追忆李文海同志

纪宝成[1]

去年6月7日下午听闻李文海同志去世的噩耗，我感到非常震惊！因为在距此仅仅半个月之前的5月19日，我还和他共同出席了在学校百家廊举行的“读史读经典”项目启动仪式。知道他心脏不太好，当时见面我还询问过他的身体状况，他表示还可以，然后我们闲聊了几句，并嘱他多保重。未曾想，这竟是最后一次见面！

李文海同志在人民大学求学、工作，辛苦耕耘了半个多世纪。因为所在学科不同，也因为我属于小字辈，我本人和他的个人交往并不多。不过，早在1985年9月我担任学校副教务长时，就曾与他有过短暂的工作接触，他当时是主管教学的副校长，对我履职有过直接间接的指点和帮助。2000年9月，我接替李文海同志担任人民大学校长，他虽然退出了领导岗位，但对学校新一届领导班子，对我本人的工作都给予了充分的信任和大力的支持，对学校党委提出的请求也是有求必应，这让我和我们领导班子成员都非常感激和感动。

李文海同志给我留下的最深的印象还是他作为一名学者，作为一位历史学家，对学问孜孜不倦的追求和严谨细致的研究。他50年代以调干生的身份进入人大中国历史研究班学习，自此将历史教学与研究作为了他一生的事业，不管政治风云如何变幻，不管行政管理工作多么繁忙，他始终坚持利用他能挤出来的时间尽可能从事教学和研究。他也曾说过，在学校这样的单位担任行政职务，如果脱离了教学和科研，同广大师生就没有了共同语言，实施的举措往往不切实际，甚至出现主观主义的情况。他的这番话是非常有道理的。难能可贵的是，在从事教学科研时间相当有限的情况下，他依然在自己的学科领域取得了卓著的研究成果，在学术界产生了重要影响。尤其值得称道的是，他对清史研究倾注了大量的心血，特别是他退出学校领导岗位后，年龄也比较大了，身体状况也不佳，但他依然应戴逸先生的请求，去协助审改清史研究稿件。他经常不辞劳苦前往清史编纂委员会的办公室，面对密密麻麻的清史研究文稿，一审改下来就是一整天，严谨、认真的态度很让人为之动容。

在学术研究方面，李文海同志有着淡泊名利的高尚品格。据我所知，他花费了大量的时间和精力编纂了两套资料，一套是《民国时期社会调查丛编》，另一套是《中国荒政书集成》，学术价值都很高。众所周知，现在很多人都不愿编资料，觉得编资料是件费力不讨好的事情，投入精力很多，但效益很少，因为编纂资料跟撰写著作不一样，按照现在科研统计的标准，编纂资料还不算科研成果，而编纂具有学术价值的资料实际上也是非常困难的，但他仍然坚定不移地致力于这一基础性工作。比如《中国荒政书集成》，总共上千万字，主要是中国历史上救荒救灾的资料，其中很多资料弥足珍贵，也很难找到，他为此花费的心血恐怕是很难用言语来表达的。当然，把这些材料收集汇编起来，对搞灾荒史等研究的国内外学者就提供了极大的方便。对于李文海同志个人来说，虽然似乎投入和产出不成正比，但他从未有过抱怨，反而认为这是一件很有价值的事情，比自己写文章、写本书要重要得多，乐此不疲。做这类学术基础工作，实在是一件功德无量的好事，善莫大焉。

李文海同志是一位坚定的以马克思主义来指导历史研究的学者。他坚持以辩证的唯物史观对历史现象进行理性探索，探求和认识历史的真相。他还积极主张历史研究者要有意识地去关注与探讨与现实生活有密切关联并能给现实生活以启迪的历史问题，更好地体现和发挥史学研究的社会功能，旗帜鲜明地回击“历史无用论”的论调。他是这么说的，也是这么做的，他长期致力于灾荒史的研究就是这一思想的重要体现。他曾说，历史学有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历史学脱离社会，很多历史学的文章大家都不爱看，觉得很枯燥，离现实生活很远，所以他积极呼吁历史学必须要走出史学界，不能光是给搞历史的人看的，史学表述要更加生动一些、形象一些，让更多的人能够喜爱阅读历史著作。所以他也着力撰写了相当数量的篇幅不长的杂文、随笔，频繁发表在《光明日报》等多个报刊上，观点鲜明，文笔细腻，内容丰富，很受大家的欢迎。我也很喜欢读他写的这些文章，从中领悟、学习到很多。

见其文，而念其人。谨以此文深切缅怀李文海同志！

注释

[1]纪宝成，中国人民大学原校长（2000—2011年），中国人民大学商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