遮蔽状态逐渐呈现出来。古人依靠步行、畜力来进行交通，虽然交通范围小一点、速度慢一些，但较好地保持着与自然间的和谐关系。交通对自然环境的影响凸显出来是随着火车、轮船、汽车、飞机等的出现并大量使用开始的，铁路、公路切断了动物迁徙路线，轮船是水生生物最大的敌人，飞机则对天上飞的、地下跑的物种均有威胁。道路的修建侵占了大量土地，撕开了完整的森林，毁坏了原生态物种栖息地；汽车的制造掠用了无数的钢铁、橡胶及石油，汽车的使用则释放过量的温室气体和固体颗粒物，这些现象都在挑战自然界的再生能力和承受极限。

交通发展正面临的资源枯竭、环境恶化、生态破坏等多种威胁，削弱了人类长远的发展能力，而交通工程师、交通技术研发者、交通决策部门常常津津乐道地欣赏交通成就，认为那些喋喋不休谈论交通负面影响的人们大煞风景。这种“一叶障目”式的发展思路是短视和自欺欺人的，交通对于生态的强力撕扯撕裂了在长期进化中形成的自然系统，所造成的创伤可能将永远难以愈合。人类所需要的是一个系统化的而非碎片化的生态系统，交通伦理审视中必须贯彻生态整体原则，只有在对自然界的整体关怀中交通本身才可能获得广阔的发展空间。

注释

[1]［英］AJ.麦克迈克尔：《危险的地球》，52页，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0。

[2]［美］奥尔多·利奥波德：《沙乡年鉴》，194页，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199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