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的历史意义

1978年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是改革开放的重要标志，也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新的历史起点，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史中占有重要的地位。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前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以及邓小平在会议闭幕式上做的题为《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的重要讲话，为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做了充分的和直接的准备。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从根本上冲破了长期“左”倾错误的严重束缚，重新确立了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路线、政治路线和组织路线，实现了工作重点转移，做出了改革开放的伟大决策，对推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程，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具有深远的历史意义。

1．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的准备

“文化大革命”结束后，通过深入揭批林彪、 “四人帮”的斗争和真理标准问题的大讨论，纠正了被他们颠倒的许多思想理论是非，打破了林彪、 “四人帮”的精神枷锁，解放了人们的思想。平反冤假错案、落实干部政策逐步开始开展并取得了显著成效。1977年7月17日，党的十届三中全会通过了《关于恢复邓小平同志职务的决议》，决定恢复邓小平的中共中央委员、中央政治局委员、常委、中共中央副主席、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国务院副总理，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的职务。这些都为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提供了思想、组织上的准备。正如邓小平后来所说： “粉碎‘四人帮’以后三年的前两年，做了很多工作，没有那两年的准备，三中全会明确地确立我们党的思想路线、政治路线，是不可能的。所以，前两年是为三中全会做了准备。”^（29）其中，最重要的或最集中的体现是1978年11月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正如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公报所指出的： “在全会前，召开了中央工作会议，为全会作了充分准备。”^（30）中央工作会议突破了原来设想的关于经济问题的议题，开成了全局性的拨乱反正和开创新局面的重要会议。

第一，平反冤假错案问题。平反冤假错案工作早在中央工作会议前就开始了，但是进展较为缓慢。会议各小组都强烈要求尽快为天安门事件平反，为受到迫害的同志平反。在这种情况下，中央批准由北京市委常委扩大会议宣布对天安门事件平反，对因此受到迫害的同志一律平反，恢复名誉。11月25日华国锋代表中央政治局在会上宣布，为天安门事件公开彻底平反；为所谓“二月逆流”和“薄一波等六十一位叛徒集团”重大错案平反；纠正对彭德怀、陶铸等同志所做的错误处理；一些地方性重大事件由地方处理，中央发过文件的，要将处理意见先报中央批准；康生、谢富治民愤较大，要对他们进行揭发和批判等。

第二，真理标准讨论问题。会议讨论中几位宣传口的负责同志发言，为自己的错误进行辩解，指责批评他们的人意在“砍旗”。这种观点受到多数同志的批评。不少同志在讨论中也对《红旗》杂志和中央宣传部门负责人提出批评，希望他们端正态度。在代表们的批评帮助下，到会议末期，几位受到批评的宣传口的负责同志，先后都表示了接受批评的态度，并程度不同地做了检讨。

第三，工作重点转移问题。全党工作重点转移是中央工作会议讨论的重要内容。在会议开幕讲话中，华国锋就从国内外形势要求阐述了工作重点转移的必要性，指出全党工作着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这个中心问题，关键是实现全党工作重点转移要以什么思想为指导，是否仍然要坚持以阶级斗争为纲。

第四，经济工作安排问题。会议在讨论中，揭批了农业战线上的一些“左”倾错误表现，认为应继续贯彻执行以农业为基础的方针，尽快把农业生产搞上去。会议对《关于加快农业发展速度的决定》和《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试行草案）》做了重大修改，提交三中全会审议。会议总结了建国以来经济建设的经验教训，指出了国民经济中重大比例失调问题和生产、建设、流通、分配中的混乱现象，提出必须采取一系列新的措施，纠正急于求成造成的错误倾向，解决好国民经济重大比例失调等问题。

邓小平在闭幕会上发表了题为《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的重要讲话。这篇讲话不仅提出和回答了在历史转折关头的一系列根本性问题，为中央工作会议做了总结，也为即将召开的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提供了指导思想，成为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主题报告。

邓小平指出，解放思想，开动脑筋，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首先是解放思想，只有思想解放，才能正确地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解决过去遗留的问题，解决新出现的一系列问题。 “一个党，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如果一切从本本出发，思想僵化，迷信盛行，那它就不能前进，它的生机就停止了，就要亡党亡国。”^（31）

邓小平还指出： “实事求是，是无产阶级世界观的基础，是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基础。过去我们搞革命所取得的一切胜利，是靠实事求是；现在我们要实现四个现代化，同样要靠实事求是。”^（32）“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争论，的确是个思想路线问题，是个政治问题，是个关系到党和国家的前途和命运的问题。”^（33）

邓小平强调，解放思想，开动脑筋，一个十分重要的条件是要真正实行无产阶级的民主集中制，要特别强调民主，这是因为正确的集中必须建立在充分的民主之上，而在过去一个相当长的时间内，民主集中制没有真正实行，民主太少，离开民主讲集中。因此，要充分发扬民主，真正实行无产阶级的民主集中制，才能使大家解放思想，开动脑筋，从而尽快实现四个现代化。要保障人民民主，必须加强法制，使民主制度化、法律化。

邓小平提出，解决历史遗留问题的目的是为了团结一致向前看，顺利实现全党工作重心的转变。凡是过去搞错的东西，要本着“有错必纠”的原则给予改正，不能够一下子解决的问题，要尽快实事求是地解决，不拖泥带水；要从大处着眼，妥善解决好过去遗留的问题。

邓小平提出，要及时研究新情况和解决新问题，特别注意克服官僚主义，加强责任制；在经济政策上，要实行让一部分地区、一部分企业、一部分工人农民先富起来的政策，这是一个大政策，一个能够带动和影响整个国民经济的政策。允许一部分地区、一部分企业、一部分工人农民，由于辛勤努力成绩大而收入先多一些，生活先好起来。一部分人生活先好起来，就必然产生极大的示范力量，影响左邻右舍，带动其他地区、其他单位的人们向他们学习。这样，就会使整个国民经济不断地波浪式地向前发展，使全国各族人民都能比较快地富裕起来。

总之，这次会议上党的许多老一辈革命家，对“文化大革命”结束后两年来党的领导工作中出现的失误提出了中肯的批评，对党的工作重点转移到经济、政治方面的重大决策，党的优良传统的恢复和发扬等，提出了积极的建议。邓小平在会议闭幕式上做了题为《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的重要讲话。这次中央工作会议，为随即召开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做了充分准备。

2．十一届三中全会的主要内容

1978年12月18日，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这次会议历时5天，12月22日闭幕。会议结束了粉碎“四人帮”之后两年中党的工作在徘徊中前进的局面，实现了建国以来党的历史的伟大转折。这个伟大转折，是全局性的、根本性的，集中表现在以下几个主要方面：

第一，坚决批判了“两个凡是”的错误方针，充分肯定了必须完整地、准确地掌握毛泽东思想的科学体系。会议一致认为，只有全党同志和全国人民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指导下，解放思想，努力研究新情况新事物新问题，坚持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联系实际的原则，我们党才能顺利地实现工作中心的转变，才能正确解决实现四个现代化的具体道路、方针、方法和措施，正确改革同生产力迅速发展不相适应的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会议着重指出，毛泽东同志在长期革命斗争中立下的伟大功勋是不可磨灭的。如果没有他的卓越领导，没有毛泽东思想，中国革命有极大的可能到现在还没有胜利，那样中国人民就还处在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的反动统治之下，我们党就还在黑暗中苦斗。毛泽东同志是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他对于包括自己在内的任何人，始终坚持一分为二的科学态度。要求一个革命领袖没有缺点、错误，那不是马克思主义，也不符合毛泽东同志历来对自己的评价。党中央在理论战线上的崇高任务，就是领导、教育全党和全国人民历史地、科学地认识毛泽东同志的伟大功绩，完整地、准确地掌握毛泽东思想的科学体系，把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普遍原理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具体实践结合起来，并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加以发展。

第二，高度评价了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确定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的指导方针。会议高度评价了关于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问题的讨论，认为这对于促进全党同志和全国人民解放思想，端正思想路线，具有深远的历史意义。一个党，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如果一切从本本出发，思想僵化，那它就不能前进，它的生机就停止了，就要亡党亡国。会议对进一步继承和发扬毛泽东同志所倡导的马克思主义学风，即坚持唯物主义的思想路线问题，展开了深入的讨论，确定了解放思想、开动脑筋、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的指导方针。

第三，果断地停止使用“以阶级斗争为纲”，做出把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的战略决策。会议认为，毛泽东同志早在建国初期，特别在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就再三指示全党，要把工作中心转到经济方面和技术革命方面来。由于我们对于社会主义建设缺乏经验，工作指导上发生了一些缺点和错误，也妨碍了党的工作中心转变的完成。现在就整体来说，实行全党工作中心转变的条件已经具备。我们国内现在还存在着极少数敌视和破坏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反革命分子和刑事犯罪分子，我们决不能放松同他们的阶级斗争，决不能削弱无产阶级专政。但是大规模的急风暴雨式的群众阶级斗争已经基本结束，对于社会主义社会的阶级斗争，应该按照严格区别和正确处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的方针去解决，按照宪法和法律规定的程序去解决，决不允许混淆两类不同性质矛盾的界限，决不允许损害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所需要的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

第四，提出了要注意解决好国民经济重大比例严重失调的要求，制定了关于加快农业发展的决定。全会讨论和原则同意1979年和1980年的国民经济计划安排是积极的可行的。会议指出，由于林彪、 “四人帮”的长期破坏，国民经济中还存在不少问题。一些重大的比例失调状况没有完全改变过来，生产、建设、流通、分配中的一些混乱现象没有完全消除，城乡人民生活中多年积累下来的一系列问题必须妥善解决。我们必须认真地逐步地解决这些问题，切实做到综合平衡，以便为迅速发展奠定稳固的基础。基本建设必须积极地而又量力地循序进行。会议深入讨论了农业问题，同意将《中共中央关于加快农业发展若干问题的决定（草案）》和《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试行草案）》发到各省、市、自治区讨论和试行。全会认为，全党目前必须集中主要精力把农业尽快搞上去，因为农业这个国民经济的基础，这些年来受了严重的破坏，目前就整体来说还十分薄弱。只有大力恢复和加快发展农业生产，坚决地、完整地执行农林牧副渔并举和“以粮为纲，全面发展，因地制宜、适当集中”的方针，逐步实现农业现代化，才能保证整个国民经济的迅速发展，才能不断提高全国人民的生活水平。会议还讨论了加强农业科学教育、制定发展农林牧业的区域规划、建立现代化的农林牧渔业基地、积极发展农村社队工副业等重要问题，决定采取相应的措施。

第五，提出了加强社会主义民主和健全社会主义法制的任务。会议对民主和法制问题进行了认真的讨论。会议认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需要集中统一的领导，需要严格执行各种规章制度和劳动纪律。但是必须有充分的民主，才能做到正确的集中。由于在过去一个时期内，民主集中制没有真正实行，离开民主讲集中，民主太少，当前这个时期特别需要强调民主，要厘清民主和集中的辩证统一关系，使党的统一领导和各个生产组织的有效指挥建立在群众路线的基础上。在人民内部的思想政治生活中，只能实行民主方法，不能采取压制、打击手段。要重申不抓辫子、不扣帽子、不打棍子的“三不主义”。各级领导要善于集中人民群众的正确意见，对不正确的意见进行适当的解释说服。宪法规定的公民权利，必须坚决保障，任何人不得侵犯。为了保障人民民主，必须加强社会主义法制，使民主制度化、法律化，使这种制度和法律具有稳定性、连续性和极大的权威，做到有法可依，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会议提出，从现在起，应当把立法工作摆到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的重要议程上来。检察机关和司法机关要保持应有的独立性；要忠实于法律和制度，忠实于人民利益，忠实于事实真相；要保证人民在自己的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不允许任何人有超于法律之上的特权。

会议还审查和解决了党的历史上一批重大冤假错案和一些重要领导人的功过是非问题，增选了中央领导机构的成员。

3．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的历史意义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从根本上冲破了长期“左”倾错误的严重束缚，重新确立了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路线、政治路线和组织路线，实现了工作重点转移，做出了改革开放的伟大决策，对推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程，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具有深远的历史意义。

第一，实现了伟大的历史转折，成为新的历史时期的伟大开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实现了新中国成立以来我们党历史上具有深远意义的伟大转折，开启了我国改革开放历史新时期。

实现党的思想路线、政治路线和组织路线的历史转折。胡锦涛在纪念改革开放30周年讲话中指出： “十一届三中全会标志着我们党重新确立了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路线、政治路线、组织路线，标志着中国共产党人在新的时代条件下的伟大觉醒，显示了我们党顺应时代潮流和人民愿望、勇敢开辟建设社会主义新路的坚强决心。”^（34）

做出改革开放的伟大战略决策。从以阶级斗争为纲转变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从僵化半僵化转变到各方面改革，从封闭半封闭转变到对外开放，这三大转变，同随后提出的坚持四项基本原则一道，构成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的框架。从此，改革开放成为党和国家历史发展的最引人注目的时代内容。邓小平指出，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提出的一系列新的政策，从国内来说，最重大的有两条，一条是政治上发展民主，一条是经济上进行改革，同时相应地进行社会其他领域的改革。又指出，改革包括对外开放在内。同时全会提出全党目前必须集中主要精力把农业尽快搞上去，开始了农村经济体制改革。

开始系统地清理重大历史遗留问题。十一届三中全会期间解决了历史上遗留的一批重大问题和一些重要领导人的功过是非问题。同时会议又强调，要坚持“实事求是、有错必纠”的原则，提出平反冤假错案“还要坚决抓紧完成”的任务。这为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做了思想准备。同时，平反冤假错案开始快速推进，至党的十二大平反冤假错案工作基本结束。

1986年4月，邓小平在会见南斯拉夫社会主义联邦共和国主席团主席弗拉伊科维奇时的谈话中指出： “一九四九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到现在快三十七年了。这中间，中国走的道路很曲折，有顺利发展的时期，也有遭受挫折的时期。 ‘文化大革命’结束以后，我们冷静地估计了形势，考虑今后的路怎么走。界限的划分是我们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这次会议确定了一系列新的方针和政策”^（35）。1987年5月，邓小平在会见荷兰首相吕德·吕贝尔斯时的谈话中指出： “中国真正活跃起来，真正集中力量做人民所希望做的事情，还是在一九七八年底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36）胡锦涛在党的十七大报告中指出： “一九七八年，我们党召开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启了改革开放历史新时期。从那时以来，中国共产党人和中国人民以一往无前的进取精神和波澜壮阔的创新实践，谱写了中华民族自强不息、顽强奋进新的壮丽史诗，中国人民的面貌、社会主义中国的面貌、中国共产党的面貌发生了历史性的变化。”^（37）从发挥历史转折点的作用来看，十一届三中全会和遵义会议的意义是相同的。

第二，拨正社会主义发展航向，开辟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1956年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的确立，为当代中国的一切发展进步奠定了根本的制度基础，这是历史的必然和人民的选择。我们必须肯定我们现在的社会制度比较旧时代的社会制度要优胜得多，必须牢记只有社会主义能够救中国这个历史性的真理，因而坚定不移地坚持社会主义基本制度。但是社会主义不是僵化的、凝固不变的事物。在社会主义制度建立不久，毛泽东就指出，在社会主义社会中，基本的矛盾仍然是生产关系和生产力之间的矛盾，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之间的矛盾。我国社会主义生产关系已经建立起来，它是和生产力的发展相适应的，但是，它又还很不完善，这些不完善的方面和生产力的发展又是相矛盾的。正因为如此，我们的社会主义制度还需要有一个继续建立和巩固的过程，需要经过社会主义制度本身，克服它的某些环节上的缺陷，使之不断地完善起来。在实践中，毛泽东及早地发现苏联体制弊端，并对符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经济、政治体制进行了探索，取得了一系列重要的理论成果。但是1957年反右扩大化后，由于对“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问题认识的失误以及其他因素影响，党对符合中国实际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探索出现曲折。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不仅重新确立了党的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而且果断停止“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口号，做出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实行改革开放的伟大决策，拨正了社会主义发展的航向，开始探索适合中国特点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形成的起点。正如江泽民指出的： “伟大的社会主义改革开放，是由这次全会揭开序幕的。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新道路，是以这次全会为起点开辟的。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邓小平理论，是在这次全会前后开始逐步形成和发展起来的。”^（38）

第三，纠正了“左”倾错误，开启了新时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历程。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首要前提是打破思想僵化，正确对待马克思列宁主义。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重新确立了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同时，邓小平强调解放思想的作用。他指出： “首先是解放思想。只有思想解放了，我们才能正确地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解决过去遗留的问题，解决新出现的一系列问题”^（39）， “只有解放思想，坚持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联系实际，我们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才能顺利进行，我们党的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理论也才能顺利发展”^（40）。实事求是构成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成果的精髓。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确立了正确对待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正确方针，符合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基本原则。全会指出： “毛泽东同志在长期革命斗争中立下的伟大功勋是不可磨灭的。”^（41）“毛泽东同志是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他对于包括自己在内的任何人，始终坚持一分为二的科学态度。”^（42）“党中央在理论战线上的崇高任务，就是领导、教育全党和全国人民历史地、科学地认识毛泽东同志的伟大功绩，完整地、准确地掌握毛泽东思想的科学体系，把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普遍原理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具体实践结合起来，并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加以发展。”^（43）这是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基本原则的恢复和强调，也指明了开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新道路的方法原则。我们开始逐步回到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正确轨道上来，我们将永远沿着这个轨道前进。

另外，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确立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实行改革开放的伟大决策，并在政治、经济、外交等方面提出新的政策主张，提出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战略目标，构成了新时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核心思想，其本身就是新时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成果。

第四，形成了新的领导集体，成为推进改革开放的重要保障。列宁指出，阶级通常是由政党来领导的；政党通常是由最有威信、最有影响、最有经验、被选出担任最重要职务而称为领袖的人们所组成的比较稳定的集团来主持的。斯大林也提出，政治路线确定之后，干部就是决定的因素。成熟的正确的中央领导集体和领导核心的确立关系到党和国家的命运，是中国发展和进步的重要保障。1978年12月召开的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形成了以邓小平为核心的党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开辟了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时期。邓小平后来回忆：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建立了一个新的领导集体，这就是第二代的领导集体。在这个集体中，实际上可以说我处在一个关键地位。”^（44）“第二代实际上我是核心。”^（45）同时邓小平强调： “我算是个领班人，但我们还是一个集体。”^（46）“从我们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开始产生了第二代领导集体，包括我在内，还有陈云同志、李先念同志，还有叶帅。”^（47）新的领导集体成为领导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在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路上开拓前进的核心力量和重要保障，他们承担起艰巨的使命，实现了伟大的历史性转折，开创了我国社会主义事业发展的新时期。