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文化根基和历史使命
齐勇锋
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连续35年保持了年均近10%的增长奇迹，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中国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已经不可逆转地和平崛起，展现出伟大复兴的光明前景。从全球化时代人类社会发展和文明进步的更为广阔的视角来看，中国作为占世界人口五分之一的发展中国家，其重新崛起而成为世界举足轻重的大国，无疑对人类社会发展和文明进步的格局产生重大影响。中华民族能否通过深入持续的改革开放，创造既符合人类普遍追求而又具有浓郁的民族特色，从而不同于西方基督教文明的新型文明样式，最终实现伟大复兴的发展目标，是一个涉及民族文化传承创新和国家发展战略，同时也关系到人类文明走向的世界性话题。
一、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植根于中华文化的深厚沃土
“复兴”的含义是再生、重生，即再次兴起之意。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是指中华民族在历史上曾经具有灿烂夺目的文明，走在世界的前列，但近代以来由于种种原因而落伍了，而目前已经具备重新振兴的条件，并拥有充分的历史文化根据。
从中华文明的起源看，它是以发源于亚洲大陆黄河流域的中原文化和长江流域楚文化的融合发展为中心，像滚雪球一样不断融合了周边部落和少数民族文化而形成的华夏民族文明共同体。东亚大陆的多样性地理、气候条件和农牧经济造就了中华民族天人合一、和而不同的思想理念，形成了三教九流的多样性和兼容并蓄的包容性文化。（注：参见梁漱溟：《中国文化的命运》，32页，北京，中信出版社，2010。）秦汉以降，政治上统一的国家制度、文化上统一的语言文字和各民族多样化的经济社会生活，使中华民族既建构了以宗法制、郡县制、科举制和儒释道文化为支撑的大一统封建国家的弹性体制和结构形式（注：参见厉以宁：《资本主义的起源——比较经济史研究》，439~450页，北京，商务印书馆，2003。），同时又形成了以不同地区的经济文化为特色的包容性、融合性和创造性的区域性发展空间，从而蕴含了蓬勃的发展活力和顽强的生命力，构成中华民族生生不息、绵延不绝的历史文化传统，为新时期中华民族的再度崛起积淀了深厚的思想文化根基。从中华文明的发展历程看，它是在与外来文化的碰撞中融合发展，不断汲取新的营养和发展动力而不断前行的。佛教自东汉从印度传入中国，封建王朝的兼容并蓄政策使之在经历魏晋南北朝数百年与儒学、道家的辩论和冲突中融合发展，产生了中国化的佛教——禅宗，成就了强大繁荣的盛唐。此后一直到清中叶，中华民族始终保持了在世界上的先进地位。近代以来，面对西方文化的强势冲击，中华民族经历了屈辱和曲折的历史，但中国人民特别是社会精英立足于儒家文化“天下兴亡，匹夫有责”和“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担当意识，自觉地承担起启蒙与救亡的双重民族责任，在批判和继承优秀传统文化的过程中，引进并吸收了包括马克思主义在内的以科学、民主、法制为核心的西方文明的精髓，在抵抗殖民主义入侵和争取民族独立的逆境中奋起，进而通过改革开放，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指导下仅仅30多年就迅速成长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取得举世瞩目的发展成就。由此可见，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中华文明自身发展演变并吸收外来优秀文化而重新振兴的长期过程，具有不断发展创新的动能和内在活力。
人类文明发展的道路是多元的，各民族在特定的地理、气候环境中形成的文化传统，既是民族历史的记忆和文化传承的依据，也是未来不断发展创新的基础。作为亚洲大陆大河流域产生的中华文明，历经数千年绵延不绝的融合发展和创新积累，形成了富有民族特色的文化根基。哲学思想方面，提出以“天人合一”“道法自然”为核心的宇宙观，契合了后工业化社会人类社会的共同价值追求，成为当今世界人类面对气候变化和生态危机、建构生态文明、推动绿色发展的重要思想文化资源。伦理文化方面，“仁义礼智信”“仁爱”“知行合一”的优良传统薪火相传，与“情景交融”“意象交融”的审美情趣构成中华民族独特的精神内涵，为今天建设具有民族特色的精神家园奠定了基础。政治文化方面，与祭祖尊祖的文化传统相伴随的创新变法精神，从商鞅变法、王安石变法，直到戊戌变法，形成封建国家内部积极进取的政治力量和推动社会变革的思想，以及与“夷夏之辨、尊王攘夷”的族群文化相伴随，形成了以民族融合为特征的具有包容性的“和合文化”“和谐文化”，成为近代以来中国社会精英“睁眼看世界”，积极吸收包括马克思主义在内的西方文明精华，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文化的源泉，构成中华民族与时俱进、不断向世界先进文化学习进取的广阔胸襟和博大文化传统。
从人类历史发展进程看，每次巨大的社会进步往往都是以思想解放、文化复兴和文化转型为先导的。没有春秋战国的百家争鸣，就不会有秦汉统一国家的形成和经济文化的发展繁荣；没有魏晋南北朝的民族大融合以及佛教、儒学的碰撞与融合发展，就不会有大唐盛世的出现；没有穆罕默德创立伊斯兰教，就没有阿拉伯文明的崛起；没有文艺复兴、宗教改革和启蒙运动，就没有工业革命及西方资本主义文明的蓬勃兴起。近代以来，由于孙中山创立同盟会和三民主义，才爆发了辛亥革命而终结了封建帝制，孕育了中华民国；由于新文化运动和五四运动，才推动了封建文化向现代文化的转型，为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和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准备了思想基础；“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讨论和思想文化领域的拨乱反正，造就了今天改革开放的累累硕果。在改革开放三十多年后的今天，面对发展方式粗放、腐败蔓延、利益集团固化、生态环境恶化、诚信缺失等深层次问题，深化改革既需要以经济体制改革作为中心环节来牵引，更离不开文化建设的引领和文化转型的推动作用。
文化是民族精神的升华，是经济、政治、社会和生态发展成果的集中体现，只有文化发展、政治清明、社会和谐、文明进步才能保证民族繁荣昌盛和国家长治久安。经济发展成果是人民幸福、社会和谐的物质基础，但单纯追求物质财富而忽视思想理论创新、文化发展和文明进步，必然会造成价值观扭曲、社会群体分裂和生态环境恶化，致使经济社会发展难以持续，甚至引发社会动荡和经济发展停滞，物质财富有可能得而复失。德意日三国由变革而强盛，但由于缺乏现代文化和价值观指向以致走上法西斯道路而覆亡，给人类文明造成巨大的灾难。拉美国家20世纪80年代曾出现经济快速发展的局面，但由于文化和制度的缺陷，导致现代化进程跌入“中等收入陷阱”而难以自拔。人类历史跌宕起伏发展的无数事实表明，在文化传承基础上能否形成符合现代价值取向的精神财富和制度文明是比物质财富更为重要的文明成果，是一个国家和民族是否成熟，是否具有凝聚力、吸引力和影响力的主要标志，也是中华民族能否跨越“中等收入陷阱”最终实现伟大复兴的主要判断标准。
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使命是探索和创造人类新型文明形态
一部人类文明发展史，就是各民族在不同的地理环境下逐步形成和发展演变的过程，也是不同民族和文明形态之间不断交流、碰撞和融合发展，新兴文明崛起和世界文明中心不断变化转移的过程。以德国哲学家雅斯贝尔斯和英国历史学家汤因比为代表的“轴心文明论”“多元文明论”对此做出了深刻的揭示。雅斯贝尔斯认为在距今2500年前后，古希腊、以色列、印度和中国几乎同时出现了伟大的思想家，如古希腊的苏格拉底、柏拉图，中国的孔子、老子，印度的释迦牟尼，以色列犹太教的先知们，他们都对人类社会普遍关切的问题提出了独到的看法，形成了不同的文化传统和轴心文明。（注：参见［德］卡尔·雅斯贝尔斯：《历史的起源与目标》，729页，北京，华夏出版社，1989。）汤因比在《历史研究》中考察了人类历史的长期发展过程，认为人类社会曾经形成了21种文明形态，包括现存的主流文明和一些已经消失的亚文明。（注：参见［英］阿诺·汤因比：《历史研究：插图本——开放人文》，9页，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当今世界，中华文明、印度文明、欧美基督教文明、伊斯兰文明作为国际社会公认的四大“轴心文明”，历经数千年而保持着顽强的生命力，在人类社会发展、文明进步和世界多元化格局中发挥着重要作用。
冷战结束以来，一是随着全球化、信息化和发达国家产业转移形成了有利于发展中国家结构调整和产业升级的国际环境，以中国、印度、巴西和俄罗斯为代表的新兴国家日益崛起，推动世界经济中心从大西洋沿岸向亚太地区转移。二是2001年“9·11”事件以来，由于美国奉行一霸独强的单边主义和国家利益至上，发动并陷进阿富汗、伊拉克两场战争而难以自拔，加之2008年国际金融海啸的影响，严重削弱了美国和西方世界的实力，打破了工业革命以来“西方中心论”的惯性思维，形成了多极世界和多元发展模式的新格局。三是全球化、信息化把世界各国日益连为一体，人类共同面对金融危机、粮食安全、水资源和能源短缺、核扩散、恐怖主义、文明冲突、疾病流行、气候变化和生态危机等诸多全球性挑战。上述三个方面的巨大变化叠加在一起，表明自工业革命以来以西方文明为主导的发展模式和国际秩序的弊端已经充分显露，世界开始进入一次最为深刻的国际格局变动和文明转型的长周期。因而，越来越需要通过广泛的对话来寻求共识，在倡导人类多元文明形态发展的同时，构建一种超越不同国家和民族利益，体现人类共同愿望的文明价值和行为准则，为人类社会的持久和平与可持续发展创造条件。
人类文明形态是一个以文化价值为核心的网状结构的宏大体系。汤因比认为，文明包含政治、经济、文化三个方面，其中文化构成一个文明社会的精髓。（注：参见上书，43页。）按照一般的理解，文化是人类在历史发展过程中所创造的精神和物质财富的总和，其狭义的概念是指意识形态。文明则是相对野蛮而言，是指在文化发展成果基础上人类某一族群（或国家）的发展程度及其与其他群体相区别的基本特征。文化是中性的、变化的，文明则是褒义的、相对稳定的。因此，文明形态体现了人类某一族群（或国家）的文明发展特点及其在各个方面的表现形式。从历时性的角度看，人类对于自身与大自然关系的认识不断深化，因而经历了原始文明—农业文明—工业文明—生态文明的发展和升华过程。从共时性的角度看，则包含了政治文明、物质文明、精神文明、社会文明、科技文明、生态文明等不同领域和不同形式，甚至人类各文明形态在不同时期的发展阶段，表现出同一性中所包含的差异性特征。人类文明形态的发展已经形成了五彩缤纷的多元化格局，既有情感、理想追求和行为方式的某些共性，也有不同宗教信仰、价值观、政治和社会制度的个性。如果没有共性，人类就不可能在同一星球上和平共处，而如果没有个性，则人类文明就会黯淡无光，无法相互交流、相互竞争而获得创新发展。
中华民族作为人类四大“轴心文明”之一，是一个具有五千年从未间断的悠久历史积淀，富有崇高理想、历史使命和发展活力的伟大民族。早在两千多年前，孔子就提出了“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的大同理想。宋代张载提出要“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的历史使命。近代康有为撰写《大同书》、孙中山提出“三民主义”和“天下为公”的政治理想。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论》描绘了新中国的政治经济和社会文化，《纪念孙中山》中提出了“中国应当对于人类有较大的贡献”（注：《毛泽东文集》，第7卷，157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的使命担当；邓小平提出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和实现小康的构想；习近平提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一代又一代中国先进知识分子对未来理想社会的发展目标和实现路径进行了持续不断的探索，体现出中华民族深厚的文化传统、卓越智慧和不懈的创新活力。
改革开放以来，邓小平提出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和经济社会发展“三步走”的战略构想，为全球化、信息化时代中华民族实现伟大复兴指明了方向，开辟了广阔的发展前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坚持并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关于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关系的理论，既具有深厚的理论基础和坚实的民族文化根基、浓郁的民族文化风格，又具有鲜明的时代特色、人民群众改革创新的实践特点和与时俱进的开放性品格，是在总结我国社会主义建设历史经验和教训的基础上，基于面向未来、面向世界的前瞻性，指引中华民族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实现经济发展、社会进步、国家富强、人民幸福的科学理论。
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指引下，中华民族在改革开放以来三十多年间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逐渐进入世界舞台的中心，洗刷了1840年鸦片战争以来积贫积弱的屈辱历史，开始与西方基督教文明展开平等对话和发展模式竞争。目前，我国经济社会和文化转型已经取得了历史性的实质性进展，邓小平提出经济社会发展“三步走”的战略构想的前两步已经提前实现。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目标已经依稀可见，中华民族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充满活力，对自己的发展道路和制度文明充满自信。
在当今中国已经融入国际社会而又面临深化改革、发展转型的关键时期，世界面临着金融危机、粮食安全、水资源和能源短缺、核扩散、恐怖主义、文明冲突、疾病流行、气候变化和生态危机等诸多全球性挑战，无论是中国改革发展新阶段的诉求还是人类文明转型的需要，都把中华民族从近代以来人类文明发展的追赶者推向历史的前沿。作为一个具有深厚文化根基、崇高理想和使命担当的伟大民族，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使命已经不仅仅是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自身发展和民族复兴，而且是要在此基础上寻求自身利益与人类共同利益的契合点，探索一种超越西方文明发展模式的新型文明形态，从而既确保自身发展战略目标的实现，同时也为人类社会进步和文明转型做出创造性、包容性和引领性的贡献。
在经济全球化、政治多极化、文化多元化背景下，人类文明形态的转型必然要经历一个长期探索和各方面力量博弈的过程。从现代化的视角看，人类社会文明发展进程的无比丰富多彩的多元形态才刚刚显露出来。未来一个时期，将是世界各个国家和民族充分展示自己的智慧和特色，探索符合自身国情的发展道路和文明形态，依靠自身的文明价值而提高文化软实力、吸引力和影响力，扩大文化版图，从而实现优胜劣汰的阶段。因而，中华民族要实现上述目标，首先需要面对如何深化改革和可持续发展的一系列问题和挑战，在新的起点上统筹兼顾，从人类文明发展趋势的高度出发，解决好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自然的关系等重大的战略性问题，为未来可持续发展奠定坚实基础。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依据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阶段性特征和面临的主要问题，集中全党和全国人民的智慧，提出建设中国特色的政治文明、物质文明、精神文明、社会文明、生态文明五位一体的战略构想，要通过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提高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发展创新的最新成果，这既是新世纪中华民族实现伟大复兴的战略选择，也符合二战以来世界各国在联合国框架下达成的一系列关于促进人类文化发展、绿色发展、和平发展的广泛共识，表明中华民族对于自身发展和人类文明进步的承诺和责任担当。
人类社会的发展创新从来都是在不断反思和超越自身的局限性中实现的。在当前错综复杂的国际环境中，我们要通过不断的理论创新和实践探索创造一种新型的中华文明形态，必须始终保持清醒的头脑，以更大的魄力和勇气与时俱进，不断突破理论和思想认识上的片面性、局限性，发挥人民群众在文化创新和实践探索中的主体地位，发展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与形形色色的全盘西化论、民粹主义和空想主义划清界限。
首先，要超越“西方中心主义”。
人类文明发展的多元形态和多种路径选择，决定了我们既要学习和借鉴包括西方发达国家在内的世界各民族优秀文明成果，同时必须坚持中华文化传承创新和文明发展的主体性、科学性和前瞻性，反对并摒弃“全盘西化论”和“民族虚无主义”，以我为主，借鉴融合，逐步构建既符合国情特点又体现人类文明发展趋势的新型社会主义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和社会文明，促进和引领发展中国家乃至整个人类文明形态的多元化转型。
其次，要超越“人类中心主义”。
要深度挖掘中华传统文化中的“天人合一”“道法自然”等优秀思想文化资源，正确认识人与自然的辩证关系，把生态文明作为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和社会文明建设的条件，摆在更为突出的地位。要按照联合国关于应对气候变化，保护生态环境，实现绿色发展、可持续发展的共识和要求，实行严格的生态环境治理，构建符合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和生态文明要求的制度文明，建设美丽中国、和谐中国，消解从西方蔓延而来的消费主义和享乐主义，推动中华民族和人类文明的可持续发展。
再次，要超越“民族中心主义”。
所谓“民族中心主义”是以文化价值和行为方式的民粹主义为主要表现形式，同时延伸到国际关系中的霸权主义和单边主义。其中，以美国的国家利益至上的霸权主义最为突出、典型。从历史经验教训看，在大国崛起过程中容易滋生民粹主义和霸权主义，甚至极端排外的法西斯主义。从我国的文化传统看，以包容性文化为核心的民族融合一直是中华民族文化的主流，缺乏民粹主义的土壤。新世纪以来，我国通过文化建设大力构建新型文化价值观，提出和平发展与睦邻、惠邻的外交方针，因而超越了“民族中心主义”。不过，从长远看，随着中华民族的日益崛起，对此保持必要的警惕也并非杞人忧天。
三、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具有广泛而深远的世界意义
中国的改革开放与和平发展已经使世界五分之一的人口摆脱贫困，走上“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发展道路，这本身就是对国际社会的巨大贡献。中国幅员辽阔，人口众多，作为具有悠久文化历史传统和联合国五个常任理事国之一的大国，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必将对人类社会发展和文明转型产生巨大的影响，因而具有广泛而深远的世界意义。
发展中国家自上世纪中叶相继获得民族独立以来，虽然在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等方面取得了明显进展，但由于西方发达国家所主导的不合理的国际秩序，以及发展中国家在长期殖民统治下经济和社会文化、教育、科技落后的原因，与发达国家相比，绝大多数发展中国家目前仍处于依附西方文明的落后状态，因而发展问题及其结构转型、文明转型仍是世界性的主要话题和难题之一。中国作为全球最大的发展中国家，成功地探索出一条不同于西方发达国家的发展道路和文明形态，不仅动摇了“西方中心主义”一统天下的神话，为发展中国家探索符合自身国情的多元发展道路增强了信心，而且在资本积累、产业政策、经济转型、经济特区、渐进式改革试点、对外开放和引进外资，以及教育与人才培养、科技发展等方面为之提供了可资借鉴的经验。更为重要的是，中国日益成熟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等制度文明模式，为发展中国家破解“发展与稳定”“对外开放与独立自主”这样两个长期以来困扰发展转型的瓶颈提供了经验和启示。（注：参见中共中央党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研究中心：《中国道路破解了一系列发展中国家现代化难题》，载《求是》，2014（5）。）发展中国家纷纷到中国来学习取经，中国也由此成为发展中国家的主要代表之一。
人类社会如同自然界一样丰富多彩，各民族的文化是多样的，发展道路是多元的。然而，从文艺复兴和工业革命以来，西方文明在对人类社会发展发挥了积极推动作用的同时，也形成西方发展模式一边倒的所谓“华盛顿共识”和“西方中心主义”。当前国际金融危机和欧债危机表明，西方文明中的工具理性、消费主义和制度缺陷致使其发展活力有所消退。而中华文明所蕴含的“和谐”“会通”“天人合一”“和而不同”“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等具有普遍意义的文化价值理念，已经随着中华民族的复兴，通过对话和交流而广泛传播，为人类社会发展和文明进步增添了新的因素。20世纪两次世界大战所暴露的西方资本主义的诸多问题和战后一系列殖民地国家的民族觉醒与解放运动，深刻影响到人们对人类文明发展格局的重新认识。从上世纪90年代冷战结束，以及新世纪以来恐怖主义袭击和美国发动的阿富汗、伊拉克两场战争，到此次国际金融危机，随着欧美发达国家实力和地位的相对下降，以及中国、印度、巴西、俄罗斯和东盟等发展中新兴国家的崛起，当今世界形成了多元文明和多种发展模式竞争的新格局（注：参见齐勇锋：《论多元文化共存与多种发展模式竞争》，载《探索与争鸣》，2013（5）。），世界经济中心不可逆转地从以欧美基督教文明为核心的大西洋地区向以中华文明为核心的亚太地区转移，亚洲大陆已经迎来了蓬勃兴起的新世纪曙光。
当今世界，随着科技革命和经济全球化、信息化的深入发展，人类社会已经形成了利益共生共荣的“地球村”，面对金融危机、粮食安全、水资源和能源短缺、核扩散、恐怖主义、文明冲突、疾病流行、气候变化和生态危机等诸多全球性挑战，需要各国和各方面力量携手应对。而长期以来由西方发达国家主导的国际秩序，至今仍存在着诸多不利于发展中国家之处。中华民族的和平发展和伟大复兴，极大地增强了发展中国家和世界和平与稳定的力量，无论是在联合国大会和应对与解决国际金融危机的20国集团峰会、朝核六方会谈、伊朗核问题六方谈判、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还是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和世界贸易组织的多边谈判中，中国以其日益增长的经济、军事硬实力和文化软实力所体现的综合国力，在反映发展中国家的利益诉求、构建国际新秩序中发挥着越来越大的作用。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发展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始终是在各方面特别是西方某些人士的质疑声中前行的，这既反映了“西方中心主义”的偏见，也说明了中华民族实现伟大复兴和人类文明转型仍然需要经历一个长期曲折的过程。“青山遮不住，毕竟东流去。”回顾过去，展望未来，只要我们坚定不移地沿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阔步前进，就一定能够在一个不太长的时期内，发展和完善中国特色的新型文明形态，最终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战略目标，为人类社会进步和文明转型做出创造性、包容性和引领性的贡献。
（原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研究》，2014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